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海峰 译
实际上，马克思是理性的，他在“客观上”是理性的，但就像所有科学一样，过这种理性和客观性是以误解为代价的，这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时代对激进乌托邦的误解。说马克思客观地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阶级斗争、历史运动等理论化时，人们对人们对他要求得太多了。实际上，马克思只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生与死的言说方式、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了”，在长期的辩证革命中，在螺旋式上升的合目的性中，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无穷螺旋中的一环。
被诅咒的诗歌，非官方的艺术，以及一般的乌托邦作品，通过给人类解放提供现行的、直接的内容，将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恰当诺言，成为共产主义的直接预言。这些作品体现了共产主义的良知，因为在它们中人类的某些东西被直接实现了，并且毫不同情地反对着革命的“政治”维度，这只是最终延期的维度。在话语的层面上，这些作品是野蛮的社会运动的对等物，它们产生于象征情境的断裂中（象征意味着在想象的客观历史镜象中的非普遍化、非辩证化、非理性化）。这就是为什么诗歌（而不是艺术）只同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相关联，只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关联，而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关的原因。这是因为人类解放的内容，在根本上并不比消除过去与未来的分界线更重要。对这种时间形式的废除，对升华维度的取消，才不可能饶恕辩证的唯心主义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唯心主义者，对他对他们来说：革命必须在历史中得到净化，革命必须来得及时，它必须在矛盾的阳光中成熟起来。也正是在这儿，革命是不可想像和无法忍受的。诗歌的和乌托邦的反抗，一般来说都有这种激进的表现形式，这种对合目的性的否定，这种欲望的现实化不再同未来的解放相关联，而是要求直接在这里实现自己，甚至在死亡的阵痛中实现自己，在生与死的极端情境中实现自己。这才是幸福，这才是革命。它与革命的政治类著作毫无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人看作是被剥夺的、异化的人，并将之与总体的人联系起来，总体的他者就是理由，他者就是未来（这是乌托邦的思想，在这个术语的坏的意义上），这种分析把人看作是总体性的筹划，这种分析相反，对乌托邦来说，与异化的概念将没有任何关系。它将任何人、任何社会都看作是已经总体化的存在，在每个时刻，这些人和社会都有象征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从未分析过这种反抗，除了把社会运动当作革命的精致装饰品、把它当作走向成熟的现实之外，甚至从未分析过社会运动。这是一种完善的种族主义，这是理性完成阶段的种族主义。它将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扔进到超越一切的虚无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深奥的哲学，甚至在它的“科学”阶段，通过保留异化的观点，仍然是深奥的哲学。就“异化”而言，其“批判”思想的另一面总是困扰着被分割的存在的总体本质。但这种总体性的形而上学，根本不反对当下分割的现实，它反而是这种分割的补充。对主体来说，在历史的终点重新获得其透明性或总体的“使用价值”这种希望，在本质的重新整合上同宗教的观点一样。“异化”保留着主体的想像，甚至是历史主体的想像。主体不可能再次成为总体的人，他不可能重新发现自己，今天他天他已经失去了自身。主体的总体化仍然是意识政治经济学终结的终点，它被主体的同一性所强化，就像政治经济学被平等原则所强化一样。以主体失去的同一性幻象来欺骗人，以他们的未来自主性来欺骗人，这种观点本身就必须被废除。
把人装扮为“他者”，竭力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深层欲望是想再次成为“他们自己”这是多么的荒唐！个人在每时每刻都总体地在那儿。社会在每时每刻刻也都总体地在那儿。库赫德赫瓦（Courderoy），鲁德分子(LesLuddites），黑伯（Rimbaud），巴黎公社社员（theCommunards），那些野蛮的罢工者，1968年5月的那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直接地说要革命，但这些就是革命，而不是概念的输入。他们的言说是象征的，并不指向本质。在这些例子中存在着历史、政治、真理之前的言说，言说也领先于分离和未来的总体性。当人们把世界看作非分离的世界时，他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里没有什么可能和不可能的。乌托邦存在于所有用来反对政治经济学的能量中。但这种乌托邦暴力不是积累的，而是流失的。它从不积累自己，就像经济学的价值为了取消死亡时所做的那样。它并不抓住权力。将“被剥削者”封闭在获取权力这种单一的历史可能性中，这是革命曾经发生过的最坏的转向。从这里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的公理如何从深层削弱、倒转和扭曲着革命前景。乌托邦想以诺言来反对权力和现实原则，这种现实原则只是这个体系及其无限制再生产的幻象。乌托邦只要诺言，乌托邦沉浸于诺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