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在中国出现不久，日本就有了反响：“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青木正儿）接下来鲁迅小说的译文就散见在日本的报刊上。《阿Q正传》的译文有四五种之多，其中著名作家佐藤春夫的译本影响尤大。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也比中国1937年刊行的《鲁迅全集》早出版一年。然而，鲁迅研究成为日本思想文化界重要的聚焦点之一，却肇始于竹内好的著作《鲁迅》。
竹内好的《鲁迅》写于1943年，正好在他被征入武去中国之前，他称之为“遗书”。此前，关于鲁迅的传记作品已有增田涉的《鲁迅印象》和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等。在竹内好眼里，这些关于鲁迅的作品从整体上都缺乏对现实生存和复杂历史境遇的反省。例如，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看到中国人被日军处刑场面的幻灯片于是弃医从文，这段有名的插曲，增田、小田都原封不动地搬入传记，但竹内却认为那是“传说化”，“对它的真实性抱有怀疑”。
另一方面，竹内深受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的影响。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鲁迅本人曾披阅过。他是用思辨的视角来透视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的，因此许多结论也是悖论式的，如“鲁迅在情感方面，是远胜理智的。他的过度发挥其情感的结果，令人不禁想到他的为人在某一方面颇有病态。”“然而他毅然能够活下去者，……这就是在他有一种‘人得要生存’的单纯的生物学的信念故。鲁迅是没有什么深邃的哲学思想的，倘若说他有一点根本信念的话，则正是在这里。”“倘若以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鲁迅批判》在中国沉湮半个世纪，直到近些年盛行的“反拨”鲁迅的言论里，才见到当年李长之并不是在“边见”中论及的鲁迅的弱点。
竹内好的《鲁迅》进一步内化（或说深化）了李长之的悖论：“我在本质上不认为鲁迅的文学是功利主义的。我不认为他的文学是为人生的、为民族的、抑或是爱国的文学。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亦是爱国者。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一切作为他文学的支撑点，毋宁说，他的文学是在穿透这一切的层面上成立的。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可以称为‘无’的某种东西。由于获得了那种根本上的自觉，鲁迅成为了文学家。如果没有这一个本源性的自觉，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不过是语词而已。”
竹内好的“无”，也是通过一系列悖论式的言辞表述的，如：“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鲁迅的文学，就其体现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很政治化的，他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者，也是就政治意义而言的，然而，其政治性却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在现实世界里，他强韧的战斗生活，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侧面是解释不了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总是落后于时代半步。……把他推向激烈的战斗生活，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矛盾。”“可以说，他是在和自己孕育的‘阿Q’搏斗。……这是胜过一切的、第一义的文学者之路。”
他将鲁迅贯穿终生的论争品质，置于日本的芭蕉与俳句的关系的隐喻里。芭蕉对弟子说：“俳句之类是生命旅程中边走边吃的路边草，这是件麻烦的事。”问题的核心在于，相信人生是一场大梦的隐士芭蕉把这个不过是“余业”的事业持续了一生，并为此而全力以赴。这意味着有一个高出于现实目标的“终极之静谧”存在。论争之于鲁迅正如俳句之于芭蕉，是与生之根本直接相关的，却又是随时可以抛弃的“余业”，这“余业”伴随了鲁迅的一生。这就是竹内《鲁迅》的基本母题——文学的“无用之用”，重新定义了文学的功能，也重新定义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战后竹内的《鲁迅》再版，竹内翻译的《鲁迅作品集》也出版了。竹内成为日本思想界一时的热点，因为鲁迅与日本形成了新的镜象关系。“日本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中国了。”（戒能孝通）“所谓日本人民第一次体验到‘被压迫民族’的悲哀。”（丸山升）。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而反过来，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叹和敬意。鲁迅作为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的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于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
接续竹内的“无”，伊藤虎丸对鲁迅思想形成的观念背景做了更细仔和实证的研究和比较，出版了《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一书。其中将鲁迅与尼采思想的结构进行了比较，在这个框架下，鲁迅复杂矛盾的观念构造便清晰化了。尼采的“上帝死了”完全适用于鲁迅。在鲁迅眼里，儒教世界是由“奴隶”和“奴隶主”构成的，是“人吃人”的吃人世界，“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反过来说，“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中国人不应从奴隶变成奴隶主，而应从奴隶变成人。这是贯穿鲁迅文学生涯的主题。即旧世界在鲁迅那里已被整体对象化，“上帝之死”已被确认。而那种对最高价值的否定，即“奴隶=奴隶主=吃人的人”的认识，又和“真人”的发现互为一体，正像尼采的“人比猴子更其猴子”之言所普遍知道的那样，虽然是通过对“新价值”即欧洲近代的“肯定”来进行的，它又拒绝把新价值作为既成品来用以取代“上帝”。这就是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可以说，以‘寂寞’为杠杆的鲁迅的‘能动的虚无主义’，就具有这样的一种构造。”（伊藤虎丸）
与伊藤虎丸类似的探究鲁迅的思想和哲学构造的，还有木山英雄的《〈野草〉的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鲁迅的诗与哲学的时代》等。而在鲁迅的生平上下实证功夫的有丸山升的著作《鲁迅》与《鲁迅与革命文学》等，他延续的是竹内思想的另一个脉络，即“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于毛泽东的关系中。”
上述日本著名的鲁迅专家的著作，近几年陆续都译到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