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 译[1]
我们打开一本书是为了阅读，送出时却要阖上。
……如果说，我与法兰西语言长久以来就密不可分，我是知道我在我们国家的文学中占据什么位置的，但严格说来，那并不是一个位置。与其说它是一个作家的位置，毋宁说是一本不归属于任何范畴的书的位置。所以说，它是一个由书划定了界限、并随即由接续而来的书所宣告的位置。是由被书写之物为书写腾出的位置，就好似每一页书都任由我们占据，但只是为了让我们通往下一页；就好似书是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空间里自我完成并自我了结，而一旦那空间被词语覆盖，也就变成了书的空间。
而在那巨大的运行内部将我的作品带往其虚幻之终点的，用的也是同一种方式。
中心并不存在。一个点孕育出另一个点，于是，某种偏离中心的话语围绕着这个点而确立了自身，某种追问也随之发展出来。这是个没有回头路的点。
我索要了这一似乎并不在场的位置。它确认书是我唯一的场域，是我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场域。是我倚靠的一个非场域之场域，但更为宽广。
话语从其他所有话语的沉默中浮现出来，而这样的沉默也是荒漠。
如果一定要为自己书中的话语下个定义的话，我会说，它们是在瞬间中可闻、可见的沙漠之话语、沙之话语：是某种极度聆听之话语，是极为古老的记忆。
荒漠的经验既是话语之场域的经验——在那儿，它是至高无上的话语——也是话语之非场域的经验——在那儿，它在无限中自我迷失。所以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是在它浮现之际抓住了它，还是在它不可置信地缓慢消退之际抓住了它：不知道那是它令人目眩的浮现时刻，还是它难以察觉的消退时刻。
或许，我们能听的无非是一句临近其终结的话语，因为没有任何开端不知道自己大限何在；就好像那话语为了能被完全把握，也必须见证自己从诞生到死亡的变迁似的：从它浮现时所照亮的虚无，到它没落时又重新融入的虚无。
在此情形下，创造仅仅意味着让我们看到一个客体的诞生与死亡。我们言说，我们书写，都只为了这一刻。时间的持续并不属于我们。
词语的重量当然只能是穿越人之经验的词语之经验的重量；是共同之过去的重量，是共享之未来的直觉。
显然，某些词语承载着我们所能拥有的全部情感，比如“爱”和“死亡”，但这两个词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并不能产生同一种共鸣；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的故事就隐藏在我们那些日日夜夜的故事后面，带着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欢欣，带着我们的泪水和我们的笑声；惟有这样的故事才是我们要以词语——我们是其猎物——揭示的，但无能的词语却难以把握这个故事。
但在讲述我们的故事的同时，它们能否也让我们重新体验一下在我们自身记录下的、比我们更为古老的故事？
聆听一个词语，意味着要特别聆听它的回声、聆听它无限的延展。书便建立在这种聆听之上。
对“您认为自己是个犹太作家么？”这个问题，我始终回答说：“我是个作家和犹太人。”这个回答或许一开始让人难堪，但它表明了我主要的关注，即不得将二者混淆，也不得将其降低到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步。
然而，就在我宣称自己是个作家时，我发现自己早已是个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的历史和犹太人的历史都无非是他们所夸耀的书的历史。
正是我作为作家的追问允许我以该追问的全部重量向犹太人的追问靠近；仿佛犹太人在既定时刻的进展庶几便是书写的进展。
无论是塔木德派还是喀巴拉派，犹太人与书的关系和作家与其文本的关系一样炽烈。二者都同样渴望学习、认知和破解其已刻入每个字母中的命运，而上帝已从字母中消隐。所以，他们的真理若有不同又有何妨！那是其存在的真理。是其语言的真理。是合二为一的书之话语，因为犹太作家并不必然是那个在其写作中将特权赋予“犹太人”一词的人，对他而言，“犹太人”一词包含在词典的所有词语当中；一个词语，惟其对存在而言愈是缺席，其自身便愈是词语当中的每一个词语。
“犹太人”一词伴着每个犹太人诞生和死去；它是由每时每刻所担当的一个远古之创伤的词语。
六百万具被烧焦的躯体，以其永恒化的恐怖图景将我们这个世纪一分为二。
在评估那场灾难的惨烈程度时，谁能忘了其起因而仅仅记得其无辜呢？
不，一个犹太人主题并不足以构成一部犹太人之书。犹太人的叙事不在于轶事、告白和本土的色彩，而在于书写。我们无法讲述奥斯威辛。每个词语都在向我们讲述它。
某种犹太式书写是存在的，这种书写令人不安，因为它历来知晓如何自保。栖身于书写内的书写。我们了解这种书写，了解它重返源头寻求道义力量的执著，了解它追问自身、一再言说不可言说者的执著；它是某种面向未来的、紧绷的晕眩之言说的话语，书写对其脆弱性从一开始便心知肚明。焦虑之话语，虽令人不安却又亲如手足，一经言说即精疲力竭。
受文本约束的犹太人面对自身的真实而活，藉每一个字词而一丝不苟地重复着同一个词语的期盼与愁苦，并以那个词语作为了自己的名字。
犹太人的话语是深渊之话语，书对之敞开。
对犹太人和作家而言，某种永恒的开端——并非重新的开端——是存在的，那是面对作品的同一种惊奇，是对有待阅读、有待言说之物的同一种信念。上帝是其话语，而这句活生生的话语将永远被一写再写。笃诚的犹太人惟有通过圣书而走向上帝，但对原初文本的评注并非是对神之话语的评注。它只是对人之话语的评注，而人之话语因神之话语而夺目，正如飞蛾因灯火而夺目。它评注的是飞蛾之疯狂，而非耀眼的灯光。飞虫和书的命运都是要在焚烧中毁灭的；但其死亡并非以同样的方式，也不在同样的时段。接近文本的途径多种多样，往往还很神秘。书的道路是直觉之路、聆听之路、期待之路、后备之路、勇气之路，它由字词所开辟，由问题所维系。开放之路。
一种每每都不会被感知为新的真实的真实，能否自诩为唯一的真实？上帝居于永恒之中；而人则在生命里持续走向思想欲一探根底的死亡。不朽的话语对抗着一切有限的话语。书见证着这场任何一张纸页都无法化解的冲突。然而，上帝仅存在于人的话语里，并由人的话语生成和毁灭。共有的痛苦。
最为本真的宗教话语能否就是无神论者的话语？我们只能在远处真实地言说。未经分离的话语是不存在的。这种分离就是那难以忍受的缺席，每个词语都与它迎头相撞，正如每个被赋予的名字都与那不可妄呼的圣名迎头相撞一样。
然而，分离是为了相认——我们难道不需要字词之间的空白，以使字词变得可读么？我们难道不需要话语之间沉默的一瞬，以使话语变得可闻么？——词语之间没有其他联系，惟有此种缺席。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让话语所追随的运行变得可以感知——从话语所打破的先前的沉默，到话语缄默不语时所引入的沉默。书之无限。
我的作品——这样称呼我的作品时我总有不少顾忌——常常被说成是具有颠覆性的。如果看上去的确如此，那仅仅是因为我受制于自身的不确定性并下决心克服它们，故而会毫不犹豫且毫不谦虚地将自身的矛盾展示出来。
矛盾令人不快，甚至令人恼火，因为矛盾损害判断。
话语一旦溢出口唇，便进入了流亡状态。与话语化为同一，意味着拥抱话语的未来。
为什么新生儿从子宫中娩出时的哭喊是痛苦的哭喊？那绝对是因为当他用自己的语言、以一声生命的哭喊来宣示自身时，他已经是一声流亡的哭喊。
藉自身的话语，我们永远都是孩子的哭喊声，那哭喊声寻找着一张熟悉的脸，寻找着一只温热的乳房，寻找着爱。
那个字词如同黑夜里的一颗星，在空白的纸页中心流亡。所有词语都回应着这一流亡。
我们只追问流亡，追问缺席。别无所写。
如果那回答确立了自身的场域，问题便将那场域变成了自己的宇宙。问题没有场域，场域的问题也并不存在。回答意味着长眠，意味着死亡；苏醒意味着追问。当我把特权赋予后者时，我便并非毫无困难地保留了敞开。对我而言，从来没有一个场域不是场域的开放。
我就是这样让书生存的。
我希望推进得尽可能远，那对我意味着推进到可以言说的边界，以实现身为犹太人的我和我所背负的书之间的渐进调适。但我指涉的是哪个犹太人、哪本书呢？或许既不是那个人也不是那本书，而只是忠实于一句来自于荒漠、已化为犹太人自身的话语——因为那话语浮现于我们被碾碎的所有话语——忠实于一本绝对的、神秘的、每本书都在徒劳地试图复制的书。
我们与犹太性、与书写之间的关系，便是与陌异性之间的关系——既是其原初意义上的陌异，也是其此后已获得的意义上的陌异。它可以在我们最无条件时将我们变为异乡人中的异乡人。
身份或许就是一个陷阱。我们就是我们所生成的人。
所以，成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作家，就意味着同时承担起超越犹太人和超越一本书那种不可超越的完满。
其最大胆的赌注，或许就是在每一步中找到那个可以对与“绝对”之所有关系的不可度量性进行度量的秘密尺度。
短期内，超越意味着不可能，意味着失败。拒绝失败，或许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充满可能的冒险。
我们的自由正在于此。
我想引用三段话来结束这次演讲：
首先，是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的一段话：“如果你追问自己的犹太身份，就意味着你已失去了这个身份，但你仍然要坚守这一身份，否则可能就无法再行追问。”
其次，来自于莫里斯·布朗肖：“谁在书写，谁就在书写中流亡；那儿是他的祖国，他在那儿并不是先知。”
最后，借用一段我书中某个虚构人物的话，我就躲在这个人物的后面：“面对曾让每个作家心力交瘁的不可能的书写，面对作为犹太人的困难——过去两千年来，这些困难一直撕扯着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民族——作家选择了书写，而犹太人选择了生存。”。
（“在犹太教看来，当然存在着一个必然由神圣所渗透的世俗领域。”
——格什姆·斯科勒姆[2]《忠诚与乌托邦》（Fidélité et utopie）
他说：“犹太教的力量，便是以唯一真理之名引发矛盾。”
他又接着说道：“对真理而言，每一天都是胜利的镜鉴。”）
（1982年4月21日，巴黎）
[1]本文选自埃德蒙·雅贝斯《边缘之书》（Le Livre des Marges），法国：Fata Morgana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186页。
[2]格什姆·斯科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犹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喀巴拉和犹太教神秘主义专家，生于柏林，卒于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