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清 译
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滚滚的沙尘暴，我被告知说，那里依然有没被砍伐的森林。昨天我驱车数英里，穿越被大火燃烧过的树桩和灰烬。1956年，那里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森林，如今全被毁灭。人们得吃饭呀，要有燃料呀。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津巴布韦西北部，我访问曾在伦敦教书的一位教师。他在这里如同我们所说的“帮助非洲”。他是一个比较富有理想的人，他在此地学校的所见使他震惊得患了抑郁症，难以恢复过来。这所学校像其它的学校一样，是在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一排四间砖砌的大教室，直接砌在沙泥上，一，二，三，四，顶头的半间是图书馆。教室里有黑板，我的朋友把粉笔放在衣袋里，否则便会被偷走。学校里没有地图或地球仪，没有教科书，没有练习簿，没有圆珠笔。图书馆里没有小学生爱读的图书，只有从美国大学运来的大本子书籍，很难翻阅，是些从白人图书馆里剔除出来的处理书籍：一本本侦探小说，《巴黎周末》、《运气找到了爱》之类的书。
一只山羊在枯草里觅食。校长贪污该校基金，被停职。我的朋友没有钱，他的薪金一拿到手，教师和学生们就向他借钱，可能就再也不还了。这里小学生的年龄从6岁到26岁，年龄大的学生小时候失学，到这里补课。每天早晨，一些学生不论下雨还是晴天，要跨越河川，步行许多英里。村子里不通电，他们晚上不能凭燃烧干柴的火光做家庭作业。女孩子上学前和放学后得去取水做早餐和晚餐。
我坐在我朋友的屋里时，大伙儿害羞不进来，他们都向我要书。“你回到伦敦后，请给我们寄书呀，”一个小伙子说道，“他们教我们念书，我们却没有书可读。”我遇到所有的人都向我要书。
我在那里住了几天。风沙阵阵。水泵坏了，女人们必须去河里取水。另一个从英国来的理想主义的教师看到这所“学校”的状况后，身感不适，病了。
学期结束的那天，他们宰了那只山羊，剁成小块，放在一只大马口铁器皿里煮。这是可以预料的学期结束时的盛宴：煮山羊和粥。在他们的盛宴进行中，我驾车穿越森林烧后的灰烬和树桩返回。
我不认为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会获奖。
第二天，我去伦敦北部的一所学校发表演讲。这是一所很好的男生学校，美丽的楼房，美丽的花园。孩子们每周可以见到名人来访，这些名人可能是他们的父亲、亲戚，甚至是母亲。名人来访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
当我给他们演讲时，我想起了津巴布韦西北部风沙之中的学校。我看着在我面前的一张张略显期待的英国小孩的面孔，试图告诉他们我在上周所见到的情况。教室里没有书籍，没有课本，没有地图册，甚至连贴在墙上的地图也没有。那里学校的教师请我寄给他们如何施教的书本，他们自己才十八九岁。我告诉这些英国孩子关于非洲孩子讨书的情况：“请给我们寄些书吧。”但是，他们想象不到我告诉他们的这些情景：一座笼罩在风沙里的学校，那里缺水，那里学期结束时的盛宴是在大锅里煮一只刚宰杀的山羊。
让这些享受特权的学生们想象如此赤贫的景象真的如此不可能吗？
我尽力给他们解释。他们彬彬有礼。
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有朝一日会获奖。
我在演讲结束之后，向该校教师询问有关图书馆和小学生读书的情况。在这所特权阶级的学校里，我听到我在这类学校、甚至大学里经常听到的情况。一个教师说：“这情况你是知道的，许多孩子从不借书阅读，图书馆里的图书只有一半的使用率。”
是的，我们知道这情况，大家都知道。
我们处在支离破碎的文化中。几十年前，我们的确信受到质疑，受过多年教育的青年男女不了解世界，不读书，只知道一些专业知识，例如计算机，是通常的现象。
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电脑、互联网和电视这些令人惊异的发明。它是一场革命。这不是人类已经对付的第一场革命。印刷革命的发生不是经过几十年，而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孤注一掷地，我们接受了它，像接受其他的事情一样，我们从没有问：“这个印刷术的发明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同样，我们从没有想去问：“互联网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它以其种种虚幻诱惑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十分理智的人都会承认，他们一旦上钩，就很难摆脱，甚至会全天耗在博客之类的玩意儿上。”
就在新近，任何哪怕稍微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尊重学问、教育和我们伟大的文学宝库。当然，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处于这种令人高兴的状况时，人们往往会装着阅读书本，会装着尊重学问。但是，没有记录显示劳工男女渴求书籍，这从建立的工人图书馆、学术机构和18世纪、19世纪的大学那里可以得到证明。阅读，书籍，通常是普及教育的一部分。同年轻人谈话的年长者必须了解读书教育的情况，因为年轻人的知识太少太少。
我们都知道这糟透了的真相。但是我们不知道其结果。我们想起古老的格言：“读书使人充实”——读书使男女掌握信息、历史和各种各样的知识。
前不久，一位在津巴布韦的朋友告诉我说，一个村子里的人有三天没有食物吃了，但是他们依然谈论书籍和如何得到书籍，谈论教育。
我属于一个组织，它起始于把书籍送到非洲村庄里去的想法。还有一批人，通过另外的关系，亲自深入到津巴布韦的底层。他们告诉我说，那些村子不像报道的那样，而是住了许多聪明的人：退休教师、度假的教师、假期里的孩子、年龄大的人。我自费去津巴布韦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发现津巴布韦人想要读书，我的调查结果和一个瑞典人调查的结果一样，这个瑞典人我不认识。非洲人想要阅读欧洲人想阅读的同类书：各种人说、科幻小说、诗歌、侦探小说、戏剧和诸如如何开银行账号之类的导读书籍。他们也想要阅读莎士比亚全集。这些村民们在找书上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书，所以要有现成的书在那里，例如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碰巧在那里，就很流行。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农庄》出于明显的原因是最流行的一本小说。
我们的组织起处得到挪威的帮助，然后又得到瑞典的帮助。没有这类的支持，我们的图书供应就会枯竭。我们从我们可以得到书的任何地方收集到书。请记住：英国的一本好平装书在津巴布韦就要花上一个月的工资，那还是在穆加贝统治之前的情况。如今通货膨胀，它要花几年的工资。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把一箱书运到村子里去时，村民们高兴得淌出眼泪，请记住那里的汽油奇缺。那里的图书馆也许是在一棵树下搭在砖头上的一块木板。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出现知识阶级，懂读书的人教那些不懂读书的人——平民阶级。那里没有用汤加语写的小说，于是有几个小伙子坐下来用汤加语创作。在津巴布韦，大约有六种主要的语言，他们用这六种语言创作小说，内容有暴力、乱伦、犯罪、谋杀。
常言道：人民拥护值得拥护的政府，但是我不认为这符合津巴布韦的情况。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尊重和渴求书籍并不起始于穆加贝政权，而是起始于这个政权之前的白人政权。这种对书籍的渴求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从肯尼亚到好望角处处都能看到。
这真难以置信：我在草屋顶泥土墙的屋子里长大。这类房屋总是在有芦苇或草、合适的泥巴、支墙的竿子的地方建造，例如在撒克逊人的英格兰。我从小就住的草屋有并排四间房，房间里放满了书。我的父母不仅把书从英国带到非洲，我的母亲还为她的小孩从英国订购书。运来的一大包一大包书是用棕色牛皮纸打包的。这些书是我年轻时的欢乐。泥草屋，但堆满了书。
甚至现在，我还接到一个村子里的一些人寄来的一封封信，这个村子可能没有通电或自来水，他们的住房就好像我们以前住家的长排泥草屋。“我也要成为作家，”他们说，“因为我有你从前住的那种屋子。”
但是，困难在于创作。作家，并不来自没有书籍的屋子。
我在阅读一些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受奖辞。以去年获奖的得主——健美的奥尔罕·帕慕克为例。他说，他的父亲有500本书。他的天才不是凭空得来的，他与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再以V.S.奈保尔为例。他提到印度的吠陀深刻在他家庭的记忆里。他的父亲鼓励他创作。他到了英国时，常常到英国图书馆看书。因此，他紧连传统。让我们再看看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他不但与传统紧密相连，而且他本人就是传统：他在开普敦教授文学。我为从没有听他讲一堂课，没有被那他豪迈英勇的思想熏陶，深感遗憾。为了创作，为了文学创造，就必须与图书馆，与书籍，与传统紧密相连。
我有一个从津巴布韦来的黑人作家朋友。他从果酱罐头商标和水果罐头商标上自学认字。他在我曾驱车路过的黑人居住的农村长大。沿路是粗糙的沙石，稀疏的矮小灌木。泥草屋简陋，不像家境殷富人家建造精良的屋子。没有正规的学校，只有一所我已经描述的那种学校。他从垃圾堆上捡到一本被丢弃的儿童百科全书，用这本书自学。
1980年独立节，有一群津巴布韦的优秀作家，真正是一窝歌唱的鸟儿。他们在老南罗得西亚白人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教会学校是比较好的学校。作家不是在津巴布韦造就的，不是轻易造就的，不是在穆加贝统治之下造就的。所有的作家都是经过了艰难的路程才识字的，更不必说成为作家。我要说的是，从果酱罐头商标和被丢弃的百科全书上学习阅读并非罕见。我们在谈论一些人，他们渴求超越他们的教育标准，生活在泥草屋里，有许多孩子，过度劳累的母亲，为衣食而奋斗。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作家还是造就了。我们也应当记住，这是津巴布韦，不到一百年之前被征服。这些人的祖父母可能是口口相传的讲故事能手。有一两代人，这种口头传承是先记住故事，然后传下去，印下来，再成书。
书本是从垃圾堆上和白人世界的瓦砾里收集来的。一扎手稿是一回事，出版一本书是另一回事。我收到几则关于非洲出版情况的报道。甚至在像北非这样的有比较多的特权阶级居住地的地方，谈出版前景，那仍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梦想。
我在此谈论还没有写出来的书籍，谈论不能出版书的作家，因为那里没有出版人，听不到作家的声音。要估计这种才能的大浪费、潜力的大浪费，还不太可能。出版书需要出版人，需要预售数，需要鼓励，甚至在到达那个阶段之前，依然缺少一些其他的条件。
作家常常被问：“你怎么写作呀？使用文字处理机？电动打字机？鹅毛笔？手写？”但实质的问题是：“当你写作时，你找到空间了吗？找到那种应当围绕你的空间了吗？进入那种空间，它就像是一种倾听的形式，专注的形式，于是词语，你故事里人物将要讲的词语就来了，思想——灵感就来了。”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现这种空间，那么诗篇和故事可能就会流产。作家们相互谈话时，他们所讨论的经常与这种想象中的空间有关，这是另一种时间。“你发现了它吗？你正紧紧地抓住它吗？”
让我们现在跳到一个迥然不同的情景里。我们现在伦敦，大城市之一。有一个新作家。我们玩世不恭地打听：“她好看吗？”如果是一个男人，就会问：“很有魅力？英俊吗？”我们开玩笑，但这不是玩笑。
这新发现的作家被喝彩，可能还会得到许多金钱。这叽叽喳喳的传言开始传入他们可怜的耳朵里。他们被盛宴款待，被称赞，被迅速传到整个世界。我们这些老家伙，什么都见识过了，为这新手感到可惜，他/她对所发生的真正情况还一无所知哩。他 /她被奉承，被捧得很开心。但不妨妨问问他或她现在是怎么想的：“这可能是我一年以来最糟糕的时候。”
一些大肆宣传的新作家不再创作了，或者写不出他们想写的作品了。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对着那些单纯的耳朵吹吹风：“你们找到了自己的空间了吗？那安置你们的灵魂的，须臾不可脱离的地方，在那里，你们自己的声音可以对着你们讲话，只对着你们自己，在那里，你们可以梦想。哦，抓住它，别让它溜了。”
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对非洲极好的记忆，我可以在我想要的任何时候激活记忆，看到记忆中的情景。那些布满天空的金色、紫色和桔黄色的晚霞怎么样啊？卡拉哈里沙漠的灌木香气四溢，飞在上面的蝴蝶、飞蛾和蜜蜂怎么样啊？坐在长着灰白小草的赞比西河岸上，看着非洲鸟雀飞梭在黑油油亮光光的水面上，感觉如何啊？是的，一只只大象，一只只长颈鹿，一只只狮子，以及其他的各种动物，很多，很多。那里的夜空依然没有受到污染，黑黝黝，妙不可言，满天眨眼的星星，看了感觉又怎样啊？
还有其他的种种记忆。一个非洲青年，大概18岁，眼泪盈眶，站在那里巴望的是他的“图书馆”。一个来访的美国人鉴于他的图书馆没有书籍，便送了他一柳条箱书。那青年把每一本书拿出来，恭恭敬敬地用塑料纸把书包起来。我们问道：“这些书本肯定被送去阅读吗？”“不，”他回答说，“这些书会被弄脏，我会在哪里得到更多的书呢？”
我见过一个教师，那里的学校没有课本，甚至没有一支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他的班级上的学生年龄6岁至18岁，他在沙土上摆弄石子教他们数学，嘴里哼着：“2乘以2等于……”我见到一个姑娘，也许20岁不到，也没有课本、练习簿、圆珠笔，用一根枝条在地上划着写字教书，而这时太阳当空照射，沙灰就飞腾了起来。
我真希望你想象自己在南非的某个地方，站在一个贫困地区的印度人商店里，当时极度干旱。人们（多数是妇女）排着队，拿着各种容器等待取水。这家商店每天下午从城里拖回来一车宝贵的水，这里的人就等着取水。
印度人站着，用他的手掌根撑在柜台上，望着一个黑人妇女，她朝着一沓纸弯身，这沓纸看起来像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她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得很慢，口中念念有词。看起来这是一本难读懂的书。这个年轻妇女的两个小孩紧贴她的大腿。她怀了孕。印度人感到惆怅，因为这年轻妇女的头巾本来应该是白色，现在沾满了沙灰，变成黄色。她的胸脯与手臂之间全是沙尘。印度人感到郁郁不乐，因为这些排队的人全都干渴至极，而他没有足够的水供应给他们。他感到恼火，他知道沙尘暴那边的人正在渴死。
印度人很好奇。他问这年轻妇女：“你在读什么呀？”
“是关于俄国的事情，”年轻妇女答道。
“你知道俄国在那里吗？”他本人不知道。
年轻妇女直盯盯地看着他，一幅高贵端庄的样子，虽然她的眼睛由于沙尘而变得通红。“我可是班级里的优等生哩。我的老师说我最优秀。”
这妇女又俯身阅读，她想要把这段文字读完。
印度人看着两个小孩，便伸手去取芬达饮料，但小孩的母亲说：“喝芬达使他们口渴。”
印度人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朝柜台后面、他身旁的一个大塑料桶弯下身子，倒了两大塑料杯的水，递给两个小孩。他注意到这年轻妇女看着自己的小孩饮水时，嘴在砸巴着。他给她倒了一大杯水。看着她饮水的样子，他感到心痛，她太渴啦。
这时，她把塑料水桶递给他，让他把水灌满。她和孩子紧紧地望着他，怕他把水泼出一点儿来。
她又弯身去阅读，读得很慢，这段文字让她费解，于是她又读了一遍。
“瓦莲卡，白色头巾扎在她的黑发上，被孩子们围住，高高兴兴地同他们玩耍，同时对有可能同她关切的一个男子结婚明显地显得激动。瓦莲卡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科兹内舍夫走在她身旁，一直带着羡慕的眼色瞧着她。他看着她，回想起他从她的口中听到的一切令人愉快的事情，一切他所了解的关于她的好处，并且越来越意识到他对她的感情是珍贵的，是在老早老早以前他的少年时期曾经怀有的感情。靠近她的快乐一步步加深，最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当他把一个带嫩柄和翘起的伞状白桦林大蘑菇放进她的篮子里时，他直盯着她的眼睛，注意到她面孔上弥漫了惊喜，他自己迷乱了，静静地对她露出足以表明太多深情的微笑。”
这叠印刷品连同几本旧杂志和几页登载穿比基尼泳衣的姑娘们的报纸躺在柜台上。
她离开印度人商店这庇护所的时间到了，走四英里路返回她的村子。店外面排着队等水的妇女们喧嚷着，抱怨着。但是，印度人仍然恋恋不舍。他知道这个带着两个孩子回家的年轻妇女将费多大的劲。他想把这叠使她如此着迷的小说散页给她，可是他真的难以相信这挺着大肚皮的瘦骨伶仃的年轻妇女真的能读懂。
大约三分之一的《安娜·卡列尼娜》散页何以丢在一家偏僻的印度人商店柜台上的呢？
原来是联合国里的一个高层官员作漂洋过海的旅行时，碰巧在书店买了这本书。他在飞机的商务舱坐定后，把书撕成三等份。他撕书的时候，向四周的乘客看了看，知道自己会看到吃惊、好奇而带着某种有趣的表情。他坐好，束好安全带，大声读，声音之高，谁都能听见。“我长途旅行时总是这样的。你不想要托住一本比较重的大书嘛。”这本小说是平装本，但确实很厚。这个人习惯于人家听他说话。当乘客们看到他的读书方式时，不管好奇还是不好奇，他向他们吐露他的秘密：“不，这确实是旅行的唯一方法。”
当他读完这本书的这部分时，他叫空中小姐把它送回给他的秘书，她跟随他旅行，坐在普通舱。这引起了很大兴趣和谴责，当然也引起了好奇。这伟大的俄国小说每一部分每次被读完，就放到飞机的后舱，书被肢解了，但可以阅读。
与此同时，在印度人的商店里，这年轻的妇女紧靠柜台，她的两个小孩抓住她的裙褶。她是一个现代女子，穿牛仔裤，裤子外面罩一条厚羊毛裙，非洲人的那种传统服饰，这样，她的小孩可以轻易地抓住裙子的厚皱褶。
她对印度人投去感激的眼光，他知道他喜欢她、可怜她。她跨出商店，走进阵阵卷起的沙尘里。孩子们哭着，沙灰吹进喉咙里了。
这是艰难的跋涉，哦，艰难哪，一步一步，踩进的灰沙堆看起来却像是一堆堆松软的沙丘，骗人的沙丘。艰难呀，艰难呀，但她习惯了艰难，她不习惯吗？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她刚才阅读的故事。她在想：“她像我，戴着白头巾，她也照料孩子。我也可以像她，那个俄国姑娘。还有那个男人，他爱她，还会向她提出同他结婚。（她读完的内容没有超过那一段。）是的，一个男人将追求我，把我带离这一切，带我和小孩，是的，他将爱我，照顾我。”
她思 着。我的老师说过，那里有一个图书馆，比超市还大，一座大楼，摆满了书籍。这年轻女子朝前走时微微地笑了，沙尘吹拂在她的面孔上。我聪明嘛，她暗想。老师说我聪明。学校里最聪明的一个学生。我的孩子将来会像我一样聪明。我要带他们去图书馆去，放满书籍的地方，他们将上学，他们会成为教师——我的老师说我可以当教师。他们将远远地离开这里，赚钱。他们将生活在大图书馆旁边，享受好生活。
你也许会问：印度人商店柜台上的那本俄国小说的那部分是如何结尾的？
这会是一个好故事。也许有人会讲述它。
那可怜的年轻女子继续向前走去，想着她头顶着的水。一到家，她先要给她的孩子们喝，然后她自己再喝一点儿。她继续走着，穿越非洲干旱造成的可怕沙尘暴。
我们过饱了，饱得发腻了，我们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受到威胁的世界。我们正好是反讽甚至是冷嘲的对象。一些词语和思想我们很少用，以至于变得很陈旧了。但是我们可能要恢复一些已经失效的词语。
我们有文学宝库，回溯到埃及、希腊和罗马。都在那里，这文学财富，被有幸接触到的人一次次发现。假若它不存在，我们将多么贫乏、多么空虚。
我们有一笔故事遗产，从古老的讲故事的人传下来的故事，一些人的名字我们知道，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讲故事的人回溯到森林里的一块空旷地，在那里生了一大堆篝火，老巫师唱着歌、跳着舞，我们的故事遗产起始于篝火、巫术、神灵世界。而今，那就是故事传承的出处。
问任何现代讲故事的人，他们会说，他们经常有被篝火触动的一刻，我们称它为灵感，这回溯到我们的民族的起初，回溯到火、冰、狂风，这些形成了我们和我们的世界。
讲故事的人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编故事的人经常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设想我们的世界被我们大家轻易地想象的战争和恐怖袭击。让我们设想洪水淹没我们的城市，海洋上升……但是讲故事的人会在那里，不管好歹，是我们的想象塑造了我们，保持我们，创造我们。当我们被撕碎，被伤害，甚至被毁灭时，我们的故事将重新创造我们。是讲故事的人，梦的制造者，神话的制造者（那是我们的凤凰）代表我们最好的一面，代表我们最富创造性的一面。
那可怜的年轻妇女步履艰难地穿越沙尘，为她的孩子们梦想着教育，我们想到过我们比她好——我们的食物充足，衣橱挂满衣服，物品过剩得透不过气来吗？
那年轻女子和那里的妇女们三天没有饭吃时却在谈论书籍和教育，我想，正是她们可以界定我们。
2007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