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乐晓飞 译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活了八十一岁，其中有十九年是作为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度过的，还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其余的便是她的青少年时代。在知识界，尤其是文艺圈，作为一个大人物的遗孀本身就足够显示一个人的身份，俄国更是这种情形。俄国政府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如此高效地制造了一批作家的遗孀，以致于到六十年代中期，这些遗孀的数目足够组织一个工会了。
“娜达娅真是个有福气的寡妇”，安娜·阿赫马托娃过去常这样说，因为大约在那时候，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才华和成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可以想见，她这句话的重心在她的诗人同行身上。尽管她说的没错，但这却只是外界的观点。事实上，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已年逾花甲，身体状况极差，生活拮据；而且，尽管曼德尔施塔姆的才华得到了举世公认，但这并不包括以面积“占整个星球六分之一”而著称的俄国、即他的祖国对他的认可。那时的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已经过了二十年一贫如洗的寡居生活，经历了将个人痕迹冲洗得一干二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每天都生活在被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人员以人民敌人的妻子的罪名抓走的恐惧之中。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然未能造成她的死亡，但也不过是死刑缓期执行罢了。
我恰好是在那段时间与她第一次见面的。那是1962年的冬天，我和几个朋友准备一起去看普什科夫的教堂（在我看来，那里的教堂是这个帝国最宏伟的教堂）。安娜·阿赫马托娃获悉我们要游历这个城市的打算后，建议我们去拜访一下当时正在当地的教育学院教授英文的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安娜还让我们给他捎去几本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她那时与人合住一套两室小公寓里。进门的第一个房间住的是一个名叫涅茨维塔维娅的女人，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很可笑，是“不是茨维塔维娅”（在俄语中，“涅”的意思是“不，不是”）；第二个房间是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它的面积有八平方米，相当于一般美国家庭的浴室那么大。房中的大部分空间都被一张铸铁制的床占去了，除此以外还有两张柳条椅、一个镶着一面小镜子的衣橱和一张多用途的床头桌。桌上有几个盘子，盘子里盛着她晚饭吃剩的东西；盘子旁边放着一本打开的硬皮书——以赛亚·伯林的《豪猪与狐狸》。这本红皮书能在这个监牢似的小房间里出现，而且听到门铃响时她也并未把它藏在枕头底下，这恰好说明：死缓开始执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是阿赫马托娃送给她的。将近半个世纪，阿赫马托娃一直是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最亲密的朋友：先是他们两个的朋友，后来就只是娜杰日达一个人的朋友了。阿赫马托娃本人曾做过两次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于1921年被苏联克格勃的前身——契卡（Cheka）枪杀。第二个丈夫，艺术史学家尼古拉·蒲宁，死在同一个机构设置的一个集中营里），她在一切可能的方面给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提供了帮助。战争期间她把娜杰日达偷偷带到了塔什干，那时许多作家都已经被转移到了那里；她还让娜杰日达分享她那份日用配给品，她真是救了娜杰日达一命。尽管两个丈夫都被当局杀害，儿子一直在集中营里受折磨（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在里面大约呆了十六年），可不知为什么，阿赫马托娃的境况比娜杰日达要好些，也许仅仅因为她是个作家的缘故（虽然是勉强承认的），可以居住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对于一个人民敌人的妻子来说，大城市是禁止入内的。
几十年来，这个女人一直奔波于这个大帝国的落后地区和边远小镇；她在所有地方的住所都是暂时的。刚一发现危险信号，她就得离开。没有社会地位逐渐成了她的第二特征。她个头矮小，身材纤弱；随着时光流逝，她显得越来越憔悴，好像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重量、逃跑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装进口袋里的物体。同样，她也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没有家具、没有艺术摆设品、没有藏书。书籍，即使是外国书籍，也从未在她的手上长时间停留过：认真读完或草草浏览之后，就被传给另外一个人——书本来就应该是这副样子。在她最富裕的那几年里，也就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她那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公寓里最值钱的东西，莫过于挂在厨房墙上的一架布谷鸟自鸣钟。纵使小偷到了这儿，也只能空手而归，那些企图在这儿搜出什么东西来的人也一样失望。
在她写的两卷本回忆录在西方出版后的那段“富裕”的日子里，那个厨房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朝圣地。几乎每隔一个晚上，幸存下来的或新崛起的俄国后斯大林时代精英们，就要围聚在这个比她在普什科夫的那张床头桌大十倍的长兴木桌前。看起来她像是准备对那几十年被社会遗弃的经历进行补偿。但我怀疑她是否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不知何故，在我的回忆里更清晰的是她的这样一些形象：她在普什科夫的那个房间里；她坐在列宁格勒阿赫马托娃家中的沙发的边缘上（那时她时常偷偷地从普什科夫到列宁格勒去看望阿赫马托娃）；她从莫斯科什克罗夫斯基（Shklovsky）的公寓幽深的走廊中出现在门前（当时她还没有自己的住处，暂时寄居在那里）。我之所以对这些记得更清晰，或许是因为“被社会抛弃的人”和“逃亡者”这样的说法更符合她的形象，正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她是“乞丐朋友”；她的晚年一直保持着这个称号。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六十五岁之年写出了这样两卷作品的事实本身就相当令人惊异。在曼德尔施塔姆家中，奥西普是作家，她不是。如果说她在此之前写过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给朋友们的信和递交给苏联最高法庭的诉状。她的书也不是一个人在退休之后的平静心态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和经历的一些事情的回忆录。因为确切说来，她这六十五年过得并不寻常。苏联的刑罚制度并非无缘无故地利用整整一段文字来专门指出：在某些监狱中，服役一年相当于服役三年。由于同样的原因，本世纪许多俄国人的寿命与《圣经》上提到的那些祖先们差不多长。除此之外，娜杰日达与这些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热爱正义。
然而促使她能在六十五岁之年坐下来，利用缓刑这段时间来写这些书的动力，并不仅仅是对正义的热爱。使这些文字得以诞生的是俄国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次文学进程的再现。我还记得在十九世纪后五十年内，俄国出现了伟大的散文时期。蓦然兴起，无从追根溯源的散文文体，其实不过是俄国十九世纪诗歌的派生品，它为俄国后来所有的文学作品定下了基调。俄国最优秀的小说创作，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十九世纪前五十年间俄国诗歌的在心理用词上的深奥性遥相呼应和一丝不苟的详尽阐述。安娜·阿赫马托娃过去常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上了年纪的普希金笔下的那些英雄，如奥涅金之类。”
在文学发展史上总是先有诗歌，后有散文。娜杰日达的生活也是这样，而且不仅限于生活中的某一方面。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她都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安娜·阿赫妈托娃这两个诗人共同创造出来的，她的命运与这两个人不可逆转地连结在一起。然而，这不仅仅因为前者是她的丈夫，后者是她的终身伙伴。毕竟，四十年的寡居生活可以使最美丽的回忆也变得黯淡无光（对于娜杰日达和奥西普的婚姻来说，本就没有多少幸福可言，而且一切又都那么遥远，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恰好恰好处于由革命、内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造成的国家经济崩溃的时期）。同样，有几年她与阿赫马托娃根本不见面，写信也是万不得已才采取的手段。因为从总体上讲，就连纸张都会带来危险。能将夫妻感情和与阿赫马托娃的友情牢牢巩固，靠的是惊人的记忆力——她把无法记在纸上的两位诗人的诗歌都熟记在了心里。
娜杰日达当然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阿赫马托娃称做“前谷登堡时代”（Pre—Gutenberg）这样做的人。日日夜夜背诵先夫的诗句毫无疑问增进了她对这些诗歌的理解，而且使她似乎又重新听到了丈夫的声音，那惟他所有的特别语调，尽管这种感觉只是一掠而过。她知道，他遵守了他那份“同甘共苦”的誓言，尤其是誓言的后半部分。她同时也背诵实际上经常见不到面的阿赫马托娃的诗作，因为记忆这台机器一旦运转起来，就不会停止。她还背诵其他作家的作品，背诵某些观点、道德准则——背诵一切无法以别的方式保存下来的东西。
她越来越喜欢自己背诵的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能够代替爱，那就是记忆。记住，也就意味着再现当初的亲密无间。这些诗人的诗句逐渐成为她的精神，与她融为一体。它们不仅为她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看问题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她的语言规范。因此，当她自己开始书写时，她总是下意识地、按照他们的句法来调整自己的句法。她的文字所体现的那种清晰和坚定在反映了她内心性格的同时，也说明她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塑造了她内心（的）诗歌风格的影响。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她的书都只不过是对诗歌这一伟大语言运用形式的补充；她通过背诵丈夫的作品，使诗歌成了自己的血肉。
这里借用W·H·奥登的一个说法，伟大的诗篇使她“伤心”，因此她创作了散文。的确是这样，因为只有散文才能更好地发扬两位诗人的文学传统，如果采用诗歌体裁，这种传统只能被一些追随者盲目地模仿。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换言之，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诗惟一能够避免语言自身出现僵化的可取手段。同样，它也是惟一能够体现两位诗人由对语言的运用形成的自我精神的手段。因此，她的书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使人们了解这两位诗人生活的回忆录或人物要览，尽管它们非常巧妙地实现了这一功能；这些书阐明了民族的意识，至少是能够读到这本书的那部分人的意识。
那么，当这种对民族意识的阐释演变成为对苏联体制的控诉时，也不过引起一场小小的惊讶罢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这两卷著作，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对她所处的时代和该时代的文学进行的一次审判；由于正是这一时代构筑了所谓的“尘世的天堂”，因此执行一次审判便更有道理。还有一种现象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就是：这些回忆录，尤其是第二卷，受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宫墙内外的排斥。我必须承认，当局对这些书的反应比知识界更直率，他们只不过规定拥有这些书是犯罪，就会受到法律制裁。而知识界，尤其是莫斯科的知识界，则因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指控他们当中的一些著名和不那么著名的人物实际上与政府暗中勾结而骚动不安。娜杰日达厨房中的客人明显地稀少了。
于是便有了一些愤慨的、宣布与她誓不两立的公开信和半公开信；在她把这个人或那个人看作是告密者对还是错的问题上，有些因意见不合而断交，有些夫妻则因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一个赫赫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激愤地说：“她是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脖子上拉屎”。其他人则急忙跑到自己的乡间别墅里，闭门不出，挥笔撰写与娜杰日达相对抗的回忆录。这时已经是七十年代初了。大约六年以后，同是这群人又在索尔仁尼琴对犹太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再次分崩离析。
文学界人士意识里的某些东西使他们无法忍受有人在道德上具有威信。他们对于党中央第一书记或是元首惟命是从，仿佛这是一种必要的邪恶；而对于一个先知，他们则急不可待地进行攻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们宁愿被看作奴隶也不愿被看作道德上一无所有的人。本来，对于已经被打倒在地的一条狗，我们是不该再踢上一脚的，但是先知者就是要踢它一脚，这不是为了结束它的性命，而是为了让它重新站立起来。那些知识分子对此的抵抗，对一个作家所作出的声明和指控的质疑，并非出于追求真理的愿望，而是出于对自己的奴隶身份沾沾自喜的心态。当一个人不仅拥有道德上的威信，还拥有文化上的威信时——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那么文学界的反应就更加恶劣了。
说到这里，我想斗胆深入一步。现实，就其本身而言，毫无价值，是洞察力赋予了它意义。洞察力有等级之分（意义也相应地分为不同等级），那些通过最精密、最敏感的棱镜获得的洞察力级别最高。通过这样一个棱镜对现实进行的评估——在这方面的收获正是人类的目标之一——因此也就更准确，甚至也可能最具有正义性。（那些紧随上文描述情况出现的发自各个地方的、尤其是当地大学校园的“不正义！”和“我们需要精英”的呐喊根本不必加以注意，因为文化只是在其定义上具有“精英”意义，民主的原则如应用于知识领域则会导致智慧和愚蠢相提并论。）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表达的对现实的理解之所以无懈可击，不是因为她的悲伤同别人相比更为深重，而是因为她拥有以二十世纪俄国诗歌精华为底蕴的敏锐、精确的洞察力。“苦难创造更伟大的艺术”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谬误。苦难使人丧失感知能力，它常常是对艺术的破坏和扼杀。大革命之前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是个伟大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也是。即便本世纪俄国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他们还会一样伟大：因为他们富有才华。从根本上讲，天才是不需要历史的。
假如没有发生大革命以及后来的一切，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还会是她今天这个样子吗？也许不会了，因为她是在1919年遇到她未来的丈夫的。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它把我们带入了可能性法则和历史宿命论这一模糊不清的领域。归根结底，她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的人，并非因为本世纪俄国发生了一些事情；正相反，尽管俄国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她依然故我。诡辩家一定会说从历史宿命论的角度来看，“尽管”与“因为”意思相近。如果历史宿命论对人类的某些“尽管”之类的词如此关注，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然而历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一个身体虚弱的六十五岁的女人来说，如果不是为了最终避免整个国家出现文化崩溃，她本来是能够放松下来休养生息的。她的回忆录不仅仅是审判她那一时代的证词，更是在良知和文化修养的指引下产生的对历史的看法。在良知和文化光芒的照耀下，历史皱缩变形了，人们也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选择：要么探索这光芒之源，要么违心地犯下人类史上的罪行。
她本无意变得如此辉煌，她甚至也没有想过要拿国家体制算账。对她来说，这是一件私人事情，一件有关她的性情、她的个性和塑造这一个性的那些因素的事情。正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她的个性是由文化和文化中最优秀的产品——她丈夫的诗歌塑造的。她试图刻骨铭心的，正是这些诗歌，而不是有关他的一些回忆。她四十二年的寡居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这些诗歌而不是他的人。当然，她爱过他，爱是所有感情中最高级的，但它只有在文化环境中才能获得立体的实质和敏锐的知觉，因为爱更多地体现在心中，而不是在床上。离开这一文化环境，爱就仅能维持在单纯的性关系基础上。她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孀居女人，我认为她对丈夫最终的爱比结婚的那一天还要强烈。这也许就是她的书令读者们难以忘怀的原因吧。
正因为如此，也正因为与文明相对的现代社会的状况也可以被描述为孀居时代。如果说她缺少什么，那便是谦虚。在这一点上，她与她的两位诗人大相径庭。但他们的艺术和他们所取得的优异成就使他们即使表现得（或装作）谦卑，内心里仍然充满了幸福。她固执己见，说话直截了当，脾气暴躁，性格怪癖，不招人喜欢。她的许多观点都是半生不熟的，而且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之，她的头脑里有一种很强烈的上层妇女意识，这也难怪，她在现实中以及后来在想像中打交道的都是些大人物。她的偏执最终使很多人无法忍受，离开了她。但她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她已经厌倦了阿谀奉承，也厌倦了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威利·费希尔（Willy Fisher）（鲁道夫·阿伯尔上校的真实姓名）所欣赏。她惟一想做的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说，她盼望着死去，因为“在天上我就又能和奥西普在一起了”。“不，”阿赫马托娃一听到这话，就对她说：“你大错特错。现在即将上天与奥西普在一起的是我。”
她的愿望实现了，她死在了自己的床上。这对于和她同一时代的俄国人来说，可不是件小事。毫无疑问会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喊大叫地说她错误地理解了她的时代，说她远远落在驶向未来的历史巨轮的后面。是的，她几乎和她的每一个俄国同龄人一样，太了解那列驶向未来的火车是怎么回事了：它根本没有向前，而是停靠在集中营和毒气室旁。她很幸运，没有赶上这趟火车；我们也很幸运，因为他把这列火车的路线告诉了我们。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72年5月30日，在莫斯科她家中的厨房里。当时已是黄昏，她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高高的碗架柜投在墙上的阴影笼罩住了她。阴影如此黑暗，以致惟一能辨认得出的便是微微发光的烟头和她那两只雪亮的眼睛。其余的部分——她那缩在披肩下的瘦小干瘪的身体，她的手，她那椭圆形的苍白的脸，她那烟灰色的头发都被黑暗吞噬了。她像是一场大火的余烬，像是一块没有烧透的炭；你若是碰碰它，它便又燃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