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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臧棣:当我们在谈论诗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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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2-09  

臧棣:当我们在谈论诗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当代诗的语境里,谈论诗和现实的关系,或诗人和现实的关系,人们往往很难平静下来。这种不平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有着非常复杂的心理脉络。诗和现实的关系,在现代的生存景观里,开启了一种崭新的针对诗的社会功能的呼吁。诗必须介入现实。这一观念的表述,有很多变形;诸如,诗如果不反映现实,它就变成了情感的自我抚摸,最后必然堕入无关痛痒的文学消遣,迷失在风花雪月的自我玩赏中无以自拔。与此相关的,对诗人的社会形象的要求,也是非常迫切的:诗人必须自觉地勇敢地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果不能鲜明地展现这一文化姿态,那么诗人的位置就必然和顾影自怜的象牙塔难脱干系。在骨子里,这些不同的表述,其实都埋设有一个非常专断的文化逻辑:即以诗是否反映现实是否揭示现实的真相作为诗的文学使命。更具排斥性的,还在于在文学观念上,它以是否反映现实来作为评判诗的标准,以是否表现现实来衡量诗的价值。而在需要体现出起码的文学说服力的时候,诗是对现实的介入,这一文学观念几乎很少意识到,它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它实际上是把诗的社会功能作为诗的本质来看待的。
  当然,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情境里,作为对一种文学责任的伸张,将诗的社会功能解释成诗的文学本质,也不是绝对不能被谅解。从阅读期待的角度看,现代的生存状况如此严峻,如此波诡云谲,人们在文化心理上期待诗歌能捕捉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状,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这里面必须明确一个的前提是,人们应能公允地认识到,诗对现实的介入,如果可以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存在的话,它需要显示它的文学自明性:即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功利主义的产物。在本质上,它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诗歌观念。它的可能的话语权威性,也是建立在对这种文学观的功利主义色彩的充分的自我限定之上的。
  换句话说,诗必须反映现实,若从观念的诞生来追溯的话,这一观念的时效性也不过是刚刚存在了两三百年的事情。也就是说,诗和现实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它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发生的文化现象。它可能只能代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社会意识。如果僭越了特定的时代边界,将它不容置疑地夸大为一种无视其时间前提的、针对诗的本质的解说,反而是对它的某种合理性的一种自我戕害。
  但在现实的文学场合里,特别是这一场合在涉及诗和现实的话题的时候,原本见仁见智的有关诗的现实功用的看法,往往会很快升温,迅速转变为一种诗人如何针对现实表达的文化事件。现代诗歌史上,几乎每一次围绕诗和现实的讨论,都变成了一种诗人如何站队的表态现象。如果诗人的表述稍有闪失,就是后果严重的立场问题。观念的分歧,最后都演变为一种渗透着审美义愤的道德事件。在诗的现实性的问题上,我本人就曾多次遭遇过不由分说的立场审判。其激烈程度,不亚于针对诗人的文学私刑。
  如果真就诗歌立场而言,以我对自己的判断,我肯定是一个赞成增进诗和现实的关系的诗人。就诗和现代经验的关联而言,我的态度基本上倾向于诗应有助于养成我们的现实感。奥登的一个想法,从青年时代起就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脑海里:在这个令人发疯的年代,诗人的使命是培育理智,增强人们体察现实的能力。以我个人的感受,这种情形,出于一种现实生存的迫切性,呼吁渗透在现代的诗行中的理智,其要旨就是对总体性现实的一种把握。我喜爱的另一位美国诗人,通常被认为是和诗的现实性格格不入的华莱士·史蒂文斯也表明过一个态度:不能生活在客观世界里,是人的最大的失败。
  所以,如果就立场而言,我其实从不是一个主张诗必须远离现实的人。如果需要以诗人的身份来表明一种态度,我同样鲜明地赞成,基于现代审美的诗,应该回应我们最深切的现实意识。当然,表明态度或申明立场,是容易的。特别是,赞成诗对现实的介入,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文学政治里体现着一种政治正确。但必须指出,在我的文学观感里,我也同样意识到,诗和现实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人们必须对它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必须意识到,相关的任何结论,都必须包含有我们对其前提的反思。人们保持必要的警醒,以避免文学的专断。譬如,从我自己的现实观的形成来看,诗和现实发生关系的理由,从思想谱系上溯源,可能不是来源英国人阿诺德讲的,文学应是对生活的批评(这一观念几乎必然预示诗对现实的介入),而是源于我年轻时对法国思想家蒙田的狂热阅读。蒙田可以说是一位敏锐的现实观察家,对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对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蒙田的带有人文主义的洞察可以说非常犀利;但他并没有将这犀利的观察,引向一种凶狠的社会批评,而是将它们转向了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的充满同情的反省和体察。也是从蒙田那里,我形成了我最早的关于诗的现实性的一种认知:诗应该和现实发生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对现实的回应,促进了诗人对其置身的社会状况的记录;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种关系的核心,应该指向诗对人类的现实处境的一种敏锐的发现和捕捉。诗要处理的现实,在本质上,或许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的生存处境。不过,我也意识到,用人的处境来替换人的现实,同样会面临着麻烦。虽然对我而言,这种替换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对诗的现实的要求;甚至意味着对诗的现实性进行过更深入的辨析。但可能在另一些人眼里,这恰恰意味着对诗的现实性一种消极的规避。在他们看来,诗的现实,怎么可以用人的处境来替代?
  误解也许很难在短时间里消除,不过,我还是希望在诗和现实的关系上,人们应学会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至少应学会保持一种必要的宽容。在这么复杂的问题上,如果缺乏必要的宽容,就会造成过非常严重的文学内耗。在新诗的滥觞期,新诗的奠基人胡适及其同代知识分子诗人,就曾使用过一种特殊的文学标准,从诗和现代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去定义新诗的本质,并阐释新诗的历史必然性。诗,是否反映人生;抑或诗,是否反映时代现实,被作为诗在现代社会里还能否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陈独秀的表述则更为激烈:诗,如果不反映现实人生,那么,诗在新的时代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依据这样的特殊的文学观,中国古诗被斥责为“山林文学”;在诗歌文化上代表着对真实的人生的逃避,因而也就毫无文学价值。今天回过头去看,虽然我们也能从特殊的历史情境出发,尽可能带着同情去理解这些激进的论断的“出发点”,但也不容否认,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理解诗和现实的关联上,是非常专断的。其实,只要稍稍遵循一点文学的逻辑,就不难看出,仅仅依据诗的题材取向,就断定描写自然的诗,和现实人生毫无关系,是多么粗暴的判断。
  波兰出生的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文学的责任在于,“更深刻更持久地为大自然迷人的真相所感动”。在我们的文学语境里,人们争论现实和诗的关系时,容易望文生义地陷入一种道德的义愤。比如,孤立地看待康拉德的这一表述,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小说家应该属于对现实完全缺乏兴趣的人,但实际上,康拉德是一位非常老练地洞察社会现实的作家。所以,当我们谈论诗和现实的关系时,切记将问题抽象化,将问题观念化。如果真想在诗和现实的关系上,取得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进展,人们至少应该在如何定义诗的现实方面采取一种更开放的眼光。
  某种意义上,就生存观感而言,朝向自然的诗,也可能基于一种更具痛感的现实经验。而朝向现实的诗,如果缺乏一种对大自然的更为深切的省察,则可能只会流于对生活表象的浮光掠影的搜集。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在谈论诗和现实的关系的场合里,以康拉德为奥援是否稳妥。其实这样的疑问本身,恰恰反过来表明,在文学面前,或者在文学之中,如何清晰地界定现实是很困难的。每一个界定,都带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迹。对诗人的任务而言,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早就被定义好的现实,静止在我们置身的生存世界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描摹它,去刻画它。必须意识到,人们对诗的“现实”的理解,很可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一百个诗人可能有一百个不同的关于现实的定义,它们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现实观的背后,往往指向诗对现实的真相的揭示。听上去,揭示现实的真相,很具有使命感。但问题是,在如此复杂的世界里,诗能否揭示现实的真相,其实是大有疑问的。如果非要将诗对现实的揭示,作为诗的一个目标,恐怕也只适于一部分对此有感觉的诗人;不能要求所有的诗人将揭示现实的真相,作为诗的目标来看待。
  法国批评家加洛蒂曾特别提到过一种情形:毕加索的愤怒。毕加索曾激烈地诘问:难道我是外星人吗?[1]这激烈的情绪不只是对绘画的观众而言的,也特别针对看上去有修养的绘画鉴赏家。他们不理解毕加索的绘画是脱胎于针对现实的强烈的情感反应。仅仅因为审美习惯的差异,这些人就信口指责毕加索漠视人的现实世界。顺着毕加索的例子,我们恰好也可以追踪到超现实主义诗歌在诗和现实的关系中的表现:反映现实的内容,却采用了一种很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方式。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承认诗源于一种生命情绪,一种复杂的人类情感,而诗又是发乎情感或情绪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包容诗对反映现实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法。按加洛蒂的说法,这种情形即可以称之为“无边的现实主义”。虽然说得有点含混,却体现出了一种得体的开放性眼光。吊诡的是,在现实中发生的诗歌批评行为,却往往显得非常狭隘。文学观念上,很多人似乎也不得不承认诗和现实的关系是多样性的,甚至可以体现为一种“无边的现实主义”状况;但在诗歌阅读方面,在诗歌批评的实践方面,似乎除了参照小说的现实主义所展现出来的表现方式外,诗对现实的呈现的多样性,作为一种诗的美学现象,几乎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可以被人们勉强解读为针对现实的一种变形的辛辣的讽喻,那么,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能作为一种关乎现实的诗歌来阅读吗?如果人们非要将诗的取材和“现实”挂钩才算是诗的价值的体现的话,那么,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一种基于日常观感的幻象诗歌,应该被归入对现实的逃避的类型。但事实上,在今天几乎没人敢这么扭曲地看待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没人敢无耻地叫嚣,因为缺乏强烈的现实性,所以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是毫无价值的。这里,提到艾米莉·狄金森的例子,只是想表明一个问题:即诗和现实的关系,在诗的表达方面呈现出的局面是非常复杂的。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或许不足以令诗的现实主义捉襟见肘;同样,人们强调诗的现实主义,呼吁增进诗人的现实感,也不足否定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的意义。也许有一天,在我们的诗歌文化中会达成一种共识:人的现实感不过是生命的存在感的一种特殊的体现。在特定的紧张的历史时刻,强化诗的现实感,有助于提醒诗人必须承担一种文学的责任:强烈的现实感,或许是人的复杂而又游移的存在感的一面筛子。但也正是由于意识到它的前提,在诗歌中,使用这面筛子的时候,我们也要格外慎重,要有充分的反省精神。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种特定的文学行为,只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才会显得有说服力。一旦生存的历史场景发生变化,或是仅仅由于诗人的个体存在的多元性(比如艾米莉·狄金森那样的情形),这种特定的文学行为,以及深藏在其中的特殊的诗歌观,就必须明确自己适用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通过衡量诗对现实的介入来评估诗人的责任感,或将对现实的反映视为诗人的责任的一种体现,作为一种批评行为,需要展示必要的前提,才会形成一种诗的共识。因为很显然,诗人的责任不仅仅是由诗人的写作是否反映现实来完成的。比如,布罗茨基就明确讲过,诗人的责任在本质上体现为维护语言的纯洁。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在将诗人对现实的介入解释成一种诗的责任,在诗自身的历史上,人们犯过太多的令人发指的专断行为。美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马克·斯特兰德就曾指出过一种担忧:在现时代的历史情境中,“社会要求一定的顺从,要我们称为现实主义者,负责任,不要我们富于想象力和耽于幻想”。[2]斯特兰德的意思是,在人们对诗歌的社会功用所做的期待中,虽然从文化动机的角度讲,可能是善意的,但在文学的现实生活中,恰恰对诗人的写作自由构成了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压力。由此可知,在诗歌的现代文化中,偏向富于想象力的诗歌,不仅在中国新诗的语境里容易被视为对现实的逃避,在西方诗歌的语境里,同样也经常被判定为对诗的责任的漠视。在我们熟悉的外国诗人中,波兰诗人米沃什对诗的见证的强调,可谓格外引人瞩目。米沃什对相当一批当代中国诗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他对“耽于幻象”的诗歌的斥责,也几乎是不留情面的,甚至是相当严厉的。米沃什有意无意采用的一种文学尺度,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反映现实的诗,具有一种庄严的道德感,因而是严肃的,对诗的社会责任的担当。这样的文学逻辑,对我们的新诗文化而言,也可以说是相当熟悉的。但如果仔细分辨,不难看出,米沃什使用的尺度,其实是非常狭隘的。这样的立场,如果我们也使用同样严厉的尺度来诊断它的自恰性的话:与其说它是一种诗歌观的体现,不如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趣味的表露。如果将是否反映现实视为诗的道德的唯一的体现的话,那么,诗的现实性就会堕落成一种文学的投机表演。
  所以,我觉得,诗和现实的关系,作为一种观念的视界,可以在我们的诗歌文化中反复重申;诗是见证,诗对现实的介入,反映现实意味着对人的生存条件的严厉的审视,这些立场,或这些态度,在文学观念上或许都没有错。但人们必须认识到,它只代表一种特殊的诗歌观,一种特殊的对诗歌的需求。或者说,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诗歌文化在现代的历史情境中的自我申明。它并不代表诗必须如此,它也不能遮蔽诗的全部功能。如果我们把讨论的眼光放远一点,在诗人和现代文化的关联中,特别的,在诗人个体的写作境况中,诗的现实性构成了一种压力,构成了一种责任,但也必须有另外的诗的任务构成对这压力的释放。在这诗歌道德的平衡游戏中,或许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显示的态度最为真诚:在今天的诗歌语境里,诗人一方面要回应现实的挑战,通过诗人对现实的深切的省察,展示诗的责任,呼应当代诗歌文化对诗人的现实感的吁请;另一方面,诗人也必须聆听到语言和生命之间的更为深切的呼声。现实唤起的责任感,作为诗的一极;语言的欢乐,必须作为诗的另一极;按希尼的感受,它构成的当代诗的钟摆现象,才是当代诗人的真实处境的写照。

2021年1月


注释
[1]《无边的现实主义》,(法)罗杰·加洛蒂,P34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2]《二十世纪重要诗人如是说》,沈睿编,P54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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