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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朵 2024-01-15 10:49

W.H.奥登:灾难中的宁静黄昏

马永波



  作为一种艺术,书信写作的大师们也许更专注于愉悦他们的朋友,胜过了披露他们最内在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书信风格以速度、高度、精神、机智和幻想为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凡高的书信不是艺术,而是人的档案;使之成为伟大的是写作者绝对的自我忠实和高贵。
  19世纪创造了艺术家英雄的神话,他为了艺术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幸福,而对他的补偿是免除其所有的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
  初看上去,凡高似乎恰好符合这种神话。他的衣着与生活和流浪汉一样,他期望别人的支持,他像恶魔一样画画,他发疯了。你越是读这些书信,他越变得不像神话。
  他知道他是神经病患者,难以相处,可他不把这个当做优越的标志,而是当做一种和心脏病一样的疾病,他希望未来的大画家们会像“古老的大师”一样健康。

  可是这个未来的画家——我不能想象他生活在小咖啡馆里,带着许多假牙不停地颤抖,像我一样去妓院。

  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做一种过渡,而非完满,而且他对自己的成就极其谦逊。
  
  乔托和契马布埃,还有荷尔拜因与凡戴克,生活在一个方尖塔一般结构坚固的社会里,其中每个个体都是一块石头,所有的石头都粘在一起,形成一个纪念碑式的社会……可是,你知道,我们置身于彻头彻尾的放纵和无政府之中。我们热爱秩序和对称的艺术家把自己孤立起来,努力去定义一件惟一之事……我们能描绘混沌的一个原子,一匹马,一幅画像,你的祖母,苹果,一片风景……
  我们不觉得我们在死亡,可我们确实感觉到我们是少数,为了成为艺术家链环中的一环,我们正在付出艰苦的代价,我们享受不到健康、青春、自由,我们就像驾辕的马拖着一车人去享受春天。

  而且,尽管绘画是他的天职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他也从未宣称画家优越于其他常人。
  法国诗人黎施潘在什么地方说过,“对艺术的爱使人丧失对真实的爱。”我认为那是可怕的事实,但在另一方面,对真实的爱使你厌恶艺术……
  他们对绘画所持的更为迷信的观念有时让我沮丧得难以言表,因为事实基本上是这样的,作为人,一个画家过于沉浸在他所看见的一切,他就不足以把握他生活的其余部分。
  凡高没有自己谋生,而是一生仰仗他绝非富有的兄弟的支持,这是事实。可是当你把他对钱的态度与别人加以比较,比如说瓦格纳或波德莱尔,凡高则显得多么不可测度的体面与自尊。
  任何艺术家都需要向赞助人要求高于一个劳动者的生活标准,因为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他还需要买颜料和画布。凡高甚至为他对颜料的权利而烦恼,想知道是否他应该局限于较为便宜的绘画材料。偶尔,当他对他的兄弟不满时,他抱怨的不是提奥的吝啬,而是他的冷漠;他渴望的是更多的亲密,不是更多的现金。

  ……反对我的人,我的态度,衣服,世界,你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似乎以为提出这么多的反对是必要的——分量足够重的反对,同时显然又是无济于事的——它们导致我们个人的兄弟般的交往枯萎了,随着时间逐渐死亡了。
  这是你性格中的黑暗面——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吝啬的——而明亮的一面是你在金钱事务上的可信性。
  因此,我最为高兴地承认,我对你有一种义务。只是——因为缺少与你的联系,与提斯泰格,和任何我过去认识的人的联系——我需要的是别的什么……
  如你所知,有些人在画家还没有赢得任何胜利时赞助、支持他们。可是这种关系的结束经常又是多么地悲惨,对双方都是灾难,部分是因为保护者为钱烦恼,它至少似乎是种浪费,同时,在另一方面,画家感觉有资格更自信,比原来更忍耐更要有兴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误解是双方的疏忽造成的。

  读书的画家很少,能用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也很少。凡高是个杰出的例外:他贪婪地阅读,富有理解力,他拥有可观的文学天赋,他喜欢谈论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原因。在把“文学”这一词语用于绘画时,如果我把它理解成一个贬义形容词,那些使用它的人就是在断言图画世界和现象自然界完全是不同的,以至永远没有必要凭借双方的关联来判断任何一方。问一幅画是否“像”任何自然物——无论发问者指的是“照相式的”,还是柏拉图式的“真实”相似性,都没有任何差别——或者是否一幅画的一个“主题”比另一个主题更为重要,这都是不恰当的。画家创造他自己的图像世界,而一幅画的价值只能凭借与其他画作的比较来估价。如果批评家的意思真的是这样,那么凡高一定会被归为一个文学画家。和凡高毕生都视为导师的米勒,以及他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左拉一样,他相信在他的时代,艺术真正的人类主题是穷苦人的生活。这是他与艺术学校的分歧所在。

  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所学校,你能在里面学会画挖掘者,播种者,把壶放在火上的妇女,或者女裁缝。可是在每个稍微重要点的城市都有一所学校,选择模特来代表历史人物、阿拉伯人、路易十五,简而言之,所有实际上不存在的人物……所有学院人物都以同样的方式放在一起,让我们说,不能再好了。不可接近,完美无瑕。你会猜测我要说什么,他们揭示不了任何新东西。我认为,当学院人物缺乏基本的现代调子、个人性格、真实的动作时,无论它可能多么正确,它都是多余的,即使是安格尔本人做模特。也许你会问:什么时候一个人物才不是多余的?……在挖掘者挖掘时,在农民是农民而农妇是农妇时……我问你,你在旧式的荷兰学校里了解了一个挖掘者,一个播种者没有?他们曾经尝试过画“一个劳动者”没有?委拉斯凯兹在他的运水者或各色人等中尝试过吗?没有。这位古老大师的画中人物不“工作”。

  正是同样的对自然真实而不是理想美的道德偏爱,在他于安特卫普艺术学校的短暂逗留期间,在复制《米洛的维纳丝》的模型时,促使他对她的形象做了改动,并对震惊的教授叫喊:“你简直不知道一个年轻妇女是什么样的,该死的!一个女人必须有屁股和能够托住孩子的骨盆。”
  他与大多数同时代法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致的信念——艺术家应该压抑他自己的情感,用医生的客观来看待他的材料。相反,他写道:

  ……任何想画人体的人必须对人类抱有温暖的同情,并且保持它,否则他的画将是冰冷和乏味的。我认为观察我们自己非常必要,当心,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很清醒的。

  在他死前两个月所写的日记中,凡高显示出他是多么反对任何“纯粹”的教条——

  华丽浮夸的展览,比不过直接面向人民而工作,这样每个人都能在家里拥有一些图画或复制品,它们将像米勒的作品一样成为教材。

  他在此处听起来像托尔斯泰,正如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听起来也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

  每当我们看见不可描绘的形象和无以言表的凄凉——孤独、贫困和悲惨,万物的终结和极致,上帝的思想就会进入一个人的心灵,这总是能打动我,总是非常地奇特。

  当他谈到穷人时,凡高真的显得比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更诚实和自然。作为肉身之人和知识分子,托尔斯泰都是一个王者,一个优越者;此外他还是伯爵,一个社会地位高高在上的人。无论他多么努力,他从来都不能把一个农民视为平等的人;他只能出于对他自身道德缺陷的内疚,部分地赞赏他。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贵族,他很丑,可是他报以同情的是犯罪的穷人,而不是一般的穷人。而凡高宁愿和穷人一起生活,陪伴他们,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作为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生中与有教养者的相处是成功的;农民认为他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却不了解。在有生之年,凡高没有被承认为是一个艺术家;在另一方面,我们有他给博里纳日矿工留下的个人印象的记载。

  人们依然在谈论马卡斯煤矿事故后他去看望过的那个矿工。那人是个成瘾的酒鬼,据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说,“一个不信主和亵渎的人”。当文森特走进他的房子,帮助他安慰他时,受到的却是一顿羞辱。尤其是他被叫成一个啃玫瑰经的家伙,好像他是个罗马天主教牧师似的。可是凡高福音般的温柔转变了这个人……人们还告诉我,在抽签征兵的时候,妇女们如何恳求这位圣人给她们指定圣经中的一段,当做自己儿子的护符,确保他们抽到好签,免于在兵营中服役……有一次爆发了罢工,反抗的矿工们不再听从任何人的话,除了他们所信赖的“文森特牧师”。

  作为人和作为画家,凡高都是富有激情的基督徒,尽管,感觉上无疑有一点异端的味道。他宣称,“屈从是为了那些能够被屈服的人准备的,而宗教信仰是为了那些能够信仰的人的。我的朋友们,让我们爱我们之所爱。顽固拒绝爱其所爱的人注定自我毁灭。”作为画家,也许最适合他的标签应该是宗教现实主义者。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因为他把极端的重要性赋予了对自然不断的研究,决不“用他的头脑”作画;说他是宗教的,是因为他把自然尊为精神荣耀的神圣可见的符号,他作为画家的目的是向他人揭示出这点。他曾经说道,“我想描画过去用光环来象征的带有某种永恒意味的男人和女人,我们寻求以真实的光线和色彩的震动来传达这种永恒性。”就我所知,他是第一位有意识地尝试一种宗教绘画,但却不包含任何传统宗教圣像的画家,某种可以称做“为眼睛准备的寓言”。

  这是此刻在我面前的一幅画面的描述。我所逗留的精神病院的庭院风景;右边是一个灰色花坛和一座房子的侧墙。一些没开花的玫瑰丛,庭院向左侧延伸,被太阳烘烤的红赭色土壤上覆盖着坠落的松针。庭院这边种满了大松树,树干和枝条是红赭色的,绿叶在上面形成浓荫,混合着黑色。这些高大的树木挺立在黄色大地上,对着黄昏带紫罗兰条纹的天空,而天空的更高处则变成了粉色,绿色。一堵也是红赭色的墙遮住了视野,有一个紫罗兰和黄赭色的山冈高过了它。现在,最近的树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树干,是被闪电击中,而后锯掉的。可是一根侧面的树枝高高挺起,落下雪崩般深绿色松针。这忧郁的巨人——像一个打败了的骄傲的男人——在从一个活的生灵的本质上去考虑时,和他面前消失的灌木丛上最后一朵玫瑰苍白的微笑构成了对比。树下,空空的石凳,忧郁的黄杨树;天空——黄色的——投影在雨后留下的池塘里。一束阳光,白昼的最后一缕光线,几乎把阴郁的赭色提升为橘色。到处有黑色的小人影徜徉于树干之间。
  你将认识到这红赭色,笼罩着灰色的绿,围绕着轮廓的黑色条纹,组合起来产生了某种极为痛苦的感觉,某种“红黑”,我不幸的同伴经常受到这种痛苦的折磨。而且,被雷电击打的大树的主题,秋天最后的花朵那病恹恹的粉绿色微笑,都进一步确证了这种印象。
  我给你描述这幅画面是要提醒你,一个人可以尝试予人痛苦的印象,而无须径直瞄准历史的客西马尼园。

  显然,凡高试图取代一种历史的图解,它在能够被辨认以前必须先被熟悉,一种即刻对感官揭示自身的色彩与形式之间关系的图解,因此是不可能被误解的。这样一种图解的可能性依赖于色彩与形式的关联,它们给人的印象是由普遍规律所支配的。凡高肯定相信,经过研究,任何画家都能发现这些规律。

  “色彩的规律具有难以言传的美,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是偶然的。同样,今天的人们不再相信反复无常、从一物飞往另一物的上帝,却开始越来越多地尊敬和赞赏对自然的信仰——同样,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在艺术中,过时的关于天赋、灵感等等的思想,我不是说必须抛弃,而是必须重新予以彻底的思考、验证——并大大地修正。”

  在另一封信中他为上帝取了另一个名字——“宿命”,并用形象来定义他——“他是光的白色光线,在他的眼中甚至黑色光线也不会有任何貌似可信的意义。”
  凡高的乐趣很少,他从来没有尝到过美食、荣誉或者女人之爱的满足,他在精神病院结束了生命,可是,在读过他的书信之后,你不可能把他想成一个浪漫的遭难的艺术大师,甚或是悲剧英雄;尽管如此,最后的印象却是一次凯旋。在死后发现的他给提奥的最后的信中,充满绝无一丝浮夸的感恩的满足,他说:

  “我再次告诉你,我始终认为你超乎一个纯柯罗画商之上,经过我为中介,你在一些画作的实际创造中起到了作用,它们甚至在灾难中也将保有它们的宁静。”

  当我们说一件艺术作品“伟大”时,我们的含意,肯定没有这总结性的关系从句表达得更好了。


(原载《滇池》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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