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轻滑屏幕，打开iOS每周
给我发送的app使用时长报告，微信总是毫无疑问地拔得头筹。我时不时需要清理一遍手机存储以防微信崩溃。它之于我，就像是象征性人际关系的总和。朋友圈不断蹦出的小红点总让人手痒地刷上半个小时，为的是能和朋友们远程获得一种参差的共时性，不过我们也必然共享同一种代价：为这半小时的流逝深感忧郁。习惯于移动支付之后，手攥真实的现金居然不能使我感到财富的增加，因为它并未体现为电子账户数目的变化。我在过着一种超真实（hyperreal）的生活——“比真实更真实”。我常想一怒之下想摆脱社交媒体对我注意力的占用，做一个20世纪作家（“20世纪”是个多么遥远的时代），在某个法国南部小镇咬着笔头给友人写信。但同时我又深深地怀疑，当代互联网隐士的美德又能怎样回应海量信息与数据对时空造成的侵凌？
作为早期“90后”，我在千禧年初亲证了互联网这种媒介的普遍化应用，我们从古典的纸媒时代一下跳进光电速度带来的眩晕感之中，同时，认知技术、读－写的技术以一种不可预期的速度发生着剧变。这是维利里奥的“光速世纪”（siècle de la vitesse de la lumière），也是斯蒂格勒所谓的“超工业时代”（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技术已然成为知觉意识延展部分的器官，控制论、大数据与社交媒体的数码化在塑造着个体的感性生活。算法社会炮制出新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我们的写作与艺术创造，抑或现实中的所有社会交往实践和娱乐生活都被技术重新塑造。
就连艺博会这种充满着老派精英气味的场所也被虚拟化了，譬如ART MOMENTS 2019朋友圈艺博会：你可以平躺在家，用手指滑动屏幕“云观展”，无需机票、酒店就能到场，免去了在艺博会摩肩擦踵的尴尬。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远程登录的在场与肉身在场具有了同义性与等效性，我们通过对屏幕一次次按键和点击，辨认出存在的涌现和事件的到来，会在一种光速电子瞬间实现在场，这种“实时”世界的远程在场（téléprésence ）亦即维利里奥的所说的“速度透视”（dromoscope)。技术在使主体的速度倍增之际，也使得我们将对现实的地形学记忆与符码错置、颠倒了。
屏幕，已然是斯蒂格勒所说的那种体外的“记忆装置”，如网膜般地包裹、连通着我们，并且持续生成着当下的世界秩序，它关联着的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全都与我们唇齿相依。在数码资本主义的算法治理术中，用户就像蛞蝓一样，作为痕迹的生产者被精准地追踪：搜索引擎会把个人所有搜索的关键字记录在服务器中，并关联到个人IP或者网卡MAC，定点投放广告。云存储时代，你一生数据的持留将成为永久漂流的互联网遗产，被定点打捞并生产成新的前摄。甚至，在社交媒体所造就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用户的动态更新所收集被算法用来定向推荐，你在被自媒体的数据“个性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它心照不宣的共谋。斯蒂格勒认为，这种“记忆外在化的技术”实际上会导致普遍的人的无产阶级化（prolétarisation） 和“象征贫困”（misère symbolique），即个体的感性生活被技术机械性地挟持，从而造成“短路”。
当个体的日常被算法体现为“数据”，又该如何看待社交网络中的“友爱”？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友爱”恰恰是文学书写发生、转移和产生“效用”的情感场域。点开微博、Instagram或者脸书这类SNS网络，它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向你推荐“可能认识的人”；在即时聊天窗口和事件流的切换、滑动中，人类的主体间性与互动交往也被数字网络和信息技术所改造，那些人际交往中颇为复杂的预期被拆解成好友互动次数、媒介场景关系度、地理位置相关度。当我们被朋友圈刷屏转发的热门文章抓取了注意力，当我们聚焦在同样的时间客体上并为之感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从感性能力正被数码技术外在地操纵？
作为写作者，我们最关心的自然是互联网“云写作”之于写作生态的影响。有趣的是，社交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或多或少恢复（或者戏仿）它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或许因为诗歌具有高度辨别性的文体形式，误打误撞地成为了某种潜在地具备动员性的“文案”，屡屡在各种重大事件的纪念日作为辅助性的注释，用来提供抒情的材料。Instapoet（这一生造词的字面意思是“Instagram式的诗人”）可能是社交媒体式写作的一个典型案例。据统计，自2017年以来，Instapoets 的作品就占据了美国畅销榜的半成左右；而对应到中国的本土语境中，他们显然是指那类“朋友圈诗人”或“公众号诗人”。
他们深谙朋友圈诗歌的“软文写作术”，即某位知乎答主口中的“三点一线”：痒点（让消费者想象到的优良体验）、痛点（无法获得该功能会产生怎样的痛苦），利益点（解决方案），以及故事性（热点、冲突、悬念、争议等）。与那些崇尚文学书写之物质感、过程感的写作者不同，与那些将钢笔笔尖触碰稿纸那一瞬间产生的爽感上升为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的“书写原教旨主义者”不同，我将注意力放在了朋友圈诗歌带动的一种文学性的普遍推广。尽管不少批评者谓之为廉价，但社交媒体本身带给人的赋权式想象，的确帮助“文学性”这个曾经至高至伟的存在物进入了一线的写作运动现场。我们时而笼统地惊呼：进入新世纪，我们的作品越来越虚弱地偏离了文学性。然而，恰恰是微信朋友圈诗歌的诞生分流了曾经依附于所谓严肃文学作品之上的文学性，从此，文学性也可以像一群有益的细胞流淌在血管般的电子精神快销品内部，从而准许文本性对文学性的悄然取代。
因此，我既不赞同硅谷主义者对“技术转向”的沉溺，也不想回到传统人文主义话语对技术的前置性焦虑之中，因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与技术一体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微信朋友圈之类的电子媒体也是“药”（pharmakon），存在着毒化与解毒的双重契机。要用屏幕去活/生活，因为我们不能从中脱身、也无须从中脱身，我们必须投身于此，通过贡献的药理学（pharmocology of contribution）去“写屏”。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技术－书写的药学来解除我们身上的瘾，又被残留的瘾拖着继续进行新的书写——产生新的踪迹、新的生命的外部化实践。屏幕一次次将我们拖入迷幻的危险，而我们必须通过书写找回绝境逢生的能力，让激情与欲望重新穿透进来。
2019年8月19日凌晨，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