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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巍:智术师文化中的修昔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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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05-30  

张巍:智术师文化中的修昔底德



  尼采在戋戋小册《偶像的黄昏》里,极尽掀翻现代世界种种偶像之能事,临到末尾却笔锋一转返回古代世界,写下了最后一章“我感谢古人什么?”。早年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并成为出色古典语文学家的尼采,20年后再次向其思想的肇始之地致以敬意。对于古希腊人,他扬修昔底德而抑苏格拉底,宣告道:“在他(按:指修昔底德)身上,智术师文化——我想说实在论者文化——达到了完美表达:这个处于到处正在发生的苏格拉底学派道德和理念欺骗之中的异常珍贵的运动。希腊哲学是希腊本能的衰退;修昔底德是植根于更古老的希腊人本能中那种强大、严格、坚实的真实性的总和与最后显现。”尼采此言可谓一语道破修昔底德身处其中的智术师文化本质:修昔底德乃智术师的“实在论”文化之集大成者,与作为“道德论者”和“理念论者”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本人不可混同)恰成对立。尼采崇尚面对现实所应具备的至强的生命本能与意志,因此修昔底德体现出来的建立在实在论之上的非道德主义成为针对苏格拉底哲学的一种“治疗与康复”。不过,尼采在此系从哲学角度立论,那么从古典学上而言“修昔底德乃智术师文化之完美表达”这一说法有无根据?笔者撰此小文,介绍近来西方古典学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为普通读者对尼采的论断下一简要的古典学注解。
  所谓“智术师”(旧译“智者”,不取),指的是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一群来自希腊各地以传授演说术为业的巡回教师,他们先后汇聚于雅典并在雅典的思想与教育舞台上声名鹊起,其中最著名者有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普路狄科和希庇亚斯等人。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不构成一个信奉缜密体系的学派,却由于具备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而被认为同属一个群体:这些人声称自己拥有一种特殊的“智慧之术”,以之教人来换取名声和报酬,大多数智术师传授的“智慧”是一种他们认为能借之取得“政治上的卓越和成功”的“德性”。为此,他们提供有益于处理城邦公共事务并在城邦生活中获得成功的技能训练,其中最为核心的科目是“逻各斯”的技艺,即“演说术”。
  公元前427年,高尔吉亚作为使节从故乡西西里的城邦莱翁提尼来到雅典,在雅典所作的演说首次向雅典人展示了其演说风格的独特魅力,在听众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这一年通常被称作古希腊演说术与修辞学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高尔吉亚将西西里演说与修辞传统和他个人的独特风格引入了雅典,使得之后雅典的演说家纷纷效仿高尔吉亚的演说风格,并通过几代演说家的实践让雅典成为了这一门学问与技艺的中心。“高尔吉亚风格”的主要特征是追求“对偶”(antithesis)。从现存的两篇代表性的演说词《海伦颂》和《为帕拉梅德一辩》来看,高尔吉亚通过对称的从句、押韵以及谐音等手法将古希腊散文提升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如果说高尔吉亚在古希腊散文史上有着创辟之功,修昔底德则沿此道路前行而已臻化境。古代的文评家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例举修昔底德的风格特征主要有四——“用词之诗意、修辞之多样、造句之奇崛与思想之迅疾”,其中前三项可谓承袭自高尔吉亚,而最后一项则为修昔底德所独擅。因此可以说修昔底德与高尔吉亚共同开创了古希腊散文史上被称为“对偶风格”阶段。古希腊散文风格的研究专家如丹尼斯顿(J. D. Denniston)认为,在高尔吉亚“对偶”风格的基础上,修昔底德进一步试验了各种“变化”(metabole),用以抵消频繁的“对偶”带来的单调之感。这样,在修昔底德笔下,“对偶”与“变化”被结合起来构造各种类型的“开口扩展”句式,也就是说,最初一个简单的意思逐步被它背后的各种复杂条件所覆盖。换言之,作者通过层层叠加大量起不同作用的从句来表达貌似简单行动之中伴随的错综复杂的情形。这种风格与后来被奉为文章典范的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精熟运用的“圆周句”适成对照。
  最充分体现修昔底德行文风格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的演说词。从篇幅而言,演说词占据了整部著作的四分之一,实为其中精华所在。尽管修昔底德在第一卷里(1.22)做过说明,“我的方法是这样的:让每一位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他最适合说出的话语来,同时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这些演说词通常仍被认为出自修昔底德的手笔并具有几乎统一的风格。研究古希腊修辞史的寇尔(Thomas Cole)教授指出,其中一些演说思想上之复杂与表达上之精炼,足令从容不迫反复咀嚼的读者感到晦涩费解,难以推测当场听讲的公众作何感想;另一些演说则毫无顾忌地从纯粹利益的角度持论,甚至达到了冷酷无情的程度。从这两方面而言,让人很难相信这样的演说词会出现在当时的公众集会上,更不用说是对实际发表的演说的精确记录。再者,对于哪些演说词被包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修昔底德也作出了精心的选择。他的一个根本考虑是收入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范本,来尽量涵盖一切在政治与军事演说里可能出现的主题。例如,在第三卷里有四篇演说讨论如何处置反叛的盟友,其中两篇主张宽恕,两篇要求严惩;两篇出于利益的考虑,两篇出于正义的需要。这四篇演说的设计充分说明作者用心之良苦。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修昔底德专家鲁斯腾(Jeffrey Rusten)的研究表明,修昔底德秉承的传统与希罗多德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早期的古希腊历史著述中直接引语已被使用,而希罗多德尤为偏爱用对话和演说等手法来进一步渲染和铺展叙事部分。不过,希罗多德主要承袭了诗歌特别是史诗里对讲辞的传统用法,即一种与特定人物和场景紧密联系起来的戏剧性手法。到了修昔底德那里,演说词起到了颇为不同的作用,成为作者进行推理与分析的工具。因此,修昔底德从有别于希罗多德的传统里寻找演说词的模本,也就是在前5世纪下半叶盛行于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新兴的演说术和修辞学。他使用了当时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演说词,包括审议类、诉讼类和展示类。修昔底德笔下大多数的演说词属于审议类,即演说者在公民大会上对某个政治问题加以议论,提出建议。在法庭上面对陪审员进行控告或答辩则是诉讼类演说,第三卷里(3.53-67)普拉提亚人与忒拜人在以斯巴达人为陪审员面前所作的演说属于此类。展示性演说发布于重大的宗教集会或典礼场合,如第二卷(2.35-46)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演说”便是卓绝的例子。
  修昔底德笔下的各类演说词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意于对演说者进行性格刻画,而侧重于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展开讨论,因此这些演说词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叙事”部分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论述,对所涉及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给出作者自己的分析。一个极富意味的现象是,修昔底德经常将演说词安排成相互对立的一双,让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演说者对同一情况作出截然相反的论证。这一做法有着鲜明的智术师特征。据传,首位传授弟子从同一事物的相反两面来立论的是智术师普罗塔哥拉,他在业已失传的演说词《相反论证》(Antilogiai)里展示了这一方法。此外,据说修昔底德曾从其授业的智术师安提丰,也作有三组《四篇集》(Tetralogies)流传于世。这是共计十二篇的示范性演说词,每一组由四篇演说构成,针对假想的案件把相互对立的论点配成一对,即控告和辩护各两篇,而其中所展示的证明方式可充当适用于各种类型案件的样本。另一篇现存的标题为《双重论证》(Dissoi Logoi)的匿名作品则针对一系列的价值命题如“善与恶”、“是与非”、“公义与不义”之类提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这部来自前5世纪末期的作品很可能是当时属于智术师派的演说家创作的供学生使用的手册。这些演说作品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把事物的两面对立起来,在相互对抗的“逻各斯”当中寻求一种能够掌控现实的整全的“智慧”,这便是“智术”。修昔底德的演说词无疑是这一“智术”的完美表达。
  当然,修昔底德与智术师文化的渊源是西方修昔底德研究的一个面向。除了探究修昔底德在古希腊历史著述传统中的位置,当代的西方学者们已把注意力转向更为广阔的思想与文化情境,其中包括荷马史诗、抒情诗、悲剧、希波克拉底医学与智术师传统在内的各种因素,多维度地面对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更精细地理解修昔底德的文本。20世纪下半叶西方修昔底德研究界的一座丰碑,由当代古典学巨子西蒙·霍恩布劳尔(Simon Hornblower)编纂的煌煌三大卷《修昔底德评注》(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可视为运用这种多维度方法的典范。读者从这部《评注》的英文标题里便可窥见一斑:与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修昔底德研究的成果即高墨、安德鲁斯与都福(Gomme, Andrewes, Dover)三人编订的五卷本《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相比,前者省略了“历史的”这一限定词,对此霍恩布劳尔是这样解释的:“我试图利用每一种可能的进路,包括历史、文学、修辞学、人名学、碑铭学、宗教学、哲学、文本校勘以及考古学,因为我深信,这样才是正确对待像修昔底德那样复杂和多层次的文本的惟一方法。”诚哉斯言。修昔底德文本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为历代读者所称道,而当代西方的研究者对此体会尤深。国内读者虽然从前习惯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最近忽又耳闻“新锐”政治哲学家修昔底德,如果再玩味其智术师文化的深蕴,亦可为通达其“垂诸久远”的经典著作另开一方便法门。

原载2012年4月号《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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