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群忧郁的、很快就要为人忘却的人们，
将要无声无臭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
给后人也没有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
（莱蒙托夫《杜马》）
我读杨政诗，应在八十年代中期，到报社工作后，即他近作《水碾河》诉说的地点：“十字路口工阶级凌虚而立”。说也巧，这地点（含周边），曾孳乳过不少诗文，不少噂沓背憎的往事，张枣的《邓南遮的金鱼》、《到江南去》：“……它就在报社对面”，柏桦许多涉政治与性的诗篇也于此裂变，《痛》、《美人》、《琼斯顿》、《群众的夏天》等。翟永明著名的《土拨鼠》等，我早期几乎所有愿留下的诗篇、“动物随笔”，还有《旁观者》和《象罔》……颇有“起穷巷，奋棘矜”之势。旷代文艺家、诗歌骚客、三教九流，过往不少。
因它偏芙蓉城东北面，地处北站、东郊、成渝、九眼桥、四川大学与报社环线之间。旧时水道、陆路环绕畅达，即扬雄所叹“渟皐弥望，郁乎青葱”。皇帝驻跸、献忠毁回澜、民女濯锦、薛涛与白居易唱和作彩笺，望江、货囿、市井、面店、科第……无不汇聚。革命动荡，铁路遂兴，省府鄙邑流通窜习，乡梓官学遂杂。李劼人《死水微澜》之陶冶，辛亥革命的闻人暴徒，匪窜乱党的温柔乡，大学“第三代”之肇始，即便黔地“启蒙派”也作过通气口，无不囿于这一地氛围。各代逸民，商贾鱼龙，小市民与虾爬、旧时地下党后裔、劳动阶级、围绕铁道系统铺展的厂矿局子、贩夫走卒……歧途枉劳，煤灰扑鼻，戴鹜冠者、搞水货者、摆地摊的、地痞，官僚，惧热避荫，都相互撞见，南人火性子又急——旧时，袍哥语便有“水紧得很”，意即“事急”，欲速未达，则“不认遑”。认遑，意即“反水”，口头禅就有“汤水得很”。迄今，成都方言都残剩“水哥”、“水得很”、“水场合”……述之“阴柔延宕”的性格，与沾点匪气的“码头文化”。都市主义渐为江渎洪涝浸侮，最后漫泐不清，阴沟政治取而代之，遂中国小人灭君子威风。
无独有偶，天下都还兴“北朦胧”时，思虑未得真审，南诗，则有了另外的视野与冲动，独断之学遂兴，拉长时间，大可细察这来龙去脉。难怪杨氏也出乎意外地写了首汤头歌：“大水汤汤”，还有“水头，已是我的末途了”。早期还有首《给阿水的诗》，“阿水”何方人子，男女事由不论，一面叙孺子气，一面又不得不叙非人道压力，“红色愚人帽”、“老年朝圣者”、“逃亡者的尸体”、“恐惧和风暴”、“死亡的气息”……接踵而至，整肃味很浓，或也只有以非人的变形，来获得点动物的温暖。温情于极权语境，呈中性，亦如奥威尔笔下的“监控麻痹症”。所以，福柯认为，作用于“政治肉体”有物质和技术两个层面。
50后诗人柏桦，虽写过“由于精神的匮乏，我们接受了物质的教训”，但他习惯由本能去理解，未觑技术社会惩罚的层面。所以，后来再见“知识者”不知不觉由忤逆变规训，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感官本能的文艺蛊惑中国，非惟外来，也有传统的基础。杨氏窥此矛盾，很想于诗续他熟悉的温情。因缺少，所以幻想。作为反常化叙求，这正是冷漠社会反常化表现之一。所以，似乎都未写好过，因语境缺了先机。所以，温情在他，也就是“熨在流年上的痛的侧影”。
有趣的是，那既生物又美学的“痛”，却始于柏桦。那首诗，源于一本医学译著（记得是《痛的哲学》，但忘了是我买的还是他买的），我们唠叨这“痛”妙趣横生。但，当时，我走的是另一路，柏桦嗜险害，秒杀几页，遂于水碾河草拟了他的即兴诗：“怎样看待世界好的方面，以及痛的地位……痛隐射了一颗牙齿……幻觉的核心，倾注于虚妄的信仰，克制着突如其来以及自然主义的悲剧的深度”。这本能催化貌似的理性，最能代表柏氏诗歌的特征。所以，在你阅读颇具快感时，可千万别忽略了词语下面那躁动即兴的“政治肉体”。
那时，他借焦灼的孤身，思维敏捷，谐调感不错，大家都还没能力去厘清理性与本能、学与知的关系，而且，也无暇顾及。他写诗的快感，曾让怀有强烈英雄气质的年轻一代着迷——本雅明也说过：“英雄是现代主义的真正主题”——当然，不蔽美恶，也废掉不少，都缘于此。杨政是个异数。
由他不断学习、疏离来的诗篇，很明显地能看出上一代的反作用：“他（指柏桦）十九岁的负重之旅啊，挥汗如雨的缁衣，正被我们反穿”。看得出，比周上代，诽誉交争之间，他已非传统“安静”的递嬗关系了，虽焉知祸福，但，较那种“毁容”式的因袭，蔑邻圣而仗胆，又不知好了多少。诗歌，作为“平民英雄政治主义的谋杀”，或胎于《尝试集》。至此，“引车卖浆”——其实，也就是借革命的洪水猛兽而发现底层歌唱的屎壳郎：“粪香就是道路”。倘若真要醒眼去发现自己的英雄，不难发现那些“巴洛克式的光辉”，换了时代，继续声张“流氓无赖主义的诗”。
杨政最新诗作《苍蝇》，就臧否了这种闪烁巴洛克式光辉的混合肠腔，比之Cindy Sherman恶心的《无题照》有过之而无不及。视之，读之，恶心反讽，蚀空一切的“舶来品”，怕也只剩下接触还是阻止接触这等伪装的问题。这大致是50年代诗人的遗产。诗歌魇胜法，不比政治魇胜残酷，也不起眼，所以，就社会学意义的发泄，也更有效。缓解普罗大众的挤压，较之士阶层视之“奸俗”的卑鄙，或更迫在眉睫，所以，也更容易被今日扁平虚假的富裕社会和强人时代接受。
也正因为一直封闭在近世的“迫害感”和“解放癖”中，诗歌英雄，遂呼之欲出，无不兼备聚集群众和照亮黑暗的欲望。依附词语的超然力，也必为其反向定义，其程度远高于发达的民主社会。以蛊惑方式消费群众，也就转而为启蒙的英雄气质消费。词语“绝圣弃智”的浓缩化现象，我们每人或都该警觉，“退不三思，坐语一世”，庶可称“词语降神”。诗歌界，不能还原词语力量入迷者甚多。故后殖民文化背景下的亚裔作家，也特别容易耽溺两种语言的纠缠：生活语，习得语。后者，比喻说来就像“吊嗓子”。文化各业“吊假嗓子”的颇多：“子虚君还在吊假嗓……这些内心的小声音”。显然，杨氏于自己一代，发现了那种更隐蔽的危险：反常化的简单模拟，逆袭，随之而来的，则是作为上一代美学的牺牲品。“鸡胸君”这个词，至少在描述某种不可医治的遗传。
反常化，有无可能因势利导转向健康，社会不论，就诗人个体而言，得看与其丰富性自相抵牾与否，还要具体看内在情调延续的“逻辑性”，我很赞同I.A.理查兹的看法:一首优美的诗会渐次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但也并不忽视其中的诸成分的局部特性。而这正是我之所以较早关注杨氏的兴致所在。他早期的诗，就含了那种“个人无意识”的叙述动机，比如，极权社会碾轧下的社会渣滓，就是不能借了肢体放纵和奢侈为都市主义提供真正的英雄，除非“谁会先离开这场飨宴”。
无独有偶，这种思虑所隐含的歧义，与莱蒙托夫的名篇《我的恶魔》，正好相近，也是——“在他的环境里聚集了一群恶党”，单纯、热情、缪斯是压抑着的，爱作为命运的一部分，因“冷酷地盯视着鲜红的血腥”，连纯洁也不得不遭遇“蔑视”。反常化——现在，我们来瞧瞧其副作用，也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不视为生命，而作为时代病的抵押，并行却又相悖。无论他后来，如何采了对人世一切嘲讽、戏谑的态度，像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却林，变着戏法去贬损一切愚行……，但，这都未能掩饰他曾拥趸的脾性——“我们以童真的方式/领悟一切”，反倒证明，一种古怪的“心智高远”的血统，最终会被环境颠覆，而且，已随了旧文明的坍塌而被颠覆。于中国，最紧要而也最搞笑的是，一种反智的“大众社会”（反智政治，余英时有专论，不过传统、极权二因如何对剖，尚待讨论），依了魇胜法得以形成，用来抑制人性的，恰好也正是“血统论”。
当然，后面这“血统”，是被近代意识形态化过滤的一种东西，甚至连阶级血统都谈不上，仅仅是“阳刚败北，阴柔致胜”更低俗的滥用，既为革命催生，也为其灌输。如果，“革命”一直是在谭嗣同所言“阴疾”的范畴，“白沫浮其上，红沫也浮其上，所有深藏于内的穷凶极恶，一起暴露”，那究其传统，便复杂起来。非慎之又慎。
所以，在叙及诗歌领域某种现象，某个熟词、套话、低智计谋时，我们都得留意“文化鼎革”所导致的“强人时代”和“反常化”这两种现象。我已多处叙之“牛前进”和“猪坚强”，也即福柯在《不正常的人》叙及的“阿尔西比亚德主义和艾罗斯特拉德主义”（指两种人格：前者集中了伟大的品质和许多缺点，如自以为是和野心勃勃；后者指在低能者那里，恶毒与无道德、反道德和虚荣相结合），而且，这两者，经意识形态参照，又都含了“包法利主义成分”：即设想较自己本性更完美伟大的他者。用夫子话说，即“小拙代大匠”。不解此种人格特征，便难解传统诗教“文质合一”的要害，而更惑于今日诗惟辞章的现实。古今流别，虽不专对，却会影响悟性很高一类诗人于现实和人事的辨析。杨氏叙“狡黠的小孩……模仿着我和另一个人的游戏”，参照其后作，显然，对“包法利主义”的讽刺，为其主旨很重要的一脉，虽他未必知道这个术语。
而这先觉，则源自张枣。杨氏之敏锐与获取准确性的能力，不光体现越加凝练的诗中，更体现在他对“先驱者们”的判别上，毫不吃力便聚焦诗歌之星分野下的西蜀几人。星非自高，引而高矣。在60年后与50后诗人间，的确暗存一种选择性的“诗教”关系。这是杨政一代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种不引人注意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以独特的方式审慎、抱怨着那种呆板的不变化。
从语言时尚的选择性看，他先近柏桦，诗风于原本的清丽转求恢奇，后又融张枣的人情洽和、纾缓轻盈，泥而不滥，词彩飞扬，且善讽，遂淬炼为一家。张枣是综合性的好，骨子里是打击“包法利主义”的。而柏桦，则多拥自恋渲染“短暂、解放的美”。一代人的风格，包括身心自戕以及天性才华磨损所涉各事由，对60后震动极大，印象很深。所以，他们反身也对“现代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波德莱尔1846年谈及此带有反讽的意味），对无产阶级文艺——现转而为“无恒产之文学”，对现实主义远景，对智力和意志及无处不在可疑的权力，多了些警觉。
他的诗不多，数十首而已。他念大学在蜀，正好是狭义的大学“第三代”人的腹地。在那样的年代，敏锐的人都会嗅到“一个新世纪的前奏曲”，又或以遗忘为代价，那样的氛围，他是不能不写诗的。毕业后，流寓东南，远离了青春期诗歌的氛围，浪漫与冒险：“向令人发指的光明索取高烧、炎症与死亡！”也包括本雅明指出的现代自杀病。
这几代诗人的自杀量，也的确成了大家的心病，——但，却是佝偻形的。杨政诗中常出现“佝偻”这个词，包括“鸡胸”，与柏氏“意识形态的平胸”合为双壁。太多的自大狂，太多的躲闪，以及对“毛时代”革命禁忌的反常化表现，兰波称之“新来者”，视过往为祭献。但也有是含蓄包容先驱和他者的，但，并不怂恿其毛病，偶有怠玩，倒也知其弊端。变异非出此不可：“……我曾随你昏昏入眠，醒来，我已长大成人，自食其力，盘算操劳”。这是我瞧得起他的地方。
他先后结识的诗人中，柏桦、张枣互为俊友，影响甚剧。迄今，他还记得用自行车驮柏桦来工人日报社的情景。同时，他也记得，如何揶揄、修理那些一门心思钻营的写家。他的幽默、狂傲、讪笑，折腾庸人的软暴力，发挥起来也很骇人。这是他该担心的。总之，涉居东南，于他是很大的改变。诗里有所流露。那首《小孩子与苦行僧》，恰好把自己划入了“零余者”。徘徊的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死去，另一个却无力降生，遂出现了零余者。此零余者，由郁达夫而闻名于世。左右皆非，颓唐更好玩。由此，杨氏之《小丑》颇值得咀嚼：“你好！左脚，你好！右脚”，都是“难闻的牺牲品”。这类调侃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总比无节制的饶舌好。
摆在他们面前的诗歌生活，选择性不大：求理性注定枯燥，而消极怠玩，虽得些乐子，却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循环往复，再跌入结构性的枯燥乏味，朽烂更深，遂好讬词往昔的“美丽”（但，要明白，美，就其实质，乃真实的因素）——恰好，“美丽”这个词，曾一度泛滥80年代诗界，柏桦诸多作品可谓集大成。就摆脱“无产阶级浪漫主义”和反白话文意识形态平铺写实的连续性而言，他有极大的贡献，至少在“不受控制”这个层面，是“反英雄”的。
弗莱在谈现代文学“反英雄”典范的《地下室手记》时，恰好又叙及一种反弹现象：即“追溯到一种对于行动能力的过分自觉。叙述者蔑视自己，然而又赞赏自己能够诚实到自贱的地步，这样，他就不断被汹涌起伏的修辞所能缠住”。以此审柏氏作品，极为精到。他于生活手段、写诗时而自作贱，很有名，毋庸余置喙。但，让诗这种特殊的公共知识产品（进入社会流程后），因一己之愚拙而导向反现代性之真实，那就值得反省。杨政《殡》中的诗句，无论事由、联想，无疑指涉其师承而后多耽溺失语的柏桦一代：
那人，比白昼更白的那人
却成为我们一天中最浓重的黑暗，
看得出，诗的意图由奥登那首著名的悼念叶芝的诗孳乳。究竟“比白昼更白的那人”是指现实的某个亡者，还是诗艺导师亡于形神，毋庸费力，因柏桦所叙“我要表达一种情绪，一种白色的情绪”，“我白热的年华”，“那依稀的白颈项”，以及更直接的“而我们精神上初恋的象征，我们那白得炫目的父亲”，已无疑回答了此问题，这些都是两代诗人再熟悉不过的句子。
柏桦属50年代那种身处迷茫、焦虑而仍能以词语直接命中目标为快感的诗人，所以，传染的命中率也颇高，青年一代，无不风靡。那时，反乌托邦小说的“老大哥”，也正好流行，所以，少年躁狂与革命专制，遂合二为一：“我们时代最后一个‘老大哥’的冬天”。这个冬天非叶芝式的，恰是俄国“古拉格”式的。而“父亲”，作为记忆，则融生理精神为一炉：“生理的、赶不走的抱怨”。最后，也只能寄托他之后的叛逆者——“从我们身上走出一个男孩”。当然，这男孩，一直是他的道具，按其诗歌内在逻辑，又可能是一次循环，——尤其作为诗，若只从形式主义走出的话。便又旋回白话文运动当初的“易卜生主义”。
而真正的改变，于杨氏，则是来自1989年的断裂。“广场革命”一如既往会循了“身份认同”和“语言行为”（萨义德认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言有所为，故在公共世界，惟有“公共的知识分子），会把“介入派”与“路过派”（李劼人《死水微澜》：站在无害的地位上来观赏）豁然荡开。这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故意模糊，反就心多了，倘若再以文藻饰真实，即奸猾的谎言。“死者，士之所重”。谎言，非士，非君，更是对赴难的侮辱。事件后趟浑水的颇多，故都必先证而后洁。
他写有《89之歌》，意识此次逆转仍不过广场式对抗现代性之因袭——“从世世代代惊恐的叫喊中走来”，望风披靡倒下的也非啻“愚钝的感官”和政治走卒，还有那些被各种现代性场所和器具擦刮下去的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海子、骆一禾……甚至也可以广义地包括瞿秋白、鲁迅。但，杨氏把这一切倒置于“极度个人化”的反应、颓废上，甚至醇酒、生死之上，遂见他这代的反应，仍跋涉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泥淖。但，他于这首诗，多少给予了“美丽”一种新解：“拒绝美的高价的诱惑，它选择自由的阴暗”。
因生活，他去了福建，写诗能辨方位星宿（《暑夜》），也不知他哪来的这方面的知识（指分野）。在他那代多数人还津津乐道，沉浸于身体化的训诫写作，发明词具各种颠沛的小玩艺时，他却以新的“地方知识”为乐，写了形式很完整，质感更强的诗篇，包括1990年的《塔头行》、《灯笼》（后者进入了张枣的视野）和1991年的《七哀·水头》等。开始嘲讽诗人失语：“满载油腻的知识与妄想，青年打响饱嗝，长者挑剔假牙”，甚至“老一代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眼潮红”，摇身一变，成了“小孩子泪水汪汪”。谁都知，“小孩子气”的含义：“小孩子，心明又眼亮”。但，这任性的小孩，必须和具有忠诚品质的僧侣结合，才会引人审睇。所以，也就有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童僧”。
他的小孩与苦行僧并置，是新旧秩序混合的一种诠释。假如，波德莱尔现代主义理论是清晰的话，在本雅明的分析下，应该是清晰的：“按他的观点，古典的要旨局限在结构方面，而作品的实质与灵感的激情则是现代主义的事儿”两者的协调、冲突，正好成为他既秉持诗人气质又充当局外人的注脚。他的结构能力，平衡感，借了判断力，相当惊人，在那个年龄段，少有出其右者。
他的行脚僧，不光接近怀有还乡病的“零余者”，而且，还涉及对迷恋原型的动摇，《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与另一个更为有趣的旧俄国的“僧侣”融合后，可供我们观察一种复杂而又有趣的性格。那种以为“俄国文学”的气味消失殆尽的说法，我是不太同意的。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此书——他那代人，怕许多未必知晓，所幸，他读过，虽印象不一定有我们这代深，但，也不是没有——乃因为，我们这代，乱世枭雄互戕的社会基础，对超越寂寞、平庸有着特别的诉求，甚至不择手段，意识形态的虚幻，便成为这代人的难题（张枣：我们迎接的永远是虚幻）。而杨氏这代，已渐远了“阶级的忠诚”，要对付的则是更难对付的东西——因缺乏目标而引起的“无聊”。
后现代无聊的魅力，曾经艾伦·狄波顿润笔，几乎就是火车、旅店、飞机场、空墙壁、加油站、缺乏归宿感……一系列的忧伤转换。诗歌，则是另一系列无尽的情绪转换，最后，和政治一样，也会殊途同归，纯属无聊。寂寞、平庸、无聊与世故，不断重复……这就是罗兰·巴特说的逸闻、废话，跟肥皂剧和清洁剂一样，既来自古老的竞技场，又属大众神话。
我曾这样写过：“大人，（先生），你那支桑柘木做的弓，可不可以袪掉那玉成的无聊”（《与阮籍对刺》），借射侯来喻精神领域的空虚与袪魅。张枣曾接过这口吻，“是的，大人，月亮扑面而起”——又再孳乳一连串可堪称后现代形象的东西，比如“一个滑旱冰的小阿飞”（《而立之年》）、“麻将妓女”、（《死囚与道路》）、“革命童仆”（《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广告美男”、“围观肌肉的健美赛”、“翘二郎腿的燕子”，自然羞煞唐朝的燕子飞花……一旦传统的“英雄隐身”，门锁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操持新法的“小无赖”，在那哇哇地吐静电。看得出来，对付“无聊”的现象学，始于我们这代，但，惟杨氏，随后步入了这种很特别的交接：“行走在我无聊的脚印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发现了我们这代沉浸于无聊的魅惑，也应给予绝缘。正像莱蒙托夫说的：“当代英雄正是一幅肖像，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一幅集合我们整整一代人充分发展出的恶习所组成的肖像”，杨氏看透了这点，所以，他的诗也交替表达着少年老成、宿命和厌世等等对拆的思想，自然的万劫不复与离愁，怨诽不乱，即便南枝，也可刺世。其实，这一直是汉诗隐疾，那他又高明在哪里呢？
要了解这点，那我们便先由他杜撰的苦行僧，跳转至影响我们这代稍深些的莱蒙托夫（他和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克梅派的古米缪夫和曼德尔斯塔姆，都是广义的被极权主义害死的英雄）。莱氏恰好写过首《童僧》的长诗，从故事看，也是把缅怀自由的少年和濒死悲伤的苦僧，揉合为一体：“心灵上是一个童僧，而命运上却是一个僧侣”，莱蒙托夫把俄国比喻为《童僧》，故事原型，便值得咀嚼。
一个童年就偶然进山地做沙弥的上僧，因缅怀家乡，许多的回忆，在他记忆中仍活生生的，于是，他很想获得自由。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他从修道院逃跑了，但，却找不到返乡的道路，在经历了各种艰辛和爱恋后，最后他又出现在自己的“监狱”——修道院的墙下。临死前，他给老僧叙述了流亡途中那些“幸福的日子”。其中，也包含了“俄国人有异于常人的那种圆活个性，——不管在哪里，如果看到罪恶，必然发生或无可消灭的话，都会去原谅”（《当代英雄》）。或只有我们以为是小孩的调皮、犯罪，才会这样。离了社会约束，便觉得高高在上，都是小孩子的感受。而此感受，则一直是杨氏的主题。
杨氏写作吁请阅读的潜在对象，窃以为，多为诡谲的“老僧们”，不为别的，就为保持距离。有距离，则有延续性。因“先驱们”也漏洞百出，只是命运更奇妙、有趣些（什么让我们讶异……我们望着这些长着白色胡须的老年朝圣者）。所以，就诗艺蜕变的向心力，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螟蛾》、《雪》，以及我将重点叙及的“地接诗”。之间则是奇特的《七哀》诗。
组诗共四首，诗题取曹植《七哀诗》。所谓“七哀”数，即《韵语阳秋》所释：“痛而哀，义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此五言诗体，源于汉末，此时用于1989年后由蜀至闽东迁的心情，非啻大同世界不停地“戡乱”，混合了流亡的英雄口吻，更多“祸福相依，顺天俟命”（康有为语）的悲观消极，把社会的灾难替换给自然，如“东海……你锅中的汤汁，使我免为鱼鳖”。我们的“童僧”，虽获自由，但，自由里，或又弥漫着另外一种极原始、野蛮的气味。大致也就是满溢古风的“哀郢”了。这是我所见他这代最接地气的作品。通过它，可观他这一代的语境、诉求。
杨氏这代，与50后的语境差不离，或许，还秉具更多风险，因他们更无所忌讳，也“开始嘲笑世界上的一切，尤其感情”（《当代英雄》），变得更加反复无常，也更易陷幸福痴癫综合症。但，毫无疑问，“文化岁差”也毕竟会使最优秀者，春而后生，对先驱者的重蹈覆辙，有所怵惕。
他的人生，几乎是嘲弄、讥笑一切的。与“皮却林”相仿，对征服的目标没啥兴趣，反而对征服的过程感兴趣。生活，诗，并无二致。所以，日常、肉身，便成精神苦渡。苦渡不了，遂一叶障目。英雄的这段自白，值得注意：“……而我们，作为他们可悲的后代，漂泊在地球上，既无信念也无傲气，既无喜乐也无恐惧，只有那个不由自主的担忧——每当想到无可避免的结局，心头便会紧紧一缩。我们不太能够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为了我们个人的幸福，去做伟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达成，于是，我们冷漠地在猜疑与猜疑之间打转，这跟我们前辈从一个错误误解投身到另一个误解没两样。”
《七哀》诗后，他便一时没写更好的作品，甚至停滞下来。毕竟，在中国，没背景的庶民，活着，便都要养家糊口。未知何故，他后又辗转至一般人看来不大适合诗人的“京畿”——屯钝之地。谁知，却反刺激了他的胃口。或因为零余者，可将现实中的一切“葡萄酒、矿泉水混合着喝”（《当代英雄》）。再者，历经各种冲突，他于内心，自有灵台可守，此即南音传统，非梁益、楚汉、吴越谱牒而不能。迄今，怕也只亡故的张枣君得此诗的江珠。望之西蜀，杨氏可积雪采云。先天时，后地理，再人事。气，虽儒者可望，而人性却难守。清浊升降如何，都关乎内在精神支撑的层面，非惟时运：
望气的人行色匆匆
登高远眺
……
穷巷西风突变
一个英雄正动身去千里之外
……
《望气的人》是柏桦早期最好的诗篇之一。摘句不足以通观全篇，更不足以叙其“消极能力”，但它捣虚腾挪，涉及了汉语诗歌于“后毛时代”的英雄主题。张枣的诗篇，涉及也颇多，如《刺客之歌》中的历史与英雄主义，汉才西魂，挪的都是西洋史观，更委婉的则是《邓南遮的金鱼》：“罗密欧换成了朱丽叶”。有许多人未详此句之覈。因这首诗，那年由我在“水碾河”孳乳。我给在场的张枣、柏桦等讲了意大利诗人邓南遮和金鱼的轶事，张枣遂建议每人写首同题诗。那时，北方“朦胧诗”方兴未艾，开始便好经世之言，佚于“格言警句”，遂径自为北鄙诗，后多疲于空洞和套话。南诗言事纤密，俳四俪六的奇谈怪论，转弯抹角的诙谐，也并非没毛病，或因太“文学化”，求刺激而抑思想，迷恋平衡传统，遂轻薄，矫饰……却又不能不以此抗衡地缘政治的边缘化。学在四夷，却获终京畿，这一向是中国政治、文化（甚至是革命）的宿命。
所以，一旦，你自视传统意义外省“多余的人”，那也就自视为“皮却林”。按伯林所叙，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契诃夫、别林斯基笔下、所有的俄国“多余的人”，都属此类。此类人，“是困惑的理想主义者，是天真动人、过度热心、心地纯洁的人，是本来可能避免而事实上从未避开的不幸状况的受害者……时而近乎喜剧，时而近于悲剧，经常大惑不解、误事、没有效率，但也没有任何虚伪，至少，没有任何无可救药的虚伪……时而软弱自怜，时而坚强愤烈……总是有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至坚不催的道德人格……典型道德与思想英雄主义，其原型，亦即其实际的、历史上的体现……”（伯林《俄国思想家》）。
中国社会更为复杂，除了俄国换位来的中式“多余的人”（由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浪漫“授之以政”而遭重创，然后唱响），革命与英雄，智识精英，袍哥与英雄，小偷与英雄，黑帮与英雄、党棍英雄、强人英雄……阴差阳错，都可能结合，而且，畅怀吟诵，不知深浅、羞耻地排比大写人生……什么都有可能，所以，“罗密欧换成了朱丽叶”几乎是“命运男英雄换成了阴柔英雄”的一种托词。类似的句子颇多，如柏桦的“鲁迅即林语堂”。此种换位，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遗憾的是作者不知，而且，一向如此，因为，诗人只对词语交配产生的吸引力感兴趣。
比较而言，张枣技高一筹，琐语微言，聘问生死，甄别言与事，故有专对，虽未深求，但其双语探珠，欧亚习俗弥补不少，虽也同僚句摘发挥颇多，消极、颓丧也不亚于柏氏，但，依节制和平衡感，反恢奇、纵横有真论辩，讥刺温吞，微言诗教，也还总是新鲜有益。
对这二人，杨氏自当明了于心，知取新甚难，救弊也难，在解决先驱者这些难题前，他也必须明白，这同是他这代的难题。居京畿后，他有首致张枣的《雪》，把二人归于“奥德赛”（尤利西斯）——值得留意。因尤利西斯的别称，即“经验丰富者”，常伴随其他英雄出行。柏、张二氏，自然是1949年后，经验特别丰富的“反叛文化的英雄”。但，这路人马，也颇多奇特的结局，甚至“颠覆”初衷。英雄，也会是反英雄，而反英雄，也会狼狈地败下阵来。
几乎突然间，他便写了真正令人讶异的《国子夜》，颇有诗中所叙“寒颤搜刮百骸”的感觉。“国子夜”一题是“国子监”（满清）和“子夜”（解放）的合文，身居京畿，眼光于节庆便很容易落在广场和城楼周边（皇城）。这“皇城”颇似莱蒙托夫的“波罗金诺”：“那里是自由散步的广场，我们又修筑了多面堡垒”。
但，历经严酷时代，流行的保命的“狡猾气质”（一只熠熠的狐狸），狡猾，市侩，坚定不移的自私与冷漠，已成为新的可巡逻天下的的国民性。杨氏想把这个话题捅得更开，其方法，即把对“狡猾”这种后延症的观察范围，扩展至50年代这批人，效果令人震惊。“后毛时代”的各种人物穿梭其间，城楼胖子，破音遗老，轮回的厌世者，再度引人瞩目。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革命节日，也是一个发誓不改变现状的新闻发布会，持续的低智化……总之，就是不断地演砸自己。
这首诗的价值在哪呢——在其“历史的隐秘性记忆”，这点，由“……轮回的厌世者，风中招摇的……”、“祖国的气息破空而来”二句勾勒出。杨氏作诗最擅长的手法，就是拿了几乎不值得嘲笑的事物来细掰（獭祭），既为“牺牲”，便不能不孳乳“英雄感”——微物本身自然主义性质的英雄感和主观操持的英雄感，这都不幸地集中于广场，若数落自尧舜时代的“横木以告”（不幸的是，广场之华表，即这横木蜕变的象征，华丽而无用，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多不识），已绵延了数千年，其无用性，也旷世未变，几乎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债务”，即便北岛借题说“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居另一个京畿（南京）的韩东，也表现过往下走（和谁？）的另一种“英雄感”，这种简单化的“平民英雄感”，为胡适所倡，——其实，那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英雄感；即便形势所迫，生出其强迫性来，就像我们凭白无故遇着祖国无数的事件和人，立马就成了“政治”和“高尚的年轻人”……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其实，孳乳这一切的幕后（“绕梁”的“无影之国”），多数时候，会是弥天大谎或错觉。
这种往往直转而下的“奇异化”，颇似布莱希特“陌生化”的废品再造。具体至诗，显然，他通过诗题的“国子监”和诗里的“空廓”，把象征意识形态肥胖的城楼，安置于晚清以来的时空，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史景迁那本《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来。第一个人物就是康有为。他的“保国会”几乎是笑话，而自谓的“福祸相依，顺天俟命”倒很有理。因他一边在为中国的改良画饼的时候，也曾怀疑，想与其合作的孙逸仙也想暗杀他，都无非是围绕这皇城的“星伴皓月”，另一类贞人卜辞，现在，被杨氏讥为“甜味素的皓月”（晚清、民国多曰“饿乡”）。在史景迁笔下，食这“鼓天下之气”英雄主义甜味素的知识分子蛮多，包括章丙麟、邹容、谭嗣同、秋瑾、鲁迅、梁启超、沈从文、丁玲、瞿秋白、徐志摩、梁漱溟、陈独秀、闻一多、老舍……又何不包括胡适、吴宓、陈寅恪一路。史景迁为叙述1890-1980年代的历史胜负，“流光之末，必藏着最暗的胜负手”，还叙及七十年代末“民主墙”时期的魏京生、北岛等。后二人，模糊了“知识者”的界线，这点值得关注。但叙之“当代英雄”无愧。
史景迁这句话说的颇为含混，但却蛮有意思：“……中国历史不是一场能让舞台两旁的人安然无恙、不受牵连的戏”，因此话，深涉即便今日我们人人也能感受的现实。这对理解杨氏近作背景、意义，是极重要的辅助线，——他在《国子夜》里有更扭曲的应和：“……王已陷落歧途……一只熠熠的狐狸现身了，人彻底玩完了，你们，演砸了自己”。我们当然明白，这不是说，诗人们不勇敢，或不聪明，——其实，他们聪明得甚至有些过头，几近于狡猾，以贱治贵集权下的活命，只能是这样的性格——而是说，我们这些浪漫主义的英雄后代，萎顿在荒凉的地球上，“既无信念也无傲气，既无喜乐也无恐惧，只有那个不由自主的担忧”——担忧什么呢，不可避免的持续恶化。几乎所有人，都了解这结局。我如是说，基于这持续地迷恋、恶化、结局，也以人人之个性为支柱。所以，“我们不大能够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我们个人的幸福，去做出伟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达成，于是我们冷漠地在猜疑与猜疑之间打转”（《当代英雄》）。这就是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那种“未加思索的信念”造成的。这信念，“并不能成为任何善良或邪恶的必然保证：它容易通向最崇高和最美好的道德事业，也同样容易通向以最卑鄙的方式追求最庸俗的自我满足”。
通过杨氏的近作，我们会发现，今日诗歌叙述的精神层面所涉的环境和条件变了。《国子夜》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并不是说，它就已清晰描述了全部恶化的症兆，但，它已敏感到绵亘数代人的那种“悖论”，不光侵蚀我们这代，我们的上一代，而且，也开始“拂过年轻而垂死的头颅”，也就是他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故可谓“鸱鸮夜撮蚤”，虽还未见丘山，却能察其毫末。其后，再由一首《诗歌圈》，过渡至堪称“地接诗”的《忆南京》，怕又不止毫末了。
这首《诗歌圈》用了四川方言写来，倒也符合白话诗传统的“我手写我口”。但凡诗人，非惟蜀地诗家读后，怕都会觉得闻了股尿骚。但，却不能当虚言看。倘若读过闻一多之《死水》，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再念及现实，便不难发现，知识分子随暴力社会的猖狂形成，自发孳乳了一套“祛蔽系统”，统称作“逸民精神”，无非是想持续地养慎善持，赋予诗文，顾其终极，或为锦灰，所以，多数有此造诣的文艺家，大多趋于秃灯自毁，清流沆瀣，难分难解。也就是“几十年的一个堂口，近来的场合”（《死水微澜》）。
杨氏趟过蜀地各圈子的浑水，固知其中翘楚、手段和臭味相投。年轻时代的“手淫犯”，文革小偷小摸尝试犯罪的精英，巷闾舵爷，小市民（诗里的“黄豆小兵”）打翻天印，即无恒业又无恒学的“白伙食”（蜀方言，意即“白丁”）……伴随着普罗文艺之汹涌，层出不穷。遂明白，时至今日中国，人文情势之恶化，已逼迫内心相当严重，混合着民众肤浅的物质进步意识和极权主义的不知羞耻，讹钱为时衣，或拯救，几乎胁持了所有的人。故念及此处由闻氏“残汤剩羹”衍生的“吞不完的死苍蝇，舔不尽的咸勾子（蜀方言：屁股）”，不能不立马警觉，旧式智识阶级之覆灭。而分裂性人格的诗人，过去曾一向被视为文明的捍卫者，而如今，纷纷被“非人化”的环境左右，顾影自怜改为混吃混喝，退可保身，进则富贵，即便佯狂诈鬼，近似巫祝，执浅白，或稽深奥，移花泰西，都不足以再添作神圣语言的代言人了。
倘若非绝望至看透一切愚昧的把戏，便也能借古讽今，抽身去作那“诗歌未亡人”，“电眼小清新”们，成群结伙摭拾“啐破嘴皮……的口水套路”。“千首富不救汝一生贫”，这一句点破此诗本事：即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功名利禄，历经普罗革命和政乖的洗劫，以贱治贵而兴“强贵”，扭曲遂生吾民（包括诗人）反价值的本能与环境，必与具诸多限制性条件的现代主义发生冲突。诗歌身体化的驱动，渐衍为反智，只能说明文艺与社会同步共致“祛蔽系统的”崩溃，而同时，也表明诗歌的“内部情调”——作为“自然说书人”这一传统技艺彻底消逝。即便“人间忽然起高庙”，也无济于事。因为“打光咚咚”的、“溜光头的”和“拜水码头”的（近似李劼人之“野娃娃”），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一统天下，归曰“总爷”（李劼人：“‘总爷来了’，这一声，比什么退鬼的符还灵……人圈中间的美人英雄，一下都不见了”），还是“后现代”的，再接传统“教民”遗续，还是一样地“站在无害的地位上来观赏”（李劼人语）。显然，诗，未能如愿改变社会，也很难改变己身。因其英雄形神的底本，一错再错。
杨氏“地接诗”，先《忆南京》（2014，9月）、再《国子夜》（2014，10月），《水碾河》（2015，2月），《重庆之歌》（2015，4-6月）与《上海之歌》（2015年，8月）次之。《忆南京》是回忆作者探望当时在那教书的柏桦。90年代初我们关系尚可，也去探过，闻鸡鸣，游秦淮，食盐水鸭，访客都是此“老三篇”，故熟其中“掌故”。也不知作者彻底知否，本小题，鲂尾之赤，却涉了如燬的公案，否则，便不可解诗中为何横亘如此多的“遭扰”、“破败”之辞：“碎纸片”、“城垣松滑”、“瓦砾”、“鸿断残云”、“废诗”、“百骸”、“焚迹”、“金陵黯淡”、“钟山泣血”……。谁都知，毛泽东也曾用韵“龙盘虎踞”一类。喋血遣词，便知非“三等国”矣。今日诗求心声真言，吁嗟文明衰没，便不能虚美隐恶，有所取，非击石附石，以言行事，便不大婉约得起来，必涉历史、华胥极深的隐喻。
南京作为大江形胜，政治舆地，概称石头、南都，与泰山般，为旧史博洽群记，肇于《禹贡》扬州，城起，本就兴亡灭无间，先越灭吴，楚灭越，接着秦灭楚。汉晋以下，王朝更迭，改秣陵、建业、丹阳，隋开皇，并蒋州江宁。唐灭隋，置金陵，昇州，大宋再改健康……一路兴衰，至近代东瀛屠城，郁结民族心疾，逸仙病殁葬蒋山（即钟山），即龙盘所在。乱世枭雄借势，毛氏集团又败蒋公集团，一路整肃，岂六朝古迹不复有存，即便越台淮岸，怕也成泡影。俗言“胜代陪京，人文所寄”，倘若衰世，人文怕也只作“鸡笼”观，半调子借吟工部“秋兴”了。杨氏“时代需要叙事而非抒情”实有所指。
故柏氏流寓金陵前后写的诗，可一并参读。他是含了一口英雄气而奔石头城的：“一个英雄正动身去千里之外”，并抱有相当的幻想：“望气的人看穿了石头里的图案”。但，真若此否？杨氏似有观望：“觑不破就是死门”。若读柏氏“南京诗”（1988-1992）——他后来那种不太负责地乱采历史气场的癖好也缘于此，就修辞而言，可得些快感，就诗志来看，恐怕会失望。痴迷环境现象，摭拾皮毛，不知所云，于大逆无道“文革”后惟整饰语言取胜的一代诗家，是家常便饭。记得，柏氏曾面叙1989年的群众反叛，“小柏”也杂游行队伍。有人吁请他朗诵其《琼斯顿》。但他害怕，没敢朗诵。这点，我反能理解，任何性质的“革命”，都没必要让缪斯和莎士比亚去充当炮灰。只是以后，当我们再读这些诗句时：“孩子们可以开始了，这革命的一夜，来世的一夜……摇撼的风暴的中心，已厌倦了那些不死者，正急着把我们带向那边……热血漩涡的一刻到了，感情在冲破，指头在戳入，胶水广泛地投向阶级……”，也只能当作是一种“不可知的预言”。再聆其呼唤“自由”时，概不能当真。
毕竟，让人牺牲一切的声名和光荣，作为传统的权威，仍笼罩在我们的头上。毕竟，“生活的渴望比命运的痛苦还要强烈，虽然，我（们有时）根本瞧不起别人的生活”（《当代英雄》）。说到代价，便又回到宿命的问题上来：“人生是这般地烦闷，假若要是没有斗争。我们，沉湎于逝去的往事里，在人生当中，判别不出多少事情来……我需要行动，我希望让每个日子都成为不朽，好像是伟大英雄的幽灵……”（《当代英雄》）。
而这“幽灵”，则最先由西方的马克思发挥至政治檄文。如今，多数人已习惯了身心分离的表达（无论他举的啥旗）。那种诗人因“反对社会的舆论，于是他就被杀死了”（莱蒙托夫《悼念诗人之死》）一类事早成浪漫主义传说，这在国家主义的梦工厂或主导的创意工业的民间性中几乎不再发生，客观江山则如败絮。修辞之下，英雄和懦弱，心罪与咎由，伟大和渺小，语言空泛和以言行事（在英雄叙事中多作舌尖与黄金的象征），有时真乃一念之差。城头和人民，不断变换角色，反复闪现柏氏诗，都只点缀山诗风景。真是“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李白《横江歌》）。现实中的山川人文气厚，非晓以源头的“地势坤”，皆取西南岷嶓，祖江则拥秦淮清溪朝于东北。山趋水至，聚会钟山，石头、玄武，方营帝宅堂奥，包藏王气霸业……毛时代俯仰辞彩，剿残古往人文，遂“山空霸气灭，地古寒阴生”。反常化文艺被抽空，也只剩燕尔辞赋，标竿渺小的自我，也无非往那死水里多泼些脏水而已。都正好与杨氏吟游所见及解析合。称《七哀·水头》和《忆南京》等为“地接诗”，均为视其悲观的真相。
此诗难能可贵处，非在字字珠玑，在作者懂得“限制自己的范畴”，抑制了白话文诗长久以来随时“唾地成珠”的毛病，仰赖“拟情”以别诠释或安装说法，故先别言与事。权作叙事，言（议论）暗随，顺势而为。谈语有味，浅说有致，固达难达之情。我们这就来看看，他究竟搞了些啥名堂。
诗中那位“打横作陪的体育老师”，是真人秀，与柏氏同寝室，曾循胞兄去外国打工，因无智识技能，终败归，命守体育，遂消极起来，是那种最常见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体格惟用于吃饭、攒热能、消耗、寂寞，寻欢发泄，愁着将来，故完全不解同寝看似平和却乖张的诗人，较了他其实更消极颓废，以及这些诗歌江湖来来往往的人，究竟何方神仙，即深又浅，狡猾也恍惚。常人与诗人如此“隔膜”，诗人与诗人，又未必不是。所以，既为“盘中餐”素鸡（南京小吃）一类，其糗事，就难免不成诗人笑料。柏氏有诗为证：“一个深夜爱说话的体育教师今天专程去加拿大的月亮下哭泣”（《山水手记》）。之于身边的普通人，就“恕道”而言，此讥是否残忍了些不论，只是这里暗匿了种逆转，即心理学“病态痛苦”的转移。因我曾亲身经历过柏氏自己赋予体育老师的状况（夜奔哭述），只是一种状况，非缺陷，是现实挤压边缘人常产生的状况，应付如何，看各人平衡。但诗里，柏氏则常转移给被描述者，将其“本能化”，这是他“消极才能”惯用手法。由于恐惧，通过表演某种“阉割仪式”（语言戏弄）将其驱除，是种很古老的行为，演绎“精神病灶”也并非不可能。
这里，非专论柏桦，只因诗述有三人，体育老师，柏氏，写家。叙事者想通过角色转换来折射真正的主角——即诗中“小柏”。前面已铺垫了“喇叭、细作、孤儿子……”，后者大致可视为“孤臣绝子”与亲切的“龟儿子”（蜀语）的合文，与后面的“牧斋”、“小柏”可孳乳为一种对应关系。后者，是平民阶级的代表（重庆，另一个旧政府的京畿），最容易为市侩利用，其别名庶可谓“随风倒”，既爱怨嗟，也好喜怒，既尖刻、圆滑，又逆来顺受。按辈分，按相因50年代诗人的“营养”，杨氏不可称“小柏”。除非，此称呼直捣现实语境，戏谑“党腔”，有修辞学上的意义。
“喇叭”、“细作”（近旧时的“雩”与“龠”）让人联想到1949年国民政府于南京的倒塌及随之而来的改元建制和整肃。就像史家所叙的拿破仑，法国于他就像焠钢厂。前不久还有揭露，叙毛氏曾专嘱对旧时行政京畿之地，开杀戒，较其它城市，定比例需多出。故储安平那著名的“多少有无论”，恰是对“细作”的另一种诠释。诗需细作（普罗革命尤好诗歌及运动这一现象值得注意，它刺激了不少野心），意识形态屠戮亦同。精神、人肉耕作，两者较之，都可谓幼始。幼即少，少即小。坊间一则政治笑话，即有周氏讳毛润之于延安饮食男女，便用过“小同志”。“小同志”较之“老革命”（旧习）之狡狯，真不在一个级别。此南腔北调，今用于柏桦，是否恰当，要看上下文。究竟谁比谁更幼稚可笑？比如，体育老师的滑稽性，就有“杜撰”成分：“我总狐疑，他是来自小柏诗中的人造人”。这句是关键。
其实，即便那人的可笑糗事都真，——吾民之不靠谱，啥时又不逼真呢，自然蔑历，民心趋本能，围观洋人砍同胞脑壳，人血馒头，自戕不息……都是真的，但，问题不在这，而在诗人的注意力（定格）和语言的蒙太奇效果，亦如那“松滑、不切实际”的金陵，都沁了记忆的阴影。诗人也“明知”——那些“内心的小声音，至多把斑鸠变鸽子”（柏氏诗，其修辞也基本受此原理支配），但又如何呢？问题在，我们为此黯淡承担过什么，内心改变过什么？颓废，当然是一种力量，但，那是消极的。诗人主张裸露地表现陋习，本能，不运用智慧，这是可能的吗？当然可能，——如果，我们窃以为这是种“自由”。
柏桦在我们这代诗人中，自当是增效最高的佼佼者，他的诗风，稽考下来，与其价值混乱的过度时代更显天衣无缝，这是其影响关键，许多人受益匪浅（即便张枣也承认这点，有时稍过分地谬赞其放纵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所以，存者也因人而异有所损。损益后果，却未必尽知。为措辞而措辞，诗好媟黩，理求强说，几乎就像大家反感的革命“漫天要价”，击倒了不少人。他当然了解这点，但，他也很享受，这是一个事实。别忘了，歌德在那著名的谈话中所说：“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这个“益”，更多是就语言技术层面说的。我很早就看出，也说过，柏桦是那种可同时把理想和消极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人，过去，曾颇多领教。他是我所见才华卓绝而又极本能的一个诗人，他对身体快感和词语快感执迷不悟地追求，导致了诗歌一种“快乐死”的现象，但，这种达名，偏举，放诞，并非由他发明，而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传统，倒很符合此邦文明趋近晚期的大众心态。若把诗也简单分作流派（就申叔之言类比而已），南边自有“摭拾校勘”、“昌微言大义”、“炫博驰词”三派，柏桦显然属后者。
以前，目睹其写诗过程，觉得他颇似科幻电影中表演的“液态人”，可逆袭任何材料替换为己身，“原件”萎顿在地。50年代诗人，其教育运用几乎是半桶水。相当部分人，其实是工农兵的身份习性，讬于诗，摇身一变，遂讹为知识分子奇葩。本来，柏氏最瞧不起那些人，首当其冲，加以讥嘲，但，一落笔，却又违心赞其“道德”，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遂知，口水话的有效性在三五分钟，只求即兴的效果，“分秒都是现场”。早期，他凭才情、灵气、情境，原文直接阅读（如英文版的曼德尔斯塔姆，最奇怪的是，他所喜爱的曼氏，恰恰反抗隐形“权势”最凶），写也稍认真，出过佳作，遂很快成为被“第三代”采气的对象。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平庸的时代，生活与诗，都需激化和改变。而他语速急躁、措辞跌宕很大、精神分裂很厉害的风格化也正当其时。他的不耐烦、喜怒无常，用乖僻修葺一新的矫情，甚至孤注一掷，对循规蹈矩的矫情诗人是种打击，对才情、命运不济且又具英雄情结的人，则是鼓舞，突如其来，艺高胆大，应接无暇。作为个人选择的生活倒也罢了，但转而为语言途辙，效果与谬误，则相当的惊人。
他的语言方式，以雅俗为病，对诗歧义化自有效果，而对其现实与精神层面，则基本上是任性而不负责的，包括他那被视为“名著”的《左边》。他对年轻一代诗人的采气、取彼，极为敏感，甚至用“杀父情结”嗤之。而他自己也难免，《左边》只字不提其缘由，过程，便是个例子。据我所知，缘于性格，他本非好深研典籍的人，即所谓文本主义。但，这些年，为了延续其靠“搞法”出奇制胜的旧习，强辞写了些“文本主义”诗歌，要处理高难度的历史题材，此即夫子说的“小拙代大匠”事，《“无任”的训诂史》便是一例。他不知在哪看了材料，捞起半截就开跑，便从汉砖、罗振玉、张政良的考证叙起。并言因胡三省一个注释，张政良便白了头，并彻底放弃了对“无任”的探究，此案遂又流布欧人……且慢，也不知柏氏因未阅原文，还是未读懂原文，固不知，就在该诗叙及的文章中，张政良其实已解决了“无任”本宜，通过《隋书·刑法志》及其它史料汇说，非隹胡三省。并彰雪堂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态度老实”。诗人反想当然地乱扯一气，既叙史实，何不先弄清来龙去脉，再说发挥。此症，今日肤浅的“复古一派”习见。其实，觅“无任”本宜，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由音形以语言释语言之训诂，如何就危苦耸言“训诂史”了。训诂学本就为绝游言无根、空谈误国而生，诗人知二五未知十，却拿了纰漏炫世，曲解，强说，这最见柏氏态度。其诗与行，过去，多视为“乖张”，附会魏晋，今日再思政乖，遂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非惟国家政见，庶几也含了此政乖下的个人粹言与骄横。空理固能绳民，民也可昧厥修辞，蚀吞真相，此起彼伏，互慰得快感，中国遂苟且下来。
于是读“这是那年最硬也最软的景象，我的俊友，望气？”，遂见深切。“软硬”输送于诗，并不新鲜，余很早就曾有发挥：“吃住软硬，兼施暴力和仁慈”（《中国杂技：硬椅子》）。故知“软硬”时具多重象征：即有广义的“色情”暗示，孳乳隐蔽扩张的“本能”、矛盾、冲突与抵消，也隐喻政治的强迫症。“我的俊友”，来自柏桦张枣间，现又移至柏桦与杨氏（遂衍生“地接诗”的人文范畴）。这代人，本身逢其时，想囫囵吞枣一并解决1949年后受压制的个人理想、文学、肉身（性欲），乃至社会变革、财富诸多问题，但却明显的力有所不逮。于是乎由柏氏牵出的“望气”，便要附会到“文化的梗阻”上去。其功过，在中国，一般而言，都依赖后人的解释。误则误，通则通，不畅则痛。
杨氏的解释，归于时间——“沦为时间的痼疾”，这当然是个不错的借口（这在俄国革命后，于“英雄时代”之再认识，也以此说分泾渭，遂诀曼氏与其它诗人的高低，故他夫人所言，曼氏的时代感并不强），甚至连好诗的毛氏也知这宿命的时间（毛氏于“时间”也如是作答：“一万年太久”，“弹指一挥间”，平面压缩之下，遂又弔起各路英雄的成败，诸如此类），但，这也容易转而误读暴力社会。这点，杨氏也还看得明白，所以定义“痼疾”，也把“反英雄化”负隅顽抗一代的重蹈覆辙，比喻为失色江山和颓废人生（肉身和精神）的重叠。位在南京，不能不说是巧合。
但，我也要说，杨氏虽看出“英雄”的毛病，但，要说寻找解决之道，还是没有的，毕竟两代萌通太近。所以，“小柏长亭相送”也好，“春花急躁”也罢，交代的也无非是些凡人“关系”，今人好戏曰“肉身”、“吃饭”。奥义浅出，直抵休息、货囿，脑残学崇者以为大形守身，诗人顺手牵羊，附会相传，也只剩白头、诈言。记得，许多年前，柏氏曾亲口对我说：“诗人必去北京混，才能得承认”。当时颇为惊诧，后看也就“教授”、“作协”一类，遂知，诗早已玄远，一直扮演着离间计，还不如农工的“吭唷主义”。再由这里读近似的嘱托、先唱（柏氏原崇北岛，读其散文，也多叙往来关系事，便知文心也渐分血缘），想革命虐政之后，农工齿坚于舌，风雅半残，也未脱俗，祛魅故难，世人也只能嘘唏，笑以为道，不再以英雄看了。但，遗憾的是，这不是自然做的选择，而是一开始就下不来的“反叛文艺”（多蹊跷称“地下”、“大佬”，审其行为，遂成笑谈），高蹈的脾性，终究愚而多茫昧之说。蜀方言有称之“弹崩子”。冒“亡”的风险，其实是“无”，但，必治疗才能了解。但，50年代的人，相因文化宿疾，都自护得厉害，分裂起来，便走了形。诗歌，你千万别只看修辞。
华夏种，除东粤雕题民，啥时嘴唇笃厚来着……，其实，也是借了异质化特征调侃而已，要隐喻的却是厌世者们口口相传的历史累赘。上失肤寸，下失寻常，虽也为民，却又不在百姓家。黄党隆盛，趋炎附势，也裹了各路英雄、草莽，荟萃一炉，几乎成为自己的悖论。恰好，“厚嘴唇的孩子”也来自柏桦：“呵，我的肥胖的厚嘴唇的男孩”。英雄代代有，成败时时论。而每一代，不由而同，又都会因了风暴和精神避难的埠头，非得“用回忆来代替年青时代的力量”。麻醉的有，沉沦的有。我们这代不撇清，下一代也会帮着厘清。言（籀从辛囗，方邑，讹口），最后都是本地遗留物，汉诗具此先天性。杨政的“地接诗”其意义在此。至少，他比同代人，更多地懂得，有时，恰好是真正意义反对的东西，才孳乳思想的硕果。所以，也就比别人更了解上代俊友，习惯于偶像类的“小柏”们，心急火燎，点亮过哪些词语（杨氏诗，特别注意筛淘过滤这些带菌的词语），消费过哪些牺牲。作为非人化的代价，经他的“拟情”叙述，尤其是这些“地接诗”，很清晰——至少在我看来，也很快就复原了我们这代“反常化”运作的线索，永久的君主与受难者，演绎那种大家习以为常前进的生活方式，如此持续的痴迷，于今后，绝不该显得无关紧要，否则，就又会重蹈人人问难此社会淤滞不前的轮回：
我要对宿命保持着蔑视吗？
和用我骄傲的青年时代的
不屈不挠与精神的忍耐
去和它相抗？
（普希金《预感》）
杨氏于这组真正造成“第三代”（若真有这玩艺）质变的诗篇，表达的是一种吾民最缺少的历史感悟与警觉，——“异质性革命而同类化”的警觉。与“小柏”们曾一度无所适从表现的“白色情绪”截然分开，故然可视为“反英雄主义”的。虽他这般年龄的诗人，也不是没有以其它方式表现过“反英雄”的气质，但，多只简单化地表现为一种“逆向关系”（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关系，犹如“山寨”关系），——比如，上和下，左和右，内和外……诸如此类，唯物辩证法，新瓶旧酒。被杨氏讥为“乔装的对立统一”，或“发痒的客体”。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狐狸和刺猬的故事，我们也很熟。但，“祖国的气息破空而来”，传统意识形态化的“无影灯”，则未必大家都熟，都反感，甚至，更糟：反常化的内驱系统（也是系统，亦如“新左”），只不过把诗歌毫无才华的“引车卖浆”，逆转为街头当众撒尿，造谣中伤，滥用自由、判别权（注意法国大革命的丹东），这些“革命泛起的红沫白沫”，如今还得加上黑沫，与更狡猾的“灰沫”（骑墙者），“美丽”泛滥在什么样的群体间，一定是有规律的，窥穿了，仍然是革命那以贱治贵的“缁衣正被我们穿着”，宏观而论，仍继续“演砸自己”。因为，他们表演的依然是身体的放纵，假公平而以暴易暴社会无等级之分（分工意义的）。颇似神话中的刑天，砍掉了他的脑袋，他却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嘴，唯剩脑残，继续手舞足蹈以取彼、斧削为生，膜拜数代本无需反感而不得不反感的金钱和权力。然而，普世利民社会的进步，诉求，虽艰涩，却并不以此为轨道。所以，“文化失重感”，或直接的因袭冲突，其损益，有时恰好又在50年代之后的诗人那里表现突出，效颦有，巧取蔑踪有，俗不可耐，形残智陋有，哀矜无喜真思索的也有。诗学黏了西洋记学，人文精神，遂诀于利民利己间的平衡。但，毕竟环境恶化甚久，作为毛时代的思维载体，危巢岂有完卵，故达名而泯劣痕，几乎痴人说梦。除非，你有剜目的金盆子，或自生一套封闭“美学”，衍理非智，自家誖惑，也誖惑大家。
记住，曾有过的法西斯社会基础，就是群众提供的一切非理性的习俗。如今，化学、土地、生物、社会、政体、精神的混合自戕，就是个证明，当然，我们也可看作是此文明濒临晚期才会出现的文化征兆，——同时，也是分崩离析之社会结构性地低智化表现。这在杨氏于“地接诗”后完成的《苍蝇》里，有浓烈的表现。50年代诗人的作品，一直是杨氏这代的营养，或也是被捂着变质的包袱，或跩人的梯坎，也未必不是不得不吞的“金苍蝇”。古老的土著，迷信是成群结队的亡灵变作苍蝇。张枣、柏桦都写过《苍蝇》，注意，绝古霸气续之专制又好诗文的毛氏也写过帝国主义的“苍蝇”，叙之“嗡嗡”：
我越看你越像一个人
……
我想深入你
我迁入你的寿命和积习
灾难的气味多难闻
（张枣《苍蝇》）
张枣赋予了这个文明压缩体一种脆弱的生理气味，相恶而相交（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曾予这类最严厉的惩罚：水上的蠓虫把位子让给蚊子的季节），故生出各种奇妙的妥协来，却从未细盯泥近自己的内部动静，察以毫末，昏懵懵地，便享受了一场它所赋予的死亡美学。诗人只假以是亵，分享宿命的细菌。而杨氏，则只对“嵯峨的内心”感兴趣，这是其过人处。所以，他于此作运用的隐喻，也可称作“赫拉克利特式的隐喻技巧”（曼氏语）。透过这只广泛革命后效的“苍蝇”，着眼的是其“透明度”，属生理范畴本身。与“透明度”相干的，则是“梗阻现象”，发明起来，便是“苍蝇吸纳现象学”。
吞苍蝇，是个很恶心的动作。病菌惊人，渺小，能量却大，堪比“乌云的胖子”，故谁也不会开口笑纳这家伙。除非，我们被啥事物猛地惊吓得目瞪口呆，比如“黝黑的子弹”，比如“杀猪匠”，再如阴盛阳衰的“血肉灿烂”——自戕互嗔，存在主义的“恶心”……诸如此类，空气突然淤滞，倒抽凉气，才可能囫囵吞下这苍蝇。一旦苍蝇附体，遂成肮脏猪圈里“太袖珍的魂魄”。这种广义的“政治惊骇”，于50年代的人，与生俱有。于60年代的人如何，不尽知。但通过此作，或多少可了解点，英雄如何瞬间成了亡命徒，可吞蝇自亵，还能蚌病成珠。这里，我们又见了“地接诗”中那些“厌世者”，成堆成堆的，但，已转为“腹诽之士”，其微妙就在，他把苍蝇看作是前仆后继的“失血者”们，虽鬓眉互换，与江山易主一般，揭竿而起，却很容易犯青春狂热症，也容易误入歧途。最后，宿命所在，或许还有违自家初衷。他在《忆南京》用了“钱谦益们”，以换喻“小柏们”。这有些勉强。因50年代的诗人，并没有经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法同则观其同。有些小小的违逆，那实在是不能称其为“英雄”的。没有条件，成其为事，或还可以。
所以，我一向并不怎么赞同，把一切的社会恶果，不分青红皂白，都归于环境，或时间，这样的话，所有的苍蝇，非人化的语言行为，强人时代的膜拜价值……便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下，我们也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杨氏“地接诗”，最主要的是以“文化宿命论”为主要叙述线索，“抒情”与“叙事”，在这里，获得了一种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区别，而非修辞学。但，在枯燥乏味的毛时代之后，人们渐渐又开始崇拜起修辞学来。我们见到更多“诗歌的熟练工”，磨叽了一辈子，无非仍然是那抽离了自身、也抽离了现实的“抽象”，两代人的“时局（怕都）是一把乱牌”。以前有过的“伪善的读者”，现在恐怕要改作“伪善的抽象”。恒久进步的抽象之下，固然“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历史悠远的怀疑主义的人们，模棱两可，常说，常爱着的一种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