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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晁冬梅:庚子国变的诗歌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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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冬梅:庚子国变的诗歌叙事




  汪辟疆曾言:“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1](P1)晚清道咸之后,世风时运的变改使近代诗歌呈现出独有的面目。这不仅表现为诗人极多、诗风极繁、流派极杂、地域极广,更反映在近同的诗歌品质和艺术追求。面对持续动荡的政治局面,不同派别、地域、阶层的文人同时拿起诗笔,记录时事,传达心史。对此,钱仲联概称:“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P3)此类长篇巨制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叙事性空前增强。叙事性增强不仅代表了近代诗歌的主要成就,更是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发弘壮大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庚子国变的诗歌创作为例,具体描述其空前宏大的叙事规模和创变追新的叙事艺术,并探讨其诗性叙事之于近代诗歌的意义。

一、空前广泛的创作人群

  庚子年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一年八国联军派兵侵华,由天津进逼北京。七月二十日,北京失陷,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都城由联军占领,分区管制,直至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此即史称“庚子国变”。这是近代中国遭遘的一次大劫难,它给国人带来极大的创伤,同时,也刺激文人词客的心灵,催生了空前的诗歌创作高潮。
  在中国诗歌史上,围绕某个重大事件来开展成规模的诗歌创作,早有其例,并自成格套。早在安史之乱时,李白、杜甫、刘长卿等诗人就有大量诗歌反映史事。如李白《北上行》《猛虎行》《扶风豪士歌》《豫章行》,杜甫《哀王孙》《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安史之乱时期是李白诗歌创作高产期,从公元755年战乱爆发到762年李白逝世,八年间共作诗227首,占其可编年诗歌总量的1/3;杜甫安史之乱期间的诗作达到319首,全面、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这场空前的浩劫。
  此处诗歌数量统计皆出自吕蔚《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中华书局2010年8月第1版,第199、213页。此后,北宋末年遭遇靖康之变,这再次激发了以诗纪变的创作热潮,产生了张元干《丙午春京城围解口号》《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建炎感事》,吕本中《丁未二月上旬四首》,邓肃《靖康迎驾行》《贺梁溪李先生除右府》,李纲《建炎行》《胡笳十八拍》,刘子翚《汴京纪事》,李处权《送荣茂世》等一大批诗歌。
  与早前此类创作活动相比,参与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人群达到了空前之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归于不同的诗歌派别,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尽相同的诗学观念和诗艺追求。然而,在国难家仇的刺激之下,他们的诗歌品质竟趋近同。众多诗人纷纷自觉地以诗纪事,用沉雄刚健、哀婉悱恻的风调,传达了这个时代共通的悲痛呼声。
  城陷后两宫西狩,其时未能随扈的京官贵族,有的以身殉国,有的避难南还,有的坐困危城。而坐困京城者,是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主体,他们创作了大量诗歌。如吴鲁(1845—1912),福建晋江人,庚子年困处都城,“闻见之间,有足哀者,愤时感事”[3](P25),成《百哀诗》一卷;于齐庆(1856—1919),江苏江都人,“庚子之乱,君居京师,与同辈以忠节相砥励,寄乱讽谕,惓惓君国”[4](P1164),作《纪事诗一百六十韵》《后纪事诗一百韵》;何藻翔(1865—1930),广东顺德人,庚子年在京任职,城陷后与妻留京不出,作《庚子围城中杂感》十六首;胡思敬(1870—1922),江西新昌人,因随扈不及,挈室避昌平,每日孤身跨蹇驴,微服入都,探问兵间消息,返则用笔记之,又系以小诗,成《驴背集》四卷;延清(生卒年不详),蒙古镶白旗人,两宫西狩时未能追赴,悲愤交并,有《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富察敦崇(1855—1926),满洲镶黄旗人,庚子年身居北京,每有所见闻,皆以诗言记录,有《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恽毓鼎(1863—1918),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有《落叶词》一首。是可以说,庚子年朝官留京者,几乎人人有诗,少则一首,多则数卷。
  在朝京官之外,因故滞留京城的各阶层文士,亦多有诗作。如郭则澐(1882—1947),福建侯官人,庚子年尚为诸生,因义和团入京而辍学。乱作时,郭氏未及南归而滞留京师,有《庚子诗鉴》四卷;疁西复侬氏、青村杞庐氏,名姓籍贯不详,庚子三月同游宣南,继而坐困危城,遂就以所闻,作《都门纪变百咏》。总之,庚子年坐困京师者,无论身份、阶层,都是庚子国变的躬遘者,是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主体。
  京城之外,多方文士贤达亦参与到国变诗歌的创作中。当国变发生时,由于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南方各省并未受到大的冲击。但南方文士的纪咏风势,却并未因远离京城而减弱。今见文廷式、缪荃孙、王闿运、易顺鼎、樊增祥、范当世、皮锡瑞、陈宝琛、叶昌炽等文人别集中,均有缘于庚子国变的诗作。在两广地区,如黄遵宪,自戊戌归居后,本一心闭门著书,然亦未能远身事外,“八国联军入京,先生纪变之作甚多。又欲为一空前之长诗,名《拳团篇》,未成”。[5](P1238)其诗见录于《人境庐诗草》卷十、卷十一。甚至远在边疆、海外的诗人,也有不少纪咏之作。如志锐(1852—1912),满洲正红旗人,珍、瑾两妃之兄,甲午年因两妃之故,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十五年(1899)调任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守边庭踰十稔”。[6](P12797-12798)惊闻庚子国变,他奋笔作诗《闻武卫军败绩》《读史》二首。又如康有为,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庚子年避地新加坡,虽羁留海外,而心系国变,有《自星坡移居槟榔屿京师大乱乘舆出狩起师勤王北望感怀十三首》《阅报闻禁中皆成茂草矣》《庚子八月五日阅报录京变事》《闻祭酒王懿荣熙元吉甫编修寿富殉节皆故人也感而赋之》等诗。
  此外,从身份与派别来看,多种身份与不同派别的人士同时参与了庚子国变诗歌的创作。如维新派诗人,曾广钧作七律《落叶词》十二首、七言歌行《落叶词》一首;王照(字小航)作《方家园杂咏纪事》,其中有记珍妃诗一首;狄葆贤作《燕京庚子俚词七首》。又如南社诗人陈去病,作《咏怀》三首、《故宫杂咏》一首。此外,僧人诗家乌目山僧作《庚子纪念图题词》七首、释敬安作《赠吴渔川太守六首并序》。还有女性诗人,也加入到创作中来,如杨蕴辉作《庚子闻警感事》六首、吕湘作《庚子书愤》四首。

二、空前繁荣的创作成果

  空前广泛的创作人群,产出了空前繁荣的创作成果。这不仅表现为作品数量的巨大、所用体裁的繁多,还体现为分布空间的广阔和创作持续时间的延长。 
   纪咏庚子国变的诗作数量之多,有文献可征。北京失陷后,仅纪咏京城之围的诗歌,专集就有多种:吴鲁《百哀诗》一卷,胡思敬《驴背集》四卷,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补编一卷,郭则澐《庚子诗鉴》四卷、补一卷,富察敦崇《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一卷,高树《金銮琐记》一卷,疁西复侬氏、青村杞庐氏合著《都门纪变百咏》一卷,无名氏《庚子时事杂咏》一卷,乌目山僧等《庚子纪念图题词》一卷,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合著《庚子秋词》二卷、《春蛰吟》一卷。而文人别集中的纪咏篇什,更是不可胜数。如周绍昌《霖叔诗文稿》中有《庚子都门纪事》一百首,于齐庆《小寻畅楼诗钞》中有《纪事诗一百六十韵》《后纪事诗一百韵》,李宝琛《味古斋诗钞》中有《纪事诗四十首》(自庚子五月至辛丑正月)、《后纪事诗十首》,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有《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述闻》八首、《再述》五首、《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天津纪乱十二首》、《京乱补述六首》、《京师》、《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廿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车驾驻开封府》等,倪在田《枯生松斋集》中有《北直隶》十四首、《巨鱼篇》、《独漉篇》、《津沽》、《大沽行》三首、《帝京篇》等,蒋楷《那处诗钞》中有《书愤四首》《哀天津》《悲杨村》《乌夜啼》《固关》《悲秋八首》等。至于与国变相关的“秋兴”“书愤”“杂感”“咏史”之作,更是无从计数。
  如此巨量的诗作所用体裁亦很繁多,且某些体式还有所发展。最引人注意的是七绝,是创作数量最多的诗歌体裁。《驴背集》四卷、《庚子诗鉴》四卷补一卷、《金銮琐记》一卷、《都门纪变百咏》一卷、《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一卷,此类纪咏专集全书均采七绝为体。其他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乐府体诗,亦多有创作,且艺术上有较大发展。如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中,《纪事杂诗三十首》均属五古,《危城五首》《都门杂咏二十七首》皆为七律;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天津纪乱十二首》《京乱补述六首》属于五律,《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述闻》八首、《再述》五首皆为七律。至于乐府诗歌,如吴鲁《百哀诗》中有《红灯照》,邵孟《宝天彝斋清史乐府》中有《义和拳》《西幸陕》《辛丑约》《銮舆返》,倪在田《枯生松斋集》中有《巨鱼篇》《独漉篇》《太原吟》《帝京篇》,蒋楷《那处诗钞》中有《哀天津》《悲杨村》,朱滋泽《晦子诗钞》中有《悲募兵》《悲散兵》《哀哉行》,公之瘿有《燕市吟》一首。五七言古诗多为因物即事,反映现实更加全面深刻,叙述完整,情感充沛。五七言律诗的艺术性更为突出,用典贴切,往往糅合古今,发人深思。乐府诗歌也有所创新,紧切社会生活,自制新题,因事名篇,现实性更为增强。从艺术成就而言,七言歌行最为出色,如金兆蕃《宫井篇》、迈园老人《宫井词》、曾广钧《落叶词》、樊增祥《彩云曲》、《后彩云曲》、王甲荣《彩云曲》等,篇幅体制更加宏大,叙事完整详尽,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是继“梅村体”之后七言歌行叙事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还采用了宫词、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通俗歌谣体裁。
  数量巨大和体裁众多,是创作人群极为广泛的结果;或者说庚子国变诗歌创作是全民参与的活动,具有全民性。这种全民性不仅表现在地域空间的广度上,还表现在持续时间的长度上。在空间上,除了事变发生地京津冀鲁,其余各地均有诗作产生,几乎可以说,凡有文人的地方即有庚子国变纪咏。京津地区有《驴背集》《百哀诗》《庚子都门纪事诗》《庚子诗鉴》《金銮琐记》等一批纪咏专集。在东南各省,如文廷式《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幽人》《偶成》《月》,郑文焯《杨柳枝词》,樊增祥《闻都门消息》《都下伶人小叫天或言兵解或言在汴感赋一首》等。两广地区有黄遵宪的庚子诗作,西安行在有胡延《长安宫词》一百首,开封行在有颜缉祜《汴京宫词》一百首,甚至远在新加坡也有康有为的诗作。
  在时间上,作诗纪咏的时长远远超出事变的时长,也就是国变之后诗歌创作仍持续很久。如高树《金銮琐记》,以纪事诗加释文的形式记录庚子国变的京中情实。关于《金銮琐记》的成书,高氏《金銮琐记叙》云:“癸亥(1923)冬,病中无聊。信手作俚句,记录往事,加以小注。至乙丑(1925)三月,命内侄与钟儿写出,又删汰之。合计有绝句百三十余首,或劝排印,以就正四方朋友,名之曰《金銮琐记》云。”[7](P125)癸亥年距事变发生,已过去二十余年,而关于庚子国变的叙述还在继续。又如郭则澐,先作《庚子诗鉴》,后又作《庚子诗鉴补》,并自序云:“客岁之秋,都人有征庚子故事者。是役,余躬遘而目击之……感于应求,牵触余痛,爰有《诗鉴》之作。”序下落款为“辛巳初春龙顾山人”。辛巳为1941年,“客岁”即1940年,也即直到1940年,京城中人还在热情征集、追述庚子故实。因之,尽管《诗鉴》“既成,颇悔其赘;然索观者趾接,乃姑录副墨存之”。[8](P124-125)至于其他形式的单篇诗歌,后出者则更多。
  由上可知,从创作人群、作品数量、所用体裁、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诸层面看,庚子国变的诗歌创作实达到了空前宏大的叙事规模。

三、空前广阔的社会图景

  庚子国变是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大劫难。别有用心的朝廷顽固派载漪、刚毅等人,凭借慈禧为后盾,利用义和团,挑起衅端,终致引狼入室,酿成巨大的民族惨剧。它引起一个感时愤世、悲怆激昂的诗歌创作高潮,产生了数量巨大的诗作,众声混响,万籁齐鸣,共同描绘了全息的国变图景。除了义和团、清廷、八国联军、各营官兵等当事主体,甚至梨园优伶、草野细民等下层人事也囊括在了诗歌叙述之中。可以说,庚子国变纪咏叙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诸如:

(一)叙义和团之乱

  国变始酿于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义和团起于淳朴乡民练拳自保,后因民教矛盾激发而始仇教。而后列强侵压、天灾频发、伪团增多,加上顽固派利用等因素,使义和团失控,势焰膨胀开来。团民拆铁路、毁电线、烧洋货,进京之后尤为疯狂。庚子国变之纪咏即始事于此。写义和团发迹之初,有诗云:“初起山东号义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惊辇下纷纷遍,真似神仙会驾云。”(《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初起山东”)又诗云:“黄巾遗孽起山东,膝上横刀顾盼雄。谁识先皇忧寇难,周堪一疏尚留中。”(《驴背集》卷一“黄巾遗孽”)写义和团在京师遍设神坛,有诗云:“万戟森严拥百神,神言箕尾是前身。谁知篝火狐鸣事,夥涉沉沉诳楚人。”(《驴背集》卷一“万戟森严”)又诗云:“是时京辇尚粗安,但惴宫廷有变端。一夕妖氛盈九陌,纷纷朱邸设神坛。”(《庚子诗鉴》卷一“是时京辇”)
  义和团所造成的破坏,也在诗中有沉痛的描述。义和团拆铁路、焚电线,有诗云:“洋气须教一例除,先烧电线火轮车。琉璃河接长辛店,此是鹏程发轫初。”(《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洋气须教”)随后杀洋人、烧洋货,纵火烧市,几近于疯狂。有诗云:“拔帜登坛气便骄,春灯谜语杂歌谣。可怜一炬成焦土,使相登楼拜火妖。”(《驴背集》卷一“拔帜登坛”)“药店朝来起火鸦,飞烟突卷箭楼斜。银房宝市繁华界,焦土凄凉剩几家。”(《庚子诗鉴》卷一“药店朝来”)“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问渠闭火多奇术,为底神灵误主张。”(《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大栅栏前”)

(二)叙慈禧之昏聩

  庚子国变中,清廷最高权力为慈禧一手所握。慈禧作为此次事变的主要角色,是庚子国变纪咏的重要对象,其所作所为及老悖形象是纪咏的一大主题。四月拳民大队逼近京畿,慈禧其时主意未定,派刚毅、赵舒翘前往晓瑜,名为安抚解散,实为查验义和团是否可靠。有诗云:“枢使联翩出国门,怀中密诏语微温。吞胡自是平生志,老悖须知念子孙。”(《驴背集》卷一“枢使联翩”)“使相巡行历保阳,空名墨敕散千张。城厢一夕标黄纛,奉旨团民字几行。”(《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使相巡行”)因赵舒翘覆奏含混其辞,慈禧遂以为拳民可信,便有对外宣战、一决雌雄之意,导致主战派仗势,杀害袁昶、许景澄。有诗云:“吏部清臞对奉常,九原携手见先皇。衔冤更比金陀惨,合葬西湖配岳王。”(《驴背集》卷二“吏部清臞”)随后围攻使馆,正式下宣战诏,有诗云:“不堪忍辱再图存,天语咨嗟国体尊。率土人民齐下泪,几行明诏此兴元。”(《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不堪忍辱”)酿成北都沦陷,帝后仓皇西狩,有诗云:“鸜鹆来巢帝出奔,啼鸟飞集延秋门。宫车夜逐萤光走,五百射生无一存。”(《驴背集》卷三“鸜鹆来巢”)
  在西行途中,又下令剿团。有诗云:“一局苍黄棋劫死,官家养贼成骄子。琅珰驿上闻铃声,射杀妖狐血痕紫。”(《驴背集》卷三“一局苍黄”)后来事态严重,无法收拾控制,乃痛下罪己诏。有诗云:“轮台遗恨古今同,六事何曾肯责躬。读到奉天哀痛诏,令人翘望陆宣公。”(《驴背集》卷四“轮台遗恨”)最后,诏许便宜行事,命李鸿章议和。有诗云:“尽卷阴霾见日星,九天霹雳下雷霆。金缯未暇酬邻国,斧钺由来懍阙廷。不为懿亲援议贵,非因媚敌始明刑。请盟何事多要索,又遣藩王赴柏灵。”(《庚子时事杂咏》不分卷《下诏定罪》)

(三)叙八国联军之劫

  联军以报复之名入京,京师遭遇了洗劫。有诗云:“痛煞诸王弄太阿,嚣然八国擅称戈。心惊君子为猨鹤,眼看雄心尽鹳鹅。叱咤风云驰铁马,凄凉荆棘泣铜驼。不堪城上悲笳起,四面军声唱楚歌。”(《庚子时事杂咏》不分卷《联军入京》)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抢劫、烧杀、奸淫,寻衅复仇,无恶不作。有诗云:“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琳琅百宝都输尽,不抵澄怀一炬灾。”(《驴背集》卷三“曲槛临湖”)联军占据颐和园后,园内所贮宝物,皆由骆驼运走,累月连日不绝于道。有诗云:“书币西通大国俄,合肥奉使主联和。如何捆载宫廷物,城内朝朝走骆驼。”(《金銮琐记》不分卷“书币西通”)除了抢劫宫物,民间亦遭厄难。诗叙抢官宅云:“巍巍肃邸富收藏,劫火销为瓦砾场。骨董图书尽抛却,窖金千万剩空坑。”(《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巍巍肃邸”)诗叙抢民宅云:“斗酒输将敢告疲,闭门翻惹海鸥疑。避兵漫倚平安帖,笞凤鞭鸾又一时。”(《庚子诗鉴》卷四“斗酒输将”)
  至于烧杀奸淫,无日无之。有诗云:“祖龙销尽咸阳铁,大索还因博浪椎。父老苦秦苛法久,收京日夜盼王师。”(《驴背集》卷三“祖龙销尽”)联军入保定,廷劭民率诸官出迎,以礼款接,寻竟被杀。诗叙其事云:“骑兵四出恣虔刘,雪愤谁能问主谋。甲仗道迎前日事,宁知廷尉望山头。”(《庚子诗鉴》卷四“骑兵四出”)敌兵每入室,女眷皆蓬头垢面,自毁其形,以防不测。有诗云:“美人深坐郁金堂,瘦尽蘼芜草不香。生怕妒花风信紧,容光消减带啼妆。”(《驴背集》卷三“美人深坐”)

(四)叙官军之勇痞

  京津一带参战的清朝官兵各营,也被纳入庚子国变纪咏的叙事序列。如叙天津初战,拳民获胜,内廷颁帑嘉奖:“捷书夜半到甘泉,百万优颁内府钱。前敌军民齐感奋,温纶贲自九重天。”(《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捷书夜半”)叙聂士成悍勇,聂家军力战:“细柳军成建节旄,软裘快马人之豪。岳飞有恨戈空枕,李广无功剑怒号。壮士突围犹裹血,男儿报国只横刀。诛奸独惜奇谋少,顿失戎机愧六韬。”(《庚子时事杂咏》不分卷《聂军死绥》)叙聂士成奉旨剿团,继而为团民所痛恨,终于八里台与联军鏖战阵亡:“沙场裹革此身轻,枉练前军三十营。死敌死民同一死,可怜可诋未分明。”(《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沙场裹革”)又诗云:“胡骑纵横陷八沟,羽书入告至尊忧。危星竟中飞枪陨,警电遥传急火流。独旅无援空感喟,前愆追咎太苛求。昭昭功罪非难定,究与偷生胜一筹。”(《百哀诗》卷上《统带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在天津八沟殉难》)叙聂士成战殁后调马玉昆所部驰援津沽:“靴刀首帕出京门,健将如飞马玉昆。行近大沽三百里,可能夺得旧营屯。”(《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靴刀首帕”)此外,叙军事形势日益紧张,各地征调纷如,官兵四出征捉:“征调纷纷乱若麻,军符四出捉官车。行人嗟叹穷官乐,十日关门不上衙。”(《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征调纷纷”)叙武卫军抢掠,被查处正法:“中堂令箭满街飞,武卫军中脱号衣。只要钱财不要命,马驮车载几群归。”(《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中堂令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创变追新的叙事艺术

  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叙事规模和内涵上,还体现在叙事艺术的创变追新。其突出的表征有近体组诗之联章叙事、长篇歌行之本末叙事等特点。

(一)近体组诗之联章叙事

  庚子国变纪咏摹绘了广阔的社会图景。由于描述对象和表现内容的扩展,相应地,诗歌叙事就需要能够容纳繁复情事的体式;于是,适于长篇叙事的诗体便得到较大发展,而联章叠咏的近体组诗就是其中一种。
  近体诗由于篇幅短小、音律谨严等特点,通常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联章组诗的出现,就冲破这种限制,以精心布局、意脉连贯的一组诗来承载一个主题,以大大增强近体诗的叙事功能。庚子国变纪咏助推了组诗联章叙事的高潮。如黄遵宪《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述闻》八首、《再述》五首、《天津纪乱十二首》、《京乱补述六首》,延清《危城五首》《纪事杂咏二十首》,文廷式《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樊增祥《闻都门消息》五首,曾广钧《落叶词》十二首,曹润堂《仿杜工部秋兴八首》,何藻翔《庚子围城中杂感》十六首,富察敦崇《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无名氏《庚子时事杂咏二十二首》,均是由五七言律绝联叠起来的叙事组诗。
  这种联叠成组,不是一首首律绝的简单相加,而有自身的组合规则与方式,其具体情形大概分四种。1.顺次为序。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选取若干重要的节点,按事变进程顺序逐一作诗,最终呈现出事件的循序发展。这是联章组诗最基本的组合方式,最为常见;而大型组诗的联结,则可能综合多种方式。如无名氏《庚子时事杂咏二十二首》,从《拳匪发难》到《东南立约》,顺次为序,联结成章。2.场景叠合。繁复事件的发生,往往包含诸多场景,场景叠合即依循于此。其法有二:或选择事件中典型的场景,依次为诗,并列组合;或同时呈现多个瞬时场景,造成读者视觉印象的叠合。如延清《纪事杂咏二十首》,以并列的二十首五言绝句,依次描绘联军进京后入住禁城、长驱宫禁、偷运宫物以及天坛永定门遭到毁坏等场景。3.一题多咏。指在同一主题的纲领下,从不同侧面、角度反复吟咏,起到营造氛围、强化情绪的作用。如曾广钧《落叶词》十二首,咏珍妃之事;郑文焯《杨柳枝词》,咏乘舆播迁之事,均是一题多篇而主旨一贯。4.基调绾合。即具有同一情感基调的数首诗绾合在一起。也就是,众多诗人因某件事引发一种强烈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作了数首吟咏对象不同、情感基调近同的诗歌,并冠以“闻”“述闻”“感赋”“有感而作”“秋兴”等题名。如黄遵宪《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文廷式《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樊增祥《闻都门消息》五首、曹润堂《仿杜工部秋兴八首》等。

(二)长篇歌行之本末叙事

  自元稹、白居易创立“长庆体”歌行之后,中国诗歌又多了一种适宜于长篇叙事的体式。到明清易代之际,以吴伟业为代表的诗人吸取元白歌行的精髓,继承其长篇叙事体制,进而精严音律、隶事用典,使“长庆体”变为“梅村体”。此风远播,遭逢庚子国变,相似的社会人生境遇诱使诗人大量创作长篇歌行,并使之篇幅更加巨大,题材更加深广,手法更加多样,产生了《宫井篇》《彩云曲》《后彩云曲》《圆明园词》《颐和园词》《檀青引》《天山曲》等一批长篇歌行。
  通常说,歌行篇章体制宏大,适于铺叙事件本末,表达深广宏大的主题。特别是“梅村体”以来的歌行,在详尽叙事、层递复沓的同时,又灌注家国之痛、兴亡之悲,呈现出酣畅淋漓的情感气势。庚子国变纪咏中的歌行在继承这个叙事传统的前提下,又有平面铺排和纵横交错相结合等新的艺术探索。长篇歌行的一个重要章法是分节转韵;就四句一韵而言,因韵脚不同而切分的节,均拥有相对独立的节段意;歌行叙事就是在对节段意的铺排与交错中进行的,或顺叙,或倒叙,或追叙,或插叙,或预叙,或补叙。这是歌行独特的时间调节手法,体现着叙事的节奏。
  以迈园老人《宫井词》[9](P181)为例,开篇第一节叙述珍妃坠井处的凄凉,接着韵脚一转,以一个“当年”来调节,追叙珍妃的成长、订婚、初嫁。又以两个“当时”“初闻”调节,插叙光绪亲政之初的危急、戊戌变法的失败、太后对珍妃的迁怒。之后再以“先是”调节,插叙大婚册封时帝属意珍妃,而太后强立其姪孝定为中宫。接着依次顺叙光绪被囚瀛台,珍妃不得相见;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京;两宫西狩,赐死珍妃。之后植入补叙,或从珍妃的视角,反讽“赐死尤怀母后恩”;或从光绪的视角,写生离死别的凄寒无助。接着回到顺叙,写次年銮舆回京,赐葬珍妃。之后从全知视角展开议论,写对真伪难辨、世事易变之感叹;继而哀婉光绪和珍妃凄惨的爱情悲剧,并插叙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以资参照,增强历史厚度。最后把个体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连在一起,发一通“儿女江山、兴亡遗恨”的浩叹,并以“剩有御沟呜咽水,年年遗恨哭沧桑”结尾,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定格在“御沟呜咽”中。由此可见,故事演叙并不是单一的直线顺序,而是把不同的节段意按照一定叙述逻辑,或对称罗列,或纵横交错,而编织成立体多维的叙事结构,从而铺衍为宏大的歌行叙事体制。这正是通过平面铺排和纵横交错相结合的叙事结构,来完美地实现了歌行体的本末叙事。
  综上所述,庚子国变时期,诗歌创作形成了空前的叙事规模。创作人群空前广泛,诗作数量空前繁荣,所描绘的社会图景空前广阔。同时,叙事内涵更加宽广深厚,它扩展了诗歌表现时事的界域,增强了诗歌叙事的技艺与功能。近代诗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于此展露其峥嵘一角。近代诗歌的叙事实践,不仅代表了近代诗歌的主要成就,更是因承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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