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朵 |
2022-05-08 11:23 |
罗振亚：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许多人心中都蛰伏着一种几近固化的认识：新诗当初是将旧体诗词视为“冤家对头”进行“革命”的，其反叛姿态决定新诗与旧体诗词、传统文化之间非但无缘，而且对立；新旧诗歌完全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按理新诗文类在百年成长的过程中，发展越近成熟，距离旧体诗词、传统文化自然就越远。但是，必须澄清，这是一种错觉。
一些现象颇值得玩味。缘何石天河、赵毅衡等人发现，马拉美、庞德看家的意象艺术，并不是由他们首创，人们疑在邻家的“春色”，实乃“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老祖宗的本土遗产；为什么专业研究者难以完整地背诵出多少新诗名篇，而对于旧诗佳构连几岁的孩子都能如数家珍；尤其是俞平伯、闻一多、郭沫若、臧克家和沈尹默等新诗名家，出于何种原因“勒马回缰做旧诗”，走了一条回头路……种种现象不外乎都在证明，传统文化、传统诗歌在新诗的“革命”面前不仅没有寿终正寝，其生命力反倒因外力的刺激愈发健壮。或者说，在新诗之中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艺术影响仍然强劲有力，它虽不十分显豁直观，却更内在深入，直入骨髓，甚至可以认定新诗和传统文化之间出现断裂的仅仅是语言形式，而精神血脉则始终是相通的。它再次印证艾略特那段“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的感慨，堪称跨越时空的深邃之见。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文化传统一如血缘，只要人在，就永远无法断流，无法否认。对草创期中国新诗那种存在严重偏颇的反抗传统的做法，自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的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即在不断地矫正，他们悟出新旧诗歌绝非水火不容的南北两极，“很可以并行不悖”，并在创作中设法调解。正因洞悉了新诗和传统对立而互渗的关系机制，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新诗乃至朦胧诗，均在持续寻找平衡二者间的“和解”之道，进行着西方诗歌中国化和古典传统现代化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后诗坛掀起诸多诗人将杜甫作为书写资源、与其进行精神对话的“杜甫热”，更表明中国诗人结合新诗与传统的意识愈加自觉。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又在哪些方面对新诗有所“照亮”和“激活”呢？
一、“及物”意识的觉醒与强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乃深厚博大的多元系统。其中居于核心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均倡导人本主义，尊崇人的价值，或张扬人生价值，或强调人格自由，而在儒道文化互补的结构中，似乎更加轻个体，重群体，以入世为上境和正格。具体折射到文学的态度上，则自上古神话至明清小说无不看重文学在政治方面的教化功能与社会功用，魏晋时期甚至把文学视为“经国之大业”主张“文以载道”或“诗言志”，古典诗文之中也自然呈现为“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两种进或退的主要言志感受，在漫长的时空流转中，久而久之，自诗骚以来创下的介入时代的“及物”取向和现实主义精神，就日渐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学的传统思维。同时，《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开启的史传传统那种对现时现事的人和事真实再现的原则，又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文学创作认知中的常态伦理，一点一点累积成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体现“及物”趣尚和史传气质的诗人和佳构比比皆是，近些年倍受喜爱的杜甫即是典型的代表。“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同站在“云端”写诗的李白不同，他的诗总和人生关涉，具有一种现时现事元素突出的“当代性”特质。也就是说，他是置身于人群之中、之内写诗，经常将亲历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带入诗性空间，难怪凝眸因战争造成的民间疾苦、生离死别的“三吏”“三别”，被人称为“诗史”，状绘社会怪相的《自京赴奉先咏怀》把贫富悬殊、对立矛盾的“冻死骨”与“酒肉臭”彰显得那么满爆强烈，而“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妻儿喜闻平定安史之乱消息而欣喜若狂的“家务事”，却连接着忧患江山社稷的“社会情”了。
传统诗歌关注现时现事的“及物”品格，对新世纪诗坛是一种深度的唤醒。它敦促诗人们认真调整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距离问题，意识到内视点的诗歌虽无直接行动的必要，但也不能过于超拔，总该承载一点什么，纯粹得逸出合理的限度，隔膜人类，就无异于自身迷津；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两类诗，即断定“非”诗的社会内涵和美无缘，尽量剥离意识形态因子，疏离人类与人性，而在幻想、神性和技术区域定位诗歌生长的“圣词”书写，与努力在民族、国家和时代等宏阔语境内抒情，穿梭于恐龙蛋、敦煌壁画和脚手架等意象的“大词”写作，都离芸芸众生与存在之音甚远，前途渺茫。并且在从深刻的教训中醒悟后，自觉承续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路线，深化“及物”意识，注意向世俗、日常化世界敞开，在平凡人物和事件、境遇中发掘诗意，重建诗和现实的关系，诗中常烟火气十足，其间蒙茸鲜活的事态和情境，仿佛就是身边存在的抑或随时可以发生的一切。甚至少数个体以行动化的方式，切近人生和时代中心。如潘洗尘的《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一点也不复杂，它乃普通人一个生活细节的观照，一个诗人瞬间心理念头的自然滑动，作者是公认的用良善、痛苦以至生命为社会和诗坛奉献的好人，可他却“只求这世界还我一个简单的称谓/这称谓/只须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呼出/——父亲”。说起来极其简单的生存愿望，却因触痛人类经验和情感的深层，生命里柔软而深重的情绪伤痛，也最能撼动人心。傅天琳的《十二月的阳光》也是从日常生活空间里直接生长出的诗，地气足，当代感强，社会公益组织呼吁义工为住在高寒地区的儿童编织衣物，引发诗人辽远的想象，“打开所有的窗子所有的门/把你接进来，十二月的阳光……我要把十二月的阳光打成捆，/装进大卡车。我要跟随十二月的阳光，/翻山越岭，去看望我留在大山深处的孩子”。编织的动作和祝福里，氤氲着人世间的母爱和美好，它让人读后眼睛酸涩又顿感世界之温暖。上面列举的诗歌足以看出，诗人们是在以“平常心”，观照着平常人的思想与生活，即是和宏大庄严的题材打了照面，也尽量从个人视角切入，表现个体之人带有平民化色彩的反应。
并且，诗人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和感悟因出色直觉力的介入，常常会抵达事物的本质深处，激发出某种人性化的内涵，传达对社会、生活和人的深层理解。如杨键的《小镇》就保证了“及物”同时的精神提升，提出了一定的新思想向度。“在船舱里/收音机里传出演奏《江河水》的二胡的声音/那种人的淤泥似的清凉的痛苦/已经不再有了/有的只是欲望失败后的垂头丧气/有一个叫‘三五斗’的茶馆里/三四个农民/像几具干尸/围坐着一张牌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互相躲开/再看，眼睛再躲开”。小镇上庸常、凌乱的事象、物象和心象复现里，已不无对小镇孤寂低抑而茫然的隐蔽灵魂心理，以及都市的异化、压迫和隔绝人类残酷本质的揭示和洞悉。再如靳晓静的《尊重》从诗人少年时代手指被菜刀划破的场景切入，展示其历久弥新，更可贵的是从母亲的话“你没尊重它，/所以它伤了你”参悟出许多人生的道理，一个人生活中的创伤不可怕，人正是在一次次的创伤教育中逐渐走向成熟的。所以“从那以后，我有多少次/被生活弄伤/从未觉得自己清白无辜”，一个十分琐屑的日常细节被人性的光辉烛照后，顿时精警起来，这种思想发现带着无限的启迪力。至于像叶延滨的《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则可谓切入现实针砭时弊的“问题诗”，“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飞蛾扑火”。台下嗡嗡嗡，台上假大空，台下台上非常不“接轨”的悖论式会议场景扫描，直接撕开了现代文明病的症候，曾经比比皆是的形式主义和其背后官僚主义作风习气的微讽，令一支简易的笔博取了介入生活的拷问与批判力量，催人深思。翟永明的《老家》同样蛰伏着直指人心的激愤和火气，“老家的皮肤全部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吓坏了自己和别人/全世界的人像晕血一样/晕那些针孔/我的老家在河南”。一直温文尔雅、含蓄先锋的诗人，遭遇故乡河南一些普通农民因卖血染上艾滋病而生不如死的残酷真相后，竟以笔为刀，喷洒一腔愤怒之火，叙述客观，欲哭无泪的悲悯却陡增了批判的尖锐和力度，那是社会良心的拷问，也是传统忧患精神的现代闪光。
接受传统诗歌“当代性”品格的启示，新世纪诗歌关注现时此在世界，将日常情趣与生活当作精神资源的追求，无疑进一步深入地敞开了存在的遮蔽，加大了介入现实真相和时代良知的力度和幅面，扼制甚至避免了纯诗和神性诗歌等乌托邦抒情的凌空蹈虚和浪漫假想，恢复了汉语语词和生活、事物之间原在的亲和性，无意间使新诗更具有包容性与真切感，使数年前重建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夙愿得以实现，最终拉近了诗歌和读者、社会的关系距离，这或许也是十几年来诗歌再度回温的重要的逻辑支点所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纪诗人们感知心灵与世界的方式，在将缪斯从飘渺的“云端”拉回到人间质感的“地面”，强化诗歌的人间烟火气和亲切气息、真实信度的同时，面对日常化的情境，并没有被动地照搬主、客观现实，被对象粘滞捆绑住，而是注意通过各自迥异的思维、话语、视点与想象方式，完成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转换，从而获得某种新的精神指向或智慧提升，既能做地面深潜、匍匐的“兽”，又善于在太空做朝向远方翱翔的“鹰”，再次证明日常生活对诗歌的举足轻重，“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若诗人拥有驾驭对象的能力，琐屑凡庸的“此岸”同样会孕育出上佳的诗歌文本。
二、精神担当的复苏与再现
在比对古今诗人的创作后，王家新先生说了耐人寻味的一段话，“这时再回过头来重读杜甫这样的中国古典诗人，我也再一次感到了20世纪的无知、轻狂和野蛮。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沉痛、仁爱和悲怆来感应这样的生命，就如同我们在艺术和语言上还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造化之功一样”。的确，中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以讲究伦理著称的国度，在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悲悯”情怀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仁爱”“伦理”“担当”自然是“悲悯”情怀辐射出来的关键词。休说儒家出自《孟子•尽心上》的“仁民爱物”，道家出自《庄子•天下》的“泛爱万物”，就是佛家出自《南齐书•高逸传论》的“慈悲为本”，墨家出自《墨子•兼爱上》的“爱人若爱其身”，也无不指向着传统文化中体恤人间苦难的“悲天悯人”的精神特质。正是在“悲悯”的人本主义思想统摄下，儒家和道家文化渐渐生成了各自的道德规约和精神导向。前者讲究家国一体，入世有为，使命与责任，主张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后者则尊崇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看重灵魂超越与精神高洁，以心斋和守神求“无”之目的。这恐怕也是郑敏先生倡言的古典文化、诗词崇尚的“精神境界”内核的一部分，“它融合了儒、道、释的最高悟性，在后现代的历史阶段是人类用以平衡人性中精神和物质需求的杠杆”。事实上，诗骚交错有序，分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硕鼠》）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两种诗风并行不悖，持续数千载，都根植人生，而现实主义一脉更贴近现实，相对发达，这是传统文化制约的特殊结果。
时至21世纪，虽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精神并非自觉地浸润于诸多写作者心中，但悲悯和担当意识却在大量文本中存在。因为诗人们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观念，个人化写作已克服了20世纪80年代诗歌同样悬置人间烟火气现实的“圣词”“大词”书写弊端，使致力于从日常生活中打磨诗意、书写生存境遇成为一种艺术趋势，积累了诗与现实关系处理上如何“及物”的经验；更因为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国家和民族经历了SARS、海啸、雪灾、地震、奥运、反腐、共和国70华诞及新冠等一系列大悲大喜的精神事件洗礼，事关人心和国家事件造成的强刺激，开始从灵魂层面，唤醒触动了蛰伏在诗人心底的悲悯与担当意识，使他们更懂得了创作应该有所承担与承担的伦理内涵及其分量，并学会了精神担当，秉承艺术良知，自觉寻找介入现实的优卓途径。于是，和狂欢娱乐化严重、恶搞人身攻击不断的网络伦理下移走向相反，在诗歌创作中迎来了大面积的伦理复苏。
随意翻开一本新世纪的诗集或者刊物，这类状态的诗俯拾即是。“这些灰暗的街树伟大的塑像和我一样/呼吸着污染的空气/这些年迈的老人咳嗽的麻雀和我一样/为一片纯净的蓝天祈望上苍/看吧活过夜晚的鸽子又飞进了新的/有害的一日”（娜夜《这些……》）。“四婶做泥瓦匠的儿子/和她在城里擦皮鞋的儿媳妇/被票贩子的假车票/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田禾《春节我回到乡下》）。前者色调灰暗，凝眸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态灾难，黄沙密布，清晨的勃勃生机被遮掩，蓝天的纯净成了遥不可及的想象，呼着重工业的废气，人早早进了医院，而鸽子呢？诗人之笔已经犀利地刺穿天空的灰暗，为人类恣意制造的污染亮了红牌，交通拥堵、能源匮乏、环境污染、暴力犯罪，人类欲望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完全被打破，科技文明的负价值多么令人怵目惊心啊。后者聚焦生活中一个细节和“问题”，其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背后，乡下人艰辛、困顿、盼望又焦灼的多元心态已经力透纸背，别说乡土之上，人基本的生存权力难以保证，就连买种子和化肥、买车票也要上当受骗，诗对底层社会问题的揭示包裹着一股为民代言的愤怒之“火”。
受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的诗歌一般不绝对排斥超验、永恒的领域，但更注意和现实间有效、多向的关联，于“此岸”经验和日常处境中建设自己的诗歌美学。如面对汶川地震的民族悲情，胡弦的《钟楼》不同于“井喷状态”的灾难场景渲染，“去年地震中震坏的钟楼，表面尚完好，内部已损毁，/指针永远停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但在每天下午/途经它的时刻的钟表/会突然成为和它一样的钟表/一瞬间/疼痛从它内部起身去教中国所有的指针走路”，尽管走笔冷静，开始于时针、钟楼的观察和思索，仍然烙印着人类的大爱痕迹，它是抒情主体的人性担当，更通向着整个民族疼痛的记忆神经，令人动容。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打工出身的诗人郑小琼，她不少诗歌就是从早期底层生活直接生长出的精神花朵。如“多少铁片制品是留下多少指纹/多少时光在沙沙的消失中/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装好……塞上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表达》）。是发自诗人个体的心灵，却暗合着“非个人化”的声音，两个异质意象“肉体”与“钢铁”绾结一处，张力无穷，直抵时代的良心，使诗人对人类遭遇的关怀与担待、底层命运的艰辛与黯淡不宣自明，它们就是女工的青春与现实，寂寞与忙碌，一如生活的二重奏和孪生子，青春和爱情只能在流水线上残酷消失。再如“折叠的铁片突然张开玻璃和金属的面孔/倾注着整个下午的寂静。落在机台的寂寞/磨损的光线中我听见体内的钟敲响/当当，当，它走着……时间的背面……在衰老，消瘦。生活……它淡蓝色的舌头/舔着。重复着的日子——我自己的舌头/舔着生活。生锈的铁片在雾气中望着/顺着机台上黯淡的灯它迷蒙的面孔……闪动”（《从生活》）。工厂车间是冰冷的，没有绵软的角落，机台的工作机械而繁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硬的工业法则在蚕食着打工者微卑的青春，将人类“物化”。诗对人类创造的科技反过来戕害人类的现代性负面价值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带来“世界不再是温暖的、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的现代性鬼魅症候。
从上述的诗歌中可以看出，新世纪诗歌深入平民和底层的乡土诗歌、打工诗歌、地震诗歌和新冠诗歌，均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那种对普通心灵、生活细节具象的抚摸，那种对灾难中人的命运和苦难的深挚关注，那种亚麻似的清新纯朴的风韵，不仅密切加强了生活与诗的广泛联系，复现了普通人的心灵隐秘和生存镜像，充满人道与人性的光芒，有时甚至激发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具有了一定“行动化”的力量。这种可贵的伦理承担早已引起程光炜、张清华、柳冬妩和钱文亮等一批研究者的关注，这也将是中国新诗继续前行的必要支撑。
三、清洁精神的确定与虔敬
诗是什么？拷问过古今中外无数的缪斯热爱者。有人认为诗歌只是生存与生活的工具，有人认为诗歌是诗人生命、生活栖居的方式，前一种是技艺型诗人，后一种则是存在型诗人。从屈原到李白再到李叔同，他们和诸多存在型诗人一道，跨越了诗歌仅仅是技巧博弈的精神浅滩，将诗当作情感乃至灵魂的栖居地，普遍注重节操和人格建构，他们的艺术态度对后来者充满着隐性而深邃的思想启悟，包括其重视诗人形象和人格建构，也让后人认识到在诗歌问题上，首先是人活起来，诗才能活起来。如优秀的存在型诗人杜甫，一生与诗相伴，作品被视为“诗史”，他成功缘由很多，重要的一点是对诗歌常怀虔敬之心，将其作为心灵的载体，注意贯通个人与历史、社会的通道，至于在锤炼语言上更堪称典范。《自京赴奉先咏怀》中“冻死骨”与“酒肉臭”的对比炼意，凝结着关于阶层阶级差异的观察思考与不平愤懑，可谓家喻户晓；《旅夜书怀》的数量词、动词运用更令人叫绝，“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垂”字和“涌”字的点醒，令三、四句的诗意顿活，难以更易，结句数量词“一”字一出，迅速把诗人置身天地之间的孤寂飘零传达得到位又满爆。平淡稔熟的语汇一经他心灵的抚摸立即魅力四溢，妙不可言，“惊人”不已，他这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貌似在炼字炼意，实则精益求精艺术精神的体现，以及在语言层面的虔敬态度的外化。再有李白沉迷水中月影那种超人的艺术投入，为“推敲”字句呕心沥血的贾岛居然做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古典诗歌史上虔敬于艺术者佳话不断，新诗人又如何？谈到新诗和传统诗的艺术关系，郑敏说新诗“在情感的浓缩和意境的高度上很难与古典诗词相比”，其意不在厚古薄今，而是批评新诗人轻薄对诗歌锤炼传统的态度。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出现了很大的改观，像郑敏、于坚、王家新、西川、翟永明、王小妮、胡弦和朵渔等一批诗人，能够耐得住寂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独立于商品经济大潮和翻卷的红尘之外，脚踏实地坚守诗心，敛心静气于艺术本体的探寻，倾听并传递“灵魂的雷声”，自成一道奇妙的风景。为何在诗歌日渐边缘化的时节，他们却能够不被物质欲望潮流裹挟，置身于琐屑凡俗的生活中又有所超越，从日常境遇里提取、升华诗意？因为这些优秀的诗人都有着端正的写作态度，都确认、坚定了一种清洁严肃的诗歌精神。在他们看来，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就是一种宗教，一座精神家园，它需要你付出绝对的虔诚，在心灵殿堂去供奉与呵护，万不可被世俗的尘埃贴近，读诗、写诗理所当然地就是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全身心投入，高度严谨，一字不苟，生怕由于自己的一点疏忽和草率玷污缪斯，有损诗歌的尊严和健康。按照这种逻辑推导，就难怪女诗人李琦把写诗看得那么重，逐渐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每一次在写诗之前，她都要洗净双手，再端坐桌前，享受写作的神圣和安详，甚至写完一首诗都像大病一场。也难怪王小妮在家庭的庸常之后仍能保持诗心，有诗意地《活着》，“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只是我试到了/那香里面的险峻不定/有哪一把刀/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一呼一吸地活着/在我的纸里/永远包藏着我的心”，凡俗生活事态和细节的触摸，已使平静恬淡的顿悟里燃起了“纸里包不住”的生命之火、理想之光。更难怪世纪初从“下半身写作”起家的朵渔，2003年后敦促自己“从身体缩回心脏”，将诗化作良知的武器，尤其是在汶川地震不久写下拷问社会良知和人类灵魂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节制低抑的语调词汇背后分明有精神的疼痛彰显，流露出精神突围的讯息。
至于传统诗歌认真虔敬、精益求精的精神态度，在新世纪诗歌更有大面积的反应和回响，这里仅从锤炼与苦吟的透视中即可窥见一斑。如江非的《时间简史》从叙事视角上做文章，用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短暂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出门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寥寥数句烧出生命原味的口语，即切入了乡土命运悲凉的深层旋律，文本内涵的提纯抽象和锤炼显而易见。再如牛庆国的《饮驴》。“生在个苦字上/你就得忍着点/忍住这一个个十年九旱//至于你仰天大吼/我不会怪你/我早都想这么吼一声了”。走出形象粘连的诗歌，已有形而上的旨趣，那驴分明成了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的象征与代指，一个“苦”和一个“忍”的运用，均力道深厚，有点石成金之妙，苦涩与沉重的程度被强化了数倍。另如路也的《抱着白菜回家》，大量突出细节，以叙述作为维系世界和诗基本关系的手段，显然是对古诗之中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甫的《佳人》等融“叙事”于抒情技巧的借鉴延伸，以补足诗歌文体在对复杂事体的处理、“此在”经验占有方面的先天缺憾。新世纪诗人们对传统诗歌精神的领悟和情结立场的确立，自然加强了诗歌的含蓄凝练和浓郁韵味，提升了作品的耐咀嚼力。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对新世纪诗歌构成的是精神思想和艺术技巧的“综合性辐射”，像古典诗歌凝练含蓄风格统摄下的多元并举，像儒、释、道一统传统观念的共时性塑造，都对当下诗歌具有正面价值的引发和渗透。只可惜传统文化对新世纪诗歌的覆盖度与覆盖面都比较有限；而且在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少诗人也没能真正领受到对方的精髓，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与逸出。有的“及物”了，却找不准勾连家与国、自我与时代的通道，淹没在琐屑之中而艰于精神提升；有的具备伦理承担的意向，但无力诗化外在平淡的生活；有的精雕细琢，艺术过硬，又弱化了精神走向，“苦吟”着玩儿，本末倒置。上述种种悖于传统文化精神实质、阻碍新诗发展的现象，值得诗坛反思并加以遏制。何况，作为一脉绵延不绝的流体，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唯有不断地被激活，同创新联姻，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同步，逐步完成自身的现代性重塑；才有可能永葆一潭“活水”的生命力，最终将新诗之花浇灌得愈加绚烂多姿，而这恐怕已是另外一篇文章所要探讨的问题了。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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