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朵兄”视频号 会员列表
主题 : 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之“伽玛,历史的奴隶”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2-21  

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之“伽玛,历史的奴隶”

叶远厚



  提起伽玛,不由得就会想起我曾在那里上过中学和大学的一座城市的画面。欧洲有一些地方总是让历史、地理老师感到特别烦心,如的里雅斯特、萨尔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威尔纳(Vilna)小城就是这样一块伤疤,在上半世纪它曾属于不同的国家,驻扎过不同的军队,每改变一次归属,油漆工都要把街名和功能标志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使用新的护照,遵从新的法律和禁令。威尔纳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现在它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个空洞的名号,那是为了掩盖俄国人正在有效地实现沙皇领土扩张计划这一确凿的事实。
  我上中学、大学时,威尔纳城归属波兰。它掩藏在林木葱郁的山谷中,远处是众多的森林、湖泊、溪流。透过树梢,它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在旅行者眼前,耸向天空的教堂塔尖相互呼应,那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的,金黄的塔尖与四周的松树白中带黑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如画一样的美丽。传说有一位立陶宛君主野外打猎,在火边睡着了,作了一个预言之梦,在梦的魔力影响下,这位君主在他睡着的地方建了一座城,这就是威尔纳城的由来。经过若干世纪,威尔纳仍然是一座森林之城。作为欧洲常遭抛弃的一个省,它的居民说波兰语、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或是三种语言混杂着说,保留着其它地方早已遗忘的风俗习惯。当然我说的是过去的事,因为我童年生活过的这座城如今就像庞贝城一样被埋葬了,以前的多数居民不是被纳粹屠杀,就是被俄国人驱逐到西伯利亚,或是再安置到已经赶走了德国人的西部地区。如今是一些出生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人们行走在它的街道上,那些立陶宛君主和波兰国王建造的教堂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然而,我上学那会儿,谁也想不到会发生大屠杀和大放逐。那时,威尔纳城的生活按照某种如诗一般的韵律展开,其主题总是慢于政府的更迭、王国边界的改变。大学、主教的宫殿和大教堂是城里备受尊崇的建筑。星期天成群结队的人们挤满了狭窄的街道,旧城门的礼拜堂里收藏有一副童贞女的画像,这幅画因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而非常有名。威尔纳的建筑混合了意大利和近东的风格。星期五晚上,在犹太人居住的狭长街道上,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他们一家一家地围坐在烛光中,希伯来先知们的教诲在古老的聚会仪式上再度回响,因为这里是欧洲犹太文学与学问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天主教假日期间,盛大的集市吸引了来自临近村庄的农民,他们会在地摊上展示自己的木器和草药。可是这样的集市若没有obwarzanki(一种又硬又圆的,用细线系成串的小饼)卖的话就会大为减色;而无论这些小饼出自何方,都被挂在这座小城的名下,这里的人们认定,完全是由于城里的面包房和从前的一所训熊学校,才使这种小饼远近闻名。冬天的时候,大起大伏的街道就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滑冰场,他们红红绿绿的紧身上衣辉映着白雪,宛如寒冷的阳光中的玫瑰。
  我们大学的建筑墙壁厚实,教室都是低矮的拱顶。浓荫蔽日的校园恍若迷宫,初来乍到者很容易迷路。从前,这里是耶稣会士教化贵族的地方,现在成了教授们教诲年轻的农家(多为小地主、佃农)子弟或犹太商人子弟的学校。我就是在那里与伽玛相识的。伽玛是个长相不雅、满脸通红的男孩,说话粗鲁,性情暴躁。如果说威尔纳自身就是外省,那么对那些离开了乡村老家到此读书求学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双重的边缘。泥泞的乡村道路——尤其春秋两季——使交通状况令人不堪;农民的马往往被机动车吓得惊恐不已;在许多村庄,人们家里仍用火把照明。除了尽人皆知的农活以外,家庭手工制作和伐木是仅有的赚钱机会。伽玛来自乡下,他的父亲是个退休的波兰军官,有一个农场。他们家住在那个地方有好几代了,家族的姓可以在当地下层贵族名册里找到。伽玛的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他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数伙伴们一样信奉天主教。
  我们的首次交流并没预示我们后来的密切关系。确实,对文学的共同兴趣使我们聚在一起,但他的举止、尖嗓音及其表达的看法却让我感受到了冒犯,他真不知道用正常的语调说话。伽玛总带着一条重重的藤鞭,那是参与反犹暴行的年轻人都喜欢的武器。暴烈的反犹主张其实是他的政治纲领。我很鄙视这些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智障者,为了达到不思考的目的而大叫大嚷,使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仇视。有些谈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亲历过当时的场面,有时就会想到,那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论种族主义,眼前的伽玛站在街道的圆石路面上,随身携带的藤鞭倚在街头,大谈血统和土地,大谈应当如何把权力授予优等族群,而不应授予什么全体公民——无论他们是操的哪个种族或民族的语言,以及优等族群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以防止自身的血统遭到玷污。大概他的民族主义狂热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缺陷;他的混血儿出身、半俄罗斯血统以及东正教信仰,必定会使他在与土生土长的同学相处时感到大为不快。他的语气咄咄逼人,充满了高人一等的味道。我由于坚持反对种族主义,因而对他深恶痛绝。他认为我是那种长于思考短于行动的人。至于他,则是一心要有所行动。那是1931年,我们都很年轻、贫穷,对于今后我们将要身陷其中的种种非常事件毫无觉察。
  1949年我拜访伽玛时,他是红色波兰驻西欧一个大国的大使,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官邸由一扇锻铁大门守护。按门铃几分钟以后,大门的窥视孔里露出一只眼睛,铁门在嘎嘎声中打开,可以看见宽敞的院子里停着几部锃亮的汽车,大门左边站着一位佩戴手枪应付意外的卫兵。站在院子中央,整栋建筑的外观尽收眼底。这一定是18世纪某位贵族为他的夫人建造的。楼内保持着从前的风格特点;宽敞的房间,墙上装的是金黄色的壁板,房间里的家具、地毯及帷盖等等也是18世纪的古董。伽玛在一个金壁辉煌、以大理石装饰的房间接待了我,他显得诚挚大方,岁月的磨砺让从前粗鲁的他变得彬彬有礼。在这座宫殿里有他的起居室、会客厅、办公室。许多西方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经常造访他。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称赞他富有魅力,头脑开明,摆脱了盲信。这一看法被不少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其中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主义者。那些出名的西方共产主义文人则双重地赞美伽玛,不仅因为他是他们所崇拜的东方的使者,而且因为他在对文学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估方面极其敏锐。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伽玛的过去,也不知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要在欧洲绝大多数被遗弃的角落之一威尔纳出人头地、然后成为这栋18世纪大宅的主人,这中间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伽玛在西欧的某国首都感觉良好。他喜欢逛夜景,到那些有名的餐馆进餐,只要他一进餐馆,服务员便会很礼貌地领他到最好的餐桌用饭。看到他眯着一双细眼,从浸在冰水桶里的香槟后面冷淡地打量着人们,很容易将他误认为一位英国乡绅,一直在盘算着有关财产的什么事。他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有一张某类男人特有的红润的长脸,这类男人经常带着猎枪猎狗消磨时光。他看上去非常符合他的真实身份:一个下层波兰贵族成员,热衷于打猎、喝酒,履行政治职责时能用拉丁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或以高亢的反调与对手争吵,必要时则会站在掀翻的桌椅中间进行决战。他那种坦率的姿态是一个意识到自身特权的人的坦率。对于下属,他会待以仁慈的轻蔑,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常陪伴他从事夜间探险;在办公室里,他有时会因为过于兴奋而拉扯使馆秘书们的鼻子,或在他们背上重重地击一巴掌。不过,他也会动辄大发雷霆,这时,他红润的脸膛涨得发紫,蓝眼睛变得血红,他的声音会重现过去的那种尖利狂暴。毫不奇怪,西方的外交官、学者、艺术家一点也不认为他具有心理学意义上复杂的双重人格。甚至他的不得体在他们看来也是出自他的宽宏、开放的天性,这种天性有时会因过分真诚而构成冒犯,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与阴谋诡计无缘。他在谈及被其它共产党人认为是敏感的话题时毫不窘迫,从而赢得了他的听众的信任。在拜访过伽玛大使以后,他们认为他决非共产主义者,即使是,其视野也是那么开阔、文明!然而,他们认为是他本性的,在他却是一种十足的计谋,他有意识地利用他的乡绅外表,以深思熟虑的技巧来表演他的纯朴和善良。只有那些知根知底的人才能透过其表面伪装洞察他的冷酷算计。他心里揣着一把无形的匕首,随时都能用来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奸诈一击。不过,这把形影不离的匕首同时也令他自己心寒。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他那极为迷人的微笑打动了那些被怀疑不想回到铁幕统治下的外交官,使他们相信了他的仁慈厚道。他会猛烈批评华沙那群傻瓜不明白如何处理西方事务,然后,他会提议乘飞机一同返回华沙,用几天的时间去向那帮白痴说明如何解决由于大量电报往来而造成的某个问题。这时,失足者就会寻思:伽玛的善意是明摆着的;每次回华沙的旅行都是忠于政府的证明,这样做就能延长在国外的任职期;而且,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危险。在欢快的气氛中,该外交官与伽玛开着小小的玩笑登上了飞机。一到华沙机场,他就知道落入了圈套。完成了任务的伽玛会乘头一个航班飞离华沙。监视下属的思想并非他最不重要的职责,事实上,那是一种荣誉,一种得到信任的标志。每当需要心理学家的才具、正式指派他充当政治警察时,伽玛的匕首总是最能干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从前吧。伽玛那时还没尝过香槟的滋味。信守古代的传统,我们拥挤在里面吃饭的大学自助食堂也像大学的很多学院一样给取了一个拉丁名字,叫“门撒”(mensa),饭菜比较便宜,但味道却很差。我们写讽刺诗时,最流行的话题是坚硬的肉丸和如水的清汤。抽着劣质的烟卷,烟雾弥漫中,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诗歌及其荣耀,这些东西除了我们之外没人感兴趣。虽然我们一群人初学写作,但却想在未来引人注目,想在我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渴求名扬四海,梦想重整世界,而大多数同学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学习,或如何在将来得到一个好工作。然而,常见的情况却是,我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解决我们内部平衡的失调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青少年时期受过深深的伤害,各自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处境是一样的。有些事情使我们在那个年纪就不再可能与其它同龄人和谐相处,有些事情则使我们感到了“差异”,因此而驱使我们寻求某种补偿。滋养了过度野心的主观动机不易追寻,不过我相信伽玛对他的家庭非常敏感。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伽玛读中学时,有一次打猎,意外地杀死了他的一位朋友,此事引起的罪感可能促使他形成了未来的一系列决定。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平衡被打乱了。我们全都反抗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当中没有无产阶级。我们全都来自知识阶层的家庭,在欧洲的这个角落,它与破落贵族或者下层中产阶级是同义语。伽玛的父亲是退休军官,这我已说过;格奥尔格,诗人,一位外省律师的儿子;西奥多,诗人(后来成为党的宣传工作者,被波兰地下组织所杀),顶着一个贵族称号,尽管他母亲是个银行雇员;亨利克,演说家、作家、政治家(后被德国人杀死),铁路工程师之子,其父因拥有波兰最著名的姓氏之一而自豪;斯特凡,诗人,后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出自有着一半德国血统却又不怎么成功的商人家庭;我家属于立陶宛贵族,但我父亲从乡下移居城市,成为一名工程师。人们反抗环境,通常是因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羞愧。我们的社会地位全都模糊不清。我们面对的都是20世纪的问题,而我们家庭的传统却要把我们束缚在那些我们认为荒谬而反动的观念与习俗上。我们全都悬在空中,谁也无法例外。国家从未经历真正的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羸弱不堪;至于工人,在有些人看来是拼命干活或拼命喝酒、一脸龌龊相的动物,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一个神话、一个崇拜的对象。我们所处的社会阶层被叫做“知识阶层”,是与“人民”相对立的,工人和农民属于后者。我们当然属于“知识阶层”,但我们却反对这个阶层,因为它更喜欢回到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比较而言,在某些方面我们类似于美国南方第一代贫穷家庭的孩子。我们漂泊无依,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有人称我们是力图让知识分子反对“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俱乐部”。
  这是一些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年头,到处都是失业者。大学的年轻人无钱度日,毕业后找工作没有希望,于是就有了激进的倾向。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有些人,像伽玛这样的,一进学校就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在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民族革命”——中看到了解决一切难题的答案。实际上,这是冲着犹太同学而来的,后者作为未来的律师、医生,将会成为前者求职的对头。另有些人则反对这种民族主义者,他们形成了“左派”,其纲领因派别而异,多在社会主义和变相的“新政”主张之间摇摆。在“兄弟互助会”——即学生自己管理宿舍、食堂等的自治机构——进行年度选举时,两个阵营总是争得一塌糊涂,有时甚至还大打出手。
  共产党和政府都在争夺“左派”——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术语指称一个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大杂烩的话。毕苏斯基温和的准独裁统治并没有明确的纲领,为了吸收新生代领导人而怯生生地向年轻人讨好。看到大学里的激进主义不断高涨,政府以许诺改革来争取左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团体成了政府企图巩固它在大学生中的地位的依靠力量。我们的朋友斯特凡和亨利克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希望的“官办”青年政治家。但这些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最有希望的青年政治家”和政府决裂,进一步向左转。某些事件则产生了使政府越来越右的作用。民族主义虽然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地方版极权主义,但已经开始赢得从未有过的重大胜利。政府不再支持杂凑起来的“官办左派”,转而与民族主义者调情。
  这些便足以构成一幅如今已被熔岩覆盖的威尔纳城的战前政治画面。我的叙述包含了许多岁月。那些年间,每当春天我们要为考试而用功时,树上就会变得一片碧绿。自那以后,不管哪儿的绿色都不能像威尔纳的一样给我快乐。河面上一只只载着游人的小船沿岸而行,长长的圆木从森林顺流而下奔向锯木厂,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漫步在校园的连环拱廊下。拂晓前起床,到码头上找一只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耀下划桨击水,迅疾的河水在沙质的峭壁和松林之间奔流——那真是妙不可言!我们常到附近湖中的岛上游玩,湖中央的小岛群象一大束花一样插在湖面;岛上的草地富于弹性,还没有遭人践踏;夜莺在柳树间鸣叫。我们成群地跳进水中游泳,打乱了映现在平滑水面上的云影和树影;或者我们躺在水面仰望蓝天,嘴里哼着欢快的歌曲。我们经历了恋爱中的背叛、考试不及格的悲伤、相互间的阴谋诡计和妒忌。我们的文章和诗歌被印了出来。食堂里坚硬的肉丸子被抛在了脑后,话题有了变化。我们既争论诗歌的隐喻意义,也讨论格奥尔格•索列尔的理论,后来则讨论马克思和列宁。
  伽玛很快就与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他也极少同情“官办左派”或天主教左翼。他的诗作发表在我们团体所编的刊物上,和西奥多、格奥尔格以及我本人不同,他的诗作既没受到批评也没得到赞誉,批评家们以沉默表示了接受。他掌握了现代诗的技巧,但他所写的东西是没有生命意义的。我认为他所妒忌的那些人的写作是愚笨的,但他们的风格是个人化的,他们有节奏的咒语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愤怒和讥讽打动了读者,吸引了读者的注意。伽玛的诗作则是用精心选择而又言之无物的隐喻排列起来的。
  我们的团体越来越激进。“官办左派”失势以后,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左派?我国的社会民主同样有着欧洲大陆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由于虚弱而易于妥协。俄国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讨论话题中。威尔纳离苏联边境不到100英里,但由于边界紧闭,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却像对远隔万里的巴西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于东方的世界的边缘上,从这里看过去,东方就像另一个星球。我们仅仅从书本上了解东方世界。当我们用它来比较我们自己眼前的境况时,东方似乎就是进步的世界。通过理性的审视,我们确信,未来属于东方。我们的国家处于瘫痪状态。大众对政治事务没有发言权。社会的过滤造成农民和工人的子弟不能进入中学、大学学习,因为费用太高,即使费用低,他们也无能为力。极端的沙文主义精神消解了无比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我国有高比例的少数民族)。由小资产阶级和身无分文的知识分子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驱使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歧视政策。波兰最为关注的是邻邦德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同一个德国已经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消灭波兰。这样一来,我们希望在俄国人那里能够找到办法以消除困扰波兰的所有难题,把苏联看作唯一能够从苦难中拯救波兰的国家,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我们从收音机里播放的希特勒演讲中已经毫不费力地知道了我们将要面临什么样的苦难。
  不过,波兰并不容易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要彻底修改民族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波兰和俄国一直处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波兰国王们率领的大军一度曾兵临“东方罗马”的大门,但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莫斯科,整个19世纪,波兰的大部都在沙皇的统治之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人会一致认为,以往两个民族的冲突仅仅是它们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忘记过去是必要的。这些人也承认,如果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那么,度过了凡尔赛和约产生的短暂独立期之后的波兰,将会再度成为俄国的一个省。波兰东部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城市将被直接合并到苏联,因为莫斯科认为它们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显然会成为苏联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波兰的共产党人从不打算掩饰这就是该党的纲领。
  放弃对祖国的忠诚,根除在中学及大学的谆谆教诲中培养起来的爱国之情,这是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并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我们的团体解散了。伽玛成为斯大林主义者。我想他会觉得写那种毫无感情的诗歌殊为不易。他不为文学而创作,每当完成了纸上的写作,他总会感到内心的空虚。他体验不到创作者的狂欢,或者创作过程本身的欣喜。从民族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期间,对伽玛来说是个被抛弃的时期,一个无意义的考验和觉醒的时期。
  共产党在我们国家是非法的,共产党员可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可以把共产党员以罪犯的名义驱逐出波兰。共产党的领导认识到在那时不可能从非法活动中有所收获,只好通过党的同情者来影响和支配公众舆论,又不直接牵涉到党的利益。在波兰出现了一批遵循共产党路线的刊物,其水准仅适于一般不明事理的读者。伽玛所在的小组开始编辑这样的刊物,与党的信使的接触是秘密的,经常在附近的树林里会面。这时,我们当初那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已完成学业。这是西班牙内战和共产主义“保卫文化”阵线时期,共产党尽力用流行的口号联合所有的自由主义力量。
  伽玛撰写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参加五一节游行。他开始行动了。当局封了期刊,逮捕了编辑,将他们送上法庭,伽玛和其它人一道站在被告席上。法庭审判引起了轰动,弄得当局很没面子,因为伽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反而迅速扩大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当局对待这些大学毕业生的严厉做法激怒,更何况这些大学生是法学或哲学博士。城里最好的律师为他们辩护,被告常常雄辩滔滔,表现得比检察官更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在法律知识方面也并不比检察官逊色。他们仅仅受到了温和的判罚,伽玛由于缺少证据被无罪释放。
  二战爆发前的几年期间,伽玛以文学研究为生,他写过一本有关短篇小说结构的书,这书一点也没有欺骗他的政治信念,但是要在他已出版的两卷诗集中发现任何特别革命的观念也同样是困难的。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上天天为钱发愁,因为他是知名的共产主义者,没有希望在政府谋到一个职位,只有依靠写文章赚点钱,而且也并不是天天有文章可发。他常在左派刊物发表温和的文学评论。伽玛在等待时机。
  这一时刻很快到来了。希特勒进攻波兰,推进的速度极快,苏联红军赶来与之会师,占领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划归苏联的领土,这些也是共产党公开宣布应并入苏联的地区。对波兰两面夹击的战争像在蚂蚁山上放了一把大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挤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警察脱掉制服也跑开了,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找她们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军队。成群的人们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们从德占区逃向苏联控制的东部地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出现这种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
  伽玛响应了战时动员,但他只在军队呆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军队很快就战败了。苏联慷慨大度地把威尔纳送给立陶宛,立陶宛享受这友谊只一年,强大的邻居就把它也给吞并了。渴望行动的伽玛迁到了利沃夫,这是苏联占领区最大的城市。伽玛在此与亲斯大林的作家相聚并较快组织起来,新政府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他们开始了新式的写作——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着干些并非太不讲究的宣传工作。
  伽玛在新的环境里很快获得了信任,与那些从苏联派来监督“文化清洗”工作的文学界专家打得火热,伽玛的很多伙伴虽然是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者,但内心也被国际冲突搅得六神不安,祖国的不幸使他们处于神经崩溃的状态,征服者的残暴及其对波兰人的仇恨也使他们惊恐不已。如今,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以往只是在虚夸的传闻中所了解的不祥的新世界。但伽玛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疑问;他早就打定了主意。我总觉着伽玛的嗓音、他那令人不快的干笑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它们很容易使人认为伽玛的情感生活总是相当原始的。他当然理解愤怒、仇恨、恐惧和热爱,但他对情感的反应是异化了的,这是他天资中的弱点。
  伽玛坚守教条,谴责用纯粹的理智写作。他会在集会上把他必须说出的一切大喊大叫出来,或者把它们印成传单。他的前进步伐决不会受到复杂情感的干扰;他能够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意思。他的成功(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文学政治家,这是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最重要的文学成就类型)也与他流利的俄语有关,不管怎么说他是半个俄罗斯人,他比其它人更容易理解新统治者。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
  但这个新占领区的大多数人就不行了,他们害怕得发抖,第一次拘留便让他们知道了大难已经临头;他们有充分的根据担心即将在大规模放逐中身陷绝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会在黎明时就挨家挨户地敲门,给那些被遣送的人家一点时间收拾最基本的日用品,劝他们穿得暖和一些。牛车带走了囚犯、男人、妇女和儿童。先是几万人、最后是几十万人潮水般地被赶到东方。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了目的地:极地的强迫劳改营或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场。在这些被赶走的人中有伽玛的父母和几个十来岁的妹妹。据说伽玛的父亲诅咒了他这个没人性的儿子,因为他为给乡亲们带来苦难的苏联人歌功颂德。伽玛的父亲死于遣送途中,而这样的旅程出去上千英里才不过是走了一半的路,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活了下来,此时的伽玛却在到处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告诉人们生活劳动在一个将美梦变成现实的、无与伦比的新制度下是多么快乐。谁能猜得到他那时的感受是什么?即使他试图保护自己的家庭,那也不可能拯救他们;此外,尽管他被列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良民册中,也仍然心惊肉跳。
  俄国人不信任其它民族的共产党人,从1917年到1937年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大多数波兰共产党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活跃的波兰共产党人担心受迫害而逃到苏联,最后在苏联却被莫名其妙地判刑和清洗,如三个著名的波兰共产党诗人万杜尔斯基、斯坦德和布鲁诺·雅西恩斯基。他们的名字至今也无人提及,他们的著作从未再版。雅西恩斯基的小说《我出生在巴黎》曾在法国《人类》杂志连载,他和今天的共产党诗人纳兹姆·希克麦特及帕布罗·列鲁达有着同样的国际声望。雅西恩斯基死于北极圈附近的劳动营。
  逮捕浪潮也没有放过那些“可靠的”个人的小团体。波兰共产党人总被怀疑有民族主义倾向,只要发现他们为自己民族的处境而苦恼,这就足以成为对他们进行镇压的理由。有一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开始清洗伽玛所属的圈子中人,著名诗人W.B.就是被捕者之一。假如法国的共产党当局逮捕了阿拉贡,或者美国共产党要将霍华德·法斯特关进监狱,其对公众的影响可想而知,著名诗人W.B.的被捕差不多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他是一个被所有左派崇拜的革命诗人,几乎人人都尊敬他,甚至政敌也是如此——尽管他的诗作被阻止发表。因此,他在波兰享有了特殊的地位。他是从德国占领的华沙逃入苏联避难去的。
  伽玛的同道被捕后,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在这之前他还从没有这么胆战心惊过。他认为这只是个开头,到下一轮时,所有的作家都将遭到监禁,即使今天仍然自由的作家也不例外。他开始狂躁起来,跑到他的党员同事们中间,向他们提出一项刻不容缓的预防措施: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谴责那些被捕的人是法西斯主义者,其中就有诗人W.B.。他争辩说,如有大批人签署这样一份声明,就能构成一种正统的证据。但是,他的同事都不太愿意发表这样的公开声明以指责他们的朋友是法西斯分子。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太走极端。他们都是老练的共产党人,纷纷对他说明这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只能证明会有害于那些签名的人,因为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怯懦的表现。此外,也很难预见未来的事态会如何发展,还是谨慎为妙。于是,没有发表这个公开声明。
  这是伽玛政治生涯的开端,其时他还没有掌握复杂的政治谋略,他的反应还没有章法。他还要学习如何才能真正地行如狡兔。
  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了,不几天就打到了利沃夫。伽玛不能留在那里,因为他作为共产党作家、演说家已经太有名了。政府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被击溃的军队在一片大恐慌中四散奔逃,迦玛总算搭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他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那个城市。事实上,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很不如意。他的妻子厌恶这个新秩序,而每个看到它的真相的人几乎都会这样。他不赞同丈夫的新事业。他们分手了,而且无可挽回。
  伽玛在俄国找到了自己。他有了接受多年训练的机会。当年被牛车拉到俄国的波兰人已分散到各地。包括被扣留的波兰军队官兵在内,这时在俄罗斯的波兰人大约有150万。莫斯科是把他们作为敌对因素看待的。即使在军事上受到挫折的时候,克里姆林宫也从未放弃对于未来将要出现的新波兰的长远规划。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波兰是个极端重要的国家,因为它是通向欧洲的跳板。由于新波兰的“干部”不能从那些被放逐者中间吸收,那么党就不得不使用“可靠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小集团。在俄国,伽玛遇到了曾在一起受审的大学同学;正是他的这些同学,加上其它一些人,成立了一个美其名曰“爱国者联盟”的团体。该团体成了今天统治着波兰的这个政府的核心。
  甚至在战前,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就一致同意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放弃国家的独立。他们在俄罗斯就已经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与广大波兰流放者及奴隶劳工的休戚与共。他们认为,这些被放逐的人们除了前地主、工厂主和政府官员就是贱民——农民、伐木工、小警察、犹太小商贩等等,纯粹是些人渣子。这些人的思想已打上了波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烙印,他们把战前的波兰看作是失去的天堂。除了任这些人关在强迫劳动营或遥远的集体农场之外,还能为他们做什么?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可能会把他们当作人来同情,但不会容许这种同情影响自己的政治决定。总之,伤寒、饥饿与坏血病正在毁灭这些人的肌体,几年之内大概就会不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伽玛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把战前的波兰看作失去的天堂。他的父母和妹妹也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处境虽然与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没有实质性区别,但他们的命运尤其严酷,因为他们无法习惯于饥饿和严寒。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莫斯科签订了要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并赦免波兰政治犯的协议之后,大批波兰人冲出北方的奴隶劳工营潮水般地涌向南方,俄国南方城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乞丐群。就是这些在长途跋涉中耗尽了气力、半死不活的人们,根据流亡伦敦的政府的命令组建了波兰军队。伽玛和苏联统治者一样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军队;就像和英美结盟一样,这也仅仅是个临时同盟。
  波兰统帅部正在寻找它的军官。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波兰军官被扣押。可现在却找不到他们。伽玛知道,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搜寻工作不会有什么成效。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一般来说,文明国家不会屠杀被俘军人,尤其是并未与之交战的国家的被俘军人。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有时就需要这么干。波兰军官是波兰旧制度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平时他们都是些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简单说,是知识阶层,他们与旧时代的联系阻碍着被强加给波兰的革命道路。考虑到德国人也在对那个国家干着同样杰出的工作,即消灭它的知识阶层,那么,还能剩下一支上万人的干部队伍就是非常可观的数量了,有人想方设法要除掉他们也就不无道理了。每当听到伦敦流亡政府寻找某些被俘军官的努力宣告失败时,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成员都会交换一下讥讽的目光。
  被俘军官中有一位是我和伽玛上过学的那所大学的青年教授。这位教授是个自由主义者,在伽玛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受审时曾对他们表示了同情。然而,他是若干经济学著作的作者,这些书在苏联丝毫也不受欢迎。莫斯科某处的危险人物档案里就有他的名字。内务人民委员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劳动营里到处找他。幸好及时发现了他:要求立即将他转移到莫斯科监狱的电报送达火车站时,那里正准备把被俘军人赶下火车押到附近森林里执行枪决。教授逃过了此劫,然后离开了俄罗斯。
  许多直接观察到苏联生活的波兰人都发生了内心的变化。经历过监禁或劳动营折磨的前波兰共产党人都参加了流亡政府的军队。诗人W.B.也被赦免。当波兰军队从俄罗斯撤到近东(后在意大利参战)时,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这个30年后他仍未看到希望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他不能再忍受流放的生活。他回到了被伽玛他们所统治的波兰。他宽恕了他们。今天每一个学校的孩子都在背诵他由衷地《献给斯大林》的诗。
  尽管也有踌躇或绝望的时候,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同志们都坚持住了。他们充满希望地投下了大赌注。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俄国人的支持。新的波兰军队开始在苏联组建。它作为亲苏的波兰新政府的主要基础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波兰。伽玛也是这支军队的组织者之一。由于没有波兰军官,高级军官多由俄国人充任。不过谁也不会抱怨缺少士兵。只有少部分流放者成功地到达伊朗加入了伦敦的军队。那些只有逃出苏联边界才能得到获救机会的人们,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爱国者联盟的政治监视下被征入新军队。
  1944年的夏天到了。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踏上了波兰土地。在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和政治技巧的锤炼中熬过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伽玛兴奋地出现在一座座被炮火蹂躏过的小城面前和一片片狭窄的土地上,它们会使看够了俄罗斯集体农庄那单调乏味的一马平川的眼睛为之一振。吉普车载着伽玛从烧成废铁的德军坦克旁边掠过,奔向近在咫尺的权力,去实际体现迄今为止还只是根据列宁和斯大林语录进行理论探讨的东西。这就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回报,他们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决不会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只有他们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才能把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救出来。当然,国家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会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的兴奋感。
  这时的伽玛是佩有少校军衔的政治官员,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妇。他的夫人是个波兰女兵,由于穿着制服和笨重的俄式皮靴,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她非常年轻,但在俄罗斯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她还只有十来岁时,她和她的弟弟、妹妹及母亲就被拘捕,从欧洲的腹地一下子被遣送到光秃秃的西伯利亚大平原。那里的夏天和热带地区一样炎热,冬天的寒风能把泪珠瞬间吹成冰球。一条面包就足以成为一份小小的财产,难以承受的劳动摧垮了营养不良的躯体。警察的监视和无垠的平原夺去了他们逃跑的希望。作为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年轻女孩,当然不习惯于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她得养活全家。经过了一段拖拉机驾驶的课程训练后,她成功地驾驶笨重巨大的俄国拖拉机行驶在哈萨克斯坦平原上。有了这样的经历,她对斯大林主义制度就没有多少共鸣了。事实上,她和几乎所有的新波兰军队士兵一样痛恨斯大林主义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她总算回到了波兰,她也想玩一把伽玛正在玩的那个大赌局。
  苏联红军抵达了维斯杜拉河。新政府——即人们所熟知的“解放委员会”——开始在卢布尔市运转。爱国者联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困难。几乎用不着西方盟国制造什么麻烦。障碍就在国内,那就是人民的敌对态度。往日的冲突再次迸发。现在由俄国人控制的一些地区,过去曾活动着大量隶属伦敦流亡政府的游击队,名叫“国家军”,是他们抵抗了德国占领军。现在他们被解除了武装,有的被编入新的波兰军队,有的则遭到逮捕并被放逐到俄国。伽玛曾富于幽默感地说起过威尔纳所发生的事情。反抗德国人的起义爆发了,“国家军”的先遣队随同苏联红军一起入城。然后苏军指挥官举办了一个盛大宴会,邀请“国家军”的军官赴宴。一如伽玛所说,这是一顿按照古老的斯拉夫方式举办的豪华美餐,其间,在友好的拥抱、干杯与歌声中——简直就像传奇故事——受邀请的人们被悄悄地毒倒。在宴会过程中,“国家军”的军官们遭到了逮捕。
  伽玛在卢布尔看到了许多事情,但与在华沙发生的同样的事情相比,其规模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红军抵达维斯杜拉河畔时,与华沙已是隔岸相望。解放委员会的电台呼吁首都居民反抗德国人。一俟起义爆发,电台又接到新的指示开始破口辱骂起义领导人,说他们正在按照苏联敌人的指示而行动,要夺取政权。由于空间距离的问题,举办斯拉夫传统盛宴的方式显然不合适;华沙是反抗德国人的中心,但同样也是反抗俄国人的中心;它必须被摧毁。红军军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对岸的巷战,硝烟越来越浓,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一天又一天、一周接一周地过去了,战斗还在进行着,直到最后只见到一堵火墙。伽玛和他的朋友们倾听了从对岸泅水过来的起义者们语无伦次地叙述着那个地狱里所发生的一切。的确,不得不向历史“必然性”支付的代价是令人毛骨耸然的。一个人不得不在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关头袖手旁观,在妇女和儿童化为飞烟时经受着良心的拷问。谁是罪人?伦敦的流亡政府?因为他们想把起义用作一张夺取权力的王牌。克里姆林宫?因为它拒绝援助这个陷入灾难的城市,认为民族独立是个资产阶级概念。或者谁也不是?
  穿着厚厚的羊毛制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们俯在桌子上,倾听着一个年轻姑娘的叙说。她是好不容易游过河岸的人之一,正发着高烧,眼神迷乱。她说:“我们的队伍打散了,被逼到河边。只有不多的人成功地加入了其它队伍,留在岸边的都受了伤。天一亮党卫队就可能进攻,这意味着我们都要被枪杀。我怎么办?和受伤的同志们留在一起?但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决定游过来。游过来的可能性相当小,因为河上有探照灯照着。到处都有德国人的火力网,在河中心的浅滩上我看到很多企图游过来的人的尸体,河水把他们冲到了沙滩上。我非常虚弱,因为很难找到吃的东西,我又生病。水流很急。德国人向我射击,我尽可能地在水面下游。”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德军控制了一片废墟的华沙城。但是,在拿出时间俯瞰华沙的不幸之前,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首先,他们必须把印刷机开动起来,因为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控制人们的头脑是控制整个国家的关键,话语就是制度的基石。伽玛成为卢布尔市新闻机构的领导人之一。
  经过这么些年,伽玛成了一个比战前更出色的作家。他严格按照教条办事,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让庸才趾高气扬,让天才凋零枯萎。他对自己的原始风格早就不以为耻了,现在又让它冒充为真情实感的流露。他曾试图把自己的真实声音掩盖起来,现在又用他的诗句发泄了出来,尖利而喧闹。他也写一些关于战争和纳粹暴行的正统故事,那都是从生产了成千上万页俄国式八股文的模子上扒下来的东西。
  1945年1月,红军开始进攻,渡过维斯杜拉河,迅速逼近了柏林。伽玛也跟着向西运动。党把他派到了克拉科夫。大批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华沙陷落以后到克拉科夫避难。伽玛在那里初次体味到了专政的乐趣。那些身着褴褛的裘皮或农民的紧身短皮衣、腰间扎着带子、长靴上胡乱捆着绳子、看上去古里古怪的家伙从一幢幢老旧房子的墙洞里——实际上是从它们的地下室里——蜂拥而出。他们都是在德占时期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还记得伽玛在战前是一位年轻诗人,而他们曾对他的诗作视若无睹。现在他们知道伽玛是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伽玛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能否在一家报纸、杂志或出版公司发表文字或者得到住房、收入和工作。他们一门心思地要接近他。无论在战前还是地下活动时期,他们都没有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新政府已是既成事实。什么也挡不住莫斯科以及伽玛和他的朋友们所期望的事态发展。伽马面带宽宏大量的友好微笑,紧握这些人使劲伸长的手,自我感觉良好。有些人并不顺从,有些人不愿表现出多么在乎他的恩惠,有些人则是公开的奴态十足。伽玛被一帮殷勤的跟屁虫包围着,他一皱眉他们就会跟着表示不同意,他屈尊说一个笑话他们便笑得前仰后合。
  如果伽玛还像以前那样卤莽、蛮横,他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受欢迎的人。多年的磨练使他受益无穷,在俄国的生活经验以及长时间地研讨斯大林主义战略战术,为他和他的伙伴们投身于正等着他们去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让人害怕,显得随和大度,乐于助人,给人提供谋生的机会时只能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大多数人的头脑都类似于西方的那些傻瓜,如果使他们心理上产生抵触,那就犯了致命的错误。再教育过程必须是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伽玛的第二原则是,只要看到有人反感政府、检查官或政治警察的极端做法,就立即表示赞同和义愤。还有一条:除了确凿无疑的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帮凶,只要有用的人就接受,不管他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
  靠着信守这些原则,伽玛把很多猎物带进了政府的阵营,而他们成为政府的追随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这么做,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而是因为严峻的现实。政府把持了国内所有的印刷厂和大出版公司。每个作家或学者都有许多在战争期间写下的手稿,那时印刷业已陷入停顿。现在他们都急于出版自己的作品。从这时起,他们的名字将出现在政府控制的期刊上,他们的书将由政府经营的公司印刷,他们不能再对新当局表现出敌意。当时,尽管有几家天主教出版机构和若干私营小出版社也能获准开业,但它们都小心翼翼地把业务尽量限定在小范围里,不去吸引最好的作家。
  没有施加太多的压力,也没有对谁提出过多的要求。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是悄悄进行的。做出了坚定的努力为人们的爱国情感提供足够的宣泄渠道。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根据列宁的策略,政府宣布要在农民中间分配地产。那时,谁要敢于谈论集体化,就会作为人民的敌人受到惩罚,因为那等于散布恐慌和诽谤政府。
  显然,财产被充公的土地所有者是心怀不满的。然而,大部分资产如工厂、矿山,在纳粹占领期间都处于德国人的强制管理下,他们的所有者实际上已被赶走。我国农民对庄园主的阶级仇恨并不那么暴烈,那些被驱逐的业主并没受到伤害。城市居民对于那种封建式的土地所有者没有什么特殊的同情;事实上没有人为他们丧失了权力而烦恼。至于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工厂和矿山理应成为国家财产。我们必须记住,纳粹的五年半统治已经全方位地废除了私人财产。激进的农业改革总的来说似乎还是有道理的。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言论自由的界限。那时的界限还是相当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谁也不能自由地写作任何有可能对苏联的制度构成诽谤的东西。检查官会确保这一原则得到严格执行。然而,人们也不必像后来那样履行对苏联大唱赞歌的义务;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除此之外,作家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
  尽管如此,整个国家还是被一种情绪攫住了:憎恨。得到土地的农民,恨;入了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恨;名义上参政的社会党人,恨;努力发表了手稿的作家,恨。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它是由于一支外国军队才得以存在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
  向伽玛讨好的人也是一腔愤恨。伽玛知道这一点,这给他带来了并非最不重要的快乐。他会碰一下他们的痛处,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出现在他们脸上的惊恐与暴怒很快就会化作谄媚的微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已经把这些人操在了掌心。伽玛用铅笔划条杠就能把他们的文章或诗作从杂志的清样中删掉;他的只言片语就能使他们的著作遭到出版社的拒绝。他们不得不规规矩矩。然而,即使伽玛拿他们开心的时候,也会显得煞是友好、和善;他允许他们谋生活,同时警惕着他们的活动。
  我在克拉科夫与伽玛相逢。从我们在“门撒”进行了那些讨论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当年,有一次我故意把一盒火柴扔进了他的汤里,惹得他勃然大怒,最后我们以拳脚相向来解决问题。在这些年里,我完成了在巴黎的学业,然后移居华沙。我离开我们的大学城是因为在市政当局的要求下我被打掉了饭碗。我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看来,要想找出斯大林主义者与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之间的差别,对于世界上的所有警察来说都是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以及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抱有好感。后一项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现在我是一个从华沙来的难民。我的财产包括我身上的工作服外加一个麻袋,麻袋里面装着我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两便士一册的约翰•盖伊的《乞丐的歌剧》。从苏联利益的角度来看,我在战时的所作所为不应使我得其所哉,相反,我是犯了某些罪孽的。然而,现在我是有用之材,我在德占时期的记录并不太坏,我的笔对新制度还有些价值。
  我与伽玛的会面还算友好,像两条表情僵硬但彬彬有礼的狗。我们都小心着不要露出尖牙利齿。他回忆了从前我们之间的笔墨官司如何使他苦恼不已,他也记得我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公开信,这使我今天处于差不多是亲西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伽玛仍有像我一样对大学同学的情谊,这有助于打破沉默。那次会面成了我俩游戏的第一步。这场游戏持续了很长时间。
  游戏的参与者不只是我们两个。所有在纳粹占领期间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组成一方,从东方返回的知识分子为另一方,双方的分野显而易见。有一些存亡攸关的事情要远比私人恩怨重要得多。经历过战争之后,我们中的任何人(甚至包括前民族主义者)都不再怀疑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必然性。我们的国家将被改造为农民和工人的国家,这是正确的。然而,农民即使得到了土地也不满意,因为他心怀恐惧。工人则丝毫也没有感到工厂属于他,尽管他会很不情愿地让工厂运转起来,尽管宣传机构向他保证那工厂的确是他的。小承包商和商人们听说要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赶尽杀绝时,全都吓得魂不附体。
  这的确是一次特殊的革命。一点也看不到革命的动力,甚至连影子也没有,完全是靠官方的法令来实施。战时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变化尤其敏感。伽玛和他的朋友们圆滑地把这些人的心态归结为“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但这种套话并没有说出实情。群众则感到凡事都没有人依靠他们,也不可能依靠他们。以后所有的讨论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央决策的正确。人们应该反抗吗?但在一个渐渐把一切都变成国家财产的制度下,毁坏财产就是损害全民利益。只有思想的反抗是可能的,多数知识分子都深感这是他们的职责。由于让他们发表了文章、出版了著作,他们对那位渔夫感到很满意。但是我们知道,鱼儿吞下鱼饵时,渔夫会放松钓鱼线。此时,这根线还很放松;在渔夫决定把鱼钓上来之前,某些有价值的文化活动还要继续,而这在波罗的海国家等直接并入苏联的地方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这种事态能维持多久。大概5年、10年甚至15年还是比较容易的。这是唯一可能的游戏。西方不能算,甚至政治移民也不能算。
  无论如何,某些个人因素还是介入了我与伽玛的游戏。他对老朋友的关心并非完全出自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他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感中彻底解脱出来;只有把我们这些非斯大林主义者改造过来,才有可能使他感到他过去的行为最后证明是合理的。麻烦在于,他对人类的未来深感悲观,而他试图要改造的这些人却不是这样。为了表明忠于中央,他念念有辞的是官方的乐观主义,而实际上,多年在苏联的生活使他确信,历史是恶魔的私有禁区,为历史效劳就要签下邪恶的契约。他太知道心存幻想是怎么回事了,他鄙视那些心存幻想的傻瓜蛋。把新的罪人投入驯服的羊群,是他消减保持着内心自由的人数的一种方式,而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生存状态对他进行评价的。
  我们的游戏不是仅限于波兰。在伽玛的帮助下,已成为天主教诗人的格奥尔格被派驻法国作使馆的文化随员,我被任命为驻美使馆的文化随员。旅居国外提供了很重要的便利条件。在万里之外,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文章和诗歌,它们的一字一句都在羞辱着官方的教条。一旦我感到这个路数过于刺激人,就会写点什么东西以便能被解释为我这个人还是易于改造的。伽玛给我写了些虚情假意的信。我们两个都在犯错误。他知道,我的毛病不会带来多大的危险。我感到自己同祖国的联系几乎比任何其它人都紧密得多。我是个诗人,我只能以我的母语写作,也只有在波兰才有我能与之沟通的广大读者——他们主要是由年轻人构成的。他知道,我害怕流放,害怕置身于所有移民出境者都无法逃避的那种枯燥与空虚而自怨自艾。但他过高地估计了我对文学生涯的依恋。同时我也明白,他的信是虚情假意的,但是我不否认,他对友谊的表白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真诚。我也相信,他非常聪明,不至于希望我像他那样与魔鬼签约。但是,直到有一天他决定用阴谋和暴力对我进行改造时,我才明白我错了。他的匕首没有刺中我,这是我今天能自由写他的原因。
  伽玛也去了国外。战后初期的混乱得到控制以后,他离开了波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近在咫尺。农民党被铲除,社会党则被同化,但这些手术看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总之,这是个“新经济政策”时代。自由主义不过是个文化用语。伽玛认为,经历了许多令人神经紧张的岁月之后,他需要过一段平静的日子。他担任了一项外交职务。
  他把妻子送到瑞士的一所学校学习外语和礼仪。很短的时间内她就从一个穿着俄国皮靴的女军人变成了满头秀发、粘着长睫毛的美人儿。她非常漂亮,穿着最新款的巴黎时装。与此同时,伽玛则拿出大量时间专心写作。他写了一本小说,内容是我们那个大学城里一群年轻的斯大林主义者受审的故事,他自己则是审判中的被告。小说马上就出版了,并且得到好评,但是没有他所期望的那种热情赞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没有把波兰变成文学荒漠。但他的书在俄国成了用作意识形态训练的所谓小说之一。
  我们年轻时的威尔纳是个风景如画、与众不同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古典建筑或坐落在群山森林环抱之中,而且因为它有多种语言和文化并存。这一特点在他的小说里一点也找不到。他的散文不能唤起美好的事物,仅仅是刻画事件和人物的工具,而且事件和人物的安排也不怎么漂亮。由于熟悉他小说中的英雄原型,我明白他笔下的人物已经大大地走了样。小说家常常会改造他所认识的人物,浓缩他的形象,选择、突出那些最具典型意义的心理特征。如果一个作家力图最忠实地表现真实,他就会坚信,不真实有时就是最大的真实。世界如此丰富多彩、复杂多变,一个人越不想忽略一丝一毫的真实,他就越想揭示那些令笔头作难的奇观。
  伽玛的走形是另一种情况。根据教条的要求,他制造了一些抽象的政治类型,然后试图把活生生的人挤压到预制的形式中;如果他们不符合他的构想,他便毫不犹豫地砍掉他们的腿或头。他小说中的英雄斯特凡和亨利克,政治活动就是他们的一切。但是我了解他们,他们有着那么复杂的个性。死在一个德国军事法庭行刑队手里的亨利克,是个充满了内心冲突的倒霉蛋;他是夹在党内两派中间左右为难的那种波兰共产党人,是个最显眼也最悲惨的范例。斯特凡从苏联回来后成了波兰的经济独裁者之一,我总是猜不透他。斯特凡现在身材矮胖、脸色阴沉,活脱脱像个苏联官员;他对是否信奉斯大林主义曾经犹豫不决,但此后便彻底脱胎换骨了。我那时认识的是喜欢写诗和文学随笔的斯特凡。那是个年轻的浮士德:陶醉于俗世的美好,冷嘲热讽、才华横溢、贪得无厌。伽玛的小说冠以《真实》的书名,但里面丝毫没有什么真实。那是对战前波兰的歪曲,虽然他试图把那时无所用心的警察和懒懒散散的法官描绘成恶魔,但是并不成功。
  伽玛写完小说后,开始觉得有点心烦,于是便外出旅行。他游览了许多欧洲国家,还去了趟非洲。以前我们在自助食堂辩论时常常梦想去旅行。我们曾怀疑是否能实现这个梦想,现在证明这种怀疑实属多余;我们终于知道了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消遣。伽玛能从旅行中得到的快乐似乎不会过于雅致。他对建筑和艺术几乎没有兴趣,对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太多的好奇。假使他兴趣广泛一些,也许会是一个更出色的作家。旅行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和满足一个前乡巴佬年轻时候的某些愿望。
  出门在外,他的最大快乐是和外国人玩游戏。他们相信,说他基本上是个“自由主义者”应当不算太离谱。他对某些过于严厉的斯大林主义方式所造成的暴行会发出猛烈抨击,这不能说是完全的装腔作势。他认为自己是统治历史的那个恶魔的仆人,但他并不爱他的主子。对主子的反感不仅缓解了他内心的紧张,而且赢得了西方人的好评。他的恶魔主子宽宏大量,给了他偶尔造一下反的快乐——但只能在派上用场的时候。看着人们的表情,伽玛对他们的轻信报以微笑。
  只要没有外交职责和宴会缠身,或者没有安排对下属的政治训导,伽玛就要打桥牌。他是个桥牌高手,乐此不疲。他总是嚷嚷太累,工作结束后除了打牌不干别的,说外交事务使他不能写作。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他的写作生涯在年轻时候就走到头了。在一个需要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任命国务部长的国家,如果他想干,他就能当上部长。他是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呢?在驻节优美的西方国家首都期间,他清点了一下存货,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那么,他年轻时都干了些什么?他都有些什么自己的作为而不仅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他已年近40,目光锐利。旧时的文学挫折感又在涌上心头,他觉着就像风从筛子上穿过时那么空虚。历史必然性之风扫荡了文学的全部意义。多一点意识形态平衡的狡黠,不过就是多几页教条似的散文!当每个人都提前准确地知道应当怎么说话时,那还为什么而写?他呆在金碧辉煌的沙龙里打桥牌不是因为他太累,而是他害怕独处时面对一张洁白的稿纸。
  他渐渐地习惯于他的生活方式,但党不喜欢让舒适成为习惯。波兰正在发生变化。到最后,所有的作家都要接受正统观念的严格管束。伽玛被挑选来负责这项工作。他抱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那座18世纪的宫殿和美丽的西方国家首都。他知道,他正在返航的东方世界有着太多的陷阱。等着他的是残酷的倾轧、阴谋诡计和没完没了地担心莫斯科的不满。遗憾是毫无意义的,他必须走。
  回国后授予他的职位高于在一个主要西方大国作大使的级别。他成了——这次是官方委任的——全体作家的政治监工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让波兰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政府在华沙刚给作家联合会一栋新建的大楼,大楼配备有大会堂、会议室、办公室、餐厅和供作家们用的生活区。他在这里办公,与作家、出版商、保安警察和有关联合会的代表会谈。
  他在政府大厦有一套为达官显贵预备的套房。要想进这样的套房找人得电话预约才有可能。但这里的电话号码不在号码簿上登记,只有被信赖的人知道。门口的保安警察先要电话问讯楼上以证实是否同意会客,然后记录下访客的身份证才允许他进入大楼。
  伽玛预见到要有一个盛行阴谋诡计的时期。他是正确的。一般而言,他不害怕其它作家,因为从等级制度上说,他是他们的上司,尽管作家当中有一些危险人物,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比伽玛强,学问比他高。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党的最高层进行的。那里有伽玛的不少敌人。尽管他经历了多年的锤炼,但只要有人想爬到他头上去,他身上那个暴躁的乡绅就会勃然大怒。此时的他,待人就象对待私人庄园里的奴仆。当大使时这样的粗鲁倒是无关宏旨,因为不用担心遭到报复,但现在就会给他带来麻烦。此外,在波兰,党的路线极为僵硬,一句简单的肺腑之言,那怕仅仅是为了争取改宗者,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回国时间不长,他就犯了政治生涯中最为严重的大错之一。事情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刻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伽玛在回击“造谣宣传”时恶狠狠地叫道:“是的,就是我们先进攻,因为我们更强大。”做了许多工作才补上了伽玛愚蠢的冲动所捅的漏子。我们知道,依照官方的路线,是北朝鲜遭到了进攻。
  伽玛还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写作。只有“活跃的”作家才能成为作家联合会的成员。每个作家都在被迫发表作品以免被联合会除名,从而失去所有的个人特权。保持作品不断问世的义务给了大小工头们双重的束缚。
  华沙有人谈到伽玛时说,“他为了和平事业而与帝国主义和西方的宣传进行斗争,但他做梦都在想的一个东西就是:战争。因为,战争爆发就会有演说、空战和战地新闻报道,他就不必每天坐在书桌前为写小说而受罪。但是,尽管厌倦和平,和平仍然不可避免,在他漂亮的大套房里就会有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部小说的开头。每天他都会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他写的一切都像石头一样死寂。”
  人们不可能羡慕伽玛的人生选择。看看他的国家,他知道一场史无前例的苦难正在等着它的人民;再看看他自己,他知道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他自己的。他会想到,我是个撒谎的人,让历史决定论为我的谎言负责吧。但有时他也会满脑子这样的想法:人们把灵魂出卖给撒旦,撒旦就应该让人们得到他的威力,而且,历史决定论是人类智慧的产物。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