我的抽屉里,有一只牛皮纸的信封,里面是一本书,书里夹着几张发黄的纸。我知道具体的内容,也知道它们代表的含意,轻易不去打开它,细细地推算一下,大概有四五年没有动它了,尽管我常常看见它们,而且,在内心,我知道他们静静的存在,对我未来生活的意味。
今天一早,我刚到科室就听说,医院要重新规划,紧靠南墙的太平间,配电房和木工房,都要拆了。这个消息让我的心一痛,久违的心酸和悲哀,像决堤的河水,顷刻间就蔓延和淹没了我的全身,几乎不能自持。中午回到家,我急急忙忙打开抽屉,拿出已经磨破的牛皮纸的信封,怔怔地不知道是否该打开它,老夏,那一张似乎精心设计过的,只显示75%的笑脸,活灵活现地,凸到了我的眼前。
九十年代初,我从医学院毕业,回到了家乡,分在县医院,做了一名临床医生。第一年在外科轮转,第二年定科。我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想做个手到病除的外科医生。每天下班后,不管是不是值班,我都呆在急诊室,抢着做一些下手的活,还乐此不疲,反正住在医院,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那年的夏天很热,人都燥狂,天天有打架的来急诊室,头破血流,我正好有机会练练基本功,清创,切开,止血,缝合。有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了,一直不忙,护士们笑我没有练兵的机会了。我刚到医院,脸嫩,不敢回嘴,只好低头喝茶。正说着,外面一阵哭闹,我知道来病人,忙趁机会跑了出来,免去了尴尬。一帮人抬着门板进来了,门板上的人,全身是血,那血,从大门一直滴到急诊室里,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和哀伤。哀伤是因为巨大的哭声,足以掩盖黑暗中所有的声响。我和值班的主治医师一起走过去,一听心跳呼吸,都没有了,就知道,人已经死了。问缘由,是建新房,从梁上摔下来的。大概是摔破了脾脏,又在乡村,等叫车送到城里,没救了。一说死讯,哭声更响了。主治医师走了,我在一旁暗自叹息,值班护士走过来,对我说:“别发呆,去叫老夏啊。”
我不解:“老夏?”
护士问我:“老夏!”
我问:“谁啊?做什么的?”
一起大笑起来,又一起掩住嘴,怕被病人家属听到,值班医生过来,对我小声地说:“就是住在太平间隔壁,专门给死人穿衣服的,你去一趟,就说急诊室有事情,他就知道了。”
“啊!去太平间?”我不自觉中发出了声。
“害怕?不会吧。就在住院大楼后面,路不远,快去吧。急诊室还要来别的病人啊。”值班医生用命令的口吻说话了。
我只得满心不情愿地向后面走去。我不是怕死人,是担心来了新病人,没有参与抢救的机会。
太平间并不难找,就在住院大楼的后面,紧靠着医院的南墙,一间可以看到天的平房,再过去,有个小间,斜接着太平间,我推测,该是老夏的住处了。我离得远远的,先喊了一声:“老夏!老夏!急诊室有事情了。”
“急诊室吗?就来!”居然是普通话,虽然带有吴语的口音,但在我们这一带,算是很标准的了。
我立刻如释重负,知道完成了任务了。刚要转身,老夏说话了:“你是刚来的医生吧,没听过你的声音么,我还有几件衣服,漂一漂就好了,你可以先走,也可以等我。你姓什么?”
好奇心立刻拉回转了我的脚步,我慢慢地靠近那间小屋,灯火很明亮,明亮的灯火下,一位七十开外的老头,上身圆领的老头衫,下身长裤,还穿着袜子,套着拖鞋,满弓满架,正在漂洗他的衣服。这么热的天,这么大的年纪,居然穿得如此的齐整,令人不可思议。漂洗的衣服不多,就一件圆领的老头衫,一条长裤,一条短裤,都是他自己。从身架和手势看得出很熟练,完全可以和我的母亲媲美。他背对着光,但我可以看得出他在对我笑。那笑,就是我后来形容他的,似乎精心设计过的,只展现了75%的笑。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他从事的工作,使他形成了职业性的笑,不可以做到100%的笑容,那样容易让周围的人不舒服。我却不这么看,第一次,我就发现,那笑里,包含沧桑和无奈,这是后话了。
他很熟练地漂洗,拧干,晾好,再洗净手,整好衣服,套起胶布围裙,换好胶鞋,点好烟,来到隔壁的太平间,推起帆布车,跟在我后面,向急诊室走去。一路上,我听他哼着什么,细一听,好象是京戏,带点凄婉的味道,歌词听不确切,但我能听明白,他哼来哼去,就那一句。
来到急诊室,死者的家属们,又不愿意让死者留在医院的太平间了。此地的风俗,死人要留口气回家,据说这样,死者死后,魂灵才识得家,方可以获得亲人的供奉。既然如此,大家也不勉强,老夏就只好推着空车,依旧哼着他的戏词,衣着整齐地回了太平间。
这就是我老夏的第一次相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大热天也穿得整整齐齐,烟瘾极大,走路爱哼着戏词,似乎挺乐观的一个老头,仅此而已。
那时医院的生活条件并不完善,夏天洗澡没有公共浴室,只在锅炉房,有间小小的水池,是烧锅炉的工人们,下班后,自己洗澡的地方,不对外开放。我们一帮小年轻,身体也壮,平时就是冷水澡。想洗热水澡了,就去找烧锅炉的小王,他喜欢钓鱼,都叫他王阿呜(猫吃鱼的声音)。他爱抽烟,我们常常把科室里,病人递的散烟,收集起来,晚上就送给他,顺便就可以洗把澡。那些没有“后门”的人,就只能把水打回宿舍,擦擦身,意思意思。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些医生,也来医院打水回家洗澡,水就不够了。医院的后勤,为了限制用水,要求不住宿舍的人,打水一律要买水筹,一毛一根,一根一壶热水。那天,我和科室的几个小年轻,正准备到锅炉房洗个澡,在锅炉房大门外,和小王说着笑话,老夏来了。大热的天,还是一身整整齐齐的穿戴,尤其脚上,穿着丝袜,还套着双皮鞋。看上去,确实比一般的老人精神。他左手两个水瓶,右手一只大水壶,看到小王了,先点点头,把三根水筹,放到了板凳上的铁盒子里。然后,再去打水。水灌好了,他再跟小王点点头,依旧哼着那句听不清楚的戏词,身板挺挺地向太平间走去。在人来人往的打水队伍里,我无意间发现,放水筹的铁盒里,就只有三根水筹。我带着疑问的目光,转向小王,因为收水筹,是他的工作范畴。小王看到了,嘴一撇:“公家的水,那么认真做什么?你也不想想,什么人才有资格住在医院附近?都是各科室的主任啊!这帮老家伙不主动给,你去追着要?就他,说天天打水洗澡的,明明住在医院里么,能省不省,真是个轴货。”
从那一刻开始,我注意起了老夏。因为职业的原因,在医院,基本上没人跟他打交道,谁也不屑去注意到他。
真正和老夏的亲密接触,是我的朋友父亲的死亡。
应该是那年十月底的事情了。我朋友的父亲,一直有高血压病,突然并发脑梗塞,住进了内科。经过半个多月的抢救,没能救活,晚上八点多钟,去世了。全家人哭成一片,都没了主意。我毕竟在医院呆了一段时间,有了些经验,问他们如何处理。朋友说,就放太平间吧,家里是楼房,又小,根本放不下的。我就当仁不让地去请老夏了。我来到老夏的屋外,轻声地问:“老夏在吗?”
门里老夏说:“哪个科有事情啊?”
我说:“是内科。”
老夏说了:“是于医生吧,进来吧,我还有几针收一收,马上就好。”
我第一次,推开了老夏的门,走进了老夏的房间。
老夏那年,按照准确的年龄来算,该有七十一,二了,但他的房间,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孤寡老头的房间,有异味和零乱。房间大概十四个平方左右,地上和墙上,一尘不染。家具不多,就两只大衣柜,一只杂物柜,几张木凳,一张床。床下有夜壶,老式的那种。换洗的内衣,一件件叠好,放在床头。杂物柜分好几档,最上面一档,散放着一叠旧报纸,和几本厚薄不一的书。我这人,对书有天然的亲和力,立刻就走了过去,一本是没有封面的《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两本厚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下两册,再有一本,是繁体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的。还有几本大开本的书,居然是毛衣的编织技巧之类的书籍。老夏呢,就坐在房间的中间,那张唯一的藤椅上,在织毛衣!
我当时就惊住了。
老夏在织毛衣!
老夏头也没抬,娴熟地收好针,抹平毛衣的前摆,放平在床上。也不看我,随口便说:“给我女儿织的,马上天冷了。”
他起身,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套起胶布围裙,换胶鞋,点好烟,拿好钥匙,打开隔壁的太平间,推起帆布推车,对我说:“于医生,走吧。”
他的井然有序,让我充满了疑问。为什么在任何情况面前,他总是从容不迫呢?
来到内科,老夏先问家人,穿戴的衣服准备了没有。家人说都准备了,老夏说,那你们把衣服拿来,都出去吧。对我说:“于医生,你留下,帮我一把,不害怕吧。”
我当然不怕。我朋友的父亲,我一向称他为伯父,叫了有十多年了。直至他死,我都在他身边,没有丝毫的害怕。我是奇怪,为什么老夏会让我留下?
老夏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来一盆热水,先绞一把热毛巾,捂在张开的嘴上。他说,如果不及时用热水捂嘴,到火化前,嘴都是张开的,很不雅观。果然,只五分钟左右,老夏拿走毛巾,用手轻轻一托,嘴就合上了。然后就是脱去全部的衣服,抹身。疾病死亡的还好,全身只是有点脏,如果是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那最难收拾了。全是血,还有油污,还有垃圾,还有没有缝合的伤口,那样抹身才困难呢。抹好身,穿衣服了,讲究了,要上四下三。为什么要这样?我问老夏,他也说不出来,他说,从他开始做这一行,就有了这样的规矩。我看他穿起来非常的利索,根本就不用我帮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有了问题就问。据他说,穿衣服要赶在死亡的两小时以内,不然骨头就硬了。我想起了读书时学过的法医学,尸僵的时间,好象就是两个小时,他不知道理论,但他会用。衣服穿好了,套袜穿鞋,鞋有讲究,前面要放点纸钱,算是买路钱,阎王好见,小鬼难挡。怕小鬼挡路,延误了赶路的时间。鞋一定要合脚,合脚才跑得快,能尽早投胎,投个好人家,免得下辈子做牛做马。洗漱穿戴完毕,老夏要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把伯父的身体,抬上帆布车。要脚向外,头朝里,意思是一路走好。然后,在一片哭声中,向太平间走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自始至终,他的嘴上,都拖着一根烟。说拖,是因为那支烟只有很小的一点叼在他的嘴里,其余向下斜着,烟灰再长也不抖掉。也不见那烟在燃着,但是,当工作进入了关键时刻,他就狠命一吸,红光闪闪,烟灰直掉,满鼻满眼都是烟味了。等烟散了,他的衣服也穿好了。我的理解,那烟,从某种意义上,是他的防毒面具。
一路上,他不紧不慢,嘴里还是哼着那句戏词,我想了几次,都没敢开口,他唱的到底是什么呢?
快要进太平间了,我和朋友走在前,因为屋矮人高,老夏赶忙叫:“低头!低头!唉啊,再高的人,到了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摆好尸体,脸上化妆,妆毕,黄纸罩脸,点上蜡烛,烧上香,放起了哀乐,伴着阵阵哭声,哀伤痛苦的味道就出来了。本地的风俗是三朝,即要放三天,任亲戚朋友凭吊和瞻仰。我和朋友到一边,跟老夏谈价钱。常规的是680元,包括穿衣,化妆,蜡烛,香,纸钱等一概用品。老夏问我:“是你什么人?”
我说:“世交,一直叫伯伯的。”
老夏说:“那就算五百。一分不多收。”
我说:“那不行,你做几个钱不容易的。”
老夏笑得有点得意,难得看到的表情,声音很小:“于医生,也就跟你说,这个医院,除了院长,就是我的钱多。说定了。”
老夏说完,就走回他自己的房间了。一会儿,拿着水瓶和水壶,要去打热水。我奇怪,天近十月底,已经很冷了,他还要打热水,在自己的屋里洗澡吗?
我陪着朋友和他的家人,准备一起守夜。天很冷,我们的心更冷。哀叹和讲述一样的哭诉,使人肝肠寸断。几个亲戚在忙碌着,做白衣,联黑套,缝小红帽子,那是第三辈的小人必须戴的。已经有亲戚来吊唁了,要忙着接待,子女和爱人要陪着一起磕头,我没什么事情了,就慢慢地踱到了老夏的门前。听得水声一片,还夹杂着他的哼哼,还是那句凄婉的戏词,带了点苍凉的味道。我不敢出声,静静地蹙在门边。他唱得有板有眼,我在心中静静地默数,这句词,完整地唱完,足足要两分钟的时间。在他反复的吟唱中,我慢慢地听出来了,那戏词好象是这样的一句话: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最后两个字还是没听清楚。
为什么他要反复地哼唱这样一句戏词呢?我觉得老夏本身,就是个谜。在不知不觉中,我对他有了更大更浓的兴趣。
门忽然开了,灯光象聚拢的强光一样,罩住了我全身。我一下子脸就红了,好象一个正在掏包的贼,被人当场捉住了双手。老夏是出来倒水的,他看见是我,并不吃惊,倒完水,对我说:“今晚没有觉睡了,先到我屋里坐坐吧。”
我只好跟着走进了房间。这是第二次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在如此寒冷的夜里,一进如此温暖的家,简直是天壤之别啊。房间里所有的陈设,看上去都觉得亲切,恍惚中好像走进了自己的家中。
老夏,即使在自己屋里,也穿戴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得根根见底,他拖过藤椅,继续织他的毛衣,我坐在一旁的木凳上,端着他泡给我的热茶,东张西望,忽然发现,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
老夏突然问我:“医院宣传橱窗里的字,你写的?”
我先是一楞,后来才想起来他问的什么。
十·一国庆,医院要出一期宣传栏,我写了幅字,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用的是行楷。应该说花了点工夫的,可惜进了橱窗,除了博得几句好之外,没人真正地给过我发自内心的赞扬。我没想到,老夏居然也看到了。
我局促地点点头:“是我写的。”
老夏说了:“整幅字的风格可以,布局不是十分妥当,结句的字写得无力,大概是什么事情催促的。”
我惊呆了。
说的一点也不错!
那天在宿舍,我正在紧张地结句,一个宿舍的几个同事,催着要打牌,我没办法,只的草草收了。写完后看看,确实不够完满,因为时间紧,也就交了上去。
没想到被老夏看出来了!
老夏说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摹过几张帖,后来么,不说了。”说完,他又哼起了那句戏词。
这回的音调里,含着无奈了。同样的一句戏词,在他的嘴里,居然有多种多样的含意,真是不可思议。
我已经不再惊奇了,因为,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在他的身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我想问他的是:“天这么冷,你怎么还在屋里洗澡呢?冻坏了怎么办?”
老夏说了:“你不知道,我做这行的,去浴室洗澡,别人要嗔怪的。况且,我是要天天洗的,上浴室也太费钱了。”
“天天洗澡?”我隐隐地知道些什么,却又不是十分清楚。
老夏说:“做我这行的,要自觉。天天洗个澡也不为难,别让人说闲话。”
我看他织毛衣的神态,象在含笑面对着自己的儿女一般,忍不住又要问了:“看你织毛衣的样子,就象我的母亲。你怎么学会的?”
老夏头也不抬:“不要学的,当你觉得生活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的。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这是我第二次听他说这句话。
等于没说,我再转移话题:“你女儿多大了?在哪里啊?我从来没见过么?”
说到他女儿,老夏的脸,又展示了他惯有的,75%的笑容了:“她在读书,苏州大学,师范,本科啊,还有两年毕业。高考的时候说做老师不好,嫌苦,我帮她报的师范。天地君师亲,做老师怎么不好啊?”
老夏说这话的时候,很得意,不象他惯常的为人态度。
我说:“你织的毛衣,她肯穿?”
老夏更得意了:“我都是按照最流行的样式织的,一般的人还织不出来呢。这几年流行宽松的棒针衫,你看我手上的,就是的,宽宽大大的,我女儿个子高,皮肤白,套在身上,更好看了。”
他又哼起了戏词,这回是加了速度了,变得欢快了,象刘德华的歌曲《忘情水》的前奏了。
我还想再说几句,朋友叫我去帮忙了,我只得跟老夏道别。
那两个晚上,我只要一得空,就到老夏屋里去呆着。有时闲聊几句,有时就坐会,也不说话。我已经很熟悉,他的所有的外在的举动和言行习惯。但他的内心,我深入不进去,即使在医院,也没人知道他的从前。他的来历和经历,对大家,都是一个迷。也许,了解这一切的人,都不在了。毕竟,老夏已经七十多了。
从那以后,我和老夏就算熟悉了。老夏除了“主持”太平间的工作,还有一项兼职,就是不定期地到每个科室,收集装药品的纸盒和纸板,卖到废品站,卖得的钱,要交给医院的后勤,到年底,按照比例给予提成。因为他的烟瘾极大,所以他每次来,我就把平时注意收集的散烟,用病历纸包好,送给他。他照例是用嘴指指自己的口袋,我替他放进去,他从不用手接别人的东西。因为,他除了替死者穿衣服以外,做其他的事情和跟人打交道,都戴着一副薄薄的塑料手套。他的那双手,似乎是专为死者而裸露的。当然,在他自己的屋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譬如,为女儿织毛衣时,他的手也是赤裸的。有时,我也跟他开玩笑,问他忙不忙啊?他说忙,我就说,那么钱多得用不完了?他马上说,用得完,用得完。他会接着叨叨地说他一天的开销。我有一次故意问他,收不收徒弟啊,我说我做他的徒弟吧。我那时一个月才拿五百多块钱,还不如他给死者穿一次衣服呢。我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之后,他立刻就严肃起来,说钱再多,不能代表你活得有尊严,人在世界上,被人尊敬是最大的幸福。我被他一说,从此以后就再不敢说笑了。
那年的年底,有一回他来科室,做完事情了,也不走。我知道他有话说,就靠过去问他,他神情很萎靡,说话也叨叨的不清楚,我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原来,他织好毛衣,亲自去了趟苏州,送到了学校,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看老夏的年龄,以为是她的爷爷,就问她父亲是做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女儿寒假回来就发火了,埋怨他不该去的。毛衣也没穿就带了回来。
我看着老夏,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笑。我很明白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但我不能明说,只得劝解了几句,说女儿的年龄还小,没到知父母恩的年纪,大了就好了。老夏总算是有点精神了,走了。
第一年的轮转结束后,我就分到了外科,做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外科医生。我的初恋也是那一年开始的,她就在外科,护士。那时的狂热,现在想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那一年流行姜育恒的歌,有一首《跟往事干杯》特别的火。那时还没有什么碟,听歌只有磁带。有一天中午,我和护士恋人,去县城最大的音响商店,去买姜育恒的磁带。一进商店,我被一种特别熟悉的旋律而震惊,那是夹杂在巨大的流行音乐里的一丝天籁。我侧着耳朵,向旋律传来的方向移去,护士恋人不知所措,也跟着我移步,到了京剧磁带的柜台。是柜台里的收录机,在放京剧的唱段,而放的这一段,恰好是我听老夏哼过无数遍的那句戏词,一句唱完,整整两分钟的时间。我忙问店员,放的是什么,那店员见我一个毛头小伙子,问这样的问题,颇感意外,在他的思维习惯里,京剧一定是老人的爱好。但他马上很热情地回答了我:“这是程砚秋的《窦娥怨》,这可是他的名段啊。”
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盒磁带,然后就想立刻回宿舍,去听这盘磁带。护士恋人不高兴了,我也确实只顾了磁带,而忘了她的存在。连忙道歉,再去买姜育恒的磁带,已经没有了。只得怏怏地一起回医院。一路上,我的心全部放在了《窦娥怨》上,也学着哼了起来,《跟往事干杯》居然真成了往事,我和护士恋人的故事,从那天起就无疾而终了。
那天回到宿舍,我不顾一切地拆开磁带,塞进我的收录机里,一阵熟悉的旋律从带着沙声的音箱里传出,我静坐细听,前面还有几句道白,一声“妈妈容禀”叫得我心里一颤,然后就是那句戏词了: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惆怅……
原来最后两个字是惆怅。
我不懂京剧,更不懂什么流派,但我能懂音乐和它要表达的含义。这短短的两分钟里,曲折蜿蜒,抑扬顿挫的曲调,配合声情并茂的唱词,把心中无数的冤屈,不满和愤恨,都一起宣泄得恰到好处。
我马上就有了疑问,难道说老夏的心里有着极大的冤屈和愤恨吗?但我没有答案,至少那时根本就没有寻找答案的路径,只是在此后,听到老夏哼哼着走路或者抽烟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心里一次次地想,到哪里能得到答案呢?
我分在外科,正是外科最缺人手的时候。每天,我一上班,先是没完没了的换药,然后是上台,开刀,或者是助手,或者是拉钩,主刀是轮不上的,最后关腹和缝皮是一定留给你的。手术结束了,你下台,回到科室,还要开医嘱。开完医嘱,还要写病历。打个比方吧,就象一个厨师的下手,除了上灶不是你,其他全是你。先是普外,再脑外,再胸外,再骨科。因为我自己选择和向往的,我只能毫无怨言,埋头苦干。这样也好,每个专科都想要我,我自己选的是,骨科。
我选择骨科的原因是,手术简单扼要,不拖泥带水,符合我的性格。那时县城很小,路窄车少,根本没想到,今天会发展成一个很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路宽了,车多了,交通事故频繁之至,让我们忙不胜忙。
很快就是这一年的冬天了,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雪,简单的色彩和环境,让人的心也单调起来,行动和思维渐渐地自我禁锢了。在不知不觉中,我在医院已经渡过了一年多的时光。某天夜班,忙完所有的工作,我忽然想起,还是去年这个时候,和老夏谈心的,不知道他跟女儿的矛盾,化解了没有?他的女儿,今年要毕业了吧。老夏,这样的天气,还天天打水洗澡吗?我猛地想起,真的有很长时间没看到,不,是没想到老夏了。难道仅仅是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吗?还是因为俗务和凡事把我的好奇心和关爱心慢慢地消磨掉了?我没有答案。
春节后的一天,记忆里是正月初十左右,我白班,正忙着写病历,忽然走廊里呼啦啦来了一群人,人群里有医院的正副院长和总护士长以及大外科主任,和我们骨科的主任。我心里奇怪,这是做什么啊?一阵忙碌,人群都聚向了病区东面的一个房间,主班护士叫我了:“于医生,来病人了,45床。”
45床,就是病区最东面的房间,也是条件最好的房间,只安排了一张床,是为了县里的一些干部准备的。我心想,大概是县里某个领导断了筋骨了,不然,医院的那么多领导会巴巴的跑前跑后?
我来到病房,一帮人还在,我们的主任,正亲自为病人做体格检查。病人是个面善的老者,年龄大概七十以上,气色很好,红红润润的脸,长长的白眉,颌下无须,体型偏瘦,长手长脚,手指特别的细长,平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脸色平静,看不出哪里的伤痛。我没敢说话,静静地看着主任做检查,从问话中得知,病人是右侧的股骨颈骨折,在自己家里摔的。
我知道股骨颈的骨折是非常疼痛的,而躺在床上的老人,却一脸的平静,看不出丝毫的痛苦,这让我不得不从心里感到敬佩。检查结束时,我听他们称他为宋院长,说马上就做牵引。说完,大家一起,连同我,都退了出来,只留下家属在房间里。
主任亲自安排手术和医嘱,这是很少有的事情。因为刚刚摔的,要做牵引,加上止血,消炎等处理之后,才能手术的。这一切,都是主任亲自动手的,我只是帮着递东西和搭牵引的支架。一旁的家属在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看上去象是病人的爱人和女儿,似乎她们是内行,在指挥着我们主任做,主任只顾埋头做他的事情,大汗淋漓,一言不发,这在我们主任,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啊。这更让我奇怪。倒是病人自己开口了:“你们歇一歇,出去转转吧,我不要紧。”
等一切都做好了,病人的疼痛似乎缓解了许多,说话的声音高了点,他朝主任点点头:“王主任啊,别见怪啊。女人家,唉!”
我们主任很恭敬地俯过身去,轻声答道:“没关系,我能理解她们的心情,宋院长,你觉得好点了吗?”
老人家点点头:“好多了。你去忙别的事情吧。对不起啊,大过年的,让你们都不得安生。去吧,有什么事情我会叫护士的。”
王主任把我往前一推:“宋院长,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去年刚分来的于医生,他值班,有事情你叫他好了。基本功不错,肯吃苦,是个做外科的料。”
老人跟我点点头,我也朝他点点头,笑了笑,他闭上了眼睛,我和主任悄悄地离开了病房。
在办公室里,我和主任对抽香烟,我写病历,他喝茶,他慢慢地告诉我,关于病人的身份和经历。
病人名叫宋云溪,六十九岁,本县周桥人,父辈是大地主,早年在上海的教会医院读书,学成之后,就回到了故乡。县医院最早的的前身,就是他一手创办的教会医院。解放后,做了县人民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斗后,关了几年。文革后,再次解放,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就离休了。他是外科医生,县城的第一例阑尾切除术,就是他做的。那时刚解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现在医院里的外科医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我们主任的老师,就是宋院长一手带出来的,到我,已经四代了,虽然是虚拟的排名,却是真实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天意,我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了老夏的形象。他们相同的年龄,却是极不相同的命运。
病历写完了,我归置好一切,回到办公室,主任还没走,他等我落坐,递支烟给我,点上,抽了一口,他说:“等忙过这一阵,你写个入党申请书,交给我。你自己努力努力,我再帮你做做工作。小于啊,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医院大外科的意见,把你列为培养对象了。以后啊,你明白吗?”
我没明白。
我工作是做的不错,但那是我的专业啊,我是个医生,难道可以不钻研业务?我喜欢动手,不喜欢静坐,那是我的天性,只不过表现在一个做外科医生的身上,正好符合了工作的特性。我喜欢看病人,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和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人,我喜欢和人的交流和谈话,喜欢揣摩人的性格,可以很快地和人沟通成功,那也是我的性格上的擅长,正好切合了医生的需要。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喜欢,为了工作,为了病人和自己的专业。我没有想过要入党!
我张张嘴,没来得及说话,主任走了。
我该怎么做呢?我问自己,显然,暂时没有答案。
我丢开烦恼,先工作吧。
一周之后,老院长宋云溪,做了股骨头置换术,手术很成功,请的上海的专家来做的,我们主任做的助手,我么,只能是拉钩的干活了。因为他做过十几年的院长,所以,来探望他的人极多。上至省里的高官,下至平头百姓。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有送红包的,有送礼品的,有送人参等补品的,还有提着鸡鸭鱼的,不一而足。房间里的空地,被塞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清理一次,带回家,只留几束花。大量的水果,都被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们“战斗”掉了。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为他换药。换药以后,我会留一会,跟他聊几句,直到他开始输液,我才离开,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手术以后,家属都各自上班了,老太太也不能一直陪着他,要回去做饭,送饭的。我感觉到他很孤单,虽然来探望他的人很多,但毕竟,都是几句场面上的话。而且,都很忙,很快就走了。
大概是手术后的两周吧,我夜班。做好必须做的事情之后,我去宋院长的病房去看看他。刚到门口,听到里面传来了极其开心的笑声,还不只一个人的笑,我觉得有点熟悉,从门上小窗看进去,我一下就目瞪口呆了。
病房里,宋院长半躺在床上,面朝里,手拉着另一个人的手,一起放声大笑的,是紧坐在床边,展示他100%的笑容的老夏。
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老夏笑得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舒展开了,嘴角笑得歪向一边,眼泪从眼眶里向下流,可以看得见口水都淌在了被子上,头呢,笑得只摇。
100%的笑容!
我不止目瞪口呆,简直要心跳呼吸停止了。
宋院长,宋云溪,怎么会和老夏连到一起的呢?
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正犹豫着,该不该进去,宋院长倒看到我了,忙叫我:“于医生,进来吧,给你介绍我的老老朋友。”
我只得推门,面露窘态,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破坏了他们的相处的气氛。但两个老人丝毫没在意,仍旧拉着手,宋院长对老夏说:“小于医生,你不认识吧?我的直接领导,人不错,肯苦,谦虚,基本功扎实,有前途。”
老夏先笑,想一想,笑得更畅快了,好一会工夫才答话:“老兄啊,告诉你吧,我早认识了,你说得不错,是个好小伙子。这一期的医院的医讯,有篇文章叫《医术与医德》,你写的吧,我看了,观点很新颖,文笔也不错,古人有三立,立功,立德,立言,一样的有意义。好好努力,你可以写出更好的文章。”
医院的团委,办了份内部刊物,叫《医讯》,主要是刊登一些医院的近期动态,好人好事,以及表扬信等等的东西。为了保证刊物的定期发行,医院要求每个科室,要指定一个通讯员,每月至少要写两篇稿子。我是外科被指定的通讯员。因为实在没东西写,我就写了一篇杂感,谈谈我自己对于医德和医术的辩证关系。其实,这样的刊物发到科室,谁也不会正眼多看的,没想到,老夏竟然看到了,我觉得很震惊。难道他一直在关注着我?
我已经忘了,在房间里呆了多长时间,也忘了跟他们说的话。那一刻,我一直被两位老人的笑容和从容所感动,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友谊,以及每个人经受的种种考验,和那考验之后的心得体会。在那电光火石间,我明白了,我找到了老夏过去经历和生平的路径,而那路径,也不仅仅只跟老夏有关。它和我们过去的岁月和更迭,关系更大。
宋云溪宋院长,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只要一得空,就去他的房间,是我提出来的,要听老夏的故事。我把我已经知道和看到的,关于老夏的事情,都告诉了宋院长。我明确表示了兴趣,宋院长并不推辞,他以为,让我知道那一切,也算是他们那代人,对后人的交代。我在那时,也没想到到,会有写老夏的这一天。老夏,也并不只是他自己了。
老夏的祖籍是本地人,到老夏这辈,他的父亲,已经是上海小有名气的银行家了。老夏名叫远志,读书时代一帆风顺,大学毕业就定了亲。本来是可以出国去继续做学问的,不知道是否受了陶行知的影响,一心一意要回家乡办教育。在上海,因为是同乡,两家人互有来往的。他比宋院长早回家乡两年,大概是1940年左右的事情。现在城东的育人学校,就是老夏最早的教育基地。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老夏自己出钱出力办的。当时在县城,绝对是一件轰动的大事。据说,为了回家乡办教育,定的那门亲就没成,退了。也有人说,他们是结了婚的,有子女的,现在还在上海。老夏回了家乡,遭了变故之后,就离了,是解放之后才离的婚,是老夏主动的。具体怎么样,连同时代的宋院长也不清楚。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老夏解放后没结婚,没有过伴。一直是孤身一人。这里面当然还有原因的。解放那年,老夏突然被查出,参加过国民党,一下就被从自己办的学校踢了出来,踢他的人,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位老师。老夏失业了,上海也回不去,银行早就被封了,父辈们也先后辞世,存活的几位兄妹逃到了国外,一个家从此就散了。
因为没有了职业,老夏一解放,就穷困潦倒,不名一文。当时的宋院长正是大红的时候,政治气氛也没后来那么严峻,他自己做的主,把老夏招到了医院,做了一名勤杂工,扫地,抹窗,挑粪桶,挑水,所有的脏活,都是他一个人做。算是临时工。那时还没有“主持”太平间的工作。
我问宋院长,老夏参加国民党是怎么回事情?
宋院长说,据他的了解,当时的苏南,是汪精卫的地盘,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效忠,要求当时所有有单位的知识分子,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是集体加入。把表发到单位,由单位的某几个积极分子做为介绍人,填个表,一上报,登记一下,就算是国民党的党员了,根本不要考验和宣誓的。当时的教育系统基本全部都是如此参加的。 推算一下,大概是1942年的事情。那年,宋院长刚从上海回来。谁也没料到一解放,这张表,就作为参加了国民党的证据,一直压在了他们的头上,很多人为此一直没有能翻身。到了“文革”,又被拉出来斗得要死。宋院长说,“文革”一来,他自己挨斗,老夏也挨斗,两人常常并排站着,所有的酷刑都经历过。在“文革”早期,因为武斗得厉害,常常有大批的死人拉到医院。因为死的人实在太多了,老夏常常是白天挨斗,晚上就被拉去,为死人抹身,穿衣,整容。渐渐地,老夏被批斗的时间少了,在太平间的时间多了,再后来,人们就渐渐忘了老夏的来历,他在医院的身份就被定位了。一直至今。
有一个疑问随之而来,他的女儿是怎么回事情啊?
宋院长说了,是养女啊。1970年,外地的夫妻俩,路过此地,车祸,都走了,老夏为他们穿的衣服。留下个小女孩,一岁多,看着可怜,就收下了,起个名字,叫夏收。
那他老哼的那句戏词,有什么来历吗?
宋院长笑了,你倒仔细啊。在上海,年轻的时候,家里有钱啊,赶时髦啊,都玩票的,他喜欢程派,扮过花旦,唱过《六月雪》的。
原来如此!
不是我想的那样,因为有天大的冤屈,才常常哼的。
他没平反吗?
宋院长一下就严肃起来了,他长叹一声,解释道,老夏的问题不是“文革”的事情,而且他确实参加过国民党,所以,不存在平反的问题。还有,他解放后就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也就谈不上经济赔偿。
我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随着答案的渐渐明了,有一个很严厉的声音,从我很深的心底发出,在质问我自己:你对老夏的关心,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很多问题,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稍加思考就可以有答案的。譬如他一直没有老伴,年龄的差距又那么大,那么女儿肯定不是亲生的。譬如他的不幸,是在解放后发生的,一定有某种政治的原因,我却从来没想过。自以为,是出于对真相的执着。我关注他的过去,却对他的生活现状视而不见。他现在如何的生活,如何的思想,我一点不知道。那么,对于他过去的浅薄的关注,和由好奇出发的关心,说白了,很大程度上,是猎奇的心理在作怪。他现在做的和说的,他现在想的和需要的,其实比他过去的经历,对我们更加重要。也许因为年轻,我们往往喜欢借助过去,某个人,某件事,来装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并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炫耀的资本。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啊!
在那以后的小半年里,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去老夏的小屋,跟他学京戏,学书法,学写文章。我也学会了他唱的那句戏词,还有许多程派的段子。他的腹筒极丰,我也喜欢看野书杂书,能谈的内容很多。只是我几次问到他个人的情况,他都回避不答。在外人面前,我从不谈起老夏。那时我住医院,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宿舍的人都奇怪我的行踪,怎么和一个穿死人衣服的老头,打得火热。连我们科主任都过问到了此事,说要注意言行,免得影响前途。
又是一个夏天来到了。
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看到了老夏的女儿,夏收。婷婷玉立的姑娘,神情中带有落寞,看到我,不带感情地打个招呼,就回了小屋。她分回了家乡的实验高中,做了一名语文老师。我想起了老夏的话,替她填的志愿,天地君师亲么。那么,这里面只怕是包含着老夏,不为人知的苦心了。不知道我这回的猜测是否又错了。
记得是夏天将尽的时候,老夏托人带信,要我去他的小屋一趟。我奇怪啊,我前两天刚去过的啊。难道就在这两天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那天的天色不好,阴阴的一个傍晚,象要下雨的样子,风若有若无地刮着,浸人肌理。远远的看绿树,间插着黄黄的叶子在里面,虽然还顽固地附着在树枝上,但就要成为无数诗人,可以吟唱和寄托惆怅的落叶了。季节在飘落中被告知,秋天,就要来了。
我刚走到老夏的门外,就见他的简单的家具,都被搬到了屋外,正在装车,象是在搬家。我心里很是吃惊啊,就在前几天我来玩,也没说起啊,怎么就两三天的功夫,就决定搬家了?
老夏,坐在那张惯坐的藤椅上,不是坐在小屋中间的灯下了,而是就坐在大门外,衣着单薄,表情苦闷,欲说还休,嘴里小声地嘟嘟着。风若有若无地刮着,浸人肌理的。他的女儿,夏收,正在指挥着几个工人在搬家,满头的汗珠,并不理睬他的表情。老夏看到我来了,一下就站了起来,没站稳,又跌坐在藤椅上,我忙跑过去,蹲下身来,靠着他,老夏的眼泪慢慢地淌了出来。
老夏擦去眼泪,很长时间,才恢复了既往的表情:“我不做了,退休了。”
“好啊!你本来年纪就大了。做这行当太吃苦了。早该退了。”我理智地回答他。
“就是啊,我都工作了,你么,钱也挣得够用了,还要做啊,一把老骨头,做到死啊?我不是要被别人骂死了?高考的时候,我想考医学院,你帮我填的师范,我听了。现在,我既然做了老师,也要注意影响的吧。总不能让学生说,夏老师的爸爸是做……”女儿夏收一边帮着搬东西,一边说道。一阵风刮来,把夏收下面的话刮到了另一边去了,谁也没听清楚。
“老人家,这是女儿孝顺你,帮你租个新房子,虽然是平房,环境比你的房子好得多啊。别的老人家修都修不到的。现在的小人啊,把老人家不知道放在哪个角落里的。”帮着搬家的工人跟着附和道。
老夏被我们几个人一说,倒不好意思了,他从屁股下面,拿出一个信封,8K的牛皮纸的,里面厚厚的。他递给我,说道:“你回去看看,这些东西,都是过时的了,也没人会感兴趣的。本来早就该烧掉的,后来事情打打岔,就忘了,一直存着,现在要我烧掉他们,又舍不得了。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你这人,心好,仁义,一直关心我,拿去看看吧,你喜欢写写,也许有用的。唉!都过去了啊!”
我接过信封,发现牛皮纸的外壳,已经有几处破了,露出了里面的底色,是红色封面的书。我没敢猜测里面的内容,但我很清楚,那一定跟他的过去有关系。我站起身,怕问不清楚,特地向夏收要了地址,表示过几天就去看老夏。再跟老夏道个别,我怕我的眼泪会流出来,快快地离开了小屋。
我手拿信封,心里感觉它沉重无比,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我想象中的,他的过去和历史吗?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去看这里面的东西呢?我在初秋的傍晚,阴阴的天空下,承受着若有若无的风,思考着我的去路。
宿舍里肯定有人,而且是乱哄哄的,在那样的场合,看这样的东西,显得十分的轻视和随意。不行!办公室也不行,有值班的医生,有人来人往的病人,一切都已经那么的愁苦,在那样的场合看,显然是一种亵渎的行为。我决定,到周末,回家再打开它。再封存几天,让我的好奇心再延长和保留一段时间,也许正可以让我进一步思考,关于他们那代人的存在,对我们目前的存在和未来的生活,具有的警示意义。这也许才是我,真正关心老夏,以及老夏们的意义所在。
那个周末,我回到了农村的家中。父母亲为我的回家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嚷嚷得,整个村上都知道我回了家。其实是,我大学毕业,回到了故乡的两年里,只要有可能,每个周末,我都是回家的。但我每次回家,父母亲都象是我久别回家一样,热烈的招待,把我当作客人一样的招待。我说了无数遍,他们总也不听。因为,我是这个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亲的自豪和骄傲可以永远的维持着,而我的回家,似乎是给他们的骄傲在不断地加上砝码。
九点多,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静了半天,才拿出那只信封,慢慢地打开它,先跳入眼帘的,是一本书,大16K本的书,上面是一行黄色的行楷:红色娘子军。下面是一幅彩色的照片,《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跳芭蕾的一个造型,我不能准确地说出造型的名字。但在我的记忆里,有过的。翻开它,里面全是黑白的剧照,下面配着文字说明,其实就是一本电影连环画。纸质陈旧泛黄,但张张纸都平平整整,没有皱折,甚至没有压拓过的痕迹。我看看封底,说明是70年出版的,二十多年了。在书的中间,夹着几张纸,是那种旧的草纸,发黄发黑,摸上去都刺手。我打开第一张,纸的抬头的正中,赫然写着四个字:我的检查。
字既小又潦草,是用钢笔写的,又涂又改的,是在打的草稿。因为年代实在久远了,很多字都看不清楚。我站了起来,把纸顶到灯下,一字一字地读了起来。
1940年6月,上海XX大学毕业。证明人:周泽民。
1940年7月,回苏南县XX区,办育人学校。证明人:汤承业。
1942年2月,该时,留教人员一律次加入国民党(汪记),由茅福根,钱云珠二人介绍。证明人:谢民声。
1949年5月,因病离开育人学校。证明人:汤承业。
1950年至今,一直在县医院做勤杂员。证明人:宋云溪。 ……
下面又是一段涂改的文字,用的是另一种颜色的钢笔:……我保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衷心拥护对我的一切批判,心甘情愿地作为反面教材,每天都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抹身,穿衣,化妆,不让每一个战士死不其所,绝不让反动分子有可乘之机,污蔑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开会准时到场,不迟到,不早退。做到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工作不推诿,不松懈,有质有量。
……
下面又是很大的涂改,再也没有了。
没有时间,没有落款。
另外的几张纸,内容大同小异,应该全是他正式检查的草稿,居然被他保存到今天。
我放下纸,一下就坐到了椅子上,心情垂落得更低,我想象不出,老夏写这些检查时的心情,我真的想象不出。我在那一刻,脑子里,只冒出了老夏常说的一句话,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原来这话里,包涵着他的一生里,无数的,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屈辱,名誉的污蔑和自尊的摧残啊。包涵着他,再生之后,对人生无奈的化解之道,以及对生活艰难的坦然,和对害人之道的豁达。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把书和纸像原来一样,不露痕迹地放好,塞进了信封,放到了我的枕头下面。我还没想好,我能把她们放在哪里?
但是,那以后的几周里,在我脑海里,老夏的卑躬屈膝和奴颜媚笑的形象,一直不能抹去。他以往留给我的骄傲正直,坦荡无私和见识卓越,跟现在的形象,相距太大了,怎么也不能混为一谈的。我的心中,就好象有两个老夏,一个高大伟岸,一个卑微渺小,一个光明磊落,一个谎言无耻,一个桀傲不驯,一个卑躬曲膝,我到底该相信哪一个呢?我在两难的思考和选择中,渡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时间。
应该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了,天气到了秋冬交界的时候,那天中午,我吃完饭,在抽屉里找自己的照片,要交几张做工作牌,在无序的翻动中,我发现了一盒磁带,已经有些灰在上面了,是程砚秋的《窦娥怨》,我一见之下,猛拍自己的头,大叫一声,啊呀!我答应去看老夏的,居然忘了,耽搁了一个多月了。这下要被老夏骂了!
我在街上跑了半天,也想不起来,老夏喜欢吃什么点心。我问自己,为什么和老夏交往了三年多了,他的口味和嗜好也不知道?为什么答应去看他的,居然会耽搁一个多月?老夏在自己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地位呢?他过去的所做所为,难道真的与现在,我跟他的交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吗?妨碍还是做作?敬畏还是敬仰?我说不清楚。
我按照夏收给我的地址,一路走来,是在县城的最南面,农夹居的地方了。房子是以前的农民建的,现在地没了,靠租房的钱维持生活。周围的卫生条件很差,生活环境也不好,三不管的地方,天将黑不黑的时候,一盏路灯也没看见。脚下的路也不好,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还会踩到水塘,路的两边,偶尔还看到种着菜的小块的田,我拎着一兜水果,走得直喘气,边走边想,这是什么地方啊,能住人吗?老夏,那么爱干净的人,能住得惯吗?我越走越急,为自己的疏忽和粗心懊恼不已。
老夏的房子不在路边,在第二排的第三家,是一间小平房,夹在两栋楼房的中间,大概是原来做厨房用的,主人分开租的。我敲敲门,老夏的声音:“谁啊?推吧,没关。”
我推开门,没点灯,看不清人在哪里,影影绰绰中,可以看到,房间和医院的那间,面积差不多,格局都一样的,原来放在哪里的东西,还放在原地,依然没有电视。就是原来放着藤椅的地方,靠里的地方,多了一样东西,煤球炉。跟原来比,也少了一样东西,对面的墙上,没有窗户,也就是说,这间房,除了一扇门,是没有窗户的。
大概是我的声音,老夏听出来了,他立刻打开灯,从床上爬了起来,爬得急了点,我们一下就撞到了一起。我一见之下,心猛地落到了最底层,连带着我整个的人,都要跌倒一般。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老夏的相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头发全白,皱纹更深,整个脸被皱纹牵着,缩小了一圈,干瘪得无法相认,如果笑得话,怕是只能展示50%的笑了。整个人似乎也小了一圈,就象被用了利尿剂的病人。他看到我,努力想展示他的笑,可惜,我看到的笑,真的比哭还难看,是哭,是哭了。
炉上的水壶,发出呜呜的叫声,水开了,老夏停止了短暂的哭泣,忙着给我端座倒茶,忙碌中,又恢复了以往的利落和爽快。那个坚毅和骄傲的老夏,又出现了。我看他靠墙放着四,五个水瓶,问他,他说:“这地方偏,天天在家洗澡,没地方打水了,要自己烧水的。天冷,水要多才暖和,所以多买了几个水瓶,先烧滚灌好,洗的时候放在盆边倒倒,很方便的。你知道吗,我一说,女儿就去买来了,都是她买的啊。”
我问他女儿呢?
他说:“她啊,住校的,刚工作就做了班主任,忙得不得了。不过再忙,一个礼拜都要来两三趟的。告诉你啊,谈了男朋友了,也是老师,一个学校的。我还没看到过呢,只是听别人说起。”
他忙着灌开水,再换煤球,再灌满水壶,敦在炉上。换煤球的时候,一阵煤气吹来,我呛得连咳了一阵,我说,你闻不到吗?他说:“习惯了,不大闻到。反正过一阵就没有了。”
我要帮他的忙,他连连推辞:“你坐你坐,你不知道,人是要动的啊,尤其是老年人,我现在就是无事可做,真的很难过的。这样的清福我享不起啊。早晚要歇死的。”
他照例坐在正中的藤倚上,我坐在一旁的木凳上,象往常一样,聊的内容,无非是字啊,画啊,谁谁的文章如何啊,我新近买的书啊,还要照例地唱几句程派的戏词,终归唱不全。全是远远的事情,和我们的物质生活,全无关系,越是贴近的事和物,我们越没有兴趣。如果记忆没错的话,我们谈到过海德格尔,谈到了他纳粹时,似有附逆的行为,有说是,有说否,莫衷一是。当时的很多读书人,正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双方都有自己的证据和理由。老夏说,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生活目标,和常人怎么去比较呢?最后,他仍是那句话,他说:“也许啊,也许,人到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冬天很快就来了。
从那天起,我基本是每月去两次,有时么聊聊,有时就坐坐,什么话也不说。我烦的时候想去,开心的时候想去。老夏的小屋,成了我洗涤心灵尘垢的乐园。
一天中午,我正在科室值班,电话响了,是内科的值班医生打来的,要我速去内科,有事情找我。我以为是会诊,也没十分的在意,想把手头的事情做完再去,电话又来了,催促我,说是宋云溪老院长找我的,要我快点。我一听电话,马上就飞奔到了内科,也就是从二楼跑到五楼。
到了内科我才知道,宋院长脑溢血住院,已经一周了,出血的面积较大,抢救并不显效,一直昏迷,今天中午忽然醒了,已经交代了后事,一条一条都说得很明白,家人都一一答应了。最后一个要求是,他死之后,要老夏给他穿衣服。这下家里人慌了,谁也不知道老夏的住处和地址。有人想到了我,说我知道,就打了我的电话。
我来到宋院长的床前,人瘦得皮包骨头了,插着一切该插的管子。我急忙趋前,俯身贴脸过去,轻轻地呼唤他的尊称,他点点头,指指身体,指指放在床头的寿衣,我对他说:“我会告诉老夏的,他一定会来的。一定!”
宋院长再次点点头,闭上眼,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话语和表情,留给这个世界了。只剩下呼吸和心跳。
老夏是我下午请假去找来的,到病房已经是四点钟左右了。宋院长还是那样,只剩呼吸和心跳,医生仍在继续用药,没有宣布死亡。老夏一见之下,就开始流泪了,无声无息,却极其的痛苦和伤心。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会如此的流泪,而且是毫不掩饰地,坐在那里,流啊流。我怕他过度伤心,会伤及身体,他说,他一定要给老院长送终的,要看着他走到另一个世界。而宋院长,再也不能看到老夏了。
我,老夏以及宋院长的家属,一起围在宋云溪的床边,已经六个小时了。大家都不说话,老夏也早已停止了哭泣,家属正在小声地商量着,大概会有多少人来凭吊,要做多少黑袖套,多少白布衣,多少红帽子等等的细节,并由宋院长的长子在一一分配着任务。晚十点左右,宋云溪开始出气多,进气少了,点头样的呼吸了,手脚早已经冰凉。大概是十点四十五分,宋云溪院长,呼出他的最后一口气,去了一个没有纷争,没有权利地位高下之分的世界。
医生宣布,临床死亡。
哭声由小及大,连成一片,似有山呼海啸的气魄。因为宋院长的子女和亲戚,实在太多,都想涌到床前来,看他一眼。护士拔去所有的插管。这一刻,老夏开始工作了,他招呼子女,打来热水,照例捂嘴,合嘴,全身细细地抹一遍,穿衣,套裤,照例是上四下三,再穿袜,套鞋,全是新做的寿衣。这一回,老夏破了个例,从开始到结束,没有抽烟。我在一旁帮忙,他此刻反倒没有流泪,一直神情严峻地做着,早已经习惯的一切。但不是机械的,而是带着感情在做这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比平常缓慢而轻柔。
在老夏很神圣地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几个月前,看了老夏的检查手稿后,在两难的思考和选择中,渡过的那一段浑浑噩噩的时光。两个老夏,哪个才是真实的呢?现在,我看他做完了这一切,我懂了。老夏这一生,给无数的临终者穿过衣服,亲手送他们步入天国。他一定是,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领悟到了,生其实比死要艰难得多。一个人死了,不管生前如何,盖棺定论了,没有人会再不依不饶地去羞辱他,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很体面地穿上新衣,在亲人的哭声和哀怨以及挽留声中,在哀乐的细语里,在花圈的环抱中,在烈火中潇洒地走远。而活着的人呢?也许每天都要经历心灵的折磨,肉体的病痛,金钱的窘迫,自尊的挑战,还有许许多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灾难。你时而开心,时而痛苦,时而开怀畅饮,时而食不裹腹,谁也不能猜到,明天会有什么降临到你的头上。而你,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勇于面对。除此之外,你别无出路。低头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去死。人到屋檐下,该低头时就低头。脸面和自尊,跟生命相比,算什么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死要比继续生,容易得多。选择生而不是自觉地弃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当你的一生,风风雨雨,一切都有过经历之后,并且,你还生生地活着,你才可以骄傲地说,我没有白白活一回!老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才仍然是我心目中,那一个骄傲正直,坦荡无私和见识卓越,勇于面对的男子汉。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为我自己以前的浅见和误解,而心生不安。
宋院长的葬礼极其体面,无数的花圈,无数的被面,无数的挽联和花篮,三朝后,是无数的车辆,载着以上无数的东西,沿着县城,绕了一圈,才向火葬场慢慢地步去。无数的荣耀和赞誉,都毫不吝啬地献给了他。他走得很好。我和老夏,没有出席最后的答谢宴会,我是没被邀请,他是被邀请而没去。
过年了。
又是一个大雪年,年前,很多人忙着办年货,跌断了腿,年后,很多人忙着拜年,跌折了臂,那年春节,骨科的病人,加床加到了走廊外面。我忙得焦头烂额,第一次知道做外科医生,也会苦不堪言的。到了正月二十几,我才有时间去拜老夏的年。而且是中午,我千方百计挤出来的时间,只坐了片刻,老夏又老了许多,但精神还可以,他拿出一张红请柬,是他女儿要结婚了,时间定在下月的二十八,也就是阴历的二月二十八。他说,医院就请了我一个人,要我那一天务必到场,我一口应允,表示绝不爽约,老夏才和我恋恋不舍地分了手。
县城的婚礼,程序大同小异,一般中午请两边的父母亲和亲戚,晚上是双方的朋友和单位的同事以及领导,我的请柬上,写的时间是晚六点到兴隆大酒店,我五点半就到了,没看到老夏,问他女儿,说是中午高兴,酒喝多了点,回去睡觉了,晚上肯定到的,要等他来才开席的,这是规矩。我看看表,确实没到时间,那就等吧。我比一般人心急,盼着他早点到来。因为在现场,除了新娘和老夏,我谁也不认识,觉得有点尴尬。
六点到了,老夏还没到,宾客们开始有点焦急了。我更急,新人站在门口也急,团团乱转。阴历的二月,天还很冷的。又等了一刻钟的时间,宾客们开始不耐烦了,交头接耳地胡乱地猜测起来,都猜测他是中午酒多了。我自告奋勇,和新郎的弟弟一起,坐上他的摩托车,去老夏的住处去看看。远远的仍旧是没有路灯,车速很慢,我左指右引,好容易才开到老夏的门前,一片黑暗,难道不在家?我先敲门,门从里面锁着,推不开,我怕他酒多,醒不来,用力恨命地敲门,不对,有气味!新郎的弟弟凑过来一闻,嘴里说:“啊呀,这是煤气味道么!”
我脑子里“哄”的一声,想也没想,用力一脚揣开了大门,借着新郎弟弟手中的打火机,找到灯的开关,一看地上的情景,我差点晕厥过去。
房间的正中,藤椅被拉到了墙角,炉子烧得旺旺的,水壶里的水直叫,满屋的水气和雾气。紧靠炉子,是一只木盆,沿着里线,放着四个水瓶,老夏呢,赤身裸体,头耷在盆外,脚泡在水里,斜躺在水中,右手拖在地上,左手抬着,放在木盆的边沿上。床上,依次摆放着老夏的衣服,从里到外,全是新的,一定是为了女儿的婚礼特意做的。我忙托起他的头,用手摸他的颈动脉,没有搏动。看瞳孔,没有反射。身体已经开始冷了。我忙叫新郎的弟弟去打电话,叫救护车,一边还不死心,为他做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等了半个小时,救护车到了,随车的医生,一看是我,问明情况,再仔细地检查了老夏,很遗憾地告诉我,死了。初步推断的死因是:煤气中毒。
老夏——一辈子为无数的死者,穿衣套裤的,体面地送他们,到另一个世界的——老夏,自己,却赤身裸体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事后对死因的无数猜测,对于老夏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是酒多了,也许是门太紧了,也许是疲劳了,也许……,这许多的也许,对老夏来说,不过是鲜活的,人生片段的某个链接,瞬间就猝不及防地,断了。到底是哪里断了,谁也触摸不到的,也无法修补的。
……
今天是我的夜班,我想起了晨会上的话,医院要重新规划了,靠南墙的太平间,木工房和配电房,都要拆了。我做完我所有的事情,看看表,十点多了。我想了想,决定再去太平间去看看。这间旧的太平间,在三年前,就已经不用了,但医院里的人,仍旧称呼它为太平间,没人愿意靠近它。老夏的小屋,仍旧是那样的孤零零地,斜接着太平间,没有一点生气。整个一片旧屋,也没有丝毫的亮色。我放慢脚步,来到小屋的门前,静静地停住脚,闭上眼,就在闭眼的那个瞬间,我听到了老夏的洗澡发出的阵阵水声了,而在那断续的水声中,我仿佛听到了老夏,在凄婉缠绵地哼唱着那句戏词: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