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诗人常常写出二流的诗，
二流的诗人偶尔会写出一流的诗，文学史总能通过自证的方式，一再向我们陈述着这样的事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区分和判断一位诗人的品级或段位，仅仅依靠几首作品，甚至某个阶段的作品恐怕都是不妥的，起决定作用的最终还是写作者整体的气量和格局。一流诗人除了具有开创性甚或源头性的美学成就外，至少还要具备一种再造现实而非简单地回归现实的能力：他必须置身于生活的现实中，同时又能拓展现实生活的空间和边陲。而这一空间往往是环闭状的，不得法者难入其门。读者与诗人比邻而居，房子的面积外观乍看上去大小相若，但前者若有缘分和悟性，可望进入后者的存在空间，而进入之后肯定会有一番哑口无言的感受。
在唐代文学史上，有一位诗人正是这样一直游弋在一流与二流之间，他既写出过一流的诗篇，拓展出了全新的诗歌美学空间，又写出过数量庞大的二流乃至三流的诗，几乎可以抵消他在诗歌美学上的努力。这个人就是白居易。说他好的，如晚唐皮日休，就对白居易赞美不已。唐人张为在其诗论专著《唐诗纪事》中收有《诗人主客图》，将白居易直接列为第一类诗人，称其为“广德大化教主”。而说他差的，譬如杜牧的挚友李戡，就极度忧虑白居易在当时的流行。杜牧在给李戡所作的碑文中，借李戡之口说：“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意思是，元稹、白居易在当世的流行破坏了诗歌理应有的庄重典雅之美。晚唐著名论家司空图对唐代诗人多有褒嘉，独称元、白二人“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认为他们矜才使气，品相不雅，缺少诗歌应有的含蓄和庄肃。及至今日，围绕着白居易在唐诗中的地位，学界依然争执不休。不惟学界，就是在普通读者和我们这些诗学后继者中间，对白居易的评价也存在着泾渭之别。
白居易无疑是我辈来到世上最早接触到的那批大诗人之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否？”；“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些朗朗爽口过目难忘的诗句，曾经陪伴过我们多少青葱岁月，更不用说《卖炭翁》、《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些进入教材的名篇了。至于他那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不独是我们文学启蒙之圭臬，更是普罗大众对为文为诗之度量衡。
在我个人的早期诗歌教育中，白居易无疑是位列唐诗三甲的人物，与李杜比肩，但他显然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李杜的美学方向与趣味：通俗易懂。可是，问题来了：当我们渐渐度过了汉语美学的懵懂期之后，回过头来再仔细阅读白居易的时候，总感觉他的浅白、朴素背后始终缺了点什么，尤其是在将白诗与李杜之诗对照着阅读后，这种欠缺感、不满足感就越来越明显和强烈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白居易并非一流诗人，他何以能写出《长恨歌》这样的一流作品呢？无论世人怎样低估白居易的成就，我始终认为，《长恨歌》依然是一篇杰作（《琵琶行》当然更是），它虽然在体制上并不创新，继续延续了汉魏以来乐府诗的歌行传统，但却将唐诗的声韵音律元素引入其中，使乐府诗在这里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高度。同时，《长恨歌》也将传统的诗歌空间大大向前掘进了一步，使诗歌在这里得以扩容，诗意在抒情与叙事之间达致了微妙而有效的平衡，这样一种长诗风格不仅影响了后世的诗词，被宋人极力模仿，成为宋词具有歌咏特色的源头性作品，而且对后来的戏剧、小说都产生过影响。白居易倡导的平易浅白的诗学观念经后世滥觞之后，显然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之一。
正是缘于上述两个方面问题的困扰，我们在今天谈论白居易时总显得犹疑，谨慎，或闪烁其词。
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的一个小官僚家庭，二十三岁时他父亲逝于襄州别驾任上。“……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这是白居易后来在江州司马任上所作的著名文论《与元九书》里的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养，特别是声韵学方面的训练，为他日后的写作夯实了根基。虽说早年家境并不富裕，发蒙较晚，延缓了他参加科考的时间，但入仕的志向一直未曾改变。公元800年，二十九岁的白居易以第四名进士成绩如愿及第，三年之后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进入仕途。
纵观白居易一生的政治生涯，我们发现，尽管他早期曾以讽谏时弊、直言无忌著称，但除了早年曾因言惹祸，被贬为江州司马，一度受到打击之外，他在整体仕途上波折并不太大，基本上一直处于稳定甚至上升状态。从县尉做到翰林学士，到左拾遗，再到尚书司门员外郎、中书舍人，后来自请外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获得丰厚的俸禄之后，又回京后任刑部侍郎，太子少傅。直到829年，白居易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洛阳”，虽说这是个闲职，但是以三品朝官身份享受着晚年衣食无忧的生活，着“金紫”官服，与朝中众多臣僚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裴度、令狐楚、刘禹锡、李绅、元稹等都是他的密友，白居易与他们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稳定的中晚唐文人社交圈，而在当时，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如李商隐、杜牧、李贺、贾岛等，虽然游离在圈外，但已经处于崛起之中。可以说，作为世俗意义上的文官，白居易比我们熟知的那些命运多舛的大多数诗人成功得多，完全算得上是名利双收。
公元815年，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这场风波的起因表面上来看，是位居闲职的白居易越级上书，第一时间请求朝廷，缉捕杀死宰相元衡的刺客，这种先于谏官言事的做法坏了规制。实际上，是由于他平素经常上奏指摘弊政，遭到了权臣集团的嫉恨。结果，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他步入仕途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此后，他就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冒进失策了。在前往江州任上的途中，白居易写过一首表明心迹和而后人生走向的诗，题为《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诗人在感叹李杜暮年坎坷的同时，也比照自身的遭际，他似乎隐隐感觉到，如今被贬应是上天在提醒他，好好写作，莫论国事。
对于白居易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心灵转向，尽管“济世”的理想尚存，但他作为诗人的热情已经转移到了诗歌文体这里。白居易在江州的三年里的确在思考，如何做一个诗人、诗歌究竟何为的问题，他把自己对诗学的全部理解写进了《与元九书》这篇重要的文论中。在这篇写给好友元稹的长篇文论中，白居易针对当时“诗道崩坏”的局面，明确而清晰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观点，认为写作者应该重视文学与政治、社会现实的关系，诗歌的功用应该在于“补察时政，泄道人情”。也是在这篇文章里，白居易首次将自己的诗分成了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但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讽喻诗”，譬如《卖炭翁》、《上阳白发人》、《杜陵叟》、《重赋》等这一类作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老妪能解”的故事，多是指白居易在这类诗篇上所秉持的美学追求。
事实上，关心民生疾苦这一主题早已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脉传统，从《诗经》到屈原，直至杜甫等人，都通过不断强化的书写，完成了对这一主题的文学伦理化塑造。白居易的说法乍看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醒目地提出了“俗”文学的主张，并以此与典雅、庄重的主流诗坛相抗衡。通俗，浅白，放弃用典，大量使用俚语，尽可能的口语化，这是白居易在创作实践中的语言策略。“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采诗官》）这一时期白居易写了大量的关注民生的《新乐府》诗，在这首作为组诗的总结性诗篇中，诗人直接以“采诗官”自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表明了他想以讽喻诗继承《诗经》传统的志向。不可否认，白居易的这种诗歌理念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对唐代中晚期愈演愈烈的晦涩诗风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起码有助于化解时下越来越浓烈的文人气和酸腐趣味。问题在于，诗人对现实生活和大众疾苦的关注，究竟能不能通过“采风”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获取，揭露世态生存真相的出发点固然没有问题，但与文艺作品最终要达致的慰藉人心的作用与功效，往往反差较大，总难以给人赤诚担当之感。譬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重赋》）若是比较一下杜甫的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我们马上就能看出，白居易的这类诗虽然能给人以刺痛感，甚至充满了控诉和呐喊的力量，却并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美学期待，至少让人感觉到诗人似乎是在隔岸观火，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让读者感同身受的美学感染力。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初除户曹喜而言志》的诗，描述的是他请任俸禄优厚的京兆府判司后，所流露出来的沾沾自喜的情状：“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祿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也许是诗人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直言敢谏可能会招致更多的嫉恨甚至灾难，于是便逐渐产生出了退避之心，转而开始耽于物质上的惬意和享乐。“晚从履道来归府，街路虽长尹不嫌。马上凉于床上坐，绿槐风透紫蕉钐。”（《晚归府》）这种充满“快哉”的生活状态后来成了他诗中的常态。
白居易后期的作品显然较少再去那些碰触敏感尖锐的社会主题了，但从美学趣味上来看，白居易继续实践“俗”的理念并未因此发生过动摇，随性，自然，浅显的文风依然是他要追求的，而且越到晚期他的诗歌越是走向了随意和任性，不再有任何题材上的禁忌，什么都写，什么都能入诗，也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浅白：“笑语销闲日，酣歌送老身。一生欢乐事，亦不少于人。”诗人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地践行着他的诗歌理想，一步一步接近了自己生命的理想状态。
在唐代的诗人中，白居易无疑属于高寿者。《长恨歌》是他三十四岁时的作品，时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琵琶行》是他四十四岁时的作品，时任江州司马。还有一首重要的作品《霓裳羽衣歌》，是他在苏州任上时作。这几首被后世视为最能体现白居易艺术成就，尤其是他在文体上具有开疆辟土意义和价值的诗，却被他划归到了“杂诗”一类，他本人似乎并不看重，却为他赢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名声，甚至传播到了海外。据说日本嵯峨天皇最爱读白居易的诗，抄了许多藏于府内，暗自吟诵。若有人在唐人来日本的船上搜查到白居易文集，朝廷会予以重奖。日本的很多诗人都奉其平易简洁的文风为楷模，加以模仿。
《长恨歌》属于乐府歌行的体式，但在白居易手里除了强化叙事性外，抒情手法也有了创新，主要是声律带来的节奏与起伏，无论是“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都与唐代成熟的音律相吻合，给人以极大的美的享受。全诗结构曲折多变又井然有序，宛转动人的故事情节在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的推动下，一步步渲染出唐玄宗与杨贵妃缠绵跌宕的情感世界，令人唏嘘扼腕。可以说，这是一首将叙事与抒情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诗篇。白居易自我评价是：“一篇长恨有风情”。
后世有人据此认为，从才华上来看，白居易其实是完全可以写复杂而博学的诗歌的，可他偏偏选择了另外一条大不相同的路径。这样的看法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一个事实：白居易是一个有自我美学要求的人，和很多诗人不同，他除了在《与元九书》中他清晰地提出过自己的诗学主张外，后来他又在很多场合包括诗歌中，反复强调自己“不为诗而作”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最终要以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中真有“日常生活写作”这一传统的话，那么，白居易当属这个传统的开启者和实践者。《正月三日闲行》、《六月三日也闻蝉》、《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等等，他写过大量的以日常饮食起居为主题的诗篇，不厌其烦地罗列他的生活轨迹，并陶醉其中，而在满足惬意之余，又常常从梦中惊醒：“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白居易在他身后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诗文，除了散轶的作品外，还有七十一卷，约四千篇。“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这是他在给元稹的诗中所发出的困惑。公元831年，由于小儿阿崔的去世，让老年得子又丧子的白居易依稀产生了生之虚无感。他在同辈诗人先后离世之后，又活了很多年。白居易在洛阳的晚景无疑是称心如意的，尽管有过一次轻微的中风，但身体总体还算不错，为此他一次次在诗里流露出庆幸感，既感叹自己能在动荡的时局朝政中全身而退，又感叹上天眷顾让他衣食无忧：“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如果说早年的白居易还以杜甫为榜样，充满济世的理想，那么，在遭受宦海挫折之后他就转而推崇陶渊明了，他甚至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表达自己想超然世外的心愿。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再三权衡过后，仍然觉得陶渊明太过激进和彻底，于是又提醒自己不能像陶渊明一样，活到为生计发愁的地步。
白居易写过一首能充分体现他后期理想生活的诗，题为《中隐》，这是一首特别有趣的诗，完全能看出他的处世之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有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当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曾经熟悉的那位愤世嫉俗的诗人已经遽然消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整日里算计着生活与财富、活在“庆余年”的沾沾自喜中的老人。
而事实上，这种世俗意义的成功感很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只是我们时常被诗人清醒的“济世”理想所蒙蔽了。成功的窃喜与抱愧交织于心，让白居易不由得感叹命运的恩宠。到了后来，随着青云平步，类似的感慨时常萦绕心间。可以说，感叹诗学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命题：“二十年前旧诗卷，十人酬和九人无”；“荣枯忧喜与彭殇，都似人间戏一场”……再也没有满腹牢骚了，更不存在愤世嫉俗，惟有对坐拥财物的心之念之：
“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达哉乐天行》） 大量的量词和具体可感的物资清单，频繁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尽管这种优渥的生活偶尔也会激荡出他的惭愧之心，让他心有不安：“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类似这种忽而涌来的愧意，在垂老的诗人心中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使他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越来越模糊，迷离：这个人究竟还是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位“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祈愿诗人呢？
公元846年，白居易病逝于洛阳，享年七十五岁。
我曾在很多场合引用过近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对诗歌的正见，他说诗“如梦之醒，如谜忽觉，如病者之苏，如仆者之起。”也就是说，诗关注的对象应该是：梦者，谜者，病者，仆者。反过来，诗要达到的效果是：醒，觉，苏，起。
白居易孜孜以求，让后世念念不忘的，其实是他关于“仆者之起”的文学命题，无论是他倡导的简朴通俗的文风，还是济民讽世的文学态度，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在展开的，而他被人颂扬和诟病的也恰恰集中在了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论？在《与元九书》一文中，白居易虽然以“仆”自谦，但我始终觉得，他并没有在内心深处接受自己也是“仆者”的现实，诗人眼里的“仆者”仍然只是那些挣扎或倒毙在雪地里、旷野上的无名无姓之人氏，他画了一幅令人动容的“流民图”，深情而悲戚地旁观着，却没有力量去搀扶他们，甚至连伸过手去的时机都不多。他让我们看到了人世的不公，但没有提出任何解决不公之道。白居易后来对自我人生的重新设计和塑造，都与他的这种身份认同有关。所以，他庆幸，他感恩，他时而沾沾自喜，时而又于心不忍。诗人看见了“仆者”，书写了“仆者”，但从来不肯接受也不能忍受自己也是“仆者”，事实上，他也就是一位精神上的“仆者”的现实，因为这个现实太残忍了，是诗人不愿领受的。
白居易去世后，他过继的后嗣请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文中大段大段谈及诗人生前的活动路径及其影响力，却对白居易的文学成就避而不论。这丝毫不奇怪，毕竟，新一代晚唐诗人已经有意识地走在了另外一条路上，且与他渐行渐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