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朵 |
2014-04-28 20:06 |
臧棣：“度量”这个词，或生活作为一种友谊——读张执浩《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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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读诗，不一定和生活有关。但怎么写诗，却必定和生活有关。确切地说，写什么样的诗，必然涉及到怎么生活。诗的意图可以是多样的，但面向生活时，诗更像是一份建议。诗是关于生活的建议。它的要点，不是建议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而是建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活。回顾新诗的历史，很多时候，诗人往往更热衷于建议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是按照一个独立的人对生活的思量来看待生活，而是喜欢接受现成的说教，援引抽象的观念来品评生活，或鞭笞现实。因为在这样的高姿态中，诗人很容易感受到引导者的快乐。或者变身先知，或者显身批判者，指陈生活的缺陷，痛斥现实的弊端，而几乎用不着从悲剧的角度从命运的角度来思量生活的复杂。这样做还很方便，从诗的情绪到是诗的情感，都很容易调动起来；而且最关键的，怎么都不会犯错，怎么都政治正确。这确乎是一种难得的和诗歌有关的道德的享受。
相比之下，在诗歌中，建议我们如何看待生活；特别地，是如何可能地看待生活，则是一项需要大量细活的慢工：它涉及的诗歌智慧很少会显得那么张扬，它揭示的诗歌情感也很少显得慷慨激昂，它展现的诗歌风格也很少会显得斑斓多姿。但就诗歌的勇气而言，当代诗歌确实比以往更需能从建议的角度向我们提出如何看待生活的诗人。除了繁琐，除了细碎，这样做，还非常冒险。一，它很容易让诗歌陷入到一种写作的琐碎之中，从而减弱诗歌的强度。二，它呈现的建议很可能是错的，要么和偏见无异，要么本身就是陋见却不自知。三，假如这样做的时候，诗人本身缺少智慧，没准还会把我们诱入到一种生活的假象之中。
而新近出版的诗集《宽阔》像是重新向我们介绍一位当代诗人：张执浩。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一本诗集只有写得相当好而又确实涉足过很多冒险，才会以新的面目向我们介绍一位诗人。在我看来，《宽阔》里面收录的许多诗作，都写得相当好。所以，假如有争议涉及到《宽阔》写得好不好，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争议，也许是《宽阔》已好到了什么程度。但在这篇文章涉足争议，甚至澄清争议，都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我关心的是，在建议我们如何看待生活这个大问题上，《宽阔》的冒险对当代诗歌具有怎样的意义。毋庸讳言，我喜欢《宽阔》，不仅仅是它向我展现了一位同行老练而沉静的写作，更主要的是，它向我介绍了一位另一种意义上的喜欢冒险的诗人。与我们所熟知的用诗歌来冒险的方式迥然不同，张执浩的诗歌冒险大抵是温厚的、亲和的。在我们所熟知的方式中，诗人往往以叛逆者的姿态施行诗的冒险，但张执浩则不同，他几乎绝少以叛逆的姿态出现在生活中；虽然也会对生活的丑陋和不义表现出愤怒，但总的说来，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态度：将生活作为一种友谊。很多诗人都恐惧于自己不够深刻，往往以超越生活为自己的诗歌动力，而张执浩写来写去，却可以说他的诗从不想“超越生活”。这听起来很偏狭，但从本意上讲，却或许很符合他为自己的诗集起的名字——宽阔。是的。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张执浩是这样一位诗人，他是以他的诗能否抵达开阔来冒险的。他的诗不追求深刻，他追求的是诗的境界意义上的宽阔。而他采用的方式甚至独特到这样的地步，就好像诗的深刻是诗的宽阔的一个附属品。
这本诗集中，有一首题为《度量》的诗，令我流连往返。从象征的意义上讲，这首诗，从名字到主题都触及了当代诗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生活的度量。这个度量，可以是大度的，也可以是掂量的，甚至可以是一种大度的思量。而以往，新诗的现代性系谱中，就诗歌态度而言，不能说诗人不够深入生活，甚至也不能说诗人缺乏对待生活的耐心。但也不必讳言，以往的新诗实践中，诗人们很少会把生活看成是一种友谊的现象。即使有的诗人偶尔会这么想，时代和现实也不会允许他那么做。将生活看成是一种友谊，是需要新的胆识的。这也意味着诗人的工作会更加细致，更艰辛，不再是身影华丽地从生活边上擦身而行，走走过场。另一方面，将生活视为一种友谊，意味着生活既然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存在。这必然会对诗的想象力产生一种深刻的影响：诗人将生活作为一种友谊的对象，反过来，生活也最终会将诗作为一种友谊的现象。在我看来，张执浩的写作甚至向当代诗歌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乎文学道德的问题：在没有细心度量过生活之前，诗凭什么批评生活呢。假如诗热衷于审判生活，将生活压缩成一个批判的对象，那么，诗又是谁的对象呢？读《度量》这首诗，我逐渐产生了这样的认知：诗求之于生活的，首先是一种度量。而生活能向诗提供的，恰恰是一种度量。这个诗的度量，本身就是一种诗的行动，它不必是奇异的，远离世俗的，它完全可以体现为一种平凡的日常场景：
度量
走到一棵槐树旁，它比我高
走到一棵桃树旁，它也比我高
走到一棵橘树旁，我在想
这世上是否有这样一棵树：它
由我亲手栽种，却仍然比我矮小？
走到童年的伙伴身边，走到他儿子身边
站在他们父子之间
高大的儿子还在发育，有一天他
也会在这群草木中接受
被超越的现实，皮尺无法丈量的
现实需要身体去抵消
此刻，我与你，背对背
眼中各含一座山冈
你翻过去就看见了你父亲的坟
我翻过去就看见了我母亲的
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态度非常低调，甚至可以说偏于一种内向的省察。诗对生活所实施的度量，分为两个层面：一，它可以是实际的测量，二，它可以是心灵的考量。具体的实施过程，可以从可视的场景入手，进而深入到心灵的观照。《度量》的开篇，很写实，似乎在交代生活中很常见的日常举动，它就像一个游戏，几乎每个人都会卷入到凭借树木来测量我们的高矮。它是一个和我们的成长有关的游戏。这种测量涉及的高低变化，发生在人与自然的关联中，所以很容易激活一种隐喻的反应。就技巧的运用而言，像《开阔》中其他的许多诗作一样，张执浩很有分寸的控制了这种隐喻的反应。读者可以看到，《度量》虽然处理的是感伤的素材，但在风格上却显得干净、硬朗，毫不煽情。诗人写到了我们的成长史中的温润的细节和必须支付的损失，我们的成长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但说到底，它是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重要的，不是哀叹我们所遭受的那些损失，或哀怨我们的失落，而是学会在我们必须支付的那些代价中承担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首诗中，它似乎形象地体现为“你我”各自翻越“山岗”，看见父母的坟墓。此外，读者很难不被诗中的人物所打动，他们默默承受着来自生存的磨损，但并不怨天尤人，颓唐于无尽的抱怨，而是努力赢得自己的真实。张执浩的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由人物的活动渐渐带给诗的一种真实性。诗在生活的场景中捕捉到人的真实的存在，而生活则在诗中找到真实的人的存在。虽然说起来好像很平淡，但其实这确是当代诗中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度量》的语调平缓，厚重，但语言的流动却轻捷有力。这多少反映诗人的想象力的一种特征。张执浩有意将生活视为诗的现场，他主张“目击成诗”。所谓“目击成诗”，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强调诗人对生活的直接处理。及时地回应生活，及时地出现在生活之中。对观察到的生活情景，不做过度的引申，不做在过多的隐喻。另一方面，是强调诗人的现实感。为什么不是“目睹”，而是着意“目击”。我猜想，诗人的意图是要强调诗的画面中须有内在的冲击力，必须内含撞击的感觉。张执浩在诗歌中很少采用夸张的态度，也绝少依赖奇异的意象；他更多是以匠人的眼光来思量生存的画面，用匠人的态度看待生活的图景，然后在孤独的省察中细致地旁敲侧击出诗的思想。他的诗歌深度是建立在他对生活的图景的把握上的。在这方面，他就像艾略特在《荒原》中写给庞德的题献中提及的、那个随后又不断以各种身影变换在不同的母语中的“匠人”。就诗人工作的性质而言，这样的写作，也每每令我联想到爱尔兰诗人希尼在诗和生活之间建立起的那种具有典范性的行为方式。从平凡的生活场景入手，深入的方式却有点出乎人们的预料，它不完全是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由近及远，而是不断地从不同的视角重返最初设定的那个看似平凡的生活场景；通过不断的重返，将平凡的生活场景推进到人的原始场景。大约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特别喜欢《宽阔》中这样一些诗作：《极昼研究》，《挖藕》，《一只蚂蚁出门了》，《反向》，《动物之心》，《我要去落实上帝承诺的事》，《高原上的野花》，《不真实》，《无题十六弄》，《我还不了解大海这头动物》，《压力测试》，《两棵樟树》，《咏春》，《雨中鸟巢》，《与父亲同眠》，《身边的丘陵》，《终结者》。《宽阔》中出色的诗无疑还有很多，但我要说的是，点名在此的这些诗，都醒目地带有这样一个特点：通过对语言的信任，诗人重塑了对生活的信任。我的直觉是，对当代诗歌来说，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特例，而很有可能是一种独特的启示。
张执浩在《宽阔》中所做的工作，所进行的诗歌的努力，还可以放到一个更大点的诗歌史的背景里去衡量。对当代诗人来说，如何协调诗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可能更隐蔽、更暧昧，即如何协调诗人和生活的关系。在一些诗人看来，诗与生活的关系似乎是首要的，而诗人和生活的关系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被忽略的。在当代的诗歌文化中，很多当代诗人宁愿以普通人的面目去对待生活，也不愿以诗人的身份对待生活。最极端的做法就是，在生活面前，只认可普通人。在诗面前，只有普通人。换句话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误解，针对新诗历史中出现的与生活之间出现的种种裂痕，人们以为可以用普通人的身份来协调它们。而在我看来，我们的诗歌文化中，固然存在着对诗人的普通人身份的严重忽视，或估计不足，但纠正它的方法，却可能并非是要让诗人重新扮演普通人。某种意义上，这和胁迫或诱导普通人扮演诗人一样是荒唐的。说起来，《宽阔》这本诗集，最令我感念的是，我们现在似乎又有了一个重新探讨这个话题的契机。《宽阔》对生活的场景的不知疲倦的展现，在当代诗的语境中稳重地勾勒出了一种新的诗歌态度：对诗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依然是重塑诗人与生活的关系。这种重塑在诗集《宽阔》中至少取得了两方面的进展：一方面，是将生活的场景塑造成一种诗的视野，另一方面，是坚持以诗人的身份去看待生活的意义。
自新诗发生以来，诗与生活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很显然，依据不同的文学观，什么是生活？什么又是诗歌中所能呈现的生活？人们的看法和意见往往会南辕北辙，莫衷一是。我们的新诗文化曾将生活和人生等同对待，但很快就在诗的锋芒面前，嫌生活太笼统，太散漫，太表面，缺少一个足以震撼人心的时代标记。所以，我们会看到，早期白话诗人对生活的关切，很快会变形为对人生的关注。虽然缺乏更细致的说明，但我们大致知道，对二三十年代的多数诗人而言，人生大约是生活的一个典型视域。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人生是生活的典型化。这里面的潜台词也很丰富，甚至一直流传到现在：比如，依照诗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习惯性关联，你可以懂生活，但不一定懂人生。你也许懂人生，但不一定有现实感。你或许有现实感，但不一定能反映时代的真相。毋庸讳言，在新诗的现代性系谱中，诗和现实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多数时候，诗和生活的关系已被强行转换到诗与现实的关系中。而诗与现实的关系又被规定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观念来理解。不符合现实主义的诗学尺度的，往往会被判定为失败的表达，因为没能抓住人生的本质。在特定的文学史时刻，被需要的人生、被认可的现实，才是诗歌中的存在的真相。诸如此类的要求和胁迫，促使诗人和生活的关系越来越虚假，越来越脱节。
另一方面，法国诗人兰波的决定性的呼吁——“生活在别处”，也一直影响着现代诗歌中想象力的走向。兰波对现实的态度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兰波几乎在少年时期就已成为一个大诗人，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以为兰波的天才也许不容质疑，但他的诗歌态度恐怕和过于年轻有关。但实际上，兰波的态度和一种古老的诗歌直觉有关。站在诗的立场，他并不信任生活。所谓“生活在别处”，但我们一旦抵达别处，别处的生活依然会面临着“生活在别处”。所以，兰波对日常生活的回避，虽然表面说来，并不复杂，但解释起来，却很深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兰波使用了柏拉图的眼光：对诗人而言，对诗的真理而言，生活只是一种假象。除了永远是一种假象，生活对诗人来说没有别的意义。既然如此，诗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强化诗人的感觉来强化生活，使生活完全倾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这种对生活的强化，在本质上体现为“必须是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位”（兰波《致保尔·德梅尼》）。从共鸣的角度讲，也可以说，兰波并非主张简单地逃避生活，他只是更在意对生活的激进的体验。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体验的意图，却并非是寻求我们在生存中所据有的那个生活的位置，或生活中的平衡；兰波想获得的是一种新的关于生活的图景——“奇异的、深不可测的、邪恶的和甜美的事物”。他特意为这个新的生活图景起了一个名字：“未知”。按兰波自己的界说，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回避，或者诗人对现实的傲慢，并不是一个前提，它实际上是一个附带性的结果。诗人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这才是他“对人类、乃至动物负责”的表现。在兰波留下的诗歌遗产中，更醒目的恐怕是另一个主张。为了强调诗的“创造”，兰波认为诗人必须对生活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即成为生活的“伟大的诅咒者”。这就在现代诗歌的文化中造就了诗人和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时开始，诗人的反抗也开始在世俗的文化政治中有了新的含义。诗人不仅要批判生活，而且要诅咒现实。兰波的态度可以说很有代表性，也对现代诗人的形象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很多现代诗人完全知道兰波的初衷，但却格外偏爱兰波所主张的这种带有强烈的否定性的诗人态度。而以往对兰波的这一态度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的误读。要么将它解释成一种激进的诗人态度，要么将它诠释为一种极端的诗歌态度，其实，兰波的态度只是一种特殊的观念的体现。它的象征性很突出，某种意义上，的确也方便凸出诗人的形象。但也不可否认，这种态度有可能对诗与生活之间更为丰富的关系造成遮蔽，甚至是扭曲。它极具诱惑力，但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回顾近百年来的新诗历史，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怪异的选择。新诗的努力是要把生活提炼成现实。一种文学图景意义上的现实。而当代诗的努力，则是要把现实重新还原成生活。张执浩无疑选择的是后者。作为同行，我毫无保留地赞成他的选择；同时深知他的工作看似波澜不惊，却反映出当代诗的一种真正的进展。
协调诗和生活的关系，无疑可以有很多方式。每个诗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癖性采取不同的审美策略。而在我看来，张执浩采取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抱负。协调诗与生活的关系，首先意味着协调语言和生活的关系。以往，我们的诗歌文化多半倾向于鼓励诗人用不平凡的语言展示生活的意义，似乎只有用奇异的亢奋的语言，诗人才能捕捉到生活的真谛。而张执浩则展现了他对平凡的语言的独特的信任。这种信任本来是有局限的，如果遇到天赋不高的诗人，平凡的语言很容易堕落成一种平庸的东西。而张执浩则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些局限。甚至可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当代诗人对平凡的语言的新的信任。他不仅执着于使用平凡的语言，而且将平凡的语言发展成了平静的语言。说实话，能如此干净地、如此正派地使用平凡的语言的当代诗人是不多见的；而在这个向度上，更前进一步，使用平静的语言——在生活的噪杂和起伏面前，努力保持灵魂的尊严的诗人，就尤为罕见了。更可贵的，相对于前辈现代诗人的信条——如卞之琳的，李广田的，用平凡的语言写不平凡的事物，张执浩的选择更接近于一种独异的诗歌姿态：他在意的是，用平凡的语言书写生活的平凡。他不仅关注揭示生活的意义，而且更令人难忘的是，他似乎更关注运用平静的语言来呈现生活的蕴藉。
其次，协调诗与生活的关系必然涉及到重新调整诗和语言的关系。总体说来，现代的诗歌文化偏爱诗的奇异，诗的尖锐，诗的深刻和诗的震惊。这种偏爱促使现代诗人追求一种对抗性的语言，一方面是出于反抗生活的异化，另一方面是出于反抗生命的退化。就如同史蒂文斯所申明的，现代诗人需要的是一种“暴力的语言”，用语言的暴力对抗现实的暴力。严峻的时候，人们甚至可以说，这已不是一种需求，而是一种信任。它表明，诗人对暴力的语言的依赖，已转化成对语言的暴力的信任。这种情形在现代的诗歌书写中是非常普遍的。每当诗人产生解决问题的冲动时，都会迫切地救助于语言的暴力。这里，诗是否适合用来解决问题，是一个疑惑。如果答案趋于肯定，那么，诗能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就又是一个疑惑。考虑到生活的异化给存在带来的焦虑，诗人信任暴力的语言，也可以说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但问题的是，诗人除了信任暴力的语言，或者，诗人除了依赖语言的暴力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吗？从这个诘问反向再看诗集《宽阔》，人们也许意识到张执浩在语言姿态上所进行的调整，有多么的冒险。对平凡的语言的信任，说到底，是对诗的平凡的一种深刻的审美自觉。放弃使用暴力的语言，亦即不再倾向于用语言的暴力来揭示生活或现实，这意味着对诗的责任的重大的修正。这种修正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诗歌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诗歌心理的变化。换句话说，诗人的任务不是要将生活作为一个审判的对象，而是要将生活作为一个友谊的对象。说得极致一点，在《宽阔》中，对当代诗的可能性而言，生活本身即意味着诗的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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