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关于写作/写诗，
我曾写过一些理解、设想和对形式的说明，随时间过去，其中多数失去了必要性。剩下的，虽有所重复，于我却一再显得未被说出。
您将看到，一些不同的诗重申着相近的动机。我仍希望继续使用，来自中国空间之内的非汉语民族，以及当代实践工作及其思想意识状况的素材。诗集的部分诗作，即写于过去的相关活动中，因此，也是“进行时”的产物。以后，作为写作者，我感到“进行时”在不依附于现实行为、忙碌和事件的前提下，得到也许是更为真实的进行。可能再没有比“进行时”，更促使写作者/诗人与既有的社会时间（包括“项目时间”）相分离，一种新的现实关系即由此产生。这种变动中的现实关系也是一种古老的关系，悠久、剧烈而理当被诗人经受。
尤瑟纳尔在《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评介》一文中称“政治之诗也是命运之诗”，这意味着，生命实践与政治性在必然中互相带领。正是“政治之诗”为诗人带来了无名性，因为，如果“政治之诗”真实而具有不被保护的崭新性，诗人将被从显见的世界，驱赶入不可见的世界。并非作为意见分子，并非作为题材收获者，而是作为把自身置于无名性之中的、具有过渡性的人，诗人才把握如同命运般到来的政治。也因此，诗人与已有和可能的材料的关系，在发生不可被轻易把握（简单文学性是显见的一种）的改变。因为，材料并不指向可被利用的“客观对应物”，而是指向一个非认识区。那被称为“主题”的，并非混合物，而是诗人为非认识区做的标记。只有诗人在作为“命运之诗”的“政治之诗”中走向的无名性，与他/她遭遇并勘测的非认识区共同敞开于必然，诗人才与临界时刻相遇，从而刚刚开始他的工作。传统——恰如“仿佛因长久沉默而说话嗫嚅/他正是这样站在穷荒之中”的维吉尔——正是在临界时刻出现的，并不出现在准备性的知识中。
诗人们对一首诗的动态内涵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我曾试图通过冲突性的、灰暗的“事件与事实的序列”——现实中已有的和可能的——制约诗的句法扩张的欲望，并使之清晰化。如今，我希望另一种更为明朗的光线制约和清晰化诗的句法，这种光，来自始终空缺的语言的明天，同时也是精神事物的明天，经过了别尔嘉耶夫所言的人格主义与末世论形而上学的折射。这一明天，悬而未决在我们过于肤泛（专业化是肤泛的精致利己主义形式）的文学性之中。我曾在讨论雪莱的文章中提到明天，但写得远远不够。我试图行文明练，在刚刚濒临危机性的异常时有所约束（为有所揭示），诗节的进展结体多变而整饬，如同一种谈话风格。常常只有语言的变形带来的危机性，才可调试出风格意义上的明练。风格不是修辞成就，而是揭示，是一种过渡运动，语言由于风格的作用才可生成为一个具有危机性的美学事实（同时警惕它产生曾被齐奥朗批评的“闪烁之物”产生的那种幻觉），从而把自身一再地，常常是斗争性地置入对开端性的标示中。
在二十年中，有几次冬季，从中国各处猛然返回北京的冷空气里，我都有回家的感受。发生大驱逐以后的生活中，我逐渐失去了这种感受。北京与我在过去二十年中形成的纽带已然断裂，尽管因私人原因还需居留数年。也许这将是写作转变的征兆。
2017年后的诗构成了这本诗集的主体，收入个别此时段之前的诗，是因其有助于呈现整体。我愿意这些诗将我标记为：我是一个2010年之后的诗人。有的诗几经修改，为了接近最可廓清它，从而令我放心的形式。另一些诗，虽可能尚存瑕疵，却使我感到勿需担忧，《灭点时代的诗》是其一。也许我会因为《灭点时代的诗》、《最后一站》和《喜马拉雅颂》而被未来的诗人存读。
过去，我愿视这些诗为都是为朋友而写。如果某些时刻，它们因率直和不无裨益的戏谑，并且在自由之声因种种原因僵化时保卫反讽，从而稍微接近别林斯基所言“普希金式的朋友之声”，也就不会全无价值。如今，“朋友”只能来自在诗人的难以持存、在其生命和全部所写都可能消亡的危机中，才可显示的未来。这是曼德斯坦姆的诗句“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的否定之声所标示的肯定。但若以未来为尺度，意味着以时代为对象的伦理，必然更富于考验地转变为以将来者为对象的伦理。也意味着，诗人必然会参与到一种新人文主义伦理学的提前实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