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出版了
他的第十二部小说《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书出版后，攻击之声立即从四面升起，激烈的程度不下于一年前才发生的、对王尔德（Oscar Wilde）同性恋行为的审判。围剿《无名的裘德》的不仅有文评家，还有教会的主事，威克菲尔德主教（Bishop of Wakefield）就曾以当众烧书的戏剧性手势，来表现对这本书的不满。
《无名的裘德》是一部极端阴沉且充满绝望的书，发生在主人翁裘德身上的苦难，如冰冷之水，反复浇洒于读者心头，直至灭绝与麻木。书中最引人争议也最令人寒战的情节，是裘德早熟的孩子“小父时”（Little Father Time）为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勒死年幼的弟妹再自行上吊的叙述，他的遗言只有几个歪斜且错拼的字句：“解决了，我们人数过多。”一个年幼的孩子竟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多余，更进而提出了那最终极的解决之道，没有比这更惨烈的对绝望的描写了。以此冷酷的情节，哈代毫不留情地在社会、宗教、婚姻、家庭的层面上，彻底否定救赎的可能，这不但是对神恩存在的质疑，更是对社会不公义的控诉。也无怪乎这部小说会招来如此激烈的抨击。
哈代的小说一向以悲剧意识著称，除了《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之外，所有的小说都有着极为悲惨的结局。然而就是在哈代充满悲剧意识的小说世界里，《无名的裘德》亦独树一帜，在悲剧的深度与广度上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小说，它所描绘的死荫幽谷，有着全然不同的质地。连尊称哈代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悲剧小说家的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不免对《无名的裘德》另眼看待。她以“悲剧”及“悲观”在艺术视景上的分野为鉴识标准，而认为《无名的裘德》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小说中最令人感到痛苦者，也是唯一可被指控为有悲观情愫的小说，这部小说以过强的议论蒙蔽了印象，刻画出令人难以隐忍的苦难，这早已超出了悲剧的范畴，而坠入了悲观的深渊。”
英国当代最优秀的传记家克莱尔·汤姆林（ClaireTomalin）在她新近出版的传记《哈代》（Thomas Hardy，Penguin Press，2007）一书中，也花了不少的篇幅描述《无名的裘德》，她将《无名的裘德》形容成是《约伯记》的重述，书中深重的苦难，如海浪般不断袭来，阅读这部书就如同被人一次又一次地以砖块当头痛击。
也许因为这样的争议，《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就决定放弃小说的写作，而开始专心写诗。《无名的裘德》就此成为哈代在小说文类里的封笔之作，在剩下的三十年生命里，他不曾再提笔写过小说。哈代本人却拒绝承认这项决定与《无名的裘德》所受的批评有关，他坚持诗才是自己的真爱，小说的写作完全是为生计所做的妥协。而《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与《苔丝姑娘》（Tess d’ Urbervilles）这几部小说的畅销，赋予了他经济上的独立，使他可以放手自由地写诗。
而哈代在诗的创作上，竟然也有着与小说平起平坐的成就与产量（晚年才开始写诗的哈代，一生出版了将近一千首诗）。继1898年出版的《威塞克斯诗集》（Wessex Poems and Other Verses）后，又接连有以乡村生活及历史为主题的诗集出版。文评家至今仍在争论他在哪一种文类中的成就较高：哈代到底是较优秀的小说家，还是较优秀的诗人？
伍尔夫在评点哈代早期较不成熟的小说时，已看出他是一位天生的诗人，她说：“哈代是诗人的事实不说自明，但他是否可以成为小说家，则尚待观察。”在此，伍尔夫所指的诗人气质，并不仅限于哈代对大自然富于诗意的描写，她所指的更是深藏于哈代内心那些相互冲突的矛盾力量，如社会规范／自然法则，人世的易伤／自然的静懿，知识的饥渴／天真的纯静……与缓慢的小说叙述相比，诗的文体似乎更能承载这些二元冲突所制造出的张力。福特·麦道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在他的回忆录《来自生命的画像》（Portraitsfrom Life，1937）中对哈代弃小说而从诗的事件，也有论断：“其实英国的小说家都应该转向写诗。英国的气候、语言、心理、对确切的厌恶等，都暗示着诗的平易形式才是较为适合英国小说家的文体……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毫无疑问是一个较好的诗人；塞柯瑞（Thackeray）可能也是；甚至狄更斯……哈代也是。我深知哈代写的是非常英国式、充满幻想、又有一点严厉的田园牧歌……介于邓恩（Donne）及泰布勒斯（Tibullus，罗马诗人，54BC—18BC）之间。”福特又将哈代的诗与他善于描写田园风景的小说相比，而称赞哈代的诗“为人类情感的风景，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可环视全局的视角”。
在英国文学史上，像哈代这样脚跨两种文类，且在每一文类中都有如此成就的例子并不多见。更难得的是，他的成就不仅只在质量与数量上的突出，更显现在文学史中承先启后的意义。文如其人，哈代的文学作品巧妙地对应着横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的生命。
哈代最著名的诗作《沉暗的鸫鸟》（The Darkling Thrush），写于1900年12月31日，也就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其对历史意义的用心已非常明显。而诗中描述的时代荒芜感，又在意境上直接呼应着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诗作——也就是马修· 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多佛海滨》（Dover Beach），但在意象上，它却又令人想起了另一首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作，也就是艾略特的《普鲁佛洛克的情歌》。哈代的诗行：“缠结的蔓藤谱写天际／如破碎之琴的断弦……大地尖锐的面容似是／世纪陈展的尸首（The tangled bine-stems scored the sky/ Like strings ofbroken lyres...The Land’s sharpfeatures seemed to be/The Century’s corpse outleant），完全可与艾略特的诗行对读：“黄昏铺展于天际／如病人麻醉于手术桌上”（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 Like a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哈代诗作的现代性及其对二十世纪现代诗派的影响，已被不少文评家用心研究过。汤姆林在哈代新传中，却对他的抒情诗提出了更多的关注与更高的评价。秉持传记家以生命审视文学的视角，汤姆林企图在哈代的生平事迹里，找寻这些抒情诗的灵感泉源，而最终将之归于第一任妻子艾玛（Emma Gifford）的突然去世。汤姆林戏剧性地将艾玛的去世举列为哈代诗人生涯的分水岭。《哈代》一书是这样开始的：
1912年11月，一位年长的作家失去了他的妻子。他没想到她会死，当然他其实有很久没怎么注意过她了。他们之间早已无话可谈，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而这许多年来，她也一直避着他，自己睡在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11月27日的清晨，女仆达莉发现艾玛有些不对，但艾玛并没有诉苦或抱怨，只要求达莉去把哈代找来……哈代费力爬上狭窄的楼梯，一面喊着：‘艾玛，艾玛，——你不认识我了吗？’但她已失去知觉，几分钟后她停止呼吸。艾玛·哈代死了。
就在那一刻，哈代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有如季节的交替，艾玛的死竟造就了伟大诗人的生。汤姆林所指的，也就是哈代在艾玛死后所出版的一组悼亡诗。这组诗后来以《1912—1913诗作》之名出版，并以“旧时火焰的痕迹”为副题，点出诗的悼亡本质。以伤逝与悔恨为基调，诗人在弥漫着自责的氛围里，哀叹两人后期的疏离，责备自己对艾玛长期的冷漠，感伤一切的不可挽回，并浪漫地回忆着他们相爱的过去……他在诗中掺杂着自己与艾玛的叙事角度，遍数记忆的细节：她穿着天蓝的毛衣，在一个街角等他；在初识的康沃尔（Cornwall）海边，艾玛骑着马，一任头发在空中飞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他都看得到艾玛的鬼魂，听得到艾玛的呼喊。除了伤逝与回忆，他更在重造，渴望用充满情感的视景，一笔消除两人多年来的离异与不快乐。
《声音》（The Voice）是这系列中最广被阅读的一首，全诗以一鬼魅的呼声开场，萦绕不去，低回地回响在全集的每一首诗里：
被渴念的女人，你如何呼喊着我，呼喊着我
告诉我今非昔比
你曾是我的一切，但一切已改
从我们的当初，从我们还是快乐的日子 这些诗所呈现的情感强度，与冷冽的《无名的裘德》形成了极端的对比。虽然同是一种悲怆与悔恨，哈代的诗行却燃烧着白热化的光辉与灼热。在回忆里，哈代似乎找到了在《无名的裘德》中完全缺席的救赎。无怪乎汤姆林认为艾玛的死是诗人创作生涯的分水岭，自此，哈代提升了他的诗作，而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
哈代与艾玛于1870年相遇在偏远的康沃尔。那时哈代还是一名建筑师，被派往康沃尔执行一项教堂的修复工作，而艾玛的姐夫正是那所教堂的牧师。与“蓝领”阶级出身的哈代相比，艾玛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父执辈也多是牧师或教师，算是“白领”的中产阶级。哈代的父亲却是一名泥水匠，母亲婚前曾在富人家里当过女仆。
社会地位的差距，将在两人后来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哈代与艾玛都有着过分重视社会地位的弱点，亦不能超越维多利亚社会势利与俗气的价值观。因此，艾玛在哈代面前，永远有一份莫名的优越感，而哈代对艾玛亦无法完全消除那因阶级而生出的敬畏，但这种敬畏，也使哈代对她生出幽微的怨恨。
哈代对艾玛的吸引力，来自他是“外人”的身份，对于他曾居住于伦敦的事实，艾玛投注了过多的钦羡，因为那正是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对于身陷偏远地区的艾玛而言，哈代成了海阔天空的象征。《还乡》的女主角尤泰莎（Eustacia Vye）可能正是取材于康沃尔时期的艾玛。和尤泰莎一样，艾玛一心想逃离狭窄的乡野生活。
艾玛喜爱文学，有成为作家的野心。两人兴趣相投，在寂寞的乡间顺理成章地成为伴侣，加上身处偏远之地，暂时逃脱了维多利亚社会男女之间严格的分际，情感得以快速发展。哈代离开康沃尔后，他们继续保持通信，终在1874年9月不顾双方家里的反对，结为夫妇。然而从他们相识的1870年到结婚的1874年，四年间，哈代的文学生涯却有着戏剧性的飞升，他的小说开始在雷斯利·斯蒂芬斯（LeslieStephens，也就是伍尔夫的父亲）所办的《康希尔》（Cornhill）杂志上连载，备受瞩目。
照理说，事业有成，有情人又终成眷属，这应是快乐的开始，然而哈代与艾玛的婚姻，却从一开始就是不快乐的。两人背景上的差距，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因素，双方家庭的敌意，也加重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艾玛自己想成为作家的梦想不得实现，对哈代如日中天的文学地位有着不自觉的嫉妒感与占有欲，她自认有权分享哈代的成就，于是在人前人后谈论着“我们”的小说，这使哈代生出了无比的反感。当然，他们之间最严重的问题，是这桩婚姻没有产生子嗣的事实，这是两人的心结，也是彼此之间距离越拉越远的最大原因。
然而最终引致两人决裂的，却是《无名的裘德》一书的出版。艾玛晚年在宗教上越趋严厉保守，完全不能接受《无名的裘德》这部没有救赎之光的小说，她尝试阻止书的出版，四处托人劝说哈代打消出书的念头。但哈代早已做下决定，并刻意对艾玛隐瞒出书的计划，以致面对出版后的轩然大波，艾玛除了震惊之外，有着更多受辱之感。其实艾玛对《无名的裘德》的厌恶，也并非完全是来自宗教上的考虑。《无名的裘德》有着太明显的自传成分，主角裘德和哈代一样都是一名泥水匠，也和哈代一样都因出身卑微，徒有智性上的能力与上大学的理想，却不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最终，裘德是个完全被击败的人，社会、宗教、婚姻一起背弃了他。而最使艾玛不安的，却是《无名的裘德》对婚姻的悲观写像，对于作为哈代妻子的艾玛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间接的指责。
哈代承继了母亲洁米玛（Jemima）对婚姻极为负面的看法。洁米玛因未婚怀孕而陷入了婚姻的牢狱，她一生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结婚，而四个子女除了哈代之外，也竟然都遵循了她的愿望。哈代虽然违逆了母亲的愿望而结了婚，却仍信守着母亲对婚姻的负面看法，在写给他所爱慕的弗洛伦斯·汉尼克尔（FlorenceHennicker）的信中，他曾说：“现今女性已被解放，有各样的机会，如果我是女人，我绝不轻易陷入婚姻制度。”
《无名的裘德》出版后，艾玛与哈代的关系终告决裂，哈代另有情人，艾玛则独自过着自己的生活。令人惊异的是，在这有名无实的婚姻里生活数十年后，艾玛的死竟在哈代的生命里激起如此大的浪潮，释放出如此强烈的浪漫情感，使他写成了汤姆林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悼亡诗！对这组悼亡诗有极高评价的文评家也绝不仅限汤姆林一人，英国著名的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亦对这组诗赞赏有加，认为它们有着“脊椎骨一般贯穿全局的思想，每一首诗又各自有着独特的曲调”。
然而与诗中巨浪式的激情相比，艾玛的死却似乎没有在哈代的现实生活里激起任何轻微的涟漪。艾玛死后几个星期内，他的情人弗洛伦斯·杜达尔（FlorenceDugdale）就搬进了哈代与艾玛共筑的“马克斯门”（Max Gate），不久之后，弗洛伦斯也成为了哈代的第二任妻子。这快速的续弦令人想起了《苔丝姑娘》的结局，苔丝被捕尚未受绞刑前，安格尔·克莱尔（Angel Clare）就与苔丝的妹妹丽莎露配成对。哈代似乎并不认为现实里的悼亡，有太大的意义或太多的价值。
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中的两极态度，似乎也意味着哈代可以清楚地划分两者，使之在平行的轨道上互不相交地前进。诗中对逝者表现出的白热化的思念，完全没有在现实里显现的必要。我们不免要怀疑，悼亡诗中的艾玛，是否与现实里的艾玛有任何真正的关联。那诗中的“她”，其实也许没有名姓，只是借用了艾玛的历史生平。她只存在于哈代的想象之中。
如此说来，第二任妻子弗洛伦斯对这些悼亡诗的嫉妒，也是多余了。如果弗洛伦斯也早哈代而去，谁又能预料哈代不会同样地写出另一组热情洋溢的诗篇？
弗洛伦斯原是仰慕哈代的文艺女青年，她主动造访哈代，艾玛还在世时她就对他展开攻势。因为出身卑微，弗洛伦斯对名流的过分攀附，成为文坛上的笑柄。毛姆的《饼与酒》（Cakes and Ale）就常被认为是讽刺哈代与他第二任妻子的小说，传言如此之盛，使毛姆不得不在前言里，一再做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否认。
其实艾玛生前的人缘也并不佳。福特·麦道斯·福特的回忆录，就对她一无善言。艾玛一心想成为作家的野心，在男性中心的文坛里，难免招来冷嘲热讽。福特第一次造访哈代时，作家不巧外出，只见到他的妻子，福特刻薄地说：“她强迫我听她念自己写的那些索然无味的诗。”在庆幸哈代弃小说而从诗的同时，福特又免不住要对艾玛恶言几句：“我希望哈代成为成功的诗人，如此，他就可脱离妻子的掌控了。”言下之意，数十年来哈代隐忍对诗的热情，而写畅销小说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供养他那欲求无厌的妻子。这与汤姆林理论对照来看，无形间生出极大的反讽，在汤姆林笔下，艾玛乃是激起哈代写出伟大诗篇的灵感泉源，到了福特笔下，她却成了哈代写诗的最大障碍！
其实对诗人哈代而言，艾玛可能既不是缪斯，也不是女巫。她最多也只是一团触媒，以自己的死激起了哈代最善于处理的悔恨情绪，而造就了那些感人至深的诗篇。诗中的细节虽然与她挂钩，但诗的对象却不是她，而是伤逝与悔恨的情绪。艾玛生前也说过，哈代只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女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他一筹莫展。随着艾玛形体的消逝，他们关系里曾有的问题——社会的地位、个人的野心、家庭的敌对、传宗接代的焦虑——亦随之消失，在哈代的想象中，他们的情感，因为只有精神的向度，所以可以回到最初的清纯，而达到了如柏拉图理念那样的纯粹。其实所有的悼亡诗不都是这样的吗？它们所关乎的永远是悼亡者的精神状态，而非被悼亡者的记忆。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虽以亡妻为对象，有着“小轩窗，正梳妆”那样个别性的细节，但全诗所传达的却仍是一种宇宙性的、对时间流逝的伤感。换句话说，哈代的艾玛悼亡诗，其实只是哈代对过去的投影与重造。诗中那呼喊的女人，来自哈代的想象，与现实的艾玛，不见得有情感上的交集，又因近乎抽象，那呼喊的女人可以是艾玛，可以是弗洛伦斯，可以是哈代的母亲，甚至可以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叫做“时间”或是“悔恨”的概念与情愫。
“悔恨”的情愫，一向是哈代悲情的中心。他对于“一切都晚了一步”的营造有着特殊的溺爱。《苔丝姑娘》的悲剧，就完全建造在这样的悔恨之上。当安格尔最终接受苔丝的过去，回来寻找她时，一切都晚了一步，更令人悔恨的是，苔丝尚未被诱奸成孕前，两人曾有一面之缘，有过四目交接的一刻，这为他们悲惨的结局平添上更多的悲怆。这一连串的“假如”——假如他们初次见面、苔丝还是那十六岁清纯的女孩时，安格尔选择了她做舞伴……假如在新婚之夜，安格尔超越男女贞操的双重标准，而像苔丝原谅他的过去那样原谅了她——在《苔丝姑娘》悲惨的故事情节之后，烘托出悔恨交加的氛围。而哈代小说的特殊语境，就是建立在这每一步的错误本来都可避免的懊恨之上，就是因为可避免却终不能避免，而更加重了命运的漠然与人意志力的微不足道。《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里因酒醉卖掉妻女的男主角，曾有重新寻获妻女的机会，错误似有可被弥补的一刻，但那最终仍然只是一个幻想，一切都晚了一步，悲剧接二连三而来，直至全盘皆毁。
哈代的悼亡诗也正是这种悔恨情绪的展现，他几乎需要自虐地将自己浸淫在“一切都不可挽回”的悲情里，才能稳固作品的精髓，那个呼喊的女人是不是艾玛，已不重要。她只是悔恨之情的配角。
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 在《抒情歌谣集序》（Preface toLyrical Ballads）中曾对抒情诗提出过那著名的定义：“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emotion），哈代的悼亡诗完全符合这样的形容，但他写抒情诗的方法，却完全背驰了华兹华斯所说的“在平静的回忆中得之”（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哈代似乎执意要让自己淹没在悔恨的狂流里，在女鬼凄厉的呼喊声中，他才能找到艺术的视景与情感的核心，从而写出那些鬼影憧憧、回声漫漫的悼亡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