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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拉兹恩·萨利:“西方”以外的自由——哈耶克奖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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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05-22  

拉兹恩·萨利:“西方”以外的自由——哈耶克奖获奖感言

姚明昊 译 
赵忱倩 校 


  我首先必须感谢哈耶克学会1授予我如此之大的荣誉。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惊喜之情,我接到了杰勒德·施瓦茨(Gerhard Schwarz)的电话,他告知了我这一消息, 而我发现自己与那些令人尊敬的哈耶克奖获得者的先贤们共享荣誉,至今仍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我本人对能够获得这一奖项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它是以那位在我思想演进或对我的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而命名。但我也对能在这里,弗莱堡,获得这一荣誉感到同样的自豪,因为这里是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弗莱堡学派2)与社会市场经济传统的摇篮,而我本人在20年前于机缘巧合之下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一思想。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代,那时的我还在德国,正是一名研究生;我对《法兰克福汇报》中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词“Ordnungspolitik”3感到好奇;我想更多了解艾哈德和及其社会市场经济的含义。这种好奇心把我引向了对欧根、伯姆与罗布凯著作的阅读。他们的思想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正是通过他们,而非其他人,促使我进一步研读了哈耶克、斯密与休谟的作品。这些著作将我的思想集中在古典自由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当中,而这两者也是我过去二十年来知识结构的重中之重。
  请允许我借这个绝佳的机会感谢那些依然健在并继续为奥尔多自由主义4与社会市场经济传统作出贡献的人们:汉斯·维尔格罗特(Hans Welgerodt),用他叔叔威廉·罗布凯那样的方式指导我,我们在其科隆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办公室中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克里斯蒂安·沃特林(Christian Watrin),他是我因获得洪堡奖学金而在经济政策研究所那年的老板;阿尔弗雷德·席勒(Alfred Schüller),是他慷慨无私地帮助我联系《经济与社会秩序年鉴》(Ordo Jahrbuch),以及先后两次将我带去马尔堡。维克多·范伯格(Viktor Vanberg),是他使我强烈感受到了哈耶克、布坎南与弗莱堡学派之间的关联,并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哈耶克。还有杰勒德·施瓦茨,是他帮助我在《苏黎世报》上发表文章,并邀请我参加在瑞士德欣州由进步基金会5所支持的一个研讨会。

为什么是西方世界以外的自由?

  我演讲的主题是“西方”以外的自由。为什么会以此为题?答案来自我个人和其他公共理由。
  首先从个人理由开始。我是一个欧亚混血儿,有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穆斯林父亲和一位具有不列颠—威尔士血统的母亲。我成长于这两个故乡,如今在欧洲大陆生活。在过去十年里亚洲吸引着我回去,期间,我在中国、印度与东南亚地区工作和旅行。现在我即将离开欧洲搬往亚洲。新加坡将会是我的新起点。我见证了一个正在觉醒的亚洲,在那里,人们纵向分层、勤劳肯干并用他们的双手紧紧拥抱新建立的经济自由。在这场21世纪的伟大戏剧前,我想坐在前排观察故事的展开。我的大本营,新加坡,其东西两面是亚洲海运贸易的“咽喉”。那正是“西方之外的自由”得到极大推动的所在地,并从建城之起就致力于此。这座城市于1819年由勇敢无畏、自学成才、知识渊博的殖民者:史丹福·莱佛士爵士所建。他(对这座城市)的构想是一个“巨大的商贸中心”,对贸易和寻找工作及冒险的移民完全地开放。他或许是第一个在具体形式上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设想的人。
  接下来是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理由。我们已经听到很多其他地区的崛起,即以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为首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兴市场的出现。有人认为这是属于她们的世纪,甚或是一个亚洲世纪或一个环太平洋地区的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的重心正从大西洋沿岸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这场转移的核心则是一场关于亚洲的戏剧,然而它却并非1960年代冈纳•缪尔达尔所描述的那一幕。他描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陷入与西方进行不平等贸易的亚洲,且深陷于种种市场失败,这些失败又阻绝了其脱贫并走向繁荣的可能。缪尔达尔与其他发展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大规模的西方援助的注入、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与专注于进口替代品生产的保护政策才能克服市场失败并启动工业化、促进增长与发展。在同时期与此结论相回应的文化里,奈保尔6将印度描绘为一个“破碎的、受伤的大陆”,到处都是“行尸走肉”。鉴于中国和印度看似守旧、怯于进步的传统,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以及其他学者就将两国一笔勾销。
  这些描述与今天的亚洲正在上演的戏剧场面是如此不同,现实与缪尔达尔的判断与预言完全相反。中国,正如拿破仑所惧怕的那样,已经从她长达数世纪的沉睡中觉醒并正在撼动着世界。同时,正如古尔恰兰·戴斯(现代印度评论界的一位领军人物)告诉我们的,印度现在已经“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东亚与南亚正在起步前行,参与到全球化当中并正在赶上西方,虽然她们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我们同时也听到了来自巴西与其他拉丁美洲小国的发展故事,甚至还有些是来自非洲偏远地区的发展故事,虽然相对而言不是那么动人。技术进步已经使这种转型成为了可能,但是其关键的促成因素则是自由化,即国内外贸易、本土或海外投资,以及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自由化。这些“对抗性的”行为,解除了对经济行为的限制,激发了普通民众的动物精神。鲍彼德(Peter Bauer)在20世纪40年代对黄金海岸可可豆小生产者与马来亚橡胶生产者这样的企业描述,在今天对于成千上万的人们来说依旧是一幅现实景象。在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闹市中;在那些从早到晚勤勉工作的越南人中;在印度大小城镇中的新兴中产阶级群体里面,随处可以看到与其描述类似的场景。人们现在已经有激励去实践他们的“自然自由”(亚当·斯密对于经济自由的一个术语);他们正热衷于此并且在此过程中改变着世界。这确实是一个全亚洲性的大觉醒。
  我们该如何认识这股存在于西方世界以外的自由力量?我们的理论家与政策专家们枯燥地谈论着公共政策与制度的转变。这种谈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倾向于忽略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他们从所住的酒店或者所乘轿车的窗户往外看时,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存在于西方世界以外的经济自由的空前扩张。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西方世界之外自由主义的前景如何?以及这种前景会回馈给西方世界什么?我还不知道答案,但是我可以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解释并提供几点粗略的观察,因为这些问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与经济趋势

  请允许我对最近的政治与经济趋势方面做一些陈述,但愿这不会太枯燥。过去的一个经济时期内,大体上从1980年到2008年之间,是历史上全球化、经济增长与繁荣组合最成功的阶段。这是因为除西方之外的其他地区登上了历史舞台:“落后国家”(之前对它们的称谓)摆脱了后殖民时代的孤立状态并投入到世界经济的怀抱当中。从最初的“亚洲四小龙”开始,当然还有金砖四国与其他国家先后加入到这一行列中。保护主义的壁垒被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从1980年代中期高于30%降到了今日大约10%左右的水平。经常账户开放与货币变得可自由兑换,国内投资许可的限制被取消,市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服务业也同样得到了开放。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与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告诉我们,在1980年全世界只有20%的人口生活在开放经济体当中,而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大约有9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广泛开放的经济体中。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1950年亚洲占世界人口的60%但其GDP(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全世界的20%不到。截止2001年,亚洲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已经翻倍。到2030年,其GDP比重应该会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到了那时(也许会更早),以绝对规模计(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将排在第三位。亚洲开发银行说,以市场汇率计算亚洲可能在2050年占到全球GDP的一半,同时人均收入相比于今日将增长6倍,从而使其生活水平达到今日欧洲地区的程度。
  最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像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一样也在最初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两者都遭受了增长、贸易与投资的紧缩。但是危机后的恢复过程却在西方国家与其他地区之间展示出了截然不同的图景。西方在遭受了一场金融危机之后,其家庭、企业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了巨大的窟窿。这导致了一场软弱无力的复苏,虽然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并不在此之列。与之相反的是,主要的新兴市场,除俄罗斯之外,在遭受危机时其资产负债表都处于一个健康的水平,因此遭受的损失相对较轻而其经济复苏也有着快速反弹的特征。中国和印度在危机中平稳地前进;他们去年(2010)增长了10%。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了9.5%,而巴西在去年则增长了7%。甚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也增长了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最新的经济展望预测,今年(2011)新兴市场会增长6.5%,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更高(8.4%),而与此对应的则是发达经济体的2.5%增长率。
  这些基本事实与数字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危机带来了西方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经济表现的巨大分化。第二点则是,这种短期的分化已经加速了新兴市场,特别是在亚洲,与西方世界的长期收敛。而这将带来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
  在世界政策展望中也有类似的分化。西方国家以庞大的紧急金融救助、财政刺激计划与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手段而进行的“危机干预”已经极大的增加了其公共债务,在2008年总计已经达到OECD国家GDP水平的30%,这几乎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的开支。而这些政策已经破坏了公共财政系统。对于税收、政府开支、利率以及通胀威胁,它将带来明显的、中期至长期的宏观影响。但是,这些危机干预同样也为大政府在微观层面介入经济体提供了掩护,这些微观层面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颠覆了过去的自由化进程。这扭曲了西方国家的竞争体系并限制了其经济自由;它已经威胁到未来的经济复苏。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在2008年到2010年在美国的执政记录。这同样也是欧盟的表现记录,欧盟正遭受内部市场自由化停滞,而周边地区官僚化甚至是以计划经济方式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折磨。而与此相反的是,除俄罗斯之外的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保持了相对健全的资产负债表且有着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但我并不想把新兴市场经济体描绘得过于美好。其未来仍然前途未卜。首先,虽然没有遭到大的倒退,市场改革已经出现了停顿。这在中国、印度和巴西都是现实。俄罗斯的情况更加严重:在普京先生治下俄国已经走向了非自由化的趋势当中。所有这些国家都还没有彻底地从“第一代”华盛顿共识式的改革,比如拓宽贸易自由化与外国投资的范围走出来并转向“第二代”改革,即通过更加复杂的、政治上更敏感的国内监管层面的改革去促进竞争并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其国内繁琐的制度——比如财产权、合同、许可证分配、开设及关闭企业、纳税制度——继续扼杀着新兴市场的商业环境,其程度比西方国家要严重很多。这一现象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数7上得到了反映。OECD国家(或地区)占据了前10名中的8个位置(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分列第一与第二)。中国排名79、印尼121、巴西127、印度134而俄罗斯则是123。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监管制度同时正在抑制着经济自由。这同样反映在弗雷泽研究所8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9上。仅有数个非西方国家或地区新兴市场经济体名列前茅,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智利与毛里求斯,而她们全部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国排名82、俄罗斯84、印度87、而巴西则是第102位。
  因此,在西方世界之外,进一步扩展其经济自由依然是未尽的艰巨事业。总体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制度,包括其政府行政、财产权执行、国内监管机构,相对来说依旧落后,从而导致在这些国家开展商业活动的成本较高,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创新与消费。这与其不同政治结构有关,这些政治结构的范围包括威权政体和民主制度。新兴市场国家正遭受相互间市场分割的伤害,这种伤害可以从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之间的不信任与地缘政治对抗中得到证实。他们依然互相牵制并且无法在全球性经济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中展示其符合自身经济实力的领导力。而且这些国家极度缺乏整合的地区市场,地区内贸易、投资与人力资源流动也正受到高壁垒的困扰,这与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有着显著的差别。
  新兴市场国家确实正在崛起,而且(政治经济重心)向东方,特别是亚洲转移的趋势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所提到的制度约束依然抑制着非西方世界。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看到一个中国的,或者亚洲的,或者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力”展示在我们面前。

思想与历史

  现在让我转到关于思想与历史的话题上来。
  首先来谈谈思想。自由主义传统,在其各种形式中——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以及文化的——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产物。这些思想从希腊、罗马、犹太以及基督教的思想中生根发芽。其在数个世纪之前的西欧现代化中,以世俗的形式得以繁荣并且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经济自由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中于有限政府、法治原则与其他市场导向的制度下逐渐扩展开来。政治自由主义伴随这种趋势在一些地方扩展开来,在不列颠与美国这种趋势尤为明显,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却没有如此盛行。在1945年之后,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渗透了整个西方社会,虽然其与集体主义传统同时存在并竞争激烈。这一时期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对斯密的自然自由敞开了空间。
  我们中的那些西方中心论者,包括古典自由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自由是西方知识的产物且在西方之外不存在同等的概念。是西方将自由输出到那些蒙昧之地,带领那里的人们走出他们的“黑暗地带”(借用奈保尔的用语)。这种观点立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在西方之外的各个地区,当白人身着西装,向黑种人、棕种人和黄种人鼓吹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好处时(更不用说里根和撒切尔了),我常常感到一种不安。当他们自己在那鼓吹之时,没有提及任何听众所在之地存在的本土自由思想,并且当他们将移植西方经验视为小事一桩时,又给那些听众一种傲慢与殖民者式的印象。而当那些出身本地刚刚从美国的研究生项目毕业带着一股美式鼻音的留学生在那推销时,他们会给人们一种“可可棕”的印象,即棕色在外,白色在内。难怪这种态度在狂热的自由主义小团体之外不起任何作用,他们总是争论些“哈耶克周一早上说了什么”与“米塞斯周二下午又说了什么”10的细枝末节。这颇有麦考莱爵士在其《教育备忘录》中经常被引用的那段话的意味:“当下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培养一个阶级,有着印度人的血统和肤色,但是有着英式品味、英式观念,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以及智识无一不是英国的。”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主张泛滥的相对主义,或在一个后现代时期的非西方世界里寻求政治正确性。我同意自由传统主要来自于西方。我完全是为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推广斯密、休谟、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的思想,就像我推广欧根 、伯姆与罗布凯的思想一样。(这里离题一下:在最近一次对北京的访问中,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中国书店里将能够找到由英文版翻译而来的威廉•罗布凯的书。)但是,除非与本土智慧结晶及当地历史相结合,否则推广这些思想的努力只会徒劳无功。假定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自由传统是一种高度的自大与傲慢,就像一个巴黎的沙龙知识分子或者奥赛码头11的外交官。这种行为有些像麦考莱爵士的另一句名言:“单单一架来自欧洲的优秀文献足以媲美整个印度或者阿拉伯的所有本土文献。”
  因为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也存在少数带有自由传统的思想,包括经济自由主义的肯定。这孔子《论语》中的几个篇章,沦为殖民地之前印度的批判性思维,《古兰经》中鼓吹自由贸易的数个段落。请大家不要忘记那位伟大的默罕默德,他创造了一种非西方世界的宗教,他曾经也是一名商人。
  但我同时也是第一个承认自己对于西方世界以外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知之甚少。那是我思想的“黑暗地带”之一,而我必须秉烛而行。所有我为之争取的是多些谦恭,并认真努力地对非西方世界的自由传统进行研究以及将其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所有这一切将西方世界以外经济自由的扩张提供更有力的理性论证。这首先是对当地人民的一个挑战,也是对西方来访者的一个挑战。
  现在再转到历史部分。西方世界以外的发展,按照西方中心论,以下述路线进行。通过西方的殖民主义,欧洲式的商业和与之配套的制度得以被移植到其他地区。市场通过陆路与海运得以扩展;落后地区与西欧先进的商业中心相连接。这样叙事,也许有那么一丁点道理,但是大部分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远程贸易的历史则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我的演讲主要涉及到亚洲,所以这里我将集中讨论印度洋的贸易。
  远程贸易起源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早于希腊人和罗马人一千到两千年,呈扇形扩展为一个贯穿中东地区的贸易网络。阿拉伯商人最早发现并利用季风在印度洋的港口间进行贸易。在穆斯林闪电般的征服之后产生的“伊斯兰和平”12是当时遍布欧亚大陆以及印度洋繁荣的贸易框架。海上贸易到公元8世纪中期便已远至中国的港口。散居在各个海港的阿拉伯移民将东非与中国结合到这个贸易网络中。最近,我在新加坡一座新落成的艺术科学博物馆中,参观了在那举行的黑石号沉船展览。那是一条阿拉伯单桅三角帆船,在9世纪时沉没于爪哇岛海岸的附近,装载着大量的中国瓷器。当时它正在沿着“辛巴达航路”从中国返航,此航线在威廉·伯恩斯坦《辉煌的交易》一书中称为“巴格达—广东快递”。就像《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水手辛巴达,一位巴格达的商人,辛勤往来于这条航路,在沿路的港口驻足”。
  蒙古入侵打破了伊斯兰和平。蒙古和平作为它的继承者,允许陆地贸易的繁荣,而那是传说中的丝绸之路最后的繁荣。马克·波罗与白图泰13的著作为我们展示了那一时期陆地
  这是西方世界之外前现代历史中经济自由的顶峰,一个早于欧洲殖民者的中世纪印度洋贸易网络,一个南亚与东南亚商业的黄金时代。在葡萄牙人强势介入这一地区前,印度洋是“公海”14,并不被任何力量所完全控制,向贸易完全开放。海岸线上散布着“港口国家”、独立的村镇与城市,其生命线系于海外贸易。大量经济竞争先后出现,这伴随着去中心化有弹性的政治制度,这就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欧洲的奇迹》的印度洋版本。分裂的地缘结构与互相竞争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促进了经济自由、增长与繁荣。
  托姆·皮雷斯,是与“葡属印度”15建立者们同行的一位药材商,他记述了这个贸易系统在被欧洲的重商主义湮没之前的特征。贸易发生在港口国家之间:亚丁、霍尔木兹、坎贝16、果阿、迦南诺尔与卡利卡特17、亚齐、马六甲18以及望加锡19。其中一些有着印度教的统治者和本地人,但是由穆斯林控制着贸易,而在坎贝则相反。在那里,伊斯兰教通过贸易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传播开来,而不是像它在其他地区那样靠武力。这些地区实行宗教宽容、并且是高度国际化的。举例来说,托姆.皮雷斯估算在马六甲一共有84种语言用于交流。
  在这些港口中,市场与国家有合理的分工。关税是适度的,比如在马六甲就施行了3—6个百分点的进口税与零出口关税。后者形成了为贸易而存在的法律体系,这预示了英国普通法的到来。一个关税法官,在本地与外国的商人构成的小组协助下,为船上的货物估价并实施拍卖。根据威廉.伯恩斯坦的说法,这是“一个中世纪热带地区的eBAY,良好的规则吸引着优秀的商人,他们反过来会坚持更好的规则。”印度的纺织品、摩鹿加群岛的香料、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在这里被频繁地交易,不带任何歧视的对待。公海联结着这些港口国家。正如望加锡的苏丹阿拉丁所颁布的:
 
  神创造了土地与海洋;他将陆地分配给不同的人,而大海则赐予每一个人。从未听说过应该禁止某些人在大海中航行。如果你试图那样做,那意味着你将从人民嘴里拿走他们的面包。

  伴随着航海大发现,以及葡萄牙人、荷兰人还有不列颠的殖民扩张,印度洋地区这一“自然自由”的系统终结了。瓦斯科·达·伽玛,阿方索·德·阿尔布科尔科以及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20带着极端的暴力行为与商业掠夺闯入了这里——“以寻找基督徒与香料的名义”。他们先是控制了大海,而后又接着通过谋杀与劫掠、谎言与偷窃控制了海岸的贸易中心。他们施行极端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且寻求垄断性的控制。他们从当地的商人手中攫取市场,并且强迫他们将货物低于市价出售给殖民者,这样葡萄牙人便可以在巨额加成的基础上卖给其控制的欧洲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香料群岛制定了类似的目标和使用了相似的方法,只不过是以更加残酷的方式取得效率与成功。而不列颠人则跟随着荷兰人的脚步。
  随后的不列颠和平复兴了印度洋的公海与自由贸易。在19世纪后半期,大英帝国解除了大多数的重商主义限制并且允许多边贸易的繁荣。中国和印度的商人再度呈扇形在帝国中展开,并建立了新的贸易网络。而这个体系在20世纪前半期再度被肢解。
  但是过去的60年已经出现了一场伟大的复兴。我们熟知亚洲的复兴,从日本开始、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散播到东南亚新兴国家,接下来是中国和越南,还有今日之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处于 “再全球化”的中心。但是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的是,在海岸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通过海洋彼此相连的商业据点是如何成为20世纪晚期与21世纪早期全球化的支柱,就像她们曾经是前一个全球化的中心一样。这可能是那些商业据点主要在东亚和南亚,并重启了印度洋商贸体系的黄金时期。只有在今日,它的网络才真正将错综复杂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供给链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条政治变迁的路径。我们习惯于把世界想象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基于地缘划分的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帝国主义之后,去殖民化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西方世界出口到了其他地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之多的促进经济自由与商业社会的政策创新发生在次国家层面上:即在省一级和市一级层面上,特别是在那些临海并放眼世界其他地区的地方。当全国性商业中心似乎在政治与政策出现停滞或者进展缓慢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这条政治变迁的路径也是整个世界的另一图景。今日的东亚更加明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是今日的坎贝,卡利卡特,马六甲与望加锡。这些年来他们不仅同远在西方的市场,也同全球化速度最快的区域——中国和印度相连接,其中包括中国的沿海省份与其海岸枢纽城市上海、厦门(旧称Amoy)还有广州(旧称Canton);还有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到古吉拉特邦之间弧形地带的最发达地区。这是这些沿海带状地区,市场的自由化、财产权、增长迅速的中产阶级和其他商业社会的特征发展最快。他们形成了西方以外世界的自由之今日核心;他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道路。这并非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那个乌托邦式的视角,他预见自由贸易将使世界走向一个世界主义的、和平共处的城邦体系从而取代令人担忧的民族国家。但是科布登也会对此应该感到强烈地赞同。

自由与传统的结合

  现在,让我讨论一下社会文化问题,我将其称为西方以外世界中自由与传统的结合。再次重申,我会将关注的中心放在非西方世界中我最了解的东亚与南亚。在一个“正处于全球化中的亚洲”,技术与市场已经将动物精神释放出来,特别是在如饥似渴满怀抱负勤奋工作的年轻一代当中。他们对教育、工作以及自我提升的投入随处可见。这是亚洲最令人激动的景象。与之正好相反的是今日大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不能指责亚洲那些正在觉醒中地区出现的个人责任感的缺乏、对国家的过分依赖、懒惰、懈怠、颓废和堕落,当我们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上述恶习时,尤为恼火,而这些正是欧洲大陆的所有特征。这让我想起了托克维尔的反乌托邦:

  “一个民族退化至并永远停留在儿童阶段……镇压、削弱、灭族、愚化,直到每一个民族都退化成为一群唯唯诺诺却又耕作不息的动物,而政府则是他们的看护人。”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即西方世界以外自由的扩展是一场向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无休止地进军。个人主义的出现是因为数个世纪实际是上千年的政治与社会压迫。经济自由是其驱动力。但是个人主义极少“原子化”。个人主义更多是在有着较强传统束缚的社会之中出现并得到发展。当然,亚洲存在巨大的多样性,有着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传统。然而,令我震撼的是,这片大陆上绝大多数地区存在的强大的家庭力量,以及时常发生的个体觉醒是如何深嵌于远比西方世界更为强烈的家庭力量中。在中国、印度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地区,正是家庭和他们所组成的网络提供了社会纽带,即公民社会的要素。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国香港也许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但其依然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受传统束缚的社会。
  这应当使那些自由保守主义者(或者,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内心感到振奋,他们以伯克、托克维尔甚至哈耶克的精神,希望看到进步发生在演化的社会中是基于内在的个体自由而不是通过“破旧立新”来实现,而演化的社会则不断重新评估其传统与规范。
  在非西方社会,自由如何扩展,却又同时保留其有价值的传统?就像人们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所看到的,那些有价值的传统能够避免原子化、社会道德沦丧,社会纽带断裂吗?按照迪帕克·拉尔,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在其著作《意料之外》中所说的,这些社会能够以进口西方世界的技术作为工具来实现现代化,这其中也包括经济自由——并在同时保留他们“内心的习性”。他们可以在不放弃灵魂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而不是非西方化不可。我认为这一区分太过简单:在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重叠。但是我希望,同时也有信心,西方世界以外自由的扩展不会以摧毁习俗的形式出现过多的西方化。

结论

  我将以一些对公共政策的看法来总结本次演讲。就全世界范围内来讲,短期的挑战是去阻止向大政府发展,特别是遏制那些紧随全球经济危机而来的带有反自由倾向的“危机干预”。中期的挑战则是回过头来去完成那些未竟的事业,比如贸易、外国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国内推动经济自由的制度改革。非西方国家依然为摆在面前的外部保护主义买单。他们甚至对国内企业设置了更高的壁垒。鉴于国内精英集团通过公共部门与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力量拥护这些壁垒,消除壁垒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还有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即通过微观干预去修正其所宣称的市场失灵。一种社会工程学思想已经占优势地位,它认为优秀的技术官僚式的头脑可以通过定向干预的手段解决复杂的社会与经济难题。这是边沁先生、凯恩斯先生、斯蒂格利茨先生以及克鲁格曼先生的世界。
  而斯密先生、休谟先生以及哈耶克先生的信仰是,市场是复杂的有机体;政府,虽然有着专业的行政人员,却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通过详细并精确的规则“微调”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结果;因为人类的不可靠性、政治压力与腐败,政府同样会“失败”;并且,相应地,规则应当选择稳妥的做法,并着眼于允许市场有效运行的普遍。这些信仰在当今不及上述其他思想流行。这对于其他地区和西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
  然而,我有几分确信,斯密、休谟和哈耶克的信仰会在某些西方国家得到回归。事实上,这些思潮已经开始回流,如在美国(茶党运动中的一些要素)、加拿大(重新获选的保守党政府)以及澳大利亚(重新复苏的自由党反对派)。但站在更长远的视角上,我更有信心的是,西方之外的自由主义发展,特别是在亚洲,将带来更强大的回流。自由主义的未来正在移往东方;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同,这股回潮将会驻足于西方世界之外。
  在这一点上,这是对西方世界的一个挑战。部分听众也许知道让·达利亚(Jan Tumlir)是关贸总协定(GATT)的首席经济学家,让我引用他的话作结:

  西方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但其影响力正在下滑。最终我们的社会将变成全球化中一个次要的合伙人。对于激发了西方的历史成就以及我们秉持的但最近几十年已不起作用的自由思想而言,我们想让大多数人相信什么?如果大多数人开始相信自由思想是一个骗局,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弗莱堡,2011年6月10日


Razeen Sally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教授,之前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他还是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朝圣山学社的成员。 哈耶克奖章是德国哈耶克学会颁发的年度奖项。哈耶克学会是为了哈耶克而创立的。

注释:
1 原文题目:Liberty Outside the West,文中Liberty若无特殊说明,统一译为“自由”,而West时而译为“西方世界”以方便阅读;另,演讲稿全文无注释,文中所现注释皆为译者所注。
2 弗莱堡学派,又名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流派。是在1920-19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艾哈德、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罗布凯为其代表人物,文中均有提及,不再重赘。
3 德文“规划政策”之意。
4 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 此为音译,原文Ordo为德文“秩序”之意。
5 网址:http://progressfoundation.org/
6 奈保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7 Doing Business Index: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8 Fraser Institute: 又翻译成“菲沙研究所”,http://www.fraserinstitute.org/
9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 http://www.freetheworld.com/
10 原文如此,意指那些整日纠结于文本分析的理论原教旨主义者的小团体。
11 法国外交部的别称。
12 The Pax Islamica Pax为拉丁文,意味“和平”此处指伊斯兰人完全的控制这一地区并维护着其秩序,下文蒙古和平、不列颠和平与此类似。
13 Ibn Battuta,本·白图泰,古阿拉伯旅行家。
14 Mare Liberum,拉丁文,“公海”之意。
15 指葡萄牙在印度洋与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一系列殖民据点。
16 在现今古吉拉特邦的阿默达巴德附近。
17 马拉巴尔海岸上的海港。
18 旧时靠近新加坡的一个重要口岸。
19 香料群岛上的一个港口。
20 这三人都是当时葡萄牙著名的殖民者与航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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