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须知
主题 : 约翰·威尔:巴克斯特:矛盾中的真实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10-09  

约翰·威尔:巴克斯特:矛盾中的真实

张桃洲



  十一岁时,詹姆斯·凯尔·巴克斯特(James Keir Baxter)用一根鸡毛笔,在一个新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如许题词:

第一册
原创诗歌
J.K.Baxter
生于1926年6月29日
死于他和自然认为合适时。


  在他随后的一生,巴克斯特对他作为诗人的使命保持了忠诚,但他也变成了一个对新西兰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越来越积极的参与者。这一双重忠诚催生了一批针对他生活和时代中事件给出非凡洞见的诗歌。
  他的父亲阿奇巴德·巴克斯特(Archibald Baxter),是奥塔戈(Otago)一位有着苏格兰血统、完成了自我教育的农场主,在一战期间不顾迫害和苦难,坚持他的和平主义信念。他热爱诗歌,他的儿子曾回忆他“背诵彭斯(Burns)、雪莱(Shelly)、拜伦(Byron)、布莱克(Blake)以及汤姆·胡德(Tom Hood)、亨利·罗逊(Henry Lawson),在他有心情的时候”。
  詹姆斯·巴克斯特的母亲在悉尼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参加了剑桥纽纳姆学院的荣誉学位考试。她的父亲J.麦克米兰·布朗(J.Macmillan Brown)教授,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学讲授英语和古典学,在那儿他变成了“一个传奇,因为他的活力、他的偏见,他关于太平洋人种学的乌托邦式的书写和著作,以及他参与新西兰大学的塑造”。
  在后来的时间里,巴克斯特直接和间接地细思了其父母亲给予他文学生涯的影响:

  在回到弗洛伊德学说之雾带的某处,这两种强烈的影响开始作用于我。相同的地方——达尼丁(Dunedin)和泰厄里茅斯(Taieri Mouth)之间的光秃秃的海滩——和相同的人,在别人也许已经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社会信用人和含金矿石的采集者。而我在词语中爆发。(《一个新西兰诗人的教育笔记》,出处同上)

  他7岁时开始写诗,那时他进入了邻近达尼丁的布莱顿(Brighton)的学校。
  他的童年,在他似乎已经喜欢某种原始自然神秘主义期间,客观地说是快乐的,他后来也承认:

  一种悲伤的感觉紧贴着我的早年生活,像一只极地熊的胃里的绦虫……被看不见的对手用棍棒重击全身的感觉常常伴随我,并且一直伴随我只要我能记事……一种悲伤的感觉——甚至有时一种委屈的感觉——帮我写诗。以某种方式,诗篇从与现状的争吵中迸发出来。很可能,它的根源全部只是对神学家们称为原罪之状态的早期感知。(同前,第121-122页)

  1938年,在英格兰和欧洲待了几乎两年后同父母亲返回,他在新西兰感到极不自在,他父亲的和平主义被视为背叛,因为世界转向了战争。如此经验有益于锐化他关于和平理想与生存严酷之间鸿沟的直觉。
  那一鸿沟也存在于他的内部。他遭受了一个痛苦的青春期,后来他将之描述为一个考验时期:

  当性和智力都活跃,却没有什么可以满足,只有在公共汽车上看女孩的大腿,或看科学手册里试管的彩色示意图。犹如笼子里的某些动物,青春期开始吞噬他自己……

  他认为这样的后果是:

  青春期的标记……是秘密的魔鬼,墙上的蜘蛛和旧橱柜里老鼠啃过的书本。我并不反感这个。我认为任何度过了一个英国或新西兰青春期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会感到自在——在一架开往金星的宇宙飞船上,或在一口满是狼蛛的井里。盎格鲁-萨克森成人的几乎牢不可破的盔甲,随之被锻造了。(手稿975/119,霍肯(Hocken)图书馆,达尼丁;1963年8月)

  在1944年初,17岁的巴克斯特注册为奥塔戈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论高等教育》一文中,他描述了他在那一年和随后几年里的进展:

  在奥塔戈,好事临到了我。我初期的酗酒像丛林大火长了翅膀,跃过围墙和河流,进了博灵·格林(Bowling Green)、皇家阿尔伯特(Royal Albert)、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格兰德(Grand)、赛迪(City)、奥班(Oban)、沙姆洛克(Shamrock)(在星期天)和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我最好的朋友在它上面有一套公寓)。复仇女神们,那些黑色幽默诗歌的缪斯,栖息于我的门阶上如一众面黄肌瘦的小鸡,不再离开过。毕竟,这是她们真正的家。一个医科女学生在她位于古堡街的出租屋里教给我另一种知识……上帝(直到那时我还没有遇见)也在某一天向我显现了他自己,当我到达一个废弃的铁路隧道中间,处于一种极差的宿醉中。但这其中任何一个是高等教育的必要部分吗?很难说。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巴克斯(Bacchus)和圣灵是我的导师,可是,举止得体和考试过关的女神却向我收敛了她的微笑。(《钉子》(The Spike),维多利亚(Victoria)大学(惠灵顿[Wellington]),1961年,第61-64页)

  巴克斯特在那年末离开了大学。直到1948年,他的文章揭示,“有过在各种各样的工厂、农场、洞穴、卧室、酒馆和小屋里的大量显然无用的经历之后”,他移居克莱斯特彻奇(Christchurch)市,在那里他“居住在兰波(Rimbaud)、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构筑的精神防空洞里”,同时“酒精的灌溉河流持续地流经我的静脉”。他偶尔去找工作,与新西兰诗人艾伦·库尔诺、丹尼斯·格洛弗(Denis Glover)保持联系,被接纳进英国国教。他认为,那“无疑是播种期,当我变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人,埋葬掉我曾经知道的所有东西,如同一个农民在秋天耕种,趁着严重霜冻尚未到来”。
  1948年12月9日,他与雅克奎琳·斯特姆(Jacqueline Sturm)结婚,移居惠灵顿。他在一家屠宰厂工作,然后是一名邮递员,之后进了师范学院。1954年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1956年5月从维多利亚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月受聘于教育部的学校出版部门,担任撰稿人和编辑。
  巴克斯特的早期诗歌,在展示其运用语言的非凡能力之际,极大地建基于那不明确的、主观的同生活的争吵,那一特征对一个年轻诗人的诗作来说太过寻常。在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他的创作量减少了,因为他专注于取得技巧的卓越。结果大量严重夸张的诗篇宣告了新西兰一位极具才华的年轻诗人在练习技巧。同时,他的许多诗作过于派生性的——他很少能够超越W.B.叶芝(Yeats)、乔治·巴克(George Barker)和狄兰·托马斯的文学影响,狄兰的诗集《死亡与入口》(Deaths and Entrances),被他“放在我工作服的口袋里——穿越残酷的工作、严寒的工作,酒馆——醉着和清醒——直到那些诗篇成为我内心结构的一部分”。《越过栅栏》(Beyond the Palisade)(1944)、《吹吧,丰收之风》(Blow, Wind of Fruitfulness)(1948)和《倾圮的房屋》(The Fallen House)(1953)中的最好诗篇,听起来像一份失去宁静后的悲叹的记录,因为他思虑了成年的罪与痛。
  他已经建立了他与世界争斗的边界。1951年,他声明“一个共同体的艺术家的功能之一是提供一种健康、长久的反抗元素,不是变成一种有礼貌的仆人”。运用由W.H.奥登(Auden)变得平易的意象,他描绘了从清除荒野的角度他所看到的:“城市在它的真实的光里被看见,一如无聊和不公的世界”。那是他为何认为“诗歌应该包含道德真理是合理、必要的,每个诗人应该成为依据他的光的先知”。
  1954年巴克斯特加入了匿名戒酒协会。1957年后期,他开始了罗马天主教的一门指导课程,次年一月他重新受洗,此前他受洗为圣公会教徒。关于他改信天主教,他随后写道:

  我承认我自己的转变得自照耀他想要照耀之地的“爱的精神”,它建立在信任完全匮乏的自然基础上,怀疑主义的深渊令我称自己为一个现代人。我怀疑所有牢固的善,对我而言相信也是人之子的未知上帝,就变得可能了……(给编者的信,1961年3月29日)

  在后来的某个时刻,他在“人类处境”概览的课程里,坚持了相似的观点:

  经过多年(不顾哲学家们),我已经能够区分三种不同的、具有普遍性的关于人类处境的观点——进步的观点,为大多数有政治头脑的人所持,认为人类处境是可锻造的,能够通过革命、立法或全然个人努力而取得大的改善;非进步的观点,为罪犯、艺术家和不再年轻的家庭主妇所持,认为宇宙是一间巨大的、铺白瓷砖的公共便池,病态设计为了人类的舒适,我们已经被某种未知力量推入其中,很可能如同一个坏的天体的玩笑,一种可能性是事情将变坏而不是变好,至少对我们个体而言;神秘的观点,认为生命是一种符码语言,源自单调、无序或残暴——那些再熟悉不过的人类处境的特征,其实是一位全知、博爱之父的奇异抚摸。
  我意识到,最后一种观点令大多数进步人士想在地上打滚和愤怒地尖叫;然而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给人们(比如我自己)——他们长期持第二种观点,无法相信两万间诊所的可用性,或两万台冰箱的所有权——以希望的观点,将确实改变人类处境一点点。(《新西兰听众》(N.Z.Listener)1411,1966年10月28日,第21页)


  1958年,他重新受洗的同一年,巴克斯特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金,这让他得以前往亚洲,他被那儿的贫穷境况极大地触动了。他在那儿的经历增强了他对当代西方文化的非人性方面的批判。也是在那一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题为《在一去不返之火中》(In Fires of No Return)的诗选,他作为诗人的形象获得了国际性认可。在回顾中,可以看到从1953到1958的五年期间,他已经发展的洞察力将会塑造他度过余生的方式。
  虽然1950年代他并不总是写得好——主要因为他从第三阶段酒精中毒复苏后在改变生活中所经历的困难——但在1960年代的十年间,他能够写得不仅量多,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和某种朦胧性。这种新找到的强度和确信出现在《猪岛书简》(Pig Island Letters)(1966)中。以动人而有力的诗行,他触碰了所有人都在忍受、却罕有人谈论的创伤。他在一篇关于埃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诗歌的文章里谈及了这些:

  看起来像恋爱中背叛的经验——遭受的某种几乎致命的伤害的感觉——最重要的是,爱或上帝或一个人自己的灵魂感觉正在消亡——这一经验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普遍的。一个作家几乎不能为大众而写作,除非他或她为之所焚烧。特殊的意外——失去的爱人、死亡、某个自己的过错——几乎不重要。关键是——至少对一个作家的目的来说——他或她内在意识到的是一个孩子仅仅外在意识到的——神学家们称为人之堕落的秘密。经验引起了障碍。要么作家们停止写作,要么别的作家假装堕落没有发生——死的作品、感伤的作品——要么还有人开始写关于堕落的真实诗篇。(《新西兰听众》1324,1965年2月19日,第8页、20页)

  直到1960年代前期,巴克斯特从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劳伦斯·达尔雷尔(Lawrence Durrell),偶尔也从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那里吸收技巧,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想象力:

  达尔雷尔松开了联想的链条,帮助我避开关于时间或上帝的密集警句,关注无价值的感觉图像;洛威尔帮助我运用词语如紧身衣,以容纳周期躁郁症的暴力经验。他们都引导我离自己真实的主旨更近。(查尔斯·多伊尔(Charles Doyle)编《新西兰近期诗歌》(Recent Poetry in New Zealand),柯林斯(Collins),奥克兰(Auckland),1965,第29页)

  他运用不同的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想象力:

  此刻,两种方法吸引着我,根据我正在创作的诗的类型——一件形式修辞学的紧身衣,带着满韵和希腊神话的索引,由罗伯特·洛威尔发明,处理那些习惯性地拥抱炽热火炉者的经验;或者一个宽松的鸡笼,由依靠经验做事的木匠建造,无名者发明,运用半韵和说话节奏,处理萧条中发生或未能发生的事情。(同上)

  他写作中的强度和张力,有些源自他生存在剃刀边缘的事实。1960年他间接提到了那一事实——虽然,正如在他全部的写作中,他给予他的陈述以一种形而上的维度:

  一个人变得习惯于生存在剃刀边缘。如果我的经济的、社会的或家庭的境况以这样一种方式——我有更多闲暇写作,可能有更多激发写作的因素——得到缓解,我将成为一个与他的巨石分开的西西弗斯(Sisyphus)。它巨大表面的沙砾特性、无穷的重量及它投下的黑色阴影,是我拥有的现实的最强有力暗示,和存在于我零星文学作品中任何力量的来源。我记得在特恩布尔(Turnbull)图书馆看见一份极大震撼我的文献——一份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手稿,坦率的、未定型的书写,在里面他描述了他收到一篇文章或一首诗被某个期刊接受的通知的情形……当他正用砂纸打磨灵车的四壁。福利国家的灵车是喷气推进式的。我的部分特殊天命就是打磨它的四壁。我担心更多的金钱或闲暇会让我少了愤怒,降低肌肉痉挛,说服我那不是灵车而是带翼马车。我可能变得与我同类的失去家园的人们分开了。那将是相当致命的。(《新西兰的作家们》(Writers in New Zealand),《登陆》(Landfall)第14卷,1960,第42-43页)

  他认为穷困、贫瘠和不依恋财产是真正诗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一个诗人的事业……是贫困而诚实。他也许有钱,但他应该意识到那是灰尘。他也许有声望,但让他厌恶它,穿着它像穿一件肮脏的外套。那时他也许能够保持清醒略好一点。可是,爱不会伤害他。它将剖开他像剖开一条鱼,然后倒挂着他,让太阳进入他的梦与低能野心的专用袋里。他将认为他快死了当他刚刚开始醒来。(《写作与生存》(Writing and Existence),《教育》(Education)第12卷,1963年8月7日,第16-19页)

  意识到此矛盾,巴克斯特于1966-1967年间获得了一次短暂的经济保障,这时他被授予奥塔戈大学罗伯特•彭斯奖金。(虽然他早先承认将“完全准备登上肉汁列车”,但他坚持将“从不向司机脱帽致敬”。忠于那一前提,他的一些作品无疑激怒了他的雇主。)在他的职位临近结束时,他参与了一项问答式教学工作,从而续了12个月。为这一迟到的与他青年时期背景和先祖记忆的相遇所激发,巴克斯特在散文和诗歌的写作方面都多产而质量好。奥塔戈的荒凉海滩唤醒了他一直知道的那些:

  在惠灵顿一个房间里坐下来写作,我的心里反复进行着一次想象之旅:翻越大岩石之丘,穿过布莱顿河河口,在四处闲逛,或爬上船屋,或沿着沙丘,或出海到钓鱼石,在那里来自秘鲁的波浪径直奔涌过来,一路上不曾间断。
  陪伴我的将是那些活人和死者——活着的是我成长过程中已经了解的,死去的我还常常不太了解,却依靠他们获得一种连贯性和精神支撑。(《返回达尼丁途中》(On Returning to Dunedin),《奥塔戈每日时报》(Otago Daily Times),1966年9月22日,第4页)


  1963年他写道:

  无意识地,这儿和海外的诗人们,都试图进入并书写穷困的处境,在此一个人不为标语、金钱或智力规划所蛊惑,后者恰好忽略了这一点:创造变成可能。这不只是原始主义,从一个不理解诗人的世界撤退。而是去理解一个不理解它自身的世界的尝试。(《诗歌与教育》(Poetry and Education),手稿975/153)

  在五年里他做出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进入并填满那一虚空。
  1968年末,一个事件发生了,那预示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一个梦里他听到召唤“到耶路撒冷(Jerusalem)去!”——那是旺阿努伊河(Wanganui River)上一个小的毛利(Maori)人居住区——遵循那一邀请,他离开了达尼丁,只带了一套换洗衣服和一本毛利语圣经。
  1969年在着手建设耶路撒冷驻地之前,巴克斯特参与了惠灵顿和奥克兰的社会工作,周旋于毒瘾者、酗酒者、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之间。他要求实现:他正“处于在(他)家里抽着雪茄、看着电视的舒适中平稳地死去”,同时存在着“一种真正急迫而明显的需求,为一些在小镇上被撕成碎片的人们,让他们拥有一处避难所”。意识到“破碎的神话无论如何必须被取代或重建”,他变成了——用他自己的评判——“一个基督教导师,一个赤足和长满胡须的怪人,很多好市民鼻子里的一股臭气”。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他建立社区以便那些边缘人能够有一个家和得到康复的机会。
  巴克斯特放弃了财产所有权,担起了一份贫穷的个人誓言。在他频繁地从耶路撒冷去往新西兰的城镇期间,他为社会秩序的重建而工作和呼吁——他最引人注目的题目是,“社会所犯的最大罪行之一是贫穷”。他的关切不只是理论上的。他分担了下层社会的被剥夺,如先前一份未出版的手稿所揭示的。那也显露了他的动机:

  我没有食物地离开已经一个月了。我赤脚走在石头上40英里。我睡在无论哪儿有睡觉的地方,在陌生人的屋子里,在跳蚤成群出没的毛毯上,在路旁的湿草上。我常常醒着,那时那些无父的人们靠玩牌和喊叫消除他们不可避免的紧张。
  我遇到过很多认为厌恶我的人。我耐心地接受他们关于我性格的看法。那也许的确是对的。我在很多教堂里的祭坛前躺过,舒展我的双臂,祈求上帝给予我悲伤、给予那无父者喜悦。我的双脚常常冷热交加地灼烧。当我的背碰到腰带上的搭扣,那让我咬紧了牙齿。
  所有这些都是自大和胡说,除非我让上帝通过我爱他们。倘若那些无父者中的一个,他的灵魂的脑袋上的头发被我伤害了,我应该永远在地狱里被焚烧。(《耶路撒冷日志》(Jerusalem Journal),手稿975/82)


  巴克斯特在耶路撒冷的生活记录在《耶路撒冷十四行诗》(Jerusalem Sonnets)(1970)、《耶路撒冷日书》(Jerusalem Daybook)(1971)和《秋之书》(Autumn Testament)(1972)里。在这些晚期诗作中,显然他毕生追求的个人诚实引导他放弃了修辞。他从国内的平凡事件为剧诗找到了主题,模糊了诗歌和散文的界线。当他的貌似简单的词汇和短语显示了语言的精通,它们也摹写了他在自己生命中渴望的简单与自由。平实的、直率的、愤怒的、充满同情心的、嘲弄的、自我挖苦的,巴克斯特的最后诗篇以绝对的真实表达了一个激烈的、复杂的和忧心忡忡的男人的经验与信念。
  他于1972年10月22日星期天以46岁之年在奥克兰逝世的消息,激起了广泛的哀痛。他被葬在耶路撒冷,遗赠给他的乡人一幅基于基督教和毛利文化价值进行社会重建的蓝图,以及一批诗歌和散文,因其成就的范围和水平而引人注目。
  1964年,巴克斯特在评论路易斯·麦克尼斯的最后一部书时,他将之描述为:

  一次总结,一次长时间未结账单的支付,个人性甚于政治性。有一种对陷入混乱的事物的深深忧郁,一种失落的感觉,但勇气没有减弱。它是——从诗人们的大多数人性——一个完全人性的确证。(《新西兰听众》1272,1964年2月14日,第18页)

  他的话预示了他自己最后诗篇的品质。
  他最看重的品质是真实。他从未放弃追寻它。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获得了他自己的声音,从他各种各样的与上帝、自己、社会和死亡的争吵中浮现出的一批作品,表明他不仅是曾生活在新西兰的最完全的诗人,而且也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
描述
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