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广友《午后，写有“戴德梁行”字样的红色广告牌》细读
小时候总期待过年。过年有糖果、新衣服和爆竹，可以去外婆家，有各种丰盛的肉食。这种物质欲望在很多年以后就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珍贵的精神记忆。当我们感觉一年的时光一晃就过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晃就过了。这就是一个信号：你在慢慢衰老了。衰老，与其说是皱纹的增加、体力的下降和性欲的减弱，不如说是好奇心的消失、精神的麻木和感觉的钝化。当然，期待公司业绩的增长、升职并为之付出孜孜的努力，也会加快时光的流逝。我们虽处在文明的五光十色之中，出入豪华酒店，看上去莺歌燕舞，其实当回到床上倒头睡去，一切都不复存在。一切都在远离心灵，人像一个气球在随风飘荡。谁也不“在斯万家那边”，没有回忆，没有回味，时光哗哗地流去了只要不到干旱或洪水的季节，仿佛河水也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消长，没有风光的变化。而相对于成年的浑噩，童年充满了奇迹，小路上的一只甲壳虫或落在枯枝上的蜻蜓，无不吸引着好奇心的驻足：时光停滞了，就在那一刻。
读聂广友的诗，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它的来历，发生机制和诗学价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沉缓的流动，主题的模糊，叙述的左顾右盼。是普鲁斯特那种纷繁的共时记忆？你很难看见它的流动出现深深的漩涡。是罗布·格里耶的新小说衍生？它又不时发出主体的声音——虽然声音很小，如同絮语，但毕竟无时无刻不在发声，呈现出意识的变化和思想的轨迹。一块块语言的织锦看似绚丽，实则沉重，是打湿了的那种——鲜艳，但也更沉重。整个叙述的舒缓和某种梦幻气质，考量着读者的耐心。它的沉缓、慢，也许恰恰构成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加速度的抵抗。它或许志在恢复我们的童年对时光的专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现实生活和主流社会的眼球刺激，而回到内心的沉静，散发出一种好奇心出奇的梦幻气质。
《
午后，写有“戴德梁行”字样的红色广告牌》是聂广友这一路诗中的一首。从半首《都城》开始，它仿佛一下子从2005年前后《北回归线》时期的那种智性写作里脱身出来，像个新学会开车的人迷上了开车，驾驶着词语，奔跑在大上海的大街小巷。但是它的奔跑速度是极其缓慢的，慢于步行，慢于一个旅行者不时的驻足观望。它似乎放弃了中国几千年古典诗歌传统那种顿悟式的语言速度，相反像一个老古玩店的老板，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端详。或许在这个时候，广友对它时常挂在嘴边的诗意痕迹学，有了新的认识。无论这种认识是否像一杯浑水渐渐抵达澄明，他已经看准了趋势，诗歌也沿着趋势开始不断加注它的持仓。大约2011年前后，我、梁晓明、张典，和他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小咖啡馆讨论过他的写作转型。这么写，你想干什么？——这是我们共同的疑问。他说，我写的是一种悲悯。悲悯这个词用在他的写作上，当时在我们看来，几乎是滥用。当然我们只是通过不同的笑声去表达。我们在咖啡店一直聊到服务员赶我们走，一看时间是凌晨1点多了。意犹未尽，相聚的快乐并没有让我忘了广友说的话、他的有些无奈的笑容。
对一个诗人的观察，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仓促下结论总会有草率之嫌。从聂广友这一路写作的不断深入，我也慢慢看出了“我们”当初友善的批评的失当。从《都城》肇始，我感觉一种新诗的可能性正在出现，到《午后，写有“戴德梁行”字样的红色广告牌》，它有些耀眼了，就像那午后的广告牌在阳光的照射下，会让人眯起眼来观看几秒钟。
现在我们不妨做好十二分的耐心准备，和“他”一起去戴德梁行看一看。
从店里出来，身体又沉重了些，
它是中心。看到外面轰鸣的白日。
拱廊毫无特色，发着暗光的
珍珠红大理石有些潮湿。一闪身
就来到了人行道边。人行道很窄，
回想起来，几近于无。因为紧挨着
同样窄小的转弯车道，它靠紧着
地下车道入口边的坝檐，从这个方向
过去，刚好是一个进口，高昂的楣头
轰响着，后面是更高更黑更硬的
南北高架桥。
这是一幅城市日常生活的图景，某个人从某个店里出来，走上人行道，去向城市的另外某个地方。但是此人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些不同寻常：从店里出来，身体又沉重了些？是因为一次购买行为使他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或者一次结算带来的沮丧？巴尔扎克可能会在他的《人间喜剧》的恢弘叙述中的任何一个片段把事情交代清楚，福楼拜则会呈现给读者一个姿势，更雄辩地展示心理活动的结果，而把琐碎的心理变化细节的空间留出来。此诗开篇无疑是诗性的，专注于感觉，并且申明：“它（身体）是中心”。作为一首诗，或者一个人日常生活一天置身大都市的喧嚣，无疑只有诗人认识到身体是中心，而不是高架桥或大剧院什么的。诗的基调由此确定下来了。但是接下来的叙述显然向着散文滑行。除了“珍珠红大理石有些潮湿”、“拱廊毫无特色”、回想起来的人行道“很窄”“几近于无”的主观感受外，它带领我们抵达地下车道进口，并无诗意的惊奇。那么一首诗在散文的徜徉中，如何不断地厘清诗的边界呢？
有时，路面的车子
并不多，在白日的正午，空荡荡的，
但看到高架桥轰隆地就近矗立，
心里总归是坦然的。哦多么惊险，
又回到这灰蒙蒙白皑皑的正午。
白日总是在的，沿转弯车道向前，
斑马线是实线，如要到最左边掉头
或大转弯，需连续变道。 这是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往日的空荡使“高架桥轰隆地就近矗立”带来了坦然的感觉，它似乎是城市迷宫架起的一道通向未来的桥梁。“哦多么惊险”，的确是，因为这不是在贡布雷入睡前的意识漂移，而是在人来车往的繁华大都市，尤其是开着车“沿转弯车道向前”。当然但这仍是散文的饶舌，尤其是“斑马线是实线，如要到最左边掉头/或大转弯，需连续变道”的常识交代——当然在这里，它有些类似一个人瞬间的意识游离现实后的自言自语。
现在是正午，
马路上的灰白有些硌人，很容易就
下定决心，其实也算不上决心，
也许只是个下意识。他想起一些
事情，比如去年，噢应是前年，
年末他去小杨公司所在的小区
（才用大理石装修好）取张支票，
快过年了，对过马路上的灌木丛
发出绿色清新的水珠，节日里，
乌云逼拢，天气在变化，像是要
去一个港湾里，而最后，这些白日
都要通往这些港湾，它决定着
这些白日的长短，光亮。 “很容易就下定决心”，下定什么决心？显然对了然于胸的路线有了判断，而正因为了然于胸，所以路线选择也不过是一个下意识。而就在意识停顿的刹那，“他”，这个一直下来没有人称的人明确了身份：“他”。是“他”，还是“我”的一个客观化变身？现在前文的“回想起来”与“他想起”，有了微妙的呼应。诗人拉开了主体的距离，是在以一种近距离的、慢镜头的，甚至不乏特写的叙述中，力求获得一种冷静、客观，趋于中性的语调。而灌木丛上“绿色清新的水珠”，节日里的“乌云逼拢”，进入了通常不会在人的意识中停留的镜头——“它决定着/这些白日的长短，光亮。”正是这些细微的事物，为人忽略的事物和感受，决定着时光的长短，我们不难发现，到此已经表明，诗，由于意识不断漂移的某种迷幻特征，或者通过这样的路径，回到了童年的时光轨道。不过这仍不足以具备力量从散文中脱身出来，它的言说，也不过是《追忆逝水年华》那样带有抒情性的言说，作为开启一幕幕往事大幕的升降机。
路虎车轻轻震颤，沿小转弯车道
进入了蒙自路，对面房子的屋顶、墙垣
赭红色，有些是赭白色，
从上面一直延展到屋子的门槛、
台级以及马路的上阶沿。为中午
增添着亮光，让人觉得，中午
也可以才从这里开始。车子顺着
惯性，在丽水路口时并没有费太多周折。
因为向前可直到斜土路，然后沿着
它，直到南丹东路。可他转入了
丽水路，一眼就看到了高架桥身，
意识到，他要沿着它开出去
（这很新鲜），并在高架桥下等待。
红灯时，他打量起眼前的这些斑马线
是如何区分了各种车道（高架桥
就在身边）。经过肇家浜路那边的
建筑时，他没有再耽搁，辨清楚
车道后，径直一跃（他感觉到车身
物理上的刹那的放松）就上了桥身。
前面淮海路出口隆起，白日的光辉
到达了一种苍茫，有时，我们在白色
焰火里犹疑，耽搁，甚至不经意
越过了它，我们是没有觉察？还是
漠视了它的严厉？可是，因为
这个遇见，它已然投进了你的身体，
我们携带着，越来越疲惫，还是
随着它疾厉的前来，我们的精神
瞬时就重新抖擞起？
一辆路虎车要怎样从城市庞杂的街区和道路系统开进一首诗？它从哪一个弯道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语言的车道？城市的路牌，道路名称和交通指示是我们赖以顺利前行的基本保证，也是我们返回记忆的不可或缺的语言记号，当我们——此时，情感趋于饱满，三个人称和人称复数悉数出场——看见白日苍茫的光辉犹如焰火，瞬间犹疑，耽留，又立即从沉溺中回到危险的处境——可不是，任何一刻的疏忽转眼就可能将酿成一场车祸，这是现实的严厉还是命运的？它使人的身体疲惫的，是现实；而它的“疾厉前来”，又激励了人的精神。
大凡诗在散文中的游移，突然的一跃或急速的下沉，会使语言迅速跃入或沉进一个诗的境界。聂广友在驾驭语言的时候，似乎显得格外有耐心，即便是路虎车在某个隆起的部位径直一跃，在我看来，它与其获得了一种物理上的放松还不如说是语言上的快感，因为诗借着车身的一跃和诗思的一沉，上了诗的桥身。
到达戴德梁行，或许还要经过几个街区，若干条道路，对此去的路程，其娓娓叙述的目标则渐渐明了，因为“正午，有亲人在彼处的工里”，一次对亲友的异乡探看也许就是一次奥德修斯的返乡，只是路径、时辰、年代和方式变化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看，语言的乡愁之消解，唯有大量的细节、地名、地址和路径的记忆和一次返回的行动，可以让它实现。
问：我是怎样走进了熟识的故地？
它的生机、中午的饱满，不断更新着
我们对于家园的理解。 不单如此，如果不是我们新近去了，就不知道小杨公司所在的小区用大理石修好了，也不知道人民电器厂的白色广告牌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更不可能关注拱廊、道砖、翘檐、草坪、木栅，光线照亮的护路灌木，或逼窄而单调的檐埠，而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有着鲜明的感觉印记的事物在语言里的标记，它们就无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流逝了。这种“追忆逝水年华”式的、精雕细刻不厌其烦的描述，它带来了大量最新文明的细节，也标注了“返乡”的精神路径。而聂广友之所以采取了如此繁复、沉缓的叙述，也许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浸透了情感又有了巨大重量的语言织锦，才能和文明缓缓的进程对称，和精神返乡的日趋艰难对称。
小店的玻璃门上积了厚厚
一层灰土，很难分清这是家五金店还是
面店。玻璃门上倒是贴了张
新鲜的红纸，如果把车子停靠路旁，
大声吆喝着进去，也许会无一个人回应，
那样就显得有些尴尬，或者突然
一个安徽人从门后走出来，迎向你，
你该如何去看他？只盯着旁边
另一个商铺的柜台？柜台边上倒有
一家修理厂。在悠扬的乐曲中，
小路开始慢慢袒露身体，柏油路面也
变得干燥而硬实。它又强硬地去
规定两边屋墙上的砖瓦，挂篮，
花草，木栅。会出现水闸和红色
砖房，柏油路经过一座桥面后即
放胆漫延开来。灌木林，草坪，地坪
相互轻试，伸展，缭绕。一栋赭色
办公楼的下面，开始生出、溢满静寂的话语，
威严而亲切地分出、取走各自的时辰。
因此在临近戴德梁行的附近，我们会发觉诗的语调渐渐亢奋，情绪也高昂起来。城市面目的模糊和难以辨认，到一个有自己的亲人在的地方，一切都开始变得整肃有序。无疑，这是一种心灵的秩序，精神的秩序，是我们曾经来过、熟知的一切——它看上去仿佛是这空旷的柏油路和隔离带维护了这种秩序，是一种可以辨认的面目而不是那玻璃门贴了红纸却看不到一个人的境遇，即便大吼一声，出来一个安徽人，也会让你的目光无所适从。也许旁边的修理厂在此语境下，有了深长的意味。它在语言中的过渡虽说没有任何意义的承载，但是我们从此处看见了某种在这个实用的城市非实用性的东西：悠扬的乐曲。就此我们也仿佛看见了某种脱离实体性质的修复，无用性的音乐出场使得“小路开始慢慢袒露身体”。柏油路似乎也具备了给予周围事物一种规定的力量——它使周围的灌木林、草坪、水闸和红黑色砖房各得其所。时辰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这里，在就要看见戴德梁行的广告牌的端口，它被威严而亲切地分出并各自取走。这才是接近精神故土的显性特征——人不再是时间的奴隶，而是它的支配者。
返乡，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精神抚慰。正如奥德修斯返乡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每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都对它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作为21世纪当下一个前往大都市的一间物业公司探访亲人的人，他在语言中的行动最终止步在它附近的一个面店，而且是那么偶然的、突然就看见了戴德梁行的广告牌。或许我们终不能抵达，而只能一直在途中，不断靠近。而唯其是靠近，它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诚然，对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兴的物业公司和人居漂移的小区在精神层面的隐喻性，再做过多阐释就失于过度阐释了。
现在我愿意接受广友当初的说法，他写的的确是一种悲悯，只是他所悲悯的，不是现象世界的人生无常，或底层人物的悲苦命运，而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和返乡之途的日趋艰难。他放弃了对现象世界的广角描述，专注于自身的慢镜头或特写，是一种“简单的、个别的、地区性的叙述”，即便以全知的视角实现对“他”的观察不过是为了更冷静客观地审视自身，将“我们”、“你”的引入也不过是在把现实戏剧化或将戏剧化声音客观呈现。他的难度在于，时刻小心驾驶又要不断意识游离，控制力和耐心成为巨大的考验。他没有过于显性地追求局部或整体的隐喻，只是在不经意中完成了这一切。不难看出，这样的一路写作是汉语新诗或古典传统里前所未有的，但他的精神内核，又并没有出离传统的血统。我不得不说，新诗在脱离了格律的约束而日趋散文化之后，广友的诗在诗和散文之间是有清晰的边界的，他的诗中的散文是诗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它拓展了新诗的长度——这个长度不是篇幅的长度而是语言的橡皮筋就其弹性系数所能达到的长度。当然这个散文部分的长度，是否需要剪辑、修整，在完成了每一个岔路口的诗意争辩之后是否需要有一个快车道的运行？这些仍然值得商榷。但是在新诗写作日趋平庸化的当下，我们不难发觉，他的写作介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开发区”和“集散地”，也是现代性最为突出的场域。“道法自然”，在我看来，聂广友师法的是我们时代最新的自然，是以身体为中心的，裹挟着无数杂质但又有最新打造的耀眼钻石的文明。他的语言的篮子也有意无意地收集了最新的文明果实。而这样一种语言行动，正因为是以身体为中心，它也就更具备穿越时间和地域的力量；因为是以个人为聚焦点，也就免于了真实之外的某种裹挟。正如安德烈·莫罗亚评价普鲁斯特所言：“普鲁斯特简单的、个别的、地区性的叙述引起全世界的热情，这既是人间最美的事情，也是最公平的现象。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我也以为诗人完全可以通过对个人的专注和叙述，恢复童年的时光之慢，留驻似水年华，而在再次去往戴德梁行的路上，我相信广友会给我们带来更多语言的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