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张枣博论中的专论看闻一多之于张枣的重要性 之所以
把张枣和闻一多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我认为闻一多是张枣的一个隐秘源头。在这本共计八章的博士论文中，专论的诗人有四位：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和北岛。其中北岛是仍健在的当代诗人，暂且不论。从其精选并专论的三位现代诗人来看，张枣首先将鲁迅纳入新诗史并视为“白话诗现代性的真正的奠基人”，在新诗史的重写中，这种抑胡扬鲁的观点是有创造性的，但也许会引发争议。张枣将《野草》视为“第一代白话诗人追寻现代性的代表性例证”，认为它体现了“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是现代诗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胡适的诗歌史地位做出以下界定：“胡适是众所周知的白话新诗的发起人，但由于他并没有成功地以隐喻和象征的尺度为标准，将诗歌语言同日常语言，散文文体区分开来，还算不上是新文学传统的创立者。”在这里，张枣交替使用了“新诗”，“白话诗”，“白话新诗”，“现代诗”和“新文学传统”等不同的说法。揣其意，他强调胡适是白话新诗的发起人，而非现代诗或新诗现代性的创立者。后来在苏州大学的演讲稿《文学史……现代性……秋夜》中，张枣表达得更明确直接，甚至将鲁迅视为“新诗之父”：“胡适是一个语言改革者，而不是诗人。……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新诗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奠基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在我看来，这种表述已矫枉过正，连胡适的诗人身份都剥夺了，“新诗之父”的历史地位也被鲁迅取而代之。在我看来，胡适也是具有现代性的诗人，但主要是形式的现代性。他为中国诗歌带来了一种几乎全新的形式，那种白话语言、自然节奏和自由诗形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完全可以说“胡适之体”为中国新诗及其现代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称鲁迅为“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也是可疑的。问题的核心或许在于鲁迅诗歌遗产的结构，恐怕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个杰出的旧体诗人，也是新诗的偶尔写作者。《野草》算什么呢？它一般被称为散文诗（一种似诗而非的诗）。受《野草》影响，昌耀后期写了不少风格类似的作品，被评论家称为不分行诗歌（燎原），诗文（西川），片段书写或跨文体写作（张桃洲）等。看来，此类文体就像赋与骈文一样虽与诗相关，但已非通常意义上的诗歌。这样一来，称鲁迅为“新诗之父”或“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就比较危险了。
至于梁宗岱，其贡献主要是翻译，尤其是对“纯诗”的译介。这样说来，张枣专论的三人只有闻一多以诗人著称（冯至与卞之琳则属于合论）。而且文中用了六节加以论述，仅次于论鲁迅那一章。由此可见张枣对闻一多的看重。
二、闻一多与张枣简要比较 在我看来，张枣和闻一多代表了二十世纪前后两期诗人与知识分子的不同路向。尽管他们都是跨世纪的人，但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而且寿命相当，基本上都是47岁：闻一多（1899-1946），张枣（1962-2010，按柏桦的说法，“年仅47岁零3个月”）。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极其动荡，后半期则相对和平（尽管张枣经历过“文革”，但其时他年龄尚小，似并未对他造成创伤，至少从其诗歌作品中很少看到）。这种时代差异是造成他们不同路向的基本背景。
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闻一多留美三年（1922-1925），在绘画、诗歌、戏剧等领域均有探索，但并未获得什么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86年，张枣留学德国，1996年以德语论文获得文哲博士学位，并在图宾根大学任教，2005年后回国，先后在河南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在诗歌方面，闻一多生前出版两部诗集《红烛》（1923）与《死水》（1928），随后转向学术研究，在观念上从纯诗走向杂诗，提倡诗的叙事性与戏剧化，并强调诗与现实的密切关联，最终从诗与学术走向现实的尖端——政治，并为此献出了生命；张枣生前仅出版一部诗集《春秋来信》（1998）。与闻一多相比，张枣更关注古代现实和国外现实，而非他自身所处的当代现实。组诗《历史与欲望》共6首，其中两首写的是中国历史人物，其余四首是外国历史人物，其《何人斯》、《楚王梦雨》、《刺客之歌》皆为古诗重构，《镜中》也有此种倾向。他有分量的组诗《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 一个德国间谍的爱与死》，《卡夫卡致菲丽丝》、《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以及《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等处理的都是国外题材。或许不能把这些完全视为面具，它们其实反映了张枣诗中当代现实的稀薄。即使写到当代现实也比较隐秘变形，像《南京》写的应是和一个女人的约会。而闻一多在诗集《死水》中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有广阔而充分的回应。归根到底，闻一多看重并在诗歌中处理的主要是社会现实，而张枣看重并在诗歌中处理的主要是书本现实。正如张枣评论闻一多的《静夜》时所说的，“闻一多是要舍弃狭隘的自我，这是他终其一生的使命，也是精英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人对社会责任的典型理解”，并说“屈原、杜甫和韩愈经常以‘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博弈来做文章”。也就是说，闻一多所持的是博爱，对众生的同情，书写的是“大我”，他爱诗歌，更关注现实，把现实置于诗歌之上，必要时他可以从诗歌走向现实；而张枣所持的是狭爱，个人之爱，书写的是“小我”，他一味爱诗，习惯于疏离现实躲在诗里，从纯诗走向元诗，最终从诗走向诗的背面：无诗或虚无。
像闻一多一样，张枣后期写诗极少，但他并未像闻一多那样转向学术研究，也未在其他方面留下丰富的作品。相比而言，张枣的外语较好，但其译作像闻一多的译作一样，并不算多。从结局也能看出他们不同的人生观：发表最后一次讲演的闻一多死于外在的暴力暗杀，张枣则死于绝症，可归因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张枣生前属于“四川五君子”，参与过《今天》的编辑，他在出国前略有诗名，但其影响主要在其病逝之后才逐渐扩大；闻一多则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其影响在生前即已比较广泛。刚刚去世的汉学家马悦然曾将《红烛》和《死水》译成瑞典文（他译的闻一多、艾青诗合集《死水与黎明》瑞典文出版于1983年）。他认为《死水》是达到“世界文学顶尖水准的作品”，并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果闻一多在世，他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另一个汉学家顾彬认为张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与闻一多相比，张枣的诗艺或许有所精进，但其境界显然在闻一多之下。在我看来，张枣是对闻一多的片面发展，他推进了闻一多早年所爱后来舍弃的纯诗观念，但在诗与现实的对称方面有些失衡。从百年新诗的整体格局来看，我认为诗人张枣的成就并未超越闻一多。
三、张枣与闻一多的不同诗歌路向 在张枣看来，闻一多是人格最分裂的中国现代作家：“没有人比他更意志坚定地追随纯诗的艺术理念……与此同时，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又对社会充满了责任担当，不无激进地主张存在的意义要到语言之外的生活里去找寻，而不是任何其它地方。他常常激励自己的学生，要为人生而活着，生命的救赎存在于生命本身，并且是通过行动，而非言辞。如此一来，没有人像闻一多那样分裂：一个是写作的‘我’——现代恶魔诗人；另一个是经验的‘我’——积极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楷模。”并认为正是这种二重性“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诗的现代性”。这种观察我是基本认同的，我想略微补充的是，张枣可能把闻一多的矛盾看得过于共时化了，其实它应该是个历时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闻一多对待纯诗和现实的侧重是不断变化的。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包括旧体诗时期（1916-1919）、“红烛”时期（自由体新诗，1920-1922）和“死水”时期（新格律诗，1923-1928）三个阶段。由此可见，闻一多的诗歌写作经历了弃旧图新，从自由到规整的巨大转变。其诗歌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是“四原素”说，后来发展成“杂语”式诗歌语言（包括“三美”说和“弹性”说），最后倡导“鼓点”式诗歌语言，一种富于力量和现实针对性的诗歌语言。这三个阶段的诗歌语言观从总体上对应着闻一多不同时期的艺术观念：从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最终回归到现实主义。这里的“唯美主义”诗歌与“纯诗”大体是等同的。就此而言，“纯诗”是闻一多与张枣诗歌的共同源头。但后来闻一多逐渐疏离并否定了“纯诗”。在为《烙印》写的序（1933年7月）里，闻一多高度评价了臧克家那首外形并不完美的《生活》，而对那种“浪漫的姿态”以及“英雄气概的表演”不以为然。序文最后，这位老师告诫他的学生“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其现实倾向非常鲜明。1943年，闻一多明确否定了他早年坚持的“纯诗”观：“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由此可见，闻一多最终走出了纯诗，走向了诗之外的中国现实。
相对而言，张枣始终是“纯诗”的偏爱者和探索者。在博士论文的第八章，他把自己归为“纯诗”写作者：“‘后朦胧诗’逐渐尘埃落定，形成两个主要的分支，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有了稳定而又极具代表性的发展。其中的一支追求‘纯诗’，放眼世界，胸怀传统，他们理想的诗歌写作纯粹、优雅，同时又富有实验风格。这一类的诗人强调内向性和心智，博采众长，以此来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石。代表性人物包括‘四川五君子’：钟鸣、翟永明、张枣、柏桦和欧阳江河，此外还有陆忆敏、西川、万夏和宋琳。他们也被批评家称为‘知识分子诗人’。……”
在我看来，张枣“纯诗”的特色是写作对象全从现实中来，却被作者的超级灵慧之心赋予全然与现实迥异的意味。这种把极现实变得“不真实”甚至恍然如梦的能力便是张枣诗艺的核心，其要义在于使诗歌尽可能地与现实保持最大的距离，使词与物的间距达到极限。换句话说，现实是现实，诗歌是诗歌，它们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因而要把现实变成诗歌，必须经过转化，转化的程度越高，便意味着诗性或艺术性越强。张枣诗歌转化术的手法是将庞大的现实加以细致切分，然后按照作者自己的智慧进行重组，把人们寻常所见的现实变成充满陌生化与新奇感的梦晶体，这就是张枣“纯诗”艺术的实质。
张枣还从“纯诗”中发展出“元诗”，并用它分析了一些具有相应倾向的作品。他如此总结闻一多诗歌的特色：“闻的诗正是以这个‘我’及其心理纠结为言说对象，通常采用不太明显的元诗和对话结构。涉及时政批判的内容，则辅以考究的语言和严密的形式，以期达到纯诗的艺术水准，而不违背他的诗学信条。”基于这种认识，他把闻一多的《一个观念》、《口供》和《奇迹》都解读成了元诗。关于《奇迹》，他写道：“闻一多不再只是简单地将他的诗学思考付诸实践，而是将兴趣点集中在实践的过程本身，从中折射出他的美学观与世界观。或者换句话说，他将迄今为止的艺术探索作为诗歌主题和反映对象。由此一来，这首诗作为一种元诗意义上的总结，成为他对生活和创作的自我批评的艺术自传。”这个观察无疑是独特而深刻的。此外，张枣还用“元诗”评论了北岛的一些诗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元诗”是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的反思与重构，其中也会涉及写作者的生活以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但它本质上仍是诗的，而非针对现实的行动。
四、当代一问 在评论闻一多的路向时，张枣引用了顾彬的一段话：“顾彬在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研究中，将作家作品里描述亲身经历的‘我’分成两类：‘在第一类阵营里，我所经历的并不只是自己的人生，同时也从传统枷锁的挣脱之中积极寻求社会革新（参见鲁迅的《故乡》或者巴金的《家》）。而在另一类阵营里，我陷入自我的世界里走不出来，因此也不会有所行动（譬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枣准确地把闻一多归于第一类阵营，而未谈及自己，他显然属于第二类阵营，“陷入自我的世界里走不出来”。在我看来，张枣的道路在当代诗人和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诗人走不出诗，知识分子走不出知识，逐日相伴的变相现实潜藏在纸张里，真正的现实却遥不可及。而在闻一多时代或二十世纪前半期，诗人走出诗，知识分子走出知识并非特例。像自由主义者朱光潜、沈从文除了写作都有干预现实的举动。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不同时代里有所介入，诗人和知识分子除了用词语应对现实是否还有其他途径或可能？让当代诗人与知识分子舍弃自己的特长去干预现实是否一种苛求？如果直接干预现实有其合理性的话，诗人与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走向现实，以另一种形象作用于现实，就像那些在市场经济时代下海经商的诗人和知识分子？总之，通过对闻一多和张枣的比较，我感受最深的问题是当代诗人与知识分子是否应局限于诗歌创作与研究而无需他顾，像张枣这样要么诗歌，要么虚无，还是像闻一多那样既用诗歌回应现实，必要时又用行动回应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