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 虞云国: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

元知 -> 西东合集 -> 虞云国: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打印本页] 登录 -> 注册 -> 回复主题 -> 发表主题

木朵 2012-06-06 20:26

虞云国: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传位儿子光宗,这位南宋第二代皇帝也步宋高宗的后尘,做上了第二代太上皇。谁知宋光宗即位不到三年,就患上了精神病。在专制政体下,既然不能说皇帝没穿新衣,当然更不能说他脑筋有毛病。于是,第三代皇帝继续君临天下,充分凸显了君主世袭制荒谬绝伦的那一面。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驾崩,光宗却越发疑神疑鬼,拒绝出主大丧,上演了君主制下前所罕见的人伦闹剧。在参知政事赵汝愚与知閤门事韩侂胄的敦请下,由太皇太后吴氏决策并主持,尊这位“疯皇”为第三代太上皇,拥立其唯一的儿子为宁宗,总算暂时化解了皇权传承危机,史称“绍熙内禅”。
  八月,新君任命宗室出身的赵汝愚为右丞相。为防范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以威胁君权,宋代有“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但宁宗其时真心倚任汝愚,命他不必顾忌“同姓之嫌”。
  入掌中枢前十年间,赵汝愚历任数郡,亲有闻见,深感赵宋王朝“如大厦然,岁月深矣”,“栋挠梁折,曾风雨之不庇”,而“兴滞补弊,正有赖于今日”。新皇帝即位不久就征召他所推荐的大儒朱熹入朝,朝中还有陈傅良、彭龟年、叶适等正直之士,也足以共事而图治。既然屡辞不获,赵汝愚便受命为相。以他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真透露出那么一点治世的气象。
  赵汝愚先从吏治入手,请皇帝颁诏诸路,强调自今“郡邑文武任职之臣,廉必闻,污必纠,毋惮大吏,毋纵私昵”,在全国倡廉肃贪,以期“州县无不治”。在中央官吏任命上,一是延揽在外人才入朝,担任馆阁清贵之职,作为推进改革的得力助手;二是恢复侍从推荐台谏的旧制,防止君主因知人不明而直除失当,确保监察系统的生命力。
  尽管多出于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建议与影响,宁宗初政倒也有善可陈。他向治心切,诏求直言:“事关朝政,虑及边防,应天之实何先,安民之务何急?毋惮大吏,毋讳眇躬。倘有补于国家,当优加于赏赉!” 他还悉数罢遣光宗召入大内的乐人、俳优与伶官,贬窜了干乱绍熙朝政的那些宦官。
  当然,对宁宗初政不能估计过高;即便赵汝愚的改革,也还未见有庆历新政那样的总纲领和大举措出台。尽管如此,还是“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赵汝愚也“锐意庆历、元祐故事”,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闰十月,在他的建议下,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充满了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赋敛,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业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号,于此纪元。”
  在绍熙内禅中,除去太皇太后,赵汝愚以首席执政主其事,韩侂胄在内外朝间穿针引线,另一位宗室朝臣赵彦逾也参预了决策。新君推恩时,汝愚对彦逾说:“我辈宗臣,不当言功。”对侂胄则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么可以论功?” 韩侂胄仅升为枢密都承旨,只是枢密院属下执掌传达皇帝密命的从五品武臣。朱熹与叶适都曾提醒过:“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但史称赵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然而,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这种正直招来的惟有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人们可以说赵汝愚不通权变,以己律人,“忠有余而智不足”,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之正、为政之直。
  与赵汝愚较量时,韩侂胄有两个优势。其一,他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在外戚与宗室之间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多亲外戚而忌宗室。其二,侂胄知閤门事与枢密都承旨等职,“获联肺腑,久侍禁密”,比宰相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之便;而宁宗往往绕过颁诏的正常程序,好用内批御笔,更令其有染指之便。
  膨胀的权位欲与失衡的报复心,驱使韩侂胄决意挑起政争。他首先假借御笔,汲引台谏,让党羽谢深甫为御史中丞,死党刘德秀为监察御史。宋代台谏拥有议政与弹劾的双重权力,为左右舆论,打击异己,政争双方都势必借重其力。不久,韩党鱼贯而进,言路已占先手。
  岁末,赵彦逾出朝外任,眼见执政梦断,便投入了反赵派营垒。殿辞时,他递上一张名单,对宁宗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彦逾和汝愚都是宗室,同为定策者,他的诬陷很有杀伤力。
  朱熹作为改革派的灵魂,还是给皇帝上课的经筵讲官,这让韩侂胄深感其威胁近在咫尺,便处心积虑地煽动宁宗对他的反感,再借御笔罢免了他的经筵官,打发他回家。赵汝愚获知,袖还御笔,不惜以自求罢相为谏请,想让皇帝收回成命。宁宗怒气愈盛,认定他为助朱熹竟拒行君命。
  罢免朱熹,是韩党向革新派正面攻击的开始,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吏部侍郎彭龟年当面向宁宗表态,“与侂胄不能两立”。宁宗两难,侂胄是其皇后外戚,龟年是其东宫师保,便打算将双方都罢免。汝愚没能当机立断促成此议(以牺牲龟年为代价,换得斥逐侂胄出朝,在策略上不无可取),却建议让韩侂胄提举在京宫观,彭龟年依旧供职,坐失逐韩的唯一良机。宁宗采纳其议,但经韩侂胄活动付出的内批,却是侂胄与在京宫观,龟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请挽留龟年,宁宗已无商量的余地。韩侂胄名义上提举宫观闲差,实际上却左右了宁宗,经其授意,宰执班子做了重大调整,赵汝愚在其中已孤掌难鸣。
  岁末年初,针对赵汝愚的流言沸沸扬扬,诸如内禅前“三军士庶准备拥戴赵相公(指赵汝愚)”;太学传言“郎君不令”(指宁宗不聪慧),太学生上书请尊汝愚为伯父,等等。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自知已无可能施展抱负,正欲辞相,右正言李沐罗织各种谣言呈上弹劾状,说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太上圣体不康之际,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得知自己被劾,汝愚按例待罪,乞请罢政。宁宗将风闻到的谣传与赵彦逾出朝前的诬告一联系,彻底倒向了韩侂胄,下诏将赵汝愚罢相。
  这次政争,尽管韩是外戚,赵是宗室,却并不具有外戚与宗室之争的性质。韩侂胄只是揪住政敌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借口而已。这一口实在宁宗的转向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便“不令”,他的猜防之心却不弱,与皇位的威胁相比,一度标榜的“庆元新政”早就置之脑后。
  赵汝愚罢相,朝野的反响异乎寻常,拥赵的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所未及。太府寺丞吕祖俭率先上封事,警告宁宗“政权将归于倖门”:“臣恐自是而后,天下或有当言之事,必多相视以为戒。钳口结舌之风一成而未易反,岂是国家之利耶?”上书以后,这位“触群小而蹈祸机”的无畏志士,坦然踏上流放之路,次年在贬所去世。
  韩侂胄极尽恫吓之能事,但防民之口难于防川。就在吕祖俭被贬后三天,太学生杨宏中对同学说:“师长能辩大臣之冤,而学生不能留师长之去,于义安吗?”他倡议叩阍上书,太学生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等自愿加入。蒋傅起草了一篇正气凛然的上书,六人联袂署名。当夜侂胄侦知,扬言将处重罪。友人劝徐范不要卷入,他慨然道:“既已具名,还有什么可改变的!”次日,杨宏中等六人毅然伏阙上书,其中说到:
  自古国家祸乱,唯小人中伤君子。党锢敝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闻。谏官李沐,诬论前相赵汝愚将不利于陛下,蒙蔽天听,一至于此!陛下若不亟悟,渐成孤立,后悔莫及。
  上书递进,如泥牛入海。学生们便将副本散发各侍从、台谏。据《四朝闻见录》,侂胄尽管大怒,“欲斩其为首者”,但“犹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让宁宗下诏,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罪将六人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中书舍人邓驲缴还诏旨,上书援救说:“国家自建太学以来,累朝对上书言事的学生天覆海涵,从不加罪。最重不过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这才改为“听读”(在监控下继续学业)。新知临安府钱象祖也是韩党,连夜逮捕了这些学生,强行押送贬所。
  太学生上书是公道人心的又一次呐喊,其浩然正气与无畏勇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誉之为“庆元六君子”。宋代“自靖康以来,国有大事,诸生叩阍伏阙,不惮危言,虽暂为权奸所抑,要之以久,公论未尝不伸”。
  在韩侂胄唆使下,刘德秀上疏诬道学为“伪学”,要求对在朝士大夫“考核真伪,以辨邪正”,把思想上的所谓“真伪”之别和党争中的所谓“邪正”之分硬扯在一起,为打击政敌制造罪名。御史中丞何澹见刘德秀着了先鞭,也奏请禁道学,请“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即在甄别基础上对朝臣来次大清洗,以此一网打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知名士。
  对赵汝愚的谣言也越造越离奇,说他准备挟持太上皇赴绍兴,称绍熙皇帝。即位时,宁宗已“恐负不孝之名”,与太上皇尽管父子,但对赵汝愚欲复辟绍熙皇帝,难免有微妙的疑忌之心。赵汝愚终于被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是宋代对犯罪官员指定居住地,并相对限制其自由的处罚措施。
  踏上贬途前,赵汝愚对家人说:“韩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你们还可免祸。”路上,他有点病渴,医生以为热症,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赵汝愚伫立船头,思绪如潮,望着飞雪远山,外感了风寒,寒气表里交侵。庆元二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他病已不轻,州守钱鍪承风希旨,对他百般窘辱。汝愚服药暴死,一说他的药里放入了冰脑,是服毒身亡的。
  灵车载着赵汝愚棺柩,归其故里余干(今江西余干西北)安葬,所经之地,父老都在道旁焚香泣拜。萍乡全城的老百姓用竹枝把纸钱挑挂门前,灵车行经时便焚化纸钱,整个萍乡城为之烟焰蔽空。甚至远在四川、福建的“深山穷谷,寡妇稚子闻讣莫不愤叹,以至流涕”。
  讣闻传到临安,正直人士不顾高压淫威,“多为挽章,私相吊哭,至大书揭于都城观阙之上”。大内宫墙外与行在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悼念诗文张贴出来。韩党打算镇压,却苦于抓不到作者。这些匿名诗文大多出自太学生之手,流传最广的是太学生敖陶孙在临安酒楼上的一首题诗:

  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咨流言?
  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
  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

  诗篇肯定赵汝愚扭转危局的定策之功,将其比作辅佐成王的周公,被怀王贬逐的屈原,末联痛斥韩侂胄将无颜面去见其先祖——北宋名臣韩忠献公韩琦。
  即便在政治高压下,老百姓心中也有杆秤。在这场政争中,公道人心明显左袒赵汝愚。尽管他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独能奋不虑身,定大计于倾刻”,使南宋渡过了一次君权嬗传的严重危机;他志在更革弊政,“收召明德之士,以辅宁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他虽然还来不及成就庆历元祐式的经世事业,朝野人心却能辨别出他与韩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而寄厚望于他。尤其在经历了其后的韩侂胄专政与史弥远专政,都认为“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
  赵汝愚归葬以后,党禁还在加码。韩党先是要求在官员迁转、学生科考时必须具结表态“如是伪学,甘伏朝典”;继而又将“伪党”升格为“逆党”,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忠逆之辨的最高审判台。让政敌难逃诛心和诛身的双重判决,是中国专制政体下迫害反对派的惯伎。最后,韩党出笼了一张“伪学逆党”的黑名单,列名其中的五十九人,虽有不少道学家,但约三分之一的人与所谓道学绝无关系,无非曾直接或间接地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直到嘉泰二年(1202),长达八年的酷烈党禁才基本解冻,却已对南宋后期历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前的宋代党争,大都限制在政见之争的范围内。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表象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指向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几乎所有的是非从此颠倒,随之而来,在一般士大夫中引起了普遍的价值危机与道德失范。不仅庆历元祐间“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风尚荡然无存,即便与绍熙以前的政风士风也不可同日而语。“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自庆元党禁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党禁方兴之时,宋宁宗尽管暗弱无能,却代表着专制君权,正因他的最终转向,致使位仅从五品的韩侂胄在与宰相赵汝愚的党争中占据了上风。其后六七年间,宋宁宗听任韩侂胄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专断朝政,排斥政敌,走上了权臣之路。后来党禁尽管松动,但其权臣之势却已如日中天,不可摇撼。“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势遂成”,而韩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从这一意义上,说庆元党禁是南宋历史大逆转的拐点,也毫不为过。


查看完整版本: [-- 虞云国: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 [-- top --]


Powered by PHPWind v7.5 SP3 Code ©2003-2010 PHPWind
Gzip enabled

You can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