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雁 译
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人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禀赋，有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写作，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实际行动。当面对现实，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反应方式，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会给自己留下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这并不是简单地自我陶醉，而是希望能够更准确些——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都是战争。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时局骤变，或者其中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法国在瓦尔米战场上的胜利，代表德国一方的歌德和代表革命军一方、我的祖先弗朗索瓦对之都有记述。那一定是个充满喜悦和哀伤的时刻。不，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平民所经历的那些——尤其是小孩子的感受。对我来说，战争似乎从来没有意味着什么重大历史时刻。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仅此而已。我还记得，曾经看见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军队路过我的窗下，彼时他们正朝着阿尔卑斯山脉进发，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对于那次军事行动，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记忆。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匮乏，尤其是书籍和书写材料。因为缺少纸和墨水，我最早是拿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画画和写字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尤其喜欢粗糙的纸张，喜欢普通的铅笔。没有儿童书籍可看，我就读祖母的字典。那些插图、地图和不熟悉的词条，就像一道向我开启的神奇大门，召唤我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去徜徉，去梦想。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名字叫《环球旅行》。紧接着，我又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国王，名叫丹尼尔三世—— 也许他是瑞典人？再后来，还写过一个以海鸥视角叙述的故事。那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时代，孩子们很少能被允许到户外玩耍。在我祖母家附近的田地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地雷。还记得有一次我溜达到海边，走到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围起的封闭区。铁丝网上挂着用法语和德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告示，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一切都昭然若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自然有逃避的冲动——去梦想，去把这些梦想写入文字中。另外，我的姥姥是讲故事的好手。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会讲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想象力，发生在大森林里——或许是在非洲大陆，或许是在毛里求斯的玛伽贝森林里。故事的主角是只猴子，非常淘气，却总能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后来，我到非洲旅行，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去探索真正的森林，而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动物。但是与喀麦隆接壤的奥布度村的一位村官，曾教给我如何倾听附近山上的大猩猩拍打胸膛时发出的嗡嗡声响。非洲的旅程所赐予我的，并不是以后小说创作的主旨，而是第二人格——爱做白日梦，同时又深深关注现实。这种人格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并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维度。这是对自身的陌生感，而有时也是痛苦的源泉。生命是迟缓的，我必须努力，才能够理解这种矛盾的意义。
后来，书籍进入了我的生活。当年我父亲在毛里求斯的摩卡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份财产的时候，他争取到了几间藏书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对孩子来说还比较模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不动产或者银行账户更加珍贵的财富。就是在这些书卷中——大多数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我发现了世界文学的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 《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格列佛游记》；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集》。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旅行者的故事文集，里面的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还有迪蒙·迪尔维尔、罗颂神甫、布干维尔和科克的伟大探险史，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在非洲度过了一段自由岁月之后，阳光中慵懒的外省小镇上生活平淡，是这些书让我尝到了冒险的滋味，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旷达；让我通过本能和知觉，而非知识去探索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很久以前就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一个孩子，要竭力守住他的庇护所，因为那是让他忘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然而他又乐于透过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我得知瑞典文学院授予我如此殊荣之前不久——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我正在重读斯蒂格·达格曼的一部小书，名为《忧伤的独裁》的政治文集。这本书我爱不释手。重读这本尖刻、苦涩的书并不是纯粹偶然，而是因为我正准备去瑞典接受由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于去年夏天授予我的一个奖项，还要去参观作者童年时居住过的一些地方。我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品，因为他能够把孩童般的稚嫩天真与讽刺嘲笑结合起来。我还欣赏他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用来评判这充满磨难的战后岁月的睿智——那是他的成年阶段，也是我的童年时期。书中有句话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此时此地，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饥饿前奏曲》的小说。那句话，或者说那一段，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这样呢？一方面，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作斗争。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之前究竟能够赚到多少钱回家。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作家和意识》）
斯蒂格·达格曼所说的“悖论的森林”，正是写作的处境。艺术家决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相反，他必须“驻扎”在那里，以考察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说出每一棵树的名字。这并不总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逗留。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栖身之地，而她在向她的纸张倾诉，把它看作是自己亲密而宽容的朋友。而现在，面对着现实，这些作家不能仅作为见证人，而应作为演员。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保持距离。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近现代的索尔仁尼琴、黄皙暎、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或米兰·昆德拉：他们都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对于像我自己这样一直享受自由活动的人——除了短暂的战争阶段，如果无法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就犹如被剥夺了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但是自由活动的特权却导致了悖论。让我们来看看作家生活的森林中心那棵长满了尖刺的树：他，还有她，忙碌着写作，在编织着梦想，他们难道不属于那幸运而又幸福的少数人吗？让我们暂时停顿下来，想象一下那种极端的、令人恐惧的情况——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这种境地。很久以前，在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尔斯泰时代，那些没有地位的人——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仆人、佃农，或者在启蒙运动时期从非洲的海岸被抢劫来，又在戈雷岛、艾尔米那、桑给巴尔等地被卖掉的那些人，都面临这种境遇。那就是，即便是现在当我向大家演讲的时候，仍然有些人没有言论自由，仍然有些人处在语言的另一端。我深受达格曼悲观思想的影响，而不倾向于葛兰西的战斗性或者萨特幻灭的赌注。当我面对那些能够读书识字的人讲话的时候，文学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文学创作所源自的思想和形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这也是我们大家感受到不适的原因。当然，我们愿意影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慷慨地邀请他们参加文化的盛宴。为什么这会这么难呢？那没有文字的民族，正如人类学家所称呼的那样，已经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全方位交流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歌曲和神话故事。而对当今我们这个工业化社会来说，为什么这就变得不可能了呢？我们必须重塑文化吗？我们必须回到那种即时而直接的交流方式中去吗？我们很愿意相信在当今时代，电影充当了这个角色。或者流行音乐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因为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和韵律，还有舞蹈加以助兴。当然还有爵士乐。在其他地区，卡里普索歌曲、玛洛亚音乐和塞卡舞等也都是交流表达方式。
这种矛盾一直就存在。最杰出的法语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很久以前就在索邦神学院对学者们的迂腐炫学发起了挑战。他用从大众语言中挑出来的话当面嘲弄他们。他在为那些饥饿的人说话吗？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他描述了那些压榨农民和工人血汗的人的无止境欲望，一个假面舞会的时代，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革命的矛盾，就像一个忧伤骑士的壮丽出征，活在作家的意识当中。如果说作家手中的笔必须具备一条美德的话，那就是：它永远不应该被用来颂扬那些富贵权势之人，哪怕是以最随意的口吻。即便一位艺术家遵循了这条美德，也并不意味着他绝无问题。他的反抗、他的否定和他的诅咒无疑都倾向一侧，即权势语言的那一侧。也许有几个词或者几句话例外，但其余的呢？那是一卷长长的可以擦掉重写的羊皮纸，一段优雅而遥远的拖延。有些时候还有幽默，但并不是绝望的礼貌，而是那些深知自己不足的人的绝望，是非正义的激流退去时显露的海岸。 那么，为什么要写作呢？一段时间以来，作家们已不再自以为是，以至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或者通过他们的故事和小说，给生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不过是见证生活，见证悖论森林里的其他树木。虽然作家愿意做生活的见证人，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他只不过是一个窥视者罢了。
但是的确有一些艺术家成为了生活的见证人：但丁写了《神曲》，莎士比亚写了《暴风雨》——以及艾梅·塞泽尔对该剧的出色改编。故事中，凯列班跨坐在炸药桶上，威胁要与他所鄙视的主人们同归于尽。的确有一些无懈可击的见证人，例如写作了《腹地》的库尼亚，还有普里莫·列维。我们在《审判》或者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世界的荒谬，在柯莱特的《黎明》中看到世界的不完美，在乔伊斯创作的爱尔兰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看到世界的千变万化。彼得·马西森的《雪豹》和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中闪耀着世界的美丽，那是无法抗拒的美。威廉·福克纳的《圣殿》和老舍的《初雪》描述了世界的邪恶。达格曼的《蛇》让我们看到童年的脆弱。
作为见证人的最优秀的作家，是不知不觉中做了见证的，也许他并不情愿。悖论在于，他见证的不是自己见过的东西，甚至不是自己创作的东西。因为在控诉时，他无法在场，所以他会感到心痛，甚至是绝望。托尔斯泰也许能够向我们展示拿破仑的军队给俄国带来的苦难，然而，历史却得不到任何改变。杜拉斯写了《欧瑞卡》，哈丽特·比彻·斯陀夫人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然而，只有那些被奴役的人们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反抗，与非正义作斗争。在巴西，在法属圭亚那，在西印度群岛，有着马龙人的反抗；在海地，有着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行动起来：毕竟，那才是作家的意愿。行动起来，而不是去做见证人。去写作，去想象，去梦想。让他的语言、创作和梦想对现实产生影响，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做准备。然而就在那一刻，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耳语：那是不太可能的，他的言语在社会中会随风而去，他的梦想只不过是幻想。他有什么权力认为自己更优秀？真的需要作家来为我们寻找解决方案吗？他难道是《医学的不幸抑或胜利》中的那位猎场总管，想去阻止一场地震吗？如果作家知道的只是如何去记录，他又怎能去行动呢？
孤独，是作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一直都是这样。孩提时，他是一个脆弱、忧虑而领悟力极强的孩子；或者像柯莱特描写的那个小姑娘，当她的父母厮打在一起时，她只能无助地看着。她黑色的大眼睛里满是痛苦的专注。孤独尤其青睐作家。然而，正是在孤独的陪伴下，他们才找到幸福的精髓。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幸福，混合着痛苦和喜悦，是一种虚幻的胜利，是无言的、无所不在的折磨，是绕梁不绝的小调。作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如何去培育那充满生机的有毒植物。这植物只有在作家无能为力的土壤里才能够生长。作家希望为每个人、每个时代发言。他，或者她，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着镜子般的空白纸张，在灯罩下提取它那神秘的光芒。或者坐在耀眼的电脑显示屏前，聆听自己的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这，就是作家的森林。每位作家都非常熟稔森林里的每一条道路。如果时不时有什么东西逃脱的话，比如说拂晓时狗儿惊飞了一只鸟，那时作家就会在旁边惊奇地看着——这只会偶尔发生，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然而，我的原意并不想大加否定。文学——这也是我一直所指的——并不是什么古董遗物，也不应该被一些视听艺术，尤其是电影所替代。文学是一条复杂的、艰难的路径。但是我认为它在今天甚至比拜伦时代或者维克多·雨果时代更具必要性。
文学的必要性有两个原因：
首先，文学（literature）是由语言所构成，这个词的原意：书写的文字。法语里，roman这个词指的是用中世纪后的一种新语言—— 罗曼语写的一些文章。短篇故事一词nouvelle，来自于novelty（新奇的事物）。在法国，大约同一时期，rimeur (来自 rime或者 rhyme)一词，不再用于指诗歌或者诗人，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于希腊语的动词 poiein，意思是创造。作家、诗人、小说家，都是创造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发明了语言，这意味着他们使用语言创造了美、思想和形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离不开作家的原因。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是先于其他事物的。有了语言，对一切事物的分享才成为可能。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科学，不会有技术、法律、艺术，也不会有爱。但是，如果没有与之作用的另外一个人，这种发明就会变得虚幻，它就会萎缩、变小，最后消失。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的护卫者。当作家写小说、作诗或者编戏剧时，他们保持了语言的活力。他们并不只是在使用文字——相反，是在为语言服务。他们颂扬它，打磨它，改造它。语言通过他们、因为他们而生存。它陪伴了作家们所在时代的所有社会和经济变革。
在20世纪，当种族主义理论现身的时候，出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的论调。在这种荒谬的等级论下，有人认为殖民大国的经济成就与它们所号称的文化优越性有着必然联系。这种理论，就像发烧一样，是一种不健康的主张。它会时不时地到处现身，为新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正名。有人说，一些落后国家的语言之所以没有自己的权利和优遇，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或者技术上落后。但是那些声称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的人们是否意识到，全世界各个民族，不管其发达程度如何，都是使用语言的呢？而每一种语言无疑都有一套复杂的逻辑、结构和分析特点，才得以对这个世界进行表达，得以谈论科学，或者创造神话？
既然我已经为作家的存在作了辩护——尽管这是一个含义模糊而又有些过时的物种。现在我想说一说文学存在必要性的第二个原因，这与出版业有着更多的联系。
近来，经常有着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忘记了实际上这个现象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殖民时代的开端。作为其本身，全球化并不是一件坏事。信息交流加速了医药和科学的进步。也许，信息的汇总能够帮助防止一些冲突的发生。又有谁能知道，如果当初就有互联网的话，希特勒的罪恶阴谋可能不会得逞 ——人们的嘲笑或许就根本不能让他的阴谋见到天日。
我们生活在互联网与虚拟通讯的时代。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书面语言和书籍所起到的教育作用，这些令人感叹的发明又有什么价值呢？让这个星球上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台液晶显示器显然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培养一批新的精英，或者在世界上划分一道新的分界线，一侧的人能够得到知识和信息，而另一侧的人却与此无缘呢？一些伟大民族、伟大文化的消失，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固然，有些少数民族的伟大文化之所以能够维系到今天，还多亏了对知识和神话的口头传播。承认这些文化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不管喜欢与否，即便做不到完全现实，我们也已不再生活在神话的时代。除非每个孩子都能够受益于写作，否则不太可能建立起平等的基础和对他人的尊重。
如今，在非殖民主义之后的这个时代，文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表达个性、主张言论权利、让世界听到自己独特声音的一种方式了。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唤，我们将生活在寂静的世界里。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关乎我们每个人。但是，读者能力有限，换句话说，这是出版商的责任。固然，对于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来说，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却只能用征服者的语言写出来——用法语或英语，这很不公平。当然，要指望毛里求斯或西印度群岛的克利奥尔语像当今世界主宰媒体的那五六种语言一样容易被世界倾听，也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如果通过翻译，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心声，就会发生一些新变化，这是一件好事情。正如我所说的，文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属于全人类。但要实现这一点，每个人都要有平等的机会接触文化。书籍尽管老式，却是理想的工具。它实用、便携、经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科技加以辅助，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够得以完好保存。它唯一的缺陷——这也是我尤其想对出版商说的——就是在相当数量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很难获得书籍。在毛里求斯，买一本小说或者一本诗集的花费，能占到一个家庭预算相当大的一部分。在非洲、东南亚、墨西哥或者南太平洋诸岛，书籍仍然是很难获得的奢侈品。不过，仍然有一些补救措施，例如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出版，为租赁图书馆或者流动图书馆设立基金。另外更重要的是，对所谓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要求及其作品施以更多的重视—— 显然，这里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会促使文学继续成为一个美妙的工具，来帮助人们获得自知，了解他人，倾听人类那主题丰富、抑扬顿挫的协奏曲。
关于森林，我还想多说几句。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蒂格·达格曼那句话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它，让这句话充斥我的脑海。他的话里带有绝望的语气，但与此同时，又有着胜利的色彩。因为正是在这种辛酸中，才能发现我们每个人一直在寻找的真理的痕迹。小时候，我就梦想那森林。它让我恐惧，但又让我着迷。我想，当大拇指汤姆和汉斯在森林深处，四周环绕着危险和奇迹的时候，一定也是这种感觉。森林是一个没有地标的世界，在密林和浓厚的黑暗中，很容易迷路。在沙漠或者大洋中也是如此，翻过一个沙丘，又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沙丘；一个波浪打过去，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波浪。我还记得文学第一次给我的震撼——那是杰克·伦敦的小说《野性的呼唤》。确切地说，当里面的一个人物在雪中迷路的时候，寒气刺骨，而一群狼正围着他步步紧逼。他看着自己那早已麻木的手，试图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活动。作为一个孩子，这描写对我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这被称作自我意识。
成年后，森林仍然给了我文学情感的主要动力。大约30年前，连接两个美洲的泛美高速公路（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在中美洲的达连地堑地区有个中断，我想现在情况可能也没有改变。在巴拿马地峡的这个区域，热带雨林尤其浓密，到达那里的唯一方式就是乘独木舟逆流而上。雨林中生活着两群土著人，安巴拉人和乌纳安人，他们都属于吉―帕诺―加勒比语系。我到那里纯属偶然，结果那里的人们让我如此着迷，以至在那里呆了相当长的时间，总共大约有三年多。那段时间，我整天无所事事地从一座房子溜达到另一座房子——因为那时候，这些人拒绝住在村子里——并且学会了按照一种对我来说全新的节奏来生活。像所有真正的森林一样，这里的森林遍布危险，我不得不把所有的潜在危险以及相应的求生方式列出一个单子。总体上，我得说安巴拉人对我非常宽容，我的笨手笨脚让他们觉着很滑稽。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这种娱乐来回报他们与我分享的智慧。那时我并没有写很多东西，雨林不是写作的理想环境。那里的潮气能浸湿纸张，而酷热又能烤干所有的圆珠笔，凡是用电的东西都用不长久。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写作是一种特权，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我需要求助于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也是一种保护，是我在躲避风雨时的一个虚拟窗口。
当我完全了解到美国印第安人所奉行的原始共产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权势的厌恶、对自然无政府主义的喜好后，我开始明白，艺术，作为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在森林里并没有其角色地位。另外，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类似我们消费社会所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不像我们把画挂在墙上，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会彩绘他们的身体，而且总的来说，不愿意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了他们的神话。在我们这个充满了书籍的世界里，当谈到神话的时候，所指的东西似乎非常遥远，不管是时间概念还是空间概念。我本人也相信这种距离的存在。而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每天晚上都听得到神话故事。在他们的房子里，三块石头垒起了炉膛。在炉火边，在蚊蛾的舞蹈中，说故事的人——男人抑或女人，开始讲起故事、神话、传说，就好像在叙述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说故事的人一边拍打着胸膛，一边尖声高歌。他模仿着故事中人物的表情，有激情，有恐惧。似乎这本应来自小说，而不是神话。但是有天晚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埃尔韦拉。因为她特别会讲故事，所以居住在森林里的安巴拉人都知道她。她是个女冒险家，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人们说她多少是个酒鬼，是个荡妇，但是我一点也不相信——她挨家挨户地唱歌，以换得一顿饭或一瓶酒，有的时候是几枚硬币。尽管除了通过翻译之外，我别无他途听懂她的故事——安巴拉语言比我们的日常用语要复杂得多——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她的嗓音，她双手拍打胸膛、拍打着她那厚重的银币项链的节奏，还有那着迷陶醉的神色，映亮了她的整个脸庞和双眼，那是一种诗意般的出神。所有这些，都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她讲述的神话框架之上——烟草的发明，第一对原始孪生子，宇宙启蒙时人和神的故事——她加入了自己的故事，她的流浪生活，她的爱情，背叛和磨难，性爱的极乐，嫉妒的刺痛，以及她对变老和死亡的恐惧。她是活着的诗集，古老的戏院，与此同时，又是最现代的小说。在森林的黑暗中，在昆虫和蟾蜍的合唱声中，在蝙蝠群卷来的旋风中，她代表了故事中的火与暴力。这种震撼，除了用美这个词外，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她的歌声似乎传递了自然的真正力量，这的确是最大的悖论：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在森林里，在文学思维可以触摸到的最遥远角落，却是艺术能够找到它最强烈、最真实表达方式的地方。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地区，再也没有见过埃尔韦拉，也没见到达连森林其他说故事的人。但是，那里留给我的却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即便文学被传统或者妥协磨退了色，即便作家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文学仍然能够生存。有一种伟大而神奇的力量能够超越作家，有时能够给他们活力，美化他们，并重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力量是崭新的，与此同时又是非常古老的，像风一样无形，像云一样缥缈，像海一样浩瀚。这种力量在鲁米的诗集中摇曳，在伊曼纽尔· 斯韦登伯格如梦如幻的建筑中荡漾，是当读到人类最美丽的文字时所感受到的颤抖，就像斯蒂尔斯酋长在19世纪中叶放弃他的土地时对美国总统所说的话：“毕竟，我们也许会成为兄弟……”
这种力量单纯而又真实，存在于语言当中。是魔咒，有时又是诡计，是喧嚣的舞蹈，是长时间的寂静。嘲笑的语言，感叹的语言，诅咒的语言，紧接着，是天堂的语言。
我把这份献辞送给埃尔韦拉——我也要把瑞典文学院赐给我的这个奖项赠予她，送给她以及所有那些与我同时代的作家——尽管对有些人我持反对的态度。送给非洲人：渥雷·索因卡，钦努阿·阿契贝，阿玛杜·库忽玛，蒙戈·贝蒂，《哭泣的大地》的作者阿兰·佩顿，《沙卡》的作者托马斯·莫福洛。送给伟大的毛里求斯作家夏沙，他写了诸多著作，《犹大》便是其中一部。送给毛里求斯的印地语小说家阿布海曼宇·安纳斯及他的小说《累死累活》，送给乌尔都语小说家库拉图兰·海德以及她史诗般的小说《火焰之河》。送给留尼旺岛富有挑战精神的丹尼尔·瓦罗，以及他的玛洛亚音乐。送给卡纳克的女诗人蒂薇·高罗迪，她公然对抗殖民势力，最后进了监狱。送给具有反抗精神的阿卜杜拉赫曼·瓦布里。送给胡安·鲁佛和他的《佩德罗·巴拉莫》，及其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平原》，还有他为墨西哥农村拍摄的纯朴而悲伤的照片。送给约翰·里德以及他的《叛变的墨西哥》。送给吉恩·梅耶，他是墨西哥中部奥雷利奥·阿塞瓦多和克里斯特罗斯叛乱的代言人。送给路易斯·冈萨雷斯，《等待的村庄》的作者。送给约翰·尼可斯，他在《豆田战役》中描写了那痛苦的土地。送给亨利·罗斯，他是我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城纽约大街的邻居，以及他写作的《就说是睡着了》。送给让·保罗·萨特，以及在他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中所包含的眼泪。送给维尔浮莱德·欧文，1914年死于马恩河岸的诗人。送给塞林格，因为他成功地让我们走入了一个名叫霍尔顿·考尔菲德的14岁男孩的世界。送给美洲原有民族的作家们，苏族的谢尔曼·阿列克谢，纳瓦霍人史考特·摩曼戴和他的《名字》。送给丽塔·麦斯特考守，一位来自于魁北克省明安岛的印鲁族诗人，她赋予了那些树木和动物以语言。送给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送给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瓦拉塔和兴格提的绿洲诗人。送给阿尔封斯·阿莱和雷蒙·葛诺。送给写作了《院子里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的乔治·佩雷克。送给西印度群岛的作家爱德华·格里桑和帕特里克·夏莫瓦佐。送给海地的勒内·德佩斯特。送给写作了《最后一位正义者》的安德烈·施瓦茨巴特。送给墨西哥诗人霍莫罗·阿里西斯，他让我们得以想象一只棱皮龟的生活，还描写了他的村庄康特派克街上的帝王蝶，它们把河流都染成了橘黄色。送给维纳斯·侯瑞·构达，他把黎巴嫩比喻成一个悲伤而不可征服的情人。送给纪·哈·纪伯伦。送给兰波。送给爱弥尔·奈利冈。送给杜沙尔莫，因为生活。
还要送给我在达连森林图伊拉河岸边碰到的那个不知名的小孩。夜间，他坐在一家商店的地板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着一本书，在写着什么。他向前弓着背，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忘记了身边种种不适、噪音和混乱，忘记了所处的这种无情而暴虐的生活。森林深处，那个盘腿坐在商店的地板上、独自一人在煤油灯下读书的小男孩，他的存在并不是偶然。他多么像我在开始时提到的那个小男孩，那个在战后的黑暗岁月里，用木匠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写字的那个小男孩。他提醒了我们，人类历史上有两个重大急迫的任务，唉，这些任务我们还远未完成：根除饥饿，消灭文盲。
尽管斯蒂格·达格曼很悲观，但他提到的作家面对的根本悖论——即作家无法与那些肚子和头脑都饥饿的人交流——揭示了最重要的真理。文化和与饥饿作斗争是紧密相关的，是相互依赖的。失去了前者，后者永远无法成功。二者都需要我们，实际上，是迫切要求我们去行动。所以，在这个刚刚开始的新千年，在我们共享的星球上，无论其是何性别，使用哪种语言，奉行哪种宗教，任何孩子都不应该被遗弃在饥饿和无知中，或被盛宴所拒绝。这个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人类的未来。借用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很久很久以前，这个王国是属于一个孩子的。
2008年12月7日
原载《译林》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