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
40年代后期的“新诗现代化”论述，作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1]，一直都备受新诗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又有论者在40年代后期平津“新写作”思潮以及“民主文化”的背景中，着重探讨了其诗学建构的文化政治意涵，将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学视野”纳入到讨论中。[2]当然，如果不止于“民主诗学”的说明、辩护，而试图有所质询，这一“政治学视野”也有必要进一步错综化。因为，在40年代后期“天地玄黄”的转折时刻，不同的文化构想、政治设计其实处在激烈的对话、冲突之中，即便在袁可嘉置身的学院知识分子群落中，对于如何“打开一条生路”的理解，其实也不尽相同。要挣脱后来逐渐固化的论述方式，恢复对特定观念生成之时代位置、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与相关路径的比较、参照，应该也是一种必要的方法。
扩展来看，在当代的诗人、批评家这里，袁可嘉的批评理论也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原因在于：以“综合”为核心的诗学建构，一方面坚守了现代诗的自主性原则，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的包容以及诗歌心智的成熟。依照40年代与90年代的对应逻辑[3]，这种辨证的开放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诗与历史”这一现代诗学的基本焦虑，颇能切合90年代以来当代诗人语言意识、历史意识扩张的内在诉求，诸如“反讽”、“有机综合”、“辨证张力”、“戏剧性”一类标签，也层层沉积，内化在当代诗歌的美学趣味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历史交错的脉络中，重新检讨“民主诗学”的限度与可能，对于当代诗自我认知的翻转、重新打开，或许不无裨益。
“民主诗学”与“第四组织”孕育 抗战胜利后，随着西南联大等高校的“复员”，一大批原来的京派知识分子重又聚集于平津两地，依托于诸多报纸副刊及文学杂志，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回应时代命题、推进国家重建的意识，似乎成为普遍的共识。杨振声1946年10月发表的《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4]，可以说是“战后平津文学界建设新文化的第一声呼喊”，废名、沈从文、陈衡哲、朱自清、李广田等，也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积极做出了响应。袁可嘉的批评实践，以梳理现代主义诗学和“新批评”理论为起点，进而批评同时代的“政治感伤性”，总结40年代诗歌的写作经验，在构建“新诗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最终拓展视域，阐发“诗与民主”之关联，提出“写一首我所谓现代化的好诗不仅需植基于民主的习惯，民主的意识……而且本身创造了民主的价值”[5]。以诗学建构的方式，来回应迫切的时代命题，“通过‘新文化’的培植来造成‘新国民’”[6]，这一过程确实发生在后期京派“文化建国”方案的总体背景中。当然，针对这样的“外部”解读，也有论者担心“新诗现代化”理论的独特性可能由此淹没，以至“不同于其他人的理论构架、理论细节甚至理论精髓反而显得晦暗不明”[7]。但换个角度提问，“民主诗学”的论述，是否能代表后期京派“文化建国”方案，同样也是需要考虑的。
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如何“打开一条生路”的理解上，北方的教授们的观点，原本并非一致。比如，在废名看来，“一条生路”要寄托在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孔子之道就是民族精神的代表[8]；朱自清、李广田则认为，这是一个“平民世纪”，“社会主义”与“民主”乃是今天的文学尺度，“一条生路”要在这样的时代意识中打开[9]。1948年11月，在北平即将被围之际，在由袁可嘉等发起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围绕今后文学是否要受“红绿灯”约束的问题，沈从文、冯至、废名也展开过论辩。倘若这次座谈会可视为后期京派作者最后一次集体亮相的话，那么进步与落伍的分野，也已悄然显露。在不同“生路”之构想的交错分化中，作为所谓“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中新生代的理论发言人，袁可嘉的“民主诗学”自然更接近于沈从文、朱光潜一脉，尤其是与沈从文提出的“第四组织”孕育的方案，有颇多呼应之处。
众所周知，40年代后期的沈从文十分活跃，不仅主持大报文艺副刊，聚拢年轻作者，而且延续抗战时期“经典重造”、“文运重造”的思路，在《新烛虚》、《从开发头脑说起》、《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等文章中，高调阐发一整套社会重建、国家重建的主张。简言之，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外，他试图另辟一条新路，“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10]，以此来粘合分崩离析的世道人心。发表于1947年10月的《一种新希望》一文，就似乎具有某种总结性。此文将当时文化政治方面的“转机”，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二是学术独立的重呼，三是文化思想运动更新的综合”。所谓“政治上第三方面”，指的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沈从文对此“第三方面”评价甚低，认为其依违于国共两大之间，没有独立的“政治”立场，而“欲收绥靖时局平衡两大之功”，遭遇挫折也是必然。对于“民盟”，沈从文颇多恶感，在相关的文章时常激刺，这也是他当时遭到左翼人士围攻的原因之一。[11]相对于“第三方面的政治”，第二种“学术独立”的呼吁当然更为重要，但沈从文也知道可行性不大，在目下情境中，“将不免近于‘闹市炼丹’”；他更为看重的，似乎是第三种文化思想“新的综合”，它普遍蕴蓄于不同的机构组织、社会群体中，“将在政治学术以外作更广泛的粘合于吸收……重在未来而不中在当前”，可以培养优秀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各类文学、艺术、体育、管理技术人才。这种“新的综合”，沈从文又称之为“第四组织”的孕育：
举凡一切增加上层组织弹性和效率，而又能沟通、中和多方面对立、矛盾，以及病态的集权与残忍的势能，都必然是从这个新的综合所形成的培养液中寄托希望。[12]
袁可嘉“民主诗学”中最为大胆、具独创性的部分，是将瑞恰慈的“最大量意识状态”之说，转置于“民主文化”的理解中：既然“人生价值的高低完全由它协调不同质量的冲动的能力而决定”[13]，那么“民主文化”的真谛也就在于“从不同中求得和谐”：
民主文化底重点一方面落在“不同”上，它允许并鼓励构成文化的不同因素（如教育、文学、社会伦理，政治经济等等），即构成社会的不同职业，不同志趣的人们区充分发展，在相互配合中完成它们作为部分的个体价值；一方面又落在“和谐”上，使各个部分的努力不仅不彼此抵销，而且能相互增益，而蔚为灿烂的理想文化。[14]
同样强调对立、矛盾因素的综合，比照沈从文的表述，不难看出“民主诗学”与“第四组织”孕育，二者在话语“型构”上的一致。将“民主文化”理解为一种意识状态，认为写一首现代化的诗的过程，就是创造民主价值的过程，这种以“文化”内在形塑“政治”的理解，与沈从文以“新的综合”为未来“培养液”的想象，也没有什么不同。
“新的综合”抑或“从不同中求得和谐”，似乎只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陈言套语”，在当时并无现实的可能性，但在1947年战争形势逆转的状况下，“第四组织”包括此前沈从文提到的“我们要个第四党”，却极易引来政治上的联想，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同仁就将《一种新希望》一文，识别为“新第三方面”的鼓吹，配合了“四大家族的和平阴谋”。[15]但事实上，沈从文的说法并非孤立提出，仅仅针对了内战时期的政治情境，在相当程度上，与他对五四以来文学（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考相关。这是沈从文自由主义论述之中不能忽视、且与袁可嘉有所交集的部分。
自抗战初期开始，沈从文就热衷于“讽世议政”，多篇杂文、政论都涉及“五四”的回溯。在“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及异变中，来诊断社会历史的走向，构想“文运的重建”的方向，也成了他一个基本的论说策略。在沈从文的理解中，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以语体文为媒介，在国民中培养出“信心”和“幻想”，也造就了后来北伐的成功、国家的统一。然而，自20代年中期开始，商业与政治因素的介入，尤其是后者的强力作用，却使得“工具”被“滥用”、“误用”，“国内思想界的分歧引起的内战，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国富民力无可计量破坏损耗”无不与此有关[16]。如何挣脱政治的约束、“工具的滥用”，回到五四时代文化启蒙的路线上，也成了他反复叨念的话题。复员北平之后，沈从文依旧不断重提“五四”，认为“代表中国的头脑的北平，还有个新运动待生长、待展开”[17]，这一“新的运动”也不过是“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在学术、教育、报纸副刊独立发展的基础上。[18]“历史如足借镜，‘五四’运动一切发展犹在目前”，在《一种新希望》中，他也直接点出了“第四组织”方案与“五四”之间的想象性关联。
虽然没有沈从文那样系统的思考，袁可嘉的批评也包含了类似从“五四”说起的维度。在1948年9月《我们底难题》这篇较少被提及的文章中，他就将文学（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转换为所谓“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区分：作为新文化的前驱，五四时代的新文学“给予一般社会的影响与启导，多产生在文化思想的方面”，以文学来“推进某一阶段文运的任务”也构成了新文学的本质，随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眼前作为文学主潮的人民文学”等潮流的更替，也都在这一逻辑的延长线上。在这里，袁可嘉不是抽象地否认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只是他认为二者的关系可以更理想的方式建立，即“文学对文化有所贡献是通过它们作为文学的内在的价值”，而并非只是推进的工具。因而，新文学的危机表现为“文学性”被“文化性”所逐渐消蚀、吸收，我们所遭遇的“难题”也表现为“不在忽略‘文化性’或独尊‘文学性’，而在如何通过‘文学性’加强新文学对新文化的贡献”。[19]沈从文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危机，来自国民革命之后“工具”的误用与滥用，袁可嘉则认为新文学从根本上就有缺陷，没有将“文化性”根植于“文学性”的内部。
沈从文、袁可嘉的判断不尽一致，但他们的讨论都触及到“五四”之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之间的结构性“难题”。正如沈从文提到的，出于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厌弃，选择以思想革命、伦理革命的方式，重新定义“政治”的内涵，打造新政治的基础，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基本战略。但要将“沙聚之国”转变为“人国”，回应现代中国社会整合、国家重造的核心议题，“思想启蒙”方案的不足也很快显现出来。依靠先锋政党的“主义”和“组织”，不断深入中国的基层社会，用高强度的革命“政治”来贯穿、调动各个领域，由此完成社会的整合与改造，成为历史后来的“选项”。这一过程势必会冲击政治、文化、学术、教育诸领域分立自治的现代社会想象，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也势必处在不断重组之中。沈从文、袁可嘉的忧虑，自然不无道理，社会组织的硬化与文化运动的工具化，始终是革命政治难以克服的危机。但从根本上说，革命政治与文化（文学）的关系也绝非那样简单，即后者只是“推动”前者、图解其观念的工具。一方面，要把握变动不居的现实，深入中国社会的肌理，革命政治本身要不断得到文化运动的支撑、修正；另一方面，在文化（文学）的内部思考政治的展开、阶级的关系、在体知民众情感与生活的过程中探索社会翻转的活力，并由此锻造新的媒介、新的美学，恰恰也是20世纪文学经验中最激进的部分。
对于沈从文、袁可嘉来说，置身“生产斗争实践”之外，要内在体认革命政治与文化运动之间的复杂牵绊，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沈从文后来就曾检讨，基于对“近四十年政治现实”的恶感，“政治”二字给他的印象，“向来就只代表‘权力’，与知识结合即为‘政术’，在我心里上历来便取个否定态度。只认为是一个压迫异己膨胀自我的法定名词”[20]。由这样的政治“恶感”出发，无论是“第四组织”孕育，还是“民主诗学”的提倡，即便触及到了现代中国的结构性“难题”，但在文化与政治、文学性与文化性将区别的前提下，将文化（文学）发生作用的领域，限定于人性的内面情感或复杂的意识状况之中，这势必也会大大缩减其自身的历史可能性。
两种不同的“新诗现代化” “民主在我们的时空中，则更是在争取中的一个含糊观念”，袁可嘉在《诗与民主》中如是判断。此言不虚，“民主”的概念在当时流通最广，不同党派、群体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其意涵也体现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所谓“文化模式”、“意识状态”等诸多层面。相较而言，“新诗现代化”立足现代诗学的内在价值，似乎应是一个更为中性、更少争议的说法。这或许只是表面的印象，在战争与建国的时空语境中，“新诗现代化”究竟指向何处，同样是一个需要“争取”的问题。
在袁可嘉的论述中，“新诗现代化”的命题，无疑是从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脉络中提出的——“要了解这一现代化倾向的实质与意义，我们必先对现代西洋诗的实质与意义有个轮廓认识”[21]。虽然后来他又辨证“现代化”与“西洋化”的不同，强调二者并不能混为一谈：“‘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异”，“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经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22]所谓“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指的是什么？考察他的相关表述，大致是指二十世纪传统价值的全面解体、现代经验的高度复杂变动，以及由此大致的精神冲突与紊乱。在这样的“自然程序”中，忠实于现实的诗人，“势必根据个人心神智慧的体验活动，创立一独特的感觉、思维、表现的制度”[23]。看的出，现代主义视野中西方文化“难题”，构成了“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的传统”的生成依据，但这一“难题”的普遍性如何，它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必然内在于“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进程，其实是可以讨论的。的确，在30年代卞之琳等诗人的写作中，“感性革命的萌芽”已然出现，新文学也不乏对矛盾错综之现代经验的表现，但在地域、阶层差异极大、普通民众缺乏文化参与能力的社会状况中，指向“最大量意识状态”的感性革命，或许并非如其预设的那般普遍，它的生成与传播离不开若干中心或口岸城市的特定人群。当袁可嘉提出：写一首现代化的好诗，本身就是在创造民主价值，他应该没有太多考虑，这样高质量的作者（包括读者），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如何、属于哪个阶层、这样的写作和阅读又是依托于何种文化的、经济的体制。[24]
在40年代，同样关注新诗现代化进程的，还有朱自清。在抗战时期一系列的“新诗杂话”中，朱自清从多个方面讨论新诗在战时的历史趋向，也特别关注到新诗与“现代化”的关系：
我们现在在抗战，同时也在建国；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目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制度，许多群体日在成长中。……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使新诗更富厚些。[25]
这段文字引自1943年的《诗与建国》，朱自清在文中列举了战时“建国”的诸种伟业，如工厂的搬迁与重建，公路与铁路一类巨大工程，大轰炸之后都市的建设、防空洞的挖造。杜运燮的《滇缅公路》作为“现代史诗”的雏形，则代表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显而易见，朱自清与袁可嘉对于“新诗现代化”的理解，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在朱自清这里，“现代化”指向的，不是现代认内面经验的错综安排，而是“建国”的伟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从袁可嘉的角度看，这样的“现代化”只是一种外部构想，仍意在以文学“推动”历史，没有立足于现代诗的内在本质，即一种独特“感觉、思维、表现的制度”的创造。然而，在朱自清的逻辑中，或许没有这样的内外分别，“现代”是一个散文化的时代，私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公众世界”，他的“新诗杂话”的问题线索之一，就是怎样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去想象新文学的可能性以及文体的伸缩性。他对朗诵诗、报告、新闻广播等新文体、新媒介的兴趣，就体现了这种问题意识。换言之，新诗的“现代化”与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内在勾连，完全可以相互激荡。
抗战胜利复员北平之后，朱自清的立场进一步激进，与好友李广田一样，对新兴的人民的文艺，持更开放的态度。有意味的是，他对“现代化”的理解，同样衔接于一种“民主”文化的构想。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等文章中，朱自清以历史演进的目光，梳理了不同时代文学尺度的变迁，特别强调在战后民主运动兴起的背景中，文学也要配合上新的“民主”尺度向前迈进，打破雅俗之分，打破特权阶级对文化的垄断，使文学朝向“生活的高度深度或广度”发展。[26]1948年2月在为文集《论雅俗共赏》所作序言中，他明确断言：“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27]如果说，袁可嘉对“民主意识”、“民主文化”的阐发，重点在现代社会内在差异性、矛盾性的包容协调，即在“不同中求和谐”，那么朱自清对“民主”的理解，则重点在固有文化体制的打破、普通民众的文化政治参与、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公共性。在他的期待中，“雅俗共赏”的意义，不仅在逾越“雅俗”，更在“共赏”的局面。这不是单向的俯就、启蒙、动员，而是双向的改造、新生；目标并非“二元”的沟通，更是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构造“一元”的公共性。[28]
同为学院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朱自清、李广田的社会位置，应该说与沈从文、袁可嘉十分相似，但相似“位置”上的时代感知、主体姿态，却又相当不同。对于“现代化”、“民主文化”理解的差异，也表现在诗与情感、诗与行动等问题的对待中。反感所谓“政治感伤性”，算得上是袁可嘉批评的一个起点，以“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实现为标准，他对“感伤”的定义与众不同，给出过著名的“感伤的公式”：从“为Y而X”发展为“为X而X”+自我陶醉。不过在常识的层面，对“感伤”的批评，还是针对了情感表达的直接、粗暴与浮泛。《新诗现代化》的开篇就写到：“我们默察近十年来新诗的直线发展，的确寒心于拜伦式浪漫气氛的作祟及其深陷错觉，不可自拔的窘相”[29]；《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也列出特别需要注意的两点：其一，“以诗情的粗犷为生命活力的唯一表现形式”，其二，“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任意的分行，断句，诗行排列的忽上忽下，字体的突大突小，成林的惊叹符号的进军，文字选择的极度大意，组织的松懈，意象的贫乏无力……”。[30]
上述批评多数指向了左翼诗坛，“任意的分行、断句，诗行排列的忽上忽下”，讥刺的就是当时流行的马雅科夫斯基或田间的诗体。这样的苦口婆心，却不大可能形成“同时代人”之间的有效对话，从左翼诗人的立场看，粗劣却有力的情感表达，不单是一种文学风格，更是一种“行动”，要在关键时刻推进历史的展开，离不开强烈的爱憎之情[31]，这是国统区激进文艺青年常会持有的一种观点。对此，袁可嘉也有明确回应，“诗能直接引起行动”的说法，在他看来是一种“诗的迷信”，并提出一种修正方案：“我想，‘诗是行动’只有一个合法的意义——诗是象征的行动；文字原是符号，当符号超过本身所代表的价值，而从整个结构中取得意义时……”。[32]随后，他又援引肯尼斯•勃克、布拉克默尔、布鲁克斯、瑞恰慈诸家学说，指出诗的“行动”可以转换为文本内部不同张力的融合消解。
将“行动”象征化、符号化，将其回收于文本结构与意识状况的内部，其实也是一种“行动”的祛除。这样的“回收”逻辑，同样存在于袁可嘉高度仰赖的资源——瑞恰慈的批评理论中。谈及瑞恰慈的意义，雷蒙•威廉斯认为他将艺术作为一种“意识”组织的看法，“恢复了观念和实践的统一”，是极有价值的一种观点：
他（瑞恰慈）经常概括论述丰富或复杂的组织，但是对于如何认真实现这样一个丰富或复杂的组织，他并未提供真正又说服力的例子。他经常会注意到复杂性，但是他随后进行的讨论往往是一种回归，回归到“复杂性”范畴本身，而不是指出如何最终改善和调整。
由于只能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接受并组织自己的经验，雷蒙德·威廉斯认为：“瑞恰慈虽然是反对审美主义的杰出斗士，实际上也是审美主义的继承者”。[33]这一判断或许同样适用于袁可嘉。
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及方法，对于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学院批评，产生过很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朱自清、李广田的批评实践。李广田所作《论感伤》一文，相当程度上与袁可嘉对“感伤”的批评同调，他40年代完成的一系列“文学论”，也大多延续了里尔克、瑞恰慈以来的现代诗学对“经验”的强调。朱自清在日记和文章当中，也多次记录研读瑞恰慈的心得，《新诗杂话》中那些精彩的“解诗”尝试与此不无关联。[34]这意味着，朱李二人对“新批评”有机综合的“经验”诗学，并不缺乏内在的体认。然而，他们40年代后期诗学的转变，恰恰表现为对一种“行动诗学”的提倡，对于朗诵诗、秧歌剧、“山歌”、“板话”、乃至“标语口号”，都有很强的认识兴趣。比如，朗诵诗的兴起与扩散，是40年代新诗展开的一个重要面向，相关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它的政治性上，即将朗诵诗作为推动政治运动的工具。朱自清却十分看重朗诵诗独立的文体地位，一方面分析“朗诵”得以成立的空间与媒介条件，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提出朗诵诗“得在群众的紧张的集中的氛围里成长”，而“这正是朗诵诗的力量，它活在行动力里，在行动里完整，在行动里完成。这也是朗诵诗之所以为新诗中的新诗”。当友人提出“朗诵诗”只能应一时之需，无法永久存在，朱自清补充说，配合着“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私人世界”的公众化也自然的趋势，朗诵诗和杂文一样会自然存在、发展下去。[35]“现代化”就是“民主化”，在朱自清的观念中，随着民众文化政治参与的增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势必不断被改写，这一切“其来有自”、“势有必然”，新诗亦可在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中，想象自身形式、功能的重造。这其中也包括固有情感模式的转变，当李广田在《论文学教育》中提出现代的文学教育，也应包括“恨”的教育，诗教的标准也可从“温柔敦厚”转为“爱憎分明”，朱自清读后，认为这一论断“颇精当”。[36]
对于所谓“新诗中的新诗”，即40年代后期新兴的文艺形式，袁可嘉也不是没有感知，如《新诗戏剧化》一文在阐述“戏剧化”创作方法时，列出了四个要点，最后一点专门谈及了朗诵诗、秧歌舞：
照笔者的想法，朗诵诗与秧歌舞应该是很好的诗戏剧化的开始；二者都很接近戏剧和舞蹈，都显然注重动的戏剧的效果。朗诵诗重节奏，语调，表情，秧歌舞也是如此。唯一可虑的是若干人们太迷信热情的一泻无余，而不愿略加约制，把它转化到思想的深潜处，感觉的灵敏处，而一味以原始为标准，单调动作的反复为满足。这问题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我还得仔细想过，以后有机会再作讨论。[37]
后来收入1988年版《论新诗现代化》时，这一段被整体删掉了。这段文字实际相当重要，将朗诵诗、秧歌舞与新诗的戏剧化命题衔接，“既显示了左翼对文艺界的强大影响力，也反衬了袁可嘉本人当时的理论包容度”[38]。从“反感伤”的角度，袁可嘉还是批评这一类文学的浮薄、单调，可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这问题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我还得仔细想过，以后有机会再作讨论”。显然，如何扩充“民主诗学”，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行动中，去把握这些新的文艺、新的感知模式，这是袁可嘉当时尚未及思考的问题。
何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 40年代后期，由左翼文坛发起的对北方自由主义的批判，相信读者已耳熟能详。与此相对照，北方的教授学人也不乏攻击性，沈从文的不少文章就夹枪带棒、暗中影射，不断挑动左翼知识分子战斗的神经。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论述的形成，也一直伴随了与左翼诗坛的论辩，他在1947年7月发表的《“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就是一篇总结之作。与《诗与民主》相仿，此文所谋乃大，如其副标题“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所示，具有极强的主动建构的意图，不只区分了两支相互激荡的潮流，而且尝试协调、整合，“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划分，也提供了一种透视新文学历史展开的宏观视角。
放眼看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音或显得二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的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
袁可嘉谈还是从“五四”说起，“人的文学”也确乎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主题，借用朱自清的说法，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正是那个时期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袁可嘉进而将“人的文学”的立场，归纳为两个本位意识：“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这样的说法似乎也涵盖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种倾向。
袁可嘉的批评以系统性见长，层层展开，条剖缕析，看似逻辑严密，其实内在的构造性很强。像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理念，除了“个人的发现”之外，也还包含了“普遍与真挚”的要求，即朝向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努力的面向，贵族与平民、提高与普及、“个人发现”与“走向民间”的张力一开始就蕴含其间。这样的内在张力，自然不是袁可嘉的关注所在。在后面的论述中，他进一步强调以生命本位为前提，“人的文学”必须尊重两个原则：（一）最大可能量意识的获得；（二）意识活动的自动性。它包含人生与艺术的双重肯定，“而这些看法又都是从全体，有机，综合等为生命与艺术所分担的诸般性质中推演出来的”。[39]袁可嘉使用了“必须”两个字，看似不容分说，某种意义的“偷换”却暗中完成。“人的文学”之内涵似乎被简化了，最终还是落实在“新批评”有机综合的趣味上，甚至可以说，“人的文学”无意中也被现代主义化了，普遍的“人”也具象化为一个内面复杂的知识分子个体。在其他的文章中，袁可嘉也暗示，这样具有内面深度的个体，需要在不断的自我教化与训练中成长[40]，背后的精英立场不言自明。
通过培养具有丰富内在经验，又具理性综合能力的现代主体，来创造“民主意识”、“民主文化”，这一“人的文学”方案在更大范围内，也连缀了专业分途、专家治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即打造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诸领域合理分化又协调的基础上，担当社会重造、文化重造的使命。而从“人民的文学”的角度看，需要扭转的恰恰是这种“政治无意识”，“专家治国”的方案无法应对在一盘散沙、积贫积弱中“建国”的难题，要完成社会的组织与重造，需要动员、打造新的历史主体。罗岗在最近的文章中，接续袁可嘉的问题框架，就指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差异，蕴含了基于对“中国国情”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套“政治规划”，根本分歧在于是否以及如何将原本不在视野中的“绝大多数民众”纳入相应的“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人的文学”对应的是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文化上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文学上的“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主义”；而“人民文艺”对应的则是政治上的“人民国家”、文化上的“印刷文化”与“口传文化”杂糅的复合形态、文学上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41]置身40年代后期的平津学院空间中，袁可嘉不可能具备当代学人的理论透视能力，和许多国统区知识分子相仿，对于新兴的人民文艺的感知也多是不完整、甚至负面的[42]，由此也无法把握两种“文学想象”之间的根本差异。当“人民的文学”被归结为“阶级本位”与“工具本位”，二者的区分还是被限定在艺术性与工具性、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峙中。
在40年代的语境中，“人民”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具有内在规定的概念。对此，袁可嘉不是不了解，也曾承认：“首先，让我们接受这个限制，即这里的人民是确定地指占我国全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今日的文化工作者都只能作为人民的同情者，拥护者或不关情者，而不能以人民自居”。[43]但与此同时，他也试图用“人”来统摄、消化“人民”（“人包含‘人民’；文学服役人民，也就同时服役人”），以此求得和谐，将“人民的文学”纳入到“人的文学”的轨道中：
在清楚地、坚定地把握住了它在推进民主中的社会任务、历史使命以后，“人民的文学”必须更进一步的了解，它只是从荷马以来的“人的文学”中一个阶段，作为一个支流，“人民的文学”正如浪漫主义，古典文学，象征文学，现代文学终必在“人的文学”的传统里溶化消解，得到归宿；终必在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终嵌稳本身的地位，找出本来的意义。[44]
袁可嘉自称要“敬向人民的文学进一言”，上面这一段就是“进言”的内容。借用郭沫若评价《讲话》的说辞，袁可嘉是以“人的文学”为“经”，为人类文学的主脉，而以“人民的文学”为“权”，为历史特定时期的“支流”，在“有经有权”的辨证中整合二种潮流，在常态的文学逻辑中去包容、消化“人民的文学”的冲击。他的用心可谓良苦，但殊不知“人民的文学”并非一种历史的“权变”、一种常态之外的“变量”，它要改写的正是那个文学之“经”，它要创造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政治类型。
要整合“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还有一个可以沟通的要点，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之中的“现实”。可惜，袁可嘉对此没有更多展开。一般说来，“现实”维度的加入，构成了40年代“新诗现代化”理论的突破之处，袁可嘉后来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其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区别，也主要体现在社会意识、现实意识与现代诗歌技巧的结合上。然而，如何更具体理解“现实”？究竟在何种脉络中把握“现实”？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现实”可以综合于“象征”、“玄学”？除了笼统地指称现实的深沉广大、与人生经验的密切相关，袁可嘉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现实”在他的意识里，大概近似于某种“时感”。在《新诗现代化》一文中，他就完整抄录了穆旦的《时感》之一，作为“现实、象征、玄学”之综合的具体例证。穆旦的《时感》四首发表于1947年2月，集中传达了“内战”爆发后普遍的社会焦虑、茫然：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袁可嘉分析了诗中“希望”与“绝望”的“交互环锁，层层渗透”，指出诗人“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揉和为一个诚挚的控诉”，认为“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45]在这里，袁可嘉使用了一个全称判断“今日中国人民”，笔者在另一篇短文中曾有所分析，穆旦诗中表达的焦灼与茫然，有特定的阶层属性，或许更多存在于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职员和公教人员的群体中。[46]
并非巧合的是，1948年10月袁可嘉在《新路》发表了“惹祸”的“诗三首”，其中第三首也是题为《时感》。“诗三首”同样表达了内战之中社会崩溃的无助感受，不只含沙射影攻击了左翼的革命阵营——“革命家与被革命家搭台唱双簧”（《香港》），第二首《北平》的结尾：“至勇者都必须自我搏求，像你所拥有，当今/重心的重心：傅宜生——将军队里的将军”，更是直接暴露自己的政治“底牌”。[47]在北平围城即将解放之际，这样的“时感”激怒了一群激进的文艺青年，当时《诗号角》、《诗联丛刊》等学生诗刊，都曾组织文章“围剿”袁可嘉的诗及诗论。[48]在这些文艺青年看来，袁可嘉是戴着“没落阶层的有色眼镜，斜视着走进了现实”，他对于现实的理解必然是不完整、甚至是歪曲的，无法看到大众中蕴含的仇恨与力量，因而他的“时感”也会逐渐稀薄。如果“投身于历史的肯定的上升的运动中”，“现实”完全会以另一种面貌呈现。[49]剥离嘲骂的语调、人格的丑化，这些小青年的攻击还是提出了一个相对有价值的问题：在一种急遽变动、社会高度重组的历史进程中，“现实”绝非是自明的，不同的立场选择、不同的历史认识以及实践路径，决定了现实之“时感”的色彩和展开方向。要包容、综合这个“现实”，可能需要比“良知良心”更多的行动、认识能力和主体决断。在这个意义上，雷蒙德•威廉斯对瑞恰慈的批评，值得在这里进一步引述：
……他倡导的理性原则（the rule of Reason）……在对抗他自己和其他人所分析的混乱局面方面，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理想于混乱在何处作用？对哪些团体起作用？他们在何处、在何种关系中遭到否认或确认？这些问题当然都需要回答，而且注定会引向实际生活中的作用与互相作用的整个复合体，而且我们不能把它简化为“当代处境”之类抽象的说法。[50]
同样，在穆旦、袁可嘉这里，对于社会崩溃、混乱的记录，即便沉痛有力、糅合感觉和思想，但在认识的层面，仍难免受制于一种直观的感受结构，如果不在特定的历史脉络、社会结构、乃至价值冲突中，去“争取”现实的把握，那么“时感”差不多也就是“‘当代处境’之类抽象的说法”。[51]
作上述的比较、检讨，并非是要故意苛责袁可嘉。在40年代历史剧烈的转换中，“新诗现代化”、“民主诗学”的建构，都体现了现代主义、自由主义诗学历史参与的诚挚努力，对于“不同中求和谐”之“民主文化”的期待、对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自主性、弹性的强调，在更长的社会文化重建的视域中，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但置身于平津学院、报刊构成的文化空间中，更多着眼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移植和“京派”诗学自身的代际传承，袁可嘉对于国统区另外的诗歌向度以及解放区文艺，有所接触的但缺乏内在实感，他对“人民的文学”的判断，更多来自对其“一统天下”的排斥性、攻击性的反感，某种文学能力、智识上的自信与“傲视”，自然也会包含在其中[52]。这大概是很多处于“中间”状态的自由知识分子分享的感受，相关心智建设、文化参与的努力，也是由其所处的时代位置以及特定位置上的“时感”所激励、同时所限定的。
历史回溯的目的，不只为了翻转“标准与尺度”，抑或进行“历史的同情”。更为重要的，还是如袁可嘉期待的，是“通过多方面真实了解”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相互激荡中形成一种总体的反思视野。这不是说，二十世纪文学经验中不同的路径、向度的冲突，可以在“多元和谐”中轻易化解。事实上，每种路径、向度都包含了对历史整全性的争取，在不同之中不一定就能求得“和谐”，但也正是因为有了相互的激荡，辩证的认知活力才可能涌现。在后来的历史理解中，如若缺乏这样一种激荡的总体视野，不能体察不同诗学脉络背后的社会感知、时代状况和认知差异，仅仅从当代的立场出发，陷入单一逻辑的辩护或反对，也就无法挣脱历史给定的那些认知模式，无助于当代文学“感受结构”的打开。
即如“民主诗学”对“现实”感、综合有机意识、“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强调，本文开头提到，之所以特别契合当代诗歌的内在诉求，很大程度上因为90年代以来多方面社会矛盾的绽开，使得当代诗作者也主动追求一种诗意的历史包容性、诗歌心智的成熟性。然而，语言之中经验的“最大化”，也可能只是一种风格意义上的复杂化，怎样使复杂、张力、包容的美学不止于“复杂性”展现本身，能在更具体的社会结构、历史脉络、情感结构以及当代价值生活的思辨中，更强有力地去“想象”现实，当年袁可嘉思考止步的地方，恰恰应该是当代诗“再出发”的起点。
注释：
[1]臧棣：《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4期。
[2]参见段美乔：《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王东东：《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2016年。“政治学视野”一语，出自张桃洲为《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所作序言《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
[3]参见张桃洲：《中国新诗的对应性特征——以40年代和90年代为例》，《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杨振声：《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1946年10月13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5]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1948年10月3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6]段美乔：《投岩麝退香——论1946—1948年间平津地区“新写作”文学思潮》，第74—75页。
[7]王东东：《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第264页。
[8]废名：《响应〈打开一条生路〉》，1946年12月1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9]李广田：《纪念文艺节——论怎样“打开一条生路”》，1947年5月4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10]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13卷，第39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1]参见李斌：《沈从文与民盟》，《文学评论》2016年2期。
[12]沈从文：《一种新希望》，《沈从文全集》13卷，第279—280页。
[13]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1948年6月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14]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1948年10月3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15]本刊同人、荃麟执笔：《关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
[16]沈从文：《“五四”二十一年》，《沈从文全集》14卷，第134页。类似的观点也可见同时期的《白话文问题》《文运的重建》《长庚》等文章中。
[17]沈从文：《从开发头脑说起》，《沈从文全集》14卷，第250页。
[18]沈从文：《纪念五四》，《沈从文全集》14卷，第300页。
[19]袁可嘉：《我们底难题》，《文学杂志》3卷4期，1948年9月。
[20]沈从文：《政治无所不在》，《沈从文全集》27卷，第38页。
[21]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年3月3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22]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创造》12期，1948年6月。
[23]袁可嘉：《诗与晦涩》，1946年11月30日《益世报·文学周刊》；引自《论新诗现代化》，第93—94页，三联书店，1988年。
[24]陈怀冲在《为袁可嘉的诗寻注脚》（《诗号角》1948年4期）专门分析了袁可嘉多元差异、有机综合的诗学，指出：“诗人由不同的价值体系的诡辩立论，神往于‘多方面’发展的绚烂，在根本上只说明了一件事，即这些‘多方面’不管表现得如和五色缤纷，都必自觉或不自觉地拱护着‘剥削阶级私产神圣化’这一观念，那些科学的、伦理的、宗教的价值体系都不等不是服从于这一‘观念’，也只有在这剥削的基础上才容得下这群魔乱舞的多方面发展。”这一批评或许过于粗暴，但确实点破了“在不同中求和谐”背后现代市民社会的观念前提。
[25]朱自清：《诗与建国》，《新诗杂话》，第44—4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26]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朱自清全集》3卷，第13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27]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序》，《朱自清全集》3卷，218页。
[28]在《论通俗化》中，朱自清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认为“通俗”的提倡不应落入“雅俗”的老套子，目标应该是“一元”的：“扬弃知识阶级的绅士身份，提高大众的鉴赏水平，这样打成一片，平民化，大众化”，最后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例，提出了“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的期待。（《朱自清全集》3卷，第143—145页）
[29]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年3月3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30]袁可嘉：《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1946年1月27日《益世报·文学周刊》；引自《论新诗现代化》，第55页。
[31]项黎（胡绳）在《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种就写到：“强烈的爱与增正是人生活动的最崇高的动力。或许有人说，把感情当做人生活动的动力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感情有时会是很粗暴的，无节制的，是的，这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历史上每一次大的转换期中，做先锋的，成就了英雄的事业的，岂不总是那些有着分明的是非观，而又鼓舞着最热烈的爱憎之情的人么？”
[32]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文学杂志》2卷11期，1947年4月。
[33]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第266—26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34]参见孙玉石：《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5]朱自清：《论朗诵诗》，《朱自清全集》3卷，第254—262页。
[36]朱自清1948年2月23日日记，《朱自清全集》10卷，第49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37]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诗创造》12期，1948年6月。
[38]邱雪松对删除一段的不同版本，有过细致的比较分析，也敏锐指出：1988年结集时，袁可嘉将此点删除，“无疑塑造乃至迎合了彼时文艺界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与左翼诗歌理论二元对立的潜在心理预期”，这导致他最初诗论中的复杂性反而隐而不彰。（邱雪松：《呈现与建构：关于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的思考》，《文艺争鸣》2017年9期）
[39]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1947年7月6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40]比如，在《批评漫步——并论诗与生活》（1947年6月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中，袁可嘉提到作品中经验的提高、推广、加深、乃至不同经验的综合结晶，“一部分根据先天的气质的自然发展，一部分依赖自我的教育与训练；个人的趣味素养在此分野，心灵品质的高低，优劣也就各具模型”。
[41]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文学评论》2018年4期。
[42]1986年在《论新诗现代化》的序言中，袁可嘉也谈到自己当时对“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和创作都缺乏全面的理解，“在指陈流弊时，不少地方失之偏激，大有把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盲目情绪”。（《论新诗现代化》，第2页）
[43]袁可嘉：《批评漫步——并论诗与生活》，1947年6月8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44]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1947年7月6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45]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年3月3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
[46]姜涛：《一个诗人的内战“时感”》，《读书》2014年9期。
[47]袁可嘉：《诗三首》（《香港》、《北平》、《时感》），《新路》1卷21期，1948年10月。
[48]其中，《诗号角》1948年8月由北大低年级学生创办，成员赵立生回忆这份诗刊对当时诗歌的逆流进行了斗争，“如第四期‘诗论专号’，主要是批判讴歌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反动诗歌——《你，将军队里的将军——傅宜生（傅作义字宜生）》。”赵立生：《回忆〈诗号角〉》，《新文学史料》2012年2期。
[49]宁可：《袁可嘉和他的方向》，陈怀冲：《为袁可嘉的诗寻注脚》，《诗号角》1948年4期。
[50]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第268页。
[51]有关袁可嘉诗论中“现实感”的检讨，参见何浩：《1980年代袁可嘉重返现代主义的思想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10期。
[52]谈及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作家的心态，洪子诚老师曾有这样的分析：“在文坛所占地位上，他们处于‘弱势’，但在文学创造的信心上，却十分自信：这是他们在理念上强调‘民主’、‘容忍’的根由。他们一派会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有才华，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他们都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没有才气、平庸的作家，才需要文学之外的东西，比如拉帮结派，靠外部力量，来提升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我们设想一下——这种设想可能不太好，有点刻薄，而且好像没有根据——当他们某一天成为强势力量，并处在控制的地位上，他们是不是还会提出要‘宽容’、‘容忍’呢？”（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145—14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