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达 译
认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人都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很可能会因此死掉。但在他朋友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人，也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原则，所以大家很难相信他确实有生命危险。他的气质浓烈、无畏，再加上他给身边的人带来的那种振奋，让你不会去想他的生命会被危及；他所拥有的那种勇敢和风度，他对自怜和牢骚的有意远离，也会让你忘记他和别人一样，有生有死。正因为如此，他的死就更加让人震惊和难过。必须用过去时谈论他，就像是在冒犯语法一样。
约瑟夫有一种无庸置疑的美妙品质，一种近乎凶猛的智识的敏捷。谈话迅即垂直上升，不可能减速。也就是说，他在诗歌中最为珍视的，他也在生活中加以展示——语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走得更远、更快，从而在自我的局限和成见中开辟出口。在谈话时，他比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容易厌倦，总在双关、押韵、离题和关注，突然强调或变轨。词语对他而言是一种高能燃料，他喜欢在词语抓住他时让自己被驱动。他也喜欢故意误读别人的用语，灵机一动地误引，或是夸张地反驳。比如有一次在都柏林，他抱怨我们这里其实难得一见的热天，我开玩笑说，他应该去冰岛。带着惯有的高度和无赖，他马上回答：“但是我不能忍受意义的缺席。”
他自己的缺席让人更加难以忍受。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1972年，他因为异见而被俄国驱逐，经由伦敦流亡去美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我生活中支持和印证的力量。他身上混合了光采和可亲，最高的标准和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常识，总是能在巩固的同时变得亲近。每一次见到他，都会让我更新自己对诗歌的可能性的信念。他有一种了不起的品质：二流诗人的自欺让他不解，而许多有名气的诗人作品中表现出的对诗歌技艺的全然无知又让他愤怒；和他一起“开列洗衣单”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情：逐一考察当代诗人，年轻的或年长的，写下其中他认为最出色的诗人。这就像是在与一位揭示秘密的人相遇。
但这只是一种个人的小优点，归根结底，在他身上有一种更重要的优点，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非个人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约瑟夫·布罗茨基彻头彻尾地相信诗歌是一种善的力量——不仅“有益于社会”，更有益于个人的心智和灵魂的健康。他断然反对任何把社会的车厢放置于个人的马匹之前的理念，反对任何给自然的反应穿上制服的做法。“群”（herd）对于约瑟夫而言就是“听”（heard）的反面，但这并没有减少他的热情，他始终在为把诗歌重新纳入美国的公共文化而努力。
这也并非是说，他希望在体育馆举行诗歌朗读会。如果有人碰巧提到苏联的类似场合有无数听众出席，他会马上回答：“想一想他们听到的是怎样的垃圾。”换句话说，约瑟夫反对用轭把政治（politics）和诗歌（poetry）强行套在一起（“字母p和o是它们惟一的共同之处”）。他这么说，并非是因为对诗歌在本质上的转换力没有信心，而是因为政治要求改变判断好坏的标准，很可能带来语言的败坏，进而降低“the plane of regard”（他喜欢使用这个短语），而人正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平面看待自身，并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他当然有绝对的资格以诗人这一角色的监护人自居，因为他在六十年代被苏联当局逮捕、审讯、继而又被流放到劳改营，正是由于他信守诗人这一天职——按照检方的说法，这是寄生虫的天职。这让审判变成了国际事件，他一到西方就成了名人；但他并没有以“受害者”自居，在时髦的激进中漂流，而是立刻去密歇根大学做一名老师，开始了教书和写作的生活。
但很快，他在新的祖国的作为就将为他赢得更胜往昔的名声。首先，他能以激动人心的方式朗诵自己的俄语诗，在1970年代，他在全美各地高校的朗诵会使得诗歌朗诵重又成为一件有活力的、严肃的事情。他不像那些街头演讲者那样故意以深沉的姿态哄诱听众，而是以游吟诗人的风度进行朗诵。他的声音强烈，他背诵，他抑扬顿挫的声调拥有唱诗班领唱者的庄严和悲哀，所以他的朗诵从来都能让出席者产生置身典仪的感觉。于是他渐渐被视为一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听起来就如同先知一般，尽管他也许会对先知这一角色表示异议；他也以自己在诗歌传统方面的渊博学识——从古典时代一直到文艺复兴和现代欧洲语言，包括英语——给学院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如果说先知角色让约瑟夫感到不安，他对教诲却没有顾虑。没有人比他更喜欢建立法则，于是他作为教师的声名开始传扬，也有人开始模仿他的风格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强调学生应该学习并背诵若干诗篇，这对全美国的创造性写作学校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他对传统形式的提倡，对音步和押韵的关注，以及对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托马斯·哈代那样的非现代主义诗人的高度评价，都起到了重新唤醒一种更久远的诗歌记忆的效果。1991年，他在担任国会图书馆的桂冠诗人期间提出一项“不谦虚的提议”，这一切就此达到了顶峰。他问，为什么不印上几百万份诗派发，既然一首诗“能够向你提供完整的……生动的人类智识的例证”，并且能让读者“像我一样”。更进一步，因为诗歌唤起记忆，“所以诗歌有益于未来，更不用说现在”。它还有助于消除我们的无知，是“对抗人的心灵庸俗的惟一有效手段，因而应该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以低廉的代价阅读诗歌。”
坦率的挑战与热情的信念相混合，这就是典型的约瑟夫。他总是把号角放在唇上，吹出音符，激发反对意见－－哪怕是他对自己的反对意见。他怀着热情做每一件事情，从押韵时迫切需要进入高度运转的状态，到与死亡自身决斗的那种无可就药的厚颜，每一次他都会把滤嘴从香烟上切掉，露出牙齿叼住它。他的燃烧产生的不是被Walter Pater视为理想的那种坚硬的、宝石般的火焰，而是有着火焰喷射器的声音和射程，灵活而不可预测，在富有华采的同时又是一种威胁。例如，当他使用“暴君”这个词的时候，我总是庆幸他并非是在谈论我。
他喜欢一对一的决斗。他像挑战暴政一样挑战愚蠢（在他看来，归根结底，后者只是前者的另一个方面）。他在印刷的文字中和在谈话时一样直率。但现在我们拥有的只剩下他的文字；他将继续存在下去，在那些黑色的段落后面，在诗意的音步和散文的论证中，就像里尔克的豹在黑色的栅栏后面踱步，恒常而隐忍，终将超出所有的限制和结论。他也将在朋友们的记忆中继续存在下去，但在他们所记住的画面里将会有一点额外的甜蜜和酸辛——而我的记忆里有第一次看见他时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穿着红色羊毛衫，扫视着他的听众以及和他一起朗读的同伴；他的眼睛像刺猬一样焦虑，像鹰一样敏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