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茜 译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根据一份传说中的手稿，是律师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儿子，1667年圣·安德鲁日出生于都柏林。而根据另一份在他由蒲柏介绍给斯彭斯（Spence）时递送的报告，他出生于莱斯特，是赫特福郡教区的牧师之子。不管他的真实出生如何，他受的教育是爱尔兰式的。6岁时他被送往基尔肯尼的学校，15岁（1682）时便被都柏林大学录取。
他的学术生涯既不勤恳也缺乏愉悦。他因为“特殊优待”（special favour）而获得其文学学士学位；这在学校里里意味着缺乏优绩。
此后他每天学习8个小时，一直持续了7年，并获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以这样的用功他在都柏林又度过了3年，据说，在这段时间里，他首次为其“澡盆故事”（Tale of A Tub）打下了腹稿。
21岁时（1680），由于他的叔叔，一直在资助他的戈德温·斯威夫特（Godwin Swift）的离世，他的生计失去了依仗。他求助于彼时住在莱斯特的母亲，在她的指引下，他去恳请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先生的庇护，后者的妻子是斯威夫特夫人的亲戚，并且，他的父亲，约翰·威廉（John William）先生，爱尔兰上诉院保管案卷的法官，与戈德温·斯威夫特极其相熟。
坦普尔如此喜爱他父亲朋友的这个侄子，他把斯威夫特留在家中住了两年之久。在那里斯威夫特认识了威廉国王，后者有时候会来探望因痛风卧床不起的坦普尔；当斯威夫特在花园中侍候他时，他教给他如何以荷兰人的方法切割竹笋。
当坦普尔迁至Moor Park，他把斯威夫特带在了身边。彼时斯威夫特已饱受晕眩与耳聋之苦，这疾病将困扰他一生，并最终剥夺他的理性，将他送入坟墓。人们建议他尝试故乡的空气，于是他去了爱尔兰；但是，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又回到威廉先生身边，在威廉的宅邸里继续学业。斯威夫特认为锻炼十分必要，曾经每两个小时就要攀爬一座半英里高的小山。
此时他决定考取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在他撰写的证明信里，所有有辱声名的词句都被删除了，他于1692年7月5日获得了硕士学位，这件事引起的反响和关注让他很是满意。
在与坎普尔同住的岁月里，他曾经每年去探望一次住在莱斯特的母亲。他徒步旅行，除非有暴戾的天气将他赶入马车，夜晚他入住廉价客栈，在那里六便士便可享受到洁净的床单。1694年他心怀不满地离开了Moor Park。
如今他决定进入教会，在爱尔兰康纳的Kilroot获得了每年约100英镑的牧师薪俸。坎普尔意识到斯威夫特抱怨的因由，邀请他回来，并承诺为其在英格兰谋取迁升。斯威夫特很快依从了这份请求，于是他们继续住在一起，相互都很满意；很有可能，正是在他回到Moor Park到坎普尔辞世的四年间，他创作了“澡盆的故事”和“书籍之战”。
斯威夫特很早就认为自己是个诗人，他写作品达式颂歌晋献给坎普尔，国王和雅典式社会。据说，德莱顿在细读这些诗作以后，说：“斯威夫特表弟，你永远做不了诗人；”这份谴责是斯威夫特与德莱顿永远交恶的缘由。
1699年坎普尔去世，在手书的遗嘱中将一份遗产留给斯威夫特，并且他已从威廉国王那里得到承诺，斯威夫特将获得威斯敏斯特或坎特伯雷的第一个空缺的牧师职位；但是国王忘记了这个许诺，尽管斯威夫特努力旁敲侧击，试图让他记起。
彼时伯克利的伯爵邀请斯威夫特作为私人秘书与他同赴爱尔兰；但是在他们到达都柏林之后，他发现一个叫布什的人对伯爵进言，说神职人员不合适担当私人秘书，并由此夺取了他的职位。斯威夫特被迫在米斯郡主教教区的Laracor与Rathbeggin谋取营生。
在Laracor安顿下来不久，他便邀请不幸的斯特拉（Stella），威廉·坎普尔先生的管家之女，一个名叫约翰逊的年轻女子来到爱尔兰，坎普尔给她留下1000英镑的遗产。与她同来的还有丁力夫人（Mrs.Dingley），她的财产只有维持生计的每年25英镑。他与两位女士共度闲余时光；但他们从未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他也未曾与任何一位单独相见。
除了极少数的诗学论文之外，他的第一部作品，“雅典与罗马之争”于他34岁那年（1701）出版。三年后他发表了“澡盆的故事”，随后是“书籍之战”。直到大约四年之后他才成为职业作家，1708年，以比克斯塔夫（Bickerstaff）之名创作了“英国人对教堂的感情”（The Sentiments of a Church of English Man）；“占星术的荒诞”（Ridicule of Astrology）；“反对废除基督教”（Argument of against abolishing Christainity），以及“为神圣考验辩护”（Defense of Sacramental Test）。
接下来的一年他写作了“宗教进步的计划”（Projec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ligion）。同年他写作了“比克斯塔夫的辩护”（Vindication of Bickerstaff）以及一篇对“古老预言”的阐释。很快开启了斯威夫特人生中一个繁忙而重要的阶段。爱尔兰首席主教聘请他去恳请女王赦免爱尔兰神职人员的税款（早在1704年安妮女王开始履行其承诺，通过赦免一项延续自中世纪的税款支持已建立的教会，这项税款名曰‘the first fruits and twentieth parts’。但她只赦免了英格兰教会的税款，爱尔兰教会仍然要继续偿付古老的税务。——译注）。怀着这样的目的，他求助于哈利先生，后者很快与他变得亲熟，毫无疑问，很高兴获得了一位如此得力的助手。斯威夫特如今身陷政治论辩，同年他写作了长达37页的“审查者”（Examiner）。
第二年早些时候，在一封写给牛津伯爵的信中，他发表了“关于修正，或确立英国语言的提议”（A Proposal for correcting, or ascertaining the English Tongue）。同年他创作了“致十月俱乐部的信”（Letter to the October Club）。
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党派之争中他达到了其政治重要性的顶峰。1712年，在议会组成的前十天，他发表了“同盟者的作为”（The Conduct of the Allies），其目的在于劝说整个民族趋向和平，而此项劝说让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政治论文的力量很大程度依赖于人民的性情；国家当当时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一点火星即可燎原。据说，在11月到次年1月之间，这份论文售出了11,000册。
同样在1712年他发表了“对屏障条约的反思”。随即是“论塞勒姆大主教所撰‘宗教改革史’第三卷序言”（Remarks on the Bishop of Sarum’s Introduction to his third Volume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斯威夫特，如今作为托利党公开的支持者和信徒，受到那些依附宫廷的人们乐于给与的敬重。1713年他接管了圣•帕特里克教区，这是他的朋友们在“澡盆的故事”发表之后能够冒险为他谋取的最高职位，因为“澡盆的故事”反对牧师阶层，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托力内阁。
在他当权从政的日子里，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出访，他的散步，他与部长们的会见，与佣人们的争执，然后将它们呈送给约翰逊和丁力女士。
他立即接管了他的教区；但他在爱尔兰待了还不到14天便被召回英格兰，以便调停牛津郡郡主和柏林布洛克郡郡主之间的矛盾，但他只做了徒劳的尝试。在这场暴戾争端摧毁内阁之前，斯威夫特在1714年初发表了“辉格党的公众精神”，作为对一本小册子“危机”的回应，斯蒂尔（Steele）因为它被逐出了英国国会下议院。
在这部小册子里，苏格兰人被提及的方式激怒了那个急躁的民族，以至于苏格兰领主们一致请求女王的接见，并恳请获得补偿。于是女王发布了一份公告，悬赏300英镑寻找此书的作者。在这场风暴中，他说，他因为一条诡计而脱险。他如今令辉格党人如此望而生畏，他与内阁的亲熟在议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尤其两位日后举足轻重的人物，Aiflabie和Walpole。
但是，由于他那些显贵友人们的解体，他的重要性和他的设计都已结束；由于感到自己的服务终究毫无用处，1714年6月他退隐到伯克郡，在那里他写作了当时被禁，却一直以同样的名称发表的“对当前事态的畅想”（Free Though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在他等待退休期间，女王的辞世摧毁了整个托力政治的体系；他只能从胜利的辉格党教义的冷酷事实中隐退，将自己隐蔽在不为人妒的无名中。于是他去了爱尔兰；但是，由于刚从党派的喧哗和宫廷的密谋中抽身，他的思想仍然喧腾鼓动，他试图历史地叙述“大臣们的变迁”和“内阁的行为”。据说他同样撰写了“安妮女王的最后四年”，这部书开始于她生前，之后又花费了作者极大的力气和专注，但却一直未曾出版。
此时他感到自己处于流放之中，死亡的想法不断向他袭击，这些想法顽固而强硬，在许多年里一旦清醒便会占据他的脑海。
每周两次他敞开家门接见来客；不久他便喜悦于有越来越多的有学问的男子和优雅的女子来访。约翰逊夫人离开了乡间，住在离教区不远的寄宿处。在他接收访客的日子里她为他规整访桌，但总表现得仅仅像个访客，和其他女士们一样。
在其余日子里，他经常与他的大教堂中的一位牧师，沃勒尔先生共进晚餐，以规定好的价格。这样节俭的生活方式最初起因于对偿还债务的担忧，然后因了囤积钱财的愉悦被他保持下来。
不久之后（1716年），在他49岁时，他秘密地迎娶了约翰逊夫人，主婚人是克拉赫的大主教，艾斯纳博士。婚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仍像从前一样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她也从未在教区留宿，除非斯威夫特被晕眩困扰。“很难证明，”奥雷利郡主说，“在此之后他们曾单独待在一起。”
圣·帕特里克的教长过着隐居的生活，只被友人们关心和知晓，直到1927年，他通过一本册子向爱尔兰推荐其制造业的使用和发展。这部册子的倾向被认为威胁了英国贸易，致使其出版商被捕；而由于公众的注意力被过度的怨恨转移到这项提议上来，其作者因此一时名声大噪。
1723年Van Homrigh夫人去世，一个因为对智慧的崇拜而不得愉悦，被可耻地称作瓦内萨的女人。她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女子，主教Decanus，通过重排字母人称Cadenus，乐于对她的教诲和指引，直到她除开骄傲于他的赞誉，开始爱上了他这个人。不管他如何对待她；她感到自己受了忽视，最后在失望中死去。
根据德拉尼的叙述，教长去爱尔兰南部旅行，历时2个月，这一次是为了驱散思虑和回避叱骂；斯特拉退居到教长一位朋友的家里，这位朋友她十分爱戴和敬重。
1724年的“德拉皮耶信札”（Drapier’s Letters）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和尊敬。一个来自斯塔福德郡的伍尔夫汉普顿的叫做伍德的人，通过给明斯特的公爵夫人赠送礼物，获得特许可以为爱尔兰铸造价值180,000英镑的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当时在爱尔兰极少铜币。由于发现伍德所用的金属十分劣质，斯威夫特以‘M.B.德拉皮耶’之名撰写信札，揭露收受新币的愚蠢，以及因为用真金白银换取或许还不值其面值三分之一的货币所造成的损失。
整个国家警醒了；新币受到广泛的拒绝。卡特里特领主和枢密院发表公告，悬赏300英镑寻找第四封信的作者。斯威夫特向他的出版商隐瞒了实情，只信任他的男仆，是后者为他抄写了这篇文字。而那位男仆，在公告刚刚发布之时，离开家并在外消磨了一整夜还多的时辰。完全有理由担心他为了奖赏背叛了主人；当他回到家来，主教命令他脱掉制服离开这所房子；“因为”，他说，“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你的掌握之中，而由于恐惧，我既不能忍受你的傲慢也不能忍受你的疏忽。”男仆极其顺从地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说当他有能力危害他的主人时，他其实是被限制在这座宅邸里的；但教长已经决心将他赶出家门，对他不再理睬，直到这条公告的消息过期，才重新接纳了他。这位男仆的正直——他的名字叫做布莱克尼——最终为他获得了担任圣·帕特里克教堂司事的奖赏。
从这个时候起斯威夫特被公众尊为勇士，赞助人，爱尔兰的教导者，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从这年起他成为了商人们的神谕，下层民众的偶像。这种被人爱戴的愉快很快被家庭悲剧打断。约翰逊夫人，与她的谈话对他而言是严酷人生的巨大软化剂，在“德拉皮耶”大获全胜的那一年健康开始下滑；两年后，她的病况如此严峻，康复已被认为毫无希望。斯威夫特彼时身处英格兰，柏林布洛克领主邀请他去法国共度寒冬；但这个灾难的消息敦促他急急返回爱尔兰，在那里，他的出现使约翰逊夫人反复无常的健康状况得到一定的恢复。
1727年当她已经完全复原，他回到英格兰，在那里他与蒲伯共同出版了3卷本的杂文集。在这重要的一年里他还将“格列夫游记”献给世人，这部作品如此奇特、新颖，它让读者心中充满了混杂的愉悦与惊奇。正当他享受着这部新作带来的声望时，国王的死讯传来，而他亲吻了新王与王后的手，在他们即位三天之后。
不久他又被晕眩袭击，并再次听闻约翰逊夫人病危的消息。几乎没有告别仪式，他离开了蒲伯的家，并且直到到达了切斯特城才写信给他。他回到一幢悲伤的屋宇：可怜的斯特拉正在陷入坟墓，在两个月的消耗挣扎之后，44岁的她于1728年1月28日去世。他的文章告诉了我们他多么希望她活着。他提起她总是无限哀叹。
他的余生在爱尔兰度过，在这个国家里，即便是几近专横的权力，或者几近偶像崇拜的奉承，都无法与他和解。他告诉蒲伯，在人生的黄昏，他希望再次见到他；“但是如果不能”，他说，“我们必须分离，正如所有人类都必须分离。”
斯特拉死后他将他的友人们赶下了餐桌。但他保持着对公众的关注，并且不时写作指导、警告或责难的文章，一旦他认为它们被事件的紧急程度允许。在一首关于他一向憎恶的长老会教徒的短诗中，他对Bettesworth，一位对神职人员傲慢不拘而闻名的律师大家苛责。Bettesworth被激怒了，他前往质问斯威夫特是否是这首诗的作者。“Bettesworth先生，”他回答说，“我在年轻侍候与大律师们十分相熟，他们知道我对讽喻的爱好，曾经劝告我，如果任何我讽刺过的无赖或笨蛋问我，你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吗，我应该告诉他我不是；于是我可以告诉你，Bettesworth先生，我并不是这些诗行的作者。” Bettesworth对这番回答极不满意，他公开声称要进行身体的反击，但圣•帕特里克的居民们护卫了他们的主教。
另一种善行让斯威夫特享有声名。他抽出几百英镑，以5先令到5英镑的价值，小额借贷给穷人。他不收取利息，只是要求在还款的时候递交小量手续费用，但他也严格强调还款的期限。期限总是被打破，借贷未被偿还。他上诉他的债务人。但反对的哗声如此激烈，他被迫放弃了他的计划。
他的刻薄与日俱增并让他陷入孤立，而他对孤立的憎恨反过来让他的刻薄更为尖刻。然而，他并没有完全被遗弃，一些有学养的男人，和一些优雅的妇女，时常去拜访他；而他不时也在写作诗歌或散文。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晕眩和失聪更为频繁，而他的失聪让谈话变得困难；病状日益严重；直到1736年，在写作一首名为“军团俱乐部”的诗时，他被一阵如此痛苦、持续时间如此漫长的晕眩攫住，在此之后他认为不宜再进行任何思虑的或身体的劳作。
他对财产总是精打细算，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大方的享乐者；但他在酒类的花费上要比肉类的慷慨。当他的朋友，不管男性或女性，前来拜访，期待与他共进晚餐，他的习惯是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先令，使他们满足于此种供应。到了最后，他甚至连一瓶酒要吝惜。
由于驱逐了言谈，并终止了研习，他现在既无事务亦无娱乐；由于决心绝不戴眼镜，晚年的他极少阅读书籍：他的思想没有被谈论更新，也没有因阅读而增益，于是逐渐磨损，将空虚的大脑留给荒度时日的烦恼，直到最后他的愤怒升级为疯狂。
但他仍然允准了一本书的出版，这部书写作于早些年，名为“文雅的谈话”，问世于1738年。“仆从指南”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印刷出版。
他的性情愈见暴烈，他的精神力量下滑到需要指定人守护他本人和他的财产。他的疯狂由愤怒和愚蠢组成。他最后认识的人是怀特威夫人，但很快连她也不认识了。他食用的肉被切成小块送到他跟前，但他从不当着仆从的面碰它们，最后，放在那里有一个小时之后，他会一边行走一边吃掉它们；因为他延续着老习惯，每天要行走10小时。
下一年（1742）他的左眼发炎，肿胀到了一颗鸡蛋大小，并在其他地方焚烧似的疼痛；他长久地醒着忍受疼痛，5个侍从合力才能阻止他将眼珠剜除。
肿瘤最终消除了；伴随着短暂的理性时期，期间他能认出他的医生和家庭，呈现出康复的希望。但不久之后他便陷入昏倦的呆滞，一动不动，注意力涣散，一言不发。但是据说，在安静了一年之后，11月30号这一天，当他的管家告诉他，篝火和照明已经如常准备好以庆祝他的生日，他回答说：“真是荒唐。他们最好别去管它。”
在人们的记忆中，之后他不时会说句话，或者传达些暗示；但他最终完全沉默了，直到1744年10月，在他的78岁，他毫无抵抗地离开了人世。
以下是对他的散文，他本人和他的私人风度的观察。
“他的‘澡盆的故事’，”约翰逊说，“与他其他的作品大不相同。它展示了思维的迅疾和热烈，意象的丰富与措辞的生动，这些他在以后的作品里从未拥有或运用的品质。”
“在他其余的作品里，你能发现一种晓畅的稳定语体，更类似涓涓细流而非澎湃流动。他着意简朴。那种他的作品里没有隐喻的说法并不正确；而他有限的隐喻所被接收似乎更出于必要而非选择。他研习纯正；虽然他的所有责难并非完全确切，但却很难在其中找到谬误；那些依赖他的权威的人们最终总是发现自己没有看错。他的句子既不过分冗长也不过分精简。”
“他的风格与他的思想十分相宜，从不为精研所打磨，被闪耀的幻想装点，被野心的句子所拔高，为偏僻的学问所丰富。”
“他谨慎地履行教长的职责，他精确地管理着教堂的收入；据德拉尼所说，自从教堂建立起来，在他的领导下更多的资金被用于对其的修复。他对他的唱诗班十足关注；并且，虽然他既不喜爱也不能理解音乐，他注意让所有手指保持合格的（弹奏音乐）的状态。”
“他每天早晨去教堂，和众人一样祈祷，并去观赏夜晚的唱诗，以杜绝疏忽的表演。”
“他进入牧师的职业，期望在传道方面出类拔萃；但他抱怨道，自从他卷入政治争端以来，他唯一可以布道的是宣传册。”
“斯威夫特的外貌乏善可陈。他有一种浑浊的脸色，虽然他经常细心清洗，面色依然不显干净。他的表情刻薄而严厉，任何愉悦都不能让它缓和。并且他固执地拒绝一切笑的趋势。”
“对仆从他自然很粗暴；一个性格严厉的人，具有由他的作品发掘出的对最微小意图的警觉，这样的主人很少人能够忍受。”
“对别人的仆从他也从不放过。有一次，当他独自与奥雷利伯爵进餐时，他说，房间中一位侍者，那个人，自从我们在桌边坐下，已犯了15个错误。”
“经济方面，他执行一种特别的，冒犯人的悭吝，却从不伪装或道歉。”
“他生性节俭，他的慷慨都出于原则；但是你记得他使用他那小小的积蓄的目的，以及他撒布的偶尔的善心，你或许会发现，他总是偏爱某一种类型的花销胜过另一种，而他节约仅仅是为了有东西可以给予。”
“他的故事讲述的极其得体，他也乐于做他确信自己擅长之事。因此他会被一个坚定的听众充满敬重的缄默所迷惑，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
“然而，他从未独擅话语权；他的原则是，在他讲了一分钟之后，便要停顿一下，以便别的谈话者发表意见。”
“斯威夫特先生的诗学作品没有太多可让批评家施展手脚。它们总是幽默的，总是体格轻盈，呈现出这种体裁特有的轻松和愉悦的质地。大部分时候，它们受控于作者的意志。措辞准确，音律流畅，节奏精密。很少出现苦心经营的表达或冗赘的描述；他的所有诗行都体现了他对优秀风格的定义，它们由合适的语词在合适的位置组成。”
“将这些选集进行区分，指出哪些作品是粗糙的，哪些是琐细的，等于在告诉读者他已经知晓的事实，等于在寻找作者本身并非不知道的错误，因为他的写作更多地顺应他的幽默，而非他的判断。”
“他的爱尔兰版本的作品集的序言里说，斯威夫特从未向古典或现代的作者借取过一个思想。这或许从字面意思上讲不完全真实，但极少有作者会像他那样负债如此之少，或在他所有的 优异和所有的缺陷中，如此令人信服地申明了他的诗学原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