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祺访谈（问卷部分）

　　①木朵：我们从你的译作（雅克·德里达《论埃德蒙·雅贝斯与书的疑问》）中两个词组谈起：“无俦的宿命”、“寿比格言”。别的译者可能在这两个对应环节会选择不同的表述。翻译确实造成了种种差异，亦可说，它本来就是为了达成种种可信的差异。这命中注定的差别性不仅在不同译者之间恒存，而且在语际之间永生。于是，翻译的工作充满了选择的乐趣，为了得到一个舍此无他的对应词，甚至为了优雅地得到一份制作层面的诧异，去找到一个近乎唯一属性的词，译者将被某种神来之笔的推敲所犒劳，在我看来，“寿比格言”就是一种作业进度中必要的节制所得到的报答，熹微而优悦，也可谓译写进程中的即兴发挥所换得的一个译者必要的筹码。译者会偶尔产生一种与原文作者竞争的意识吗？

　　②木朵：直译，通常被理解为逐字逐句对照原文翻译，但也明显地被“忠实其实是一个陷阱”这一类忠告所诟病，这儿也存在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需要做出选择，有时放弃直译，是不是因为有比逐字逐句对照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完成？以你翻译的波德莱尔《猫咪》为例，它有两个明显的外在特征：一是讲究押韵（主要是押i韵），二是尽可能做到诗节的每行规整等长。有的译本不这么干。在复句开展过程中，条件从句的前置与否很可能影响到分行排列的秩序与语感，如果诗甫一开始译写时“猫”出现在一行的结尾处，就很可能会向译者索要一个必须去押宝似的“ao”韵，而使用这个韵母并不难，译者有不少替代词可用。译诗比起译文来说，会否更考验译者对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有言在先——“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的响应能力？

　　③木朵：我在你的译文（伊夫·博纳富瓦《论诗的作用》）中看到一个说法：外臻于形，内化于心。不知法语原文是怎么样。且不谈这个说法在文中的上下文关系，但这条八字诀俨然可当作一个译者的座右铭。翻译之际，内外有别，但又得表里如一地呈现出译法的风格，这种风格不只是措辞选择时逐步形成的修辞特性，还涉及一个译者对原文思想的揣摩，有一种认知上的风暴起伏，可谓是思想的风格。我觉得你的译文柔和、素雅、徐缓，却又确切、耐心、富有定力。会不会担心在翻译不同的作者作品时，比如博纳富瓦与德里达，原文风格的差异性会被同一译者的译法原理与风格所削弱？或者问，在对待不同的原文作者时，你的差异化策略是什么？在紧密跟随原文作者的笔锋与思绪时，一个译者如何做到“在感受震撼的同时爆发出内在的激情”？是什么力量持久地吁求你担任着一个译者而不能厌倦？

　　④木朵：作为一位纯粹的译者——纯粹在这里是指仅仅作为一位译者而不占有作者那个位置，仅仅把自己的水平、情感、理智依存于、浇铸于一些早已存在的他人（那些令人钦佩的作者们）创作的成品之中，而克制住写出自己名下的诗文——你如何理解一部分读者对“翻译体”的诟病？汉语，我们倍受滋养的母语，一度区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而翻译体就像一个混血儿，一部分人认为血统不纯正，哪里都不是，悖逆了雅正汉语的发展方向，一部分人会认为翻译体丰富并验证了母语的弹性与雅量，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诗发展的与古典文学比肩而立的两大传统之一。甚或说，没有翻译（体），就没有白话文兴起中的新诗史。比如殁于1938年的弗兰西斯·耶麦，经过近年的再度翻译，有可能成为当下中国诗人的同时代人，甚至可以说，汉语中的、翻译体中的耶麦完全可当作一位中国诗人。你觉得该怎么衡量新诗用语的成熟度（不少诗人认为当下的新诗仍欠发达）？

　　⑤木朵：作为语际之间的一个天使，译者往往是将外来语、外国人文、外国作品翻译成母语，向本国本土的同行、读者推介外国文学中的一些新情况新变化，或者说外国文学中的一些亘古不变的、经典的作风、做法、观念，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逆向的介绍，就是说，作为一个操持汉语的创作者将本国的中文作品翻译成法语，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诗学的风貌、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正在从事的一些深奥工作，或者说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些脉络？如果要你来选择，从中国文学作品中选择一部分，向法国读者做一系列介绍，你更倾向于把时间选定在哪个范围？这种选择性推介是不是以新诗确实已经取得好成绩，存在杰出诗人为基础/底气？那么，法国当代诗人问起中国近百年间拿得出手的好诗人是谁或有怎样的出色的诗歌范式，你会如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