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三十年来的诗歌，想起许多诗人的跌宕妩媚，真是无从说起。何况长辈与晚一二三辈中结交与偶遇的都少，就196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辈，有人十年前曾经品藻，“一事无成，一身是病”。我属于这一辈，自然默认，因为想到的反驳更加张皇：历三十年而东西罔替，左右不适。没人能被替代，就像没人不能被替代；无论从左从右，都无法澄清自己的社会和文学观点，这是踏实的难堪。一个写诗的人，当然不去妄想一个超越左右、干部般的决断，因此缩回对诗歌的社会性推测——昏暗斯嚣，算是勉强有个本分。
在文革中成长、在八十年代还保持着幼稚理想的这一辈写诗的人，知道八十年代末发生了什么但并未终结什么。他们不暴力呵斥之后猛烈裹挟的所谓前进以及倒退。他们是懂得尊重的一代中尤其世故的一小撮，不因为眼下没见到社会就去攻击这不存在的该在。他们在写诗以前就决定从父亲般的惯性的阴影独立，写诗以后厌恶公开的写作行为，设法在隐匿中谋得真实的立椎，哪怕是真实的没有。他们却必逢诡异，某种真实如果不是某个“真”的实现，就该自我彻底出来一个“真”，概念或者真理，但他们先天恐惧与避免这个，不怕半途而废。
简直天然地近乎中庸了。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受到欧美文学的启发，他们受欧美作家读到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的启发，他们与前辈一样去到欧美，他们生活一段以后选择回国。他们逐渐找到独立看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立场，他们不承认这里的困境等同于世界其它地方的困境，虽然这里的当代诗歌也是困境的超生儿。这里的困难庞大频密，把我们锻炼得见怪不怪，认为别的地方的人大惊小怪，以至于我们不再感觉得到个人的与社会的困厄。我们的神经经过了电击和淬火，高压和贿赂不复致窒息；我们发明我们管用的胆寒直至胆怯，去会晤语言的生疏直至世界的轮廓。
为何这一辈热衷于忤逆前辈垂范，动手解剖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充当自己的批评家？他们自度他们同时具备批评才能，还是认定批评风气必受貌似批评的强行写作之胁持，进而达到某种价值肯定？俱不是，他们想要第二度确定限度。这一辈诗人为局限而生，试图在偏窄的设限中寻找到小而明确的公私临界点。无论这一辈的不同圈子之间存在多大分歧和敌意，无论其成员有着多唐突的命运，他们都在五十上下，发挥影响力的时间不多了。他们不像前辈那么挥斥政治，政治不过是党派和票数；他们深知无周围则无我，注定要在退休前作出决断；这个临界点的接近也是告别时刻的迫近。然而，他们了解社会仅关一环，改制终得了了，写诗对付不了的终是写诗惯性乃至诗歌的毫无意义。正如他们不像前辈那么指望传播，传播如非献丑，即有务虚之嫌，即纠结于没有。
我曾误以为诗歌是养出来的。我们这一辈缺了个直接传统，是自己饲养了自己，所谓父母，是去认领和收养的。道义多少有一点点，血统则全无。这一点利于确立个性和风格。回顾起来，这一辈像样的个性和风格颇稀少，比起前后却乱七八糟多点儿。缺了直接的继承等于少了可靠的教养，致使这一辈之亲切处等于陈规，严厉处胜过阶级。写诗的谁会蠢到自立法度？这一辈中这样自欺的人确又多多，我们三十年来天天干这蠢事，好像语言会迷人地显示伦理，而不是迷人地显示空缺。我们写了那么多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个人、社会和世界的内容，砌了那些框框，不是暴露空缺是为了什么？
到这一辈暂忘长等和抵达，与肿胀地堵在面前的困碍要么决斗要么和解的时候了。要么明言，这毒势正是扎根的时机。大体有无，来去如何，到交代的时候了。然而，我对诗歌还没个忧戚呢，不知道怎么写一首新作。我估计我没有错估，我们无须像海德格鼓励的那样果断变成新手，我们在我们俨然成为新兴保守势力并将这势力自觉不自觉地灌进诗歌的这个社会和这个文学社会中，确是新手。不必对自己撒谎和抹黑，我们这一辈无论现在哪里，困于各自用清楚的年纪加可疑的努力积攒的既得利益——曾经鄙视的俗气的套子（鄙视原来是妒忌啊），而很少考虑再出发。我隔膜这个。每一次听同辈讲传统美德与心得体会，我怕得要死，怕受牵连。我们有个社会合法性的题目，除此之外，我们分享着自然的腐烂及其蒙受的描述之腐蚀，除此之外，与谨守诗歌部分地反人性的底线的同道为伍，除此之外，我们和我们的面具逐一地谅解那些不能谅解的（流与滞）。
既然，我们是社会避孕失败与文学授精失败的结果。
2011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