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诗人聂广友，缘于2009年我在《诗生活》网站读到他的短诗《威廉来信》，这首诗令我印象极深，以至于十一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得它的气息。在之后和广友日益密切的交往中，我曾多次告诉他我认为这首诗是他写作的真正开端，其主题——对业已是亡灵之地的故乡的追思并渴望它的复活，一直是他之后写作的母题，也是他写于去年的长诗《闵浦大桥》的缘起。
之所以想写这篇《闵浦大桥》的评论，是因为这首诗打动了我，令我作为广友的同行产生了强烈的仔细研读和感受的冲动。因为这首诗，我认为广友是一位令我尊敬的诗人。
以下进入正文。
二月灰白。贫乏、贞吉，走入人心。
这是广友长诗《闵浦大桥》的首句，也是整首诗最为简明的句子，呈现为某种简明、凝练的正面来到。通读全诗，它是全诗语言、意义的根，奠定了全诗的格局、语言的纹理、意义的可能与归宿。其提纲挈领，让我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著名的开篇。简明、凝练是指其语言、意义仅在自身之内即完成了循环而无须别的句子印证。其音律是某种旋律还没开始前且最终生成了之后那些语句旋律的尤其由词与词之间的停顿呈现的相对清晰的基本节奏——有四个明显的停顿，分别是该句的句号、顿号、逗号、句号。标点的不同意味彼此停顿的轻重、间歇的差异，以及两个相对细微的停顿：“二月-灰白”、“走入-人心”。很明显，这种字词之间停顿明晰，且因此呈现停顿的差异的（基本）节奏来自古汉语，现代汉语中这种字词间的停顿的呈现已经很少了。现代汉语的音律更多地表现为连续，音律的基本单位也由字词来到至少部分的句子。这种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在音律上的差异，说明汉语运动的时间模型发生了变化，由古汉语的其实基于《周易》的时间模型来到了现代汉语的在其真实的时间模型还未清晰呈现之前的某种由于欧洲语言的进入而生成的逻辑结构严密的线性时间。而这种现代汉语的线性时间是现代汉诗写作者试图以各种方式深入、强化，同时又试图以各种方式挣脱的。广友在《闵浦大桥》的写作中很明显地试图让第一个句子在首先仍是现代汉语的同时，某种程度地回到古汉语的时间模式，其方式就是高度的简明、凝练——当一个句子是短句而非长句，尤其这种短句又被进一步简明、凝练到了惟有其中字词突显，线性时间的逻辑结构严密的句法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摒弃了。其实这种对线性时间的逻辑结构严密的句法的挣脱，欧洲诗人也有，策兰应该是欧洲近代作者这方面尝试的典范。因为他所遭遇的时代、生平，又命运般的只能用迫害他的德语写作，他倾向于以毁灭、高度对抗的方式。
不妨具体分析一番。这个句子分别由前后两个逻辑结构省略，接近古汉语形式的短句“二月灰白”“走入人心”以及位于句子中心的两个词“贫乏”“贞吉”组成。“二月灰白”与“走入人心”是两个四言句，主从正好相反，一头一尾，分别居于“贫乏”“贞吉”左右，“贫乏”“贞吉”处在句子中心，也就是“居中”。由此形成某种首先在形式上围绕“贫乏”“贞吉”运动的整体的语言动态对称——某种动态平衡。当然，并非绝对对称。其中，更基本的语言动态对称、平衡由居于中心的“贫乏”“贞吉”彼此构成，此对称亦非绝对对称。在这个平衡中，“二月灰白”“走入人心”与其说是句子，不如说是词组——均由两个词组成。应该，这不是一个标准的现代汉语句子，是一个在现代汉语中参杂了古汉语词法、句法的句子。这个句子其实可以转换成两个相对标准的现代汉语句子：一.去掉以现代汉语维度仅是前置的“二月灰白”，改为——贫乏、贞吉，走入人心。可如此一来，诗意明显不在。二.改为——灰白的二月，贫乏、贞吉地走入人心。问题是，按照这个相对标准的现代汉语的句子的纹理，会让人觉得“贫乏”“贞吉”这两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简略掉，成为——灰白的二月走入人心。可如此一来，原句特有的形式就完全丧失了，原句特有的那种节奏的停顿以及由此停顿造成的某种尤其对居于中心的“贫乏”“贞吉”的音律、意义的强调所带来的坚实、稳重、顿挫的语感和语义被完全抹掉了。当然，这种语言的坚实、稳重、顿挫也来自古汉语的以二言为基本单位的音律。并且，在相对标准的现代汉语的表达中，“贫乏”“贞吉”在句子里只以定语出现，不再具有原句中作为关键词的位置，不再“居中”，而仅是被“带过”。必须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语言形式的变化。而如果我们认为至少在诗歌写作中，语言形式与语言生成的意义的必然性——形式的清晰、独具与深度决定了意义的清晰、独具与深度，强的形式生成强的意义，弱的形式生成弱的意义；强的意义生成强的形式，弱的意义生成弱的形式，诗歌史从来就不存在一种意义深邃而形式浅陋的诗，那么形式的变化必然意味着意义的变化，而一种深度语言形式的丧失意味着意义的丧失或至少是弱化、不究竟。
需要说明，我对诗歌写作中的语言和语言形式的强调并不意味我不关心意义，恰恰相反，正是对意义的极端重视使得我日益敏感于生成了意义的语言。对我而言，语言绝不仅仅只是所谓修辞，语言是意义的伦理学基础。至少在诗歌写作中，当某种意义仅仅止步于意义而没有深切地来到语言，由深切的语言生成，此种意义必然还不是诗的意义，而仅仅只是看似生成了某种重要的意义，根本上却是对原本应该生成的意义的遮蔽、浅陋或者误解。更全面地说，如果对意义的追寻没有进入意义的传统，没有进入作为意义的基础的形而上学、宗教，没有进入生成意义的基础的语言，那么可认为这种追寻仍然处于追寻的早期。而在现代汉诗写作中，现代汉诗的语言形式的获得尤其困难，因为这种形式虽然必然来自古汉语、汉译的欧洲诗歌，但不可能就是这两者，应该是这两种高度异质的语言因为长期彼此的冲突与融合形成的某种新的整体运动。当然，语言形式也有内在、外在，而所谓的语言的内在形式——我前述的“语言形式”，应该即是此种语言的规律——此种语言运动的可能和局限的本真呈现并试图超越。
回到原句。在这个句子中，居中的“贫乏”“贞吉”，其意义是这个句子的意义的拱顶。这两个词的蕴涵——意义的质量，因为大于两个短句——“二月灰白”“走入人心”，从而决定、规约了它们，从而向上拱起。以线性时间的角度，如果这个句子的意义运动表现为一根线，它不是一根从开端平直地来到结束的线，而是一根其中心向上拱起的线——意义由相对平缓的“二月灰白”开始运动，进而拱起为“贫乏”“贞吉”，再回落至相对平缓的“走入人心”。如果从某种非线性时间的角度，这根意义的运动之线其实从居于中心的“贫乏”“贞吉”开始，由“贫乏”“贞吉”彼此并不对称的动态平衡，生成其意义的左右——两个短句。纵观《闵浦大桥》全篇，这两种意义的运动结构同时存在。前者，形象地说，其意义在形式上是一座向上拱起的桥——闵浦大桥。“贫乏”“贞吉”，则是这首诗的另一核心意象——作为大桥基础的圆柱。正是圆柱支撑起这座桥，桥是这根圆柱的具体，桥是一个拱顶。
可认为“贫乏”“贞吉”是该句意义的关键。在这首诗中，“贫乏”意味无物，而非匮乏。而无物，或者由无物作为意义必然可以来到的无——无物之物，是道家认为的宇宙基础。宇宙万物从无生，又归于无，如此循环往复、生死不息。道家认为，无是宇宙万物之心。无，即天地之道。而“贞吉”，首先“贞”，意味正，意味静，也意味守正、守静。另，按照《周易》乾卦卦义：元亨利贞。此四字可分别代表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轮转，贞代表冬天，代表万物归藏。故守贞，即，守正、守静，循时归藏。如此循道而行，自然得吉。即，惟真正安然于无物，如此循道，才是贞（吉）——贞即贞，亦是守贞。所以，“贫乏”“贞吉”虽以顿号并列，“贫乏”更为紧要，“贞吉”是“贫乏”在意义上的丰富，是“贫乏”作为意义的溢出，以及此溢出对于其根本的相应。且，“贫乏”在某种情形下可以表现为“贞（吉）”，安然于“贫乏”，守此正，守此静，可以得吉。而能安然于无物，守此正，守此静，而得吉，惟灰白的二月，惟——“二月灰白”。而经由“二月”限定的冷色调的“灰白”，其义首先来自“贞（吉）”，根本上则来自“贫乏”。也就是，如果贞（吉）有颜色，是灰白——二月的此位列二十四节气第一的春节与春节之背景的灰白。“灰白”一词，是作者经由守贞获得的对道-无的基于深层直觉的体验，此种来自深层直觉的色彩并非表象的视觉色彩。在此种由守贞获得的深层直觉中，“灰白”——尤其二月的“灰白”是冷漠的，是某种冷漠且内敛的白，也有某种冷漠的柔和之意味。归根到底，是某种寂然。正是此种寂然蕴育、收束宇宙万物，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应该，这是天地之道的自然正义。当然，“二月”——限定了“灰白”的“二月”，其实既是“灰白”又是“灰白”的某一具体的“二月”，亦来自“贞（吉）”，来自守贞。在作者看来，寒冬中的二月，虽生机已现，然“静”仍是显要。静即贞，守贞则吉。而“走入人心”，意味“二月”作为“贫乏”——自然之道的某个启始的运动节点，其主动的寂然敞开，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人心的某种根本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心之生机经历了漫长的萧瑟即将重启，此生机惟有当“贫乏”“贞（吉）”赋予、成为“二月灰白”才成为可能。
进一步而言，就这个句子的意义的运动纹理，如果我们认为如前所述，从某种非线性时间的角度，这根意义之线的运动事实上是从作为中心的“贫乏”“贞吉”之彼此动态平衡开始，生成分别居于它们左右的两个短句，那么具体而言，其意义运动的中心由两个意义质点组成——居左的“贫乏”、居右的“贞吉”。就这两个质点而言，其彼此意义的关系应是“贫乏”生“贞吉”，然后构成一个整体和这个整体运动的并不对称的动态平衡。再由这个意义中心之整体运动分别生成这个句子的相对意义外在的“二月灰白”“走入人心”。其中，居右的“走入人心”首先围绕意义中心居左的“贫乏”运动，再围绕居右的“贞吉”；居左的“二月灰白”首先围绕意义中心居右的“贞吉”运动，再围绕居左的“贫乏”。这是因为虽然此二短句的意义来自此句中心意义的整体运动，但受制于此中心两个不同的意义质点，某一意义质点对某一短句的意义的生成起到的作用相比另一个更大——另一意义质点的作用为辅。即，主要地，“贞（吉）”生“二月灰白”；“贫乏”生“走入人心”。
写至此，平日里对《周易》-（先天）八卦图有所研读的读者应该会得出如此判断——这个句子的意义之线的运动，如果从某种非线性时间的角度，这种所谓的非线性时间其实就是《周易》-（先天）八卦图的运动模型。而《周易》-（先天）八卦图是古代中国人特有的时间模型。在这个时间模型中，乾卦首先生坤卦，然后作为父母卦的乾坤二卦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中心——彼此形成不对称的动态平衡，生成其余六卦——艮卦、震卦、兑卦、巽卦、离卦、坎卦。以这个整体中心的乾卦为主，坤卦为辅，生成八卦中其余六卦中的阴卦——巽卦、离卦、兑卦；以这个整体中心的坤卦为主，乾卦为辅，生成八卦中其余六卦中的阳卦——震卦、坎卦、艮卦。三个被生成的阴卦首先围绕主要生成它们的乾卦旋转，再围绕坤卦；三个被生成的阳卦首先围绕主要生成它们的坤卦旋转，再围绕乾卦。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判断没错，诗人聂广友的长诗《闵浦大桥》的首句——二月灰白。贫乏、贞吉，走入人心。——其语言和意义的运动模式是中国古代诸经之首、诸经之源的《周易》的时间运动模式。此时间运动模式的几何结构是一个由两个彼此相向运动的螺旋形成的圆。螺旋的原点分别是各自主要生成了它们的乾卦、坤卦，以及作为乾卦、坤卦的整体。这两个螺旋运动各自的具体就是相对应的八卦其余六卦中的各自三卦。
可认为《周易》-（先天）八卦图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纯粹先验的形而上学，是上古中国人历经夏商周三代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感应才获得的纯粹知识，是古代中国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或许很多现代汉语写作者会嘲笑我的这个认识，认为《周易》之说纯属迷信、子虚乌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所在。可我要说，这种嘲笑源于他们对汉民族文化根源的无知和彻底遗忘，甚至是敌意。而这种遗忘乃至被迫遗忘、故意遗忘并非首次，上古颛顼时期的统治者为了攫取更多权利，就发动过所谓的“绝天地通”运动，而孔子述《论语》，著《易大传》，根本上是为了试图复活在他那个时代已被遗忘的周礼。就我对周礼的认识，周礼的根基必然是《周易》。其实我更想说，如果一个当代汉语写作者完全不知道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什么，不知道其规律具体的可能与具体的局限，如何完成基于当代的继承与超越？如何学习西方文明？以何尺度去理解古希腊人（神话时期、理性时期）的天地人时间模型？基督教的时间模型？以及由这二者的对立、融合所形成的西方文明的相对新的时间模型？又如何理解古埃及人的时间模型？我认为，如果一个现代汉语写作者对本民族的形而上学完全漠视，而要领会到西方形而上学、宗教乃至对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反动以及彼此冲突与融合的精髓，完全不可能。
而这正是诗人聂广友写《闵浦大桥》最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他长时间对道心的守贞——最关键的，他有这个禀赋，他有这个命运，某种遗忘已久的汉民族的根本记忆进入了他的心，进入了他的语言，并试图超越自身。我认为此种道心试图超越自身的原因在于，《周易》是某种大地运动的时间模型，是上古中国人以大地的维度认识、感应整个宇宙的运动。也就是说，我认为天道在人的深度意识中表现为一个多元的纯粹、先验的几何运动体系，《周易》之几何运动只是其中之一，绝非惟一。如果我们试图超越它的局限，首先要重新认识它，更深入地继承它——首先复活这个在当代看来早已是亡灵的根本记忆。并且，此种复活其实首先是此种道在经历了漫长的衰败后自主的复活；此种超越，首先是此种道对自身自主的超越。而如果一个诗人当他对一首诗的感受与呈现来到某种极度准确，以致成为尺度自身，那么这首诗的语言必然呈现了语言最本真的规律运动，因此成为诗的语言。也就是说，如此这般，这首诗的语言运动，由语言生成的意义运动必然呈现了涵括人的诸种自我以及人的诸种非自我的天地之道的运动。
匝道出现在边上，我们顺着它（白日）
走入，它的道出现在地上，
地上出现它（白日）的踪迹。
沿肖元路向左拐（已包含进
肖元路的存在，驰骋，包括路坪
在灰白实在里的缺损、毁坏和坦然），
很自然地看见那座架桥在大地上的根基，
灰色的柱子白色的（幽暗的）影子，
露出在河梁上、坝岸上、陆地上，
交集出具体的图形，“具体”在陆地上
成形，依地形而形成结构，
白色的水泥，地坪在荒野里，
在它们的柱形之间，坝岸奇倔，
阐释着人的劳动，阐释着人的设计的
具体形状和局限，人能依形状而生活、
劳动、安居。肖元路进入架下苍翠的
人迹，因为看到它（那个）基础，
人因而能在它新鲜的道路，桥檩下
经过，进入那个地域，它的茂盛的圆柱
下的苍翠，在道路（两旁），在梁道
长出翠绿的枝蔓、叶子。因此，我们
穿行在三月，随桥梁，随道径，
而车辆、人，能在白日里前行，
一天天，一次次。
如此，如果我们对《闵浦大桥》的首句——二月灰白。贫乏、贞吉，走入人心——这首长诗的语言和意义的总纲的句子真有深切领会，会感到这首诗的其他部分都是对这个句子的语言和意义的具体生长。比如，读第一节的其他部分，能感到其中人的盎然生机——某种春意盎然的油然而生的喜悦。人因为对存在之根的守贞，得到其护佑，得到了人之为人的元气、灵性，从而自然、敏捷地循时而动，开始在生机初绽的大地上喜悦地忙碌——设计、建造、奔走……值得指出的是，其语言与首句出现了必然的差异。首句就其形式和意义的珍贵程度，不可能持续出现，也无此必要。本节其余的句子其形式不再以字词、字词间的停顿为显要，而是反向地呈现为句子为主，夹杂字词，是某种首先是线性时间结构的持续深入，在深入的同时持续回归某种汉语言的古老，又以此为基础向某种未知持续敞开，因而在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对新的整体运动之可能性的憧憬。值得重复的是，这种新的整体运动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对古汉语遵循的《周易》的试图超越，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种试图超越恰恰来自《周易》自身，来自其更深地进入自身。这种试图超越自身又必然以对其可能性和局限性的自我洞察为前提。即，这种试图超越并非简单地以某种现成的异质的时间模式对此否定，并非天真地认为某种现成的异质的时间模型就是现代汉语的运动规律。
整体而言，这首诗的其它语句显得简明、凝练、感性、抽象，其直觉与思辨持续地递进、转还，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明。其中字词，比如第一节的匝道、白日、河梁、坝岸、陆地、水泥、地坪、设计、圆柱、苍翠……首先抽象而非具体、感性，可又在不断差异的重复、重复的差异的持续交替深入中，显得具体、可感。其实，这些词语，乃至这首诗首句以外的所有词语都来自首句中的——二月、灰白、贫乏、贞吉、走入、人心，都是这六个基本词在本诗之意义不同的运动阶段差异性更是同一性的呈现。
其另一个特质是这些句子事实上只有很少的作为诗的感性来源的经验材料，其感性首先表现为某种字词句的感性。对此，我一直认为，某种使得经验材料不再仅是经验材料，而是使之来到语言，使之成为可感、具体的语言，最终又扬弃语言，使之成为纯粹的情感，进而来到由某种纯粹情感的溢出形成的无言，是古典诗歌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这首诗的语言正行进在这条大道上。通篇阅读，其对意义的追寻之路中呈现的那种不断差异的重复，不断重复的差异，一方面是一个持续地认识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认识自我的过程——不断认识自我的各种可能性与边界，进而不断使得自我来到自我的中心和边界之外，使得自我持续地朝着自然的未知敞开，同时又在已完成的认知中持续地建立某种敞开的自我的家园。更准确地说，《闵浦大桥》所展现的对自然、自我之未知的认识，更多来自大地维度的自然、自我，弥漫着强烈的重而轻、轻而重，喜悦、甜蜜地旅行于大地的微醺……
必须指出，《闵浦大桥》力图认识的自然的本质以及对自然和自我的探索，首先来自作者对当代大城市本质的感受，闵浦大桥是作者所认为的那种大城市的核心意象。诗人认为大城市是古人认知的自然经历了复活且开始进化的当代具象，因而是他可以喜悦地流连与探索其中的敞开的家园。即，诗人认为的家园并非仅仅作为自然之经典象征的乡村、荒野，而更是似乎与自然截然对立的大城市。在《闵浦大桥》中，诗人显然认为城市——尤其大城市，大城市中全然人工的建筑、道路、桥梁、车辆……是他向往的人在大地上劳作、安居的家园。尤其，《闵浦大桥》太多的段落会让我感到作者所写的城市景观仿佛一幅《溪山行旅图》，或者说《溪山行旅图》是作者认为的大城市的原型，作者似乎以写《溪山行旅图》的方式在写城市。诗人驱车漫游在城市的街道、桥梁，似古人漫游于一幅北宋全景山水画。对闵浦大桥的感受显然来自北宋画家对一座尖峰的感受。应该说，聂广友对大城市的这一认识迥异于现代主义诗歌对其核心意象“大城市”的标准认识。众所周知，自波德莱尔以来，大城市一直是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堕落人性的经典象征，大城市等同于日益贫瘠之地、灵晕消逝之所、垃圾场、废墟、荒原、绝境、深渊、暗夜中心……诗人似乎惟有沉沦、逃离、无路可走。
我认为，这个巨大的分歧在于聂广友认为大城市或者现代人，究其本质仍然具有自然属性，甚至是自然再次出发，再次赋予人类元气、灵性和自我的惟一起点以及这一运动的集聚之所，而非早已外在、背弃自然的现代人日益欲望、物化、异化的象征。作者认为安居在大城市中的人并非某种欧洲人——自其文明早期就外在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当作仅供自我利用的资源。应该说，欧洲哲学自古希腊理性启蒙时期就存在着漠视自然的倾向，自然从来就不是欧洲哲学的核心观念。他们更专注的是人——人的似乎从其原初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自我，以及这个自我之所以成立的根源——理念，以及与理念的诞生必然同时出现且必然与之反向的始终无法抹除且愈益深重的阴影——洞穴。
而聂广友以其本然的生命经验，认为当生活在大城市中的现代人以其守贞从而内在于自然，必会一直安居在被自然护佑的大地上。即便他已从一个自然的人成为一个自觉的个体的人，他更会以属于他的时代的方式回归。他会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自然之子，而非自然的主人。这里，不妨把这两个对大城市彼此高度冲突的认识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以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城市作为一个确实早已背弃自然，日益欲望、物化、异化的渊薮，其向自然的重新敞开与回归是否可能？抑或，大城市所意味的堕落人性最终是否可以被自然救赎？《闵浦大桥》的作者认为这完全可能，且必定发生。自然之道在经历了一次漫长衰败后已然于“二月灰白”重绽生机，悄然复苏破败的大地。且这次归来，更是作为天地之道体系之一的《易》之道——是的，天地之道是一个纯粹运动的体系，《易》仅其中之一——敞开进而超越自身，来到更高远之道的当下。此乃天道，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且，此天地之道的消息已“走入人心”。一颗甚早就得悉此天籁的守贞之心因此敏捷踏上自然之桥——接受了它的邀请，沿途体验崭新又古老的自我和此种自我因其敞开而持续感受到的未知——那个因为已知从而拥有更多未知、愈益神秘的自然。应该，这是一个深切领会了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当代中国人独有的对大城市的理解。
如此，这颗心啊，
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殿宇在等着它？”
注：“有一个什么样的殿宇在等着它？”引自聂广友长诗《闵浦大桥》。
2021年1月13日 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