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环绕着我们的自然生命，
也环绕着我们的精神和语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寒冷，人最初的恐惧是对寒冷的恐惧。从母体里出生，就是从一个温暖的、受到庇护的“球体-空间”（Sphere）[1]落入一个寒冷的、需要独自呼吸和存在的空间，在这一事实中包含着许多寒冷情境的原型。寒冷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基本情调”（grounding-attunement）之一，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发生关联或丧失关联的基本方式。在本文中，我们将从诗学的角度出发，对寒冷经验与人的生命和精神空间的关联进行一次直观和描述。
本文的写作，部分地缘起于对日本学者和辻哲郎《风土》（1935年）一书关于“寒冷”的相关理解的反思。和辻哲郎受到海德格尔启发，将“寒冷”现象理解为“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理解为共同空间中的知觉，通过这种共同知觉，我们不仅发现“世界”，而且能发现世界中的“我们自身”。然而，《风土》对寒冷的理解过于纠缠于自然与人的直接精神关联（“风土”即是人类共同体与其居住之地方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共属结构），却没有进展到对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联的考虑中，因而缺少对于一种更加精神性、个体性的寒冷现象的关注。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种更深入的探讨。和《风土》一书相近，本文也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无非是对我们的实际生命经验的发生方式、基本结构和结构变体的一种描述。思考寒冷，就是要理解寒冷经验是如何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它在“我们”或“我”身上的关联结构是怎样的，这种结构的“基本象”（basic images）或基本隐喻是什么，寒冷经验又有哪些种类的变式。这种理解的目的，是要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并从这里出发去寻求融解寒冷、重建温暖的共属空间的路径。
一、作为风土的寒冷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用“寒冷”来指称一种外部气候，这种气候通过身体触觉而被人感知。但是，“寒冷”却不能被理解为某种客观的物理性质，它并不能独立于我们的生命而存在。那袭向我们身体的寒气，在与我们的身体接触之前是无所谓“寒冷”的。只有在我们与它相遇的时刻，寒冷才当场发生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寒冷”不同于作为客观物理状态的“低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寒冷仅仅理解为一种生理—心理性质的“冷”的感觉或体验。这种“冷”的感觉体验是内在的、呈点状持续性质的，它往往只是局部性的身体知觉，而并不触及到我们的生命整体（尤其是不能触及精神）；而在“寒冷”经验中，我们是处身于世界之中，我们已经一向在“外面”了[2]，寒冷是世界或生活空间的一种基本情调或氛围，我们自身的精神—生命也受到这种情调或氛围的塑造和调校。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进行一种对实事的划分和限定：作为物理状态的“低温”与“高温”，作为心理体验（感觉）的“冷”和“热”，作为世界之情调或氛围的“寒冷”与“温暖”。前二者分别是物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而现象学和诗学关心的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寒冷与温暖。寒冷不同于低温，也不同于作为一种局部感觉的冷，因为“寒冷”指引出了一个生活空间或世界。寒冷是“我们”或“我”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
我们都生活在某一个“地方”，这是生活空间的第一个规定。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地理和气候特征，它表现为其特殊的水文地貌、物产种类，以及特殊的天气、昼夜和季节变换方式。我们的身体和思想都受到地方性的规定：地方性一方面作为质料或元素构成着我们的身体，决定着其体形外貌、结实和灵巧程度；另一方面，地方性又对我们的视野、视线方向和思想中的基本象（基本隐喻）进行着隐秘的构成作用。这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因为这里并不存在单向度的决定关系；相反，地方性的生活空间是在人与自然的交互活动中形成的共属空间，它是人与自然的相互构成、相互参与的进程，“地方性对人的构成”和“人对地方性的构成”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这样一种在地方和人之间形成的共属结构，就是“风土”，它是一个伦理共同体的生命和精神的直接（“自然”）规定性。
与此种地方性相关的“寒冷”，就是作为风土的寒冷现象。它的关联者并不只是作为个体的“我”，而且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我们”。对此，和辻哲郎有过很好的现象学描述：
我们共同感受到同样的寒冷，所以才能把表现寒冷的词用于日常寒暄中。我们之间之所以对寒冷可以有不同形式的感觉，也是因为共感寒冷这一基础，否则就不会有彼此的寒冷感觉的认识。这样看来，走到寒冷之中的不是一个人，而我们大家。……所以，“站出来”这种结构，在走到寒气这一“物质”之前，已存于走向其他的自我之中。这不是意向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系”。所以，于寒冷中发现自己的，从根本上看是相互关系上的我们大家。[3]
同时，和辻哲郎看到，我们并不是孤立地经验寒冷，而“总是在与温暖、暑热的关联中，在风吹、雨雪、阳光等各种关联中去经验”：
寒冷仅仅是各种气象现象组成的整个系列中的一环。当我们顶着寒风进入温暖的房屋，或度过严冬迎来和煦的春风，或烈日炎炎下逢上一场沛然骤雨时，都不是于我们自身所处的气象中来了解我们自己，而是在气候的变化之中首先了解我们自身的变化。但是，这种“气候”也并非是孤立的经验，仍然要在当时的地力、地形、景观的关联中才能经验到。[4]
因此，“寒冷”说到底，是在一个所有环节相互关联的生活世界中与我们相遇，并产生其特定的意义和作用的。我们对寒冷的感受，总是一并关联着我们对诸如“温暖”、“干燥”、“阳光”、“春天”、“屋子”等等的感受，这些一起构成了我们感受寒冷时的背景域，我们可以用梅洛—庞蒂的术语称之为我们身体的“知觉场”或“知觉图式”。在这种风土性的寒冷中，是“我们”或一个地方的人群在共同经历寒冷，寒冷指引出一种共同的知觉空间和共同的知觉图式。
这种意义上的寒冷，与该地方的其他要素一起，塑造着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在风土中，精神尚未从自然的统一性中摆脱出来，而是依赖于它与自然的共属关系。作为风土的寒冷是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的土壤，它在人身上总是呈现为某种直接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以在俄罗斯、西北欧、日本和中国北方等地的人的生命中看到寒冷的作用。寒冷不仅作用于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身体构造，而且在他们的语言方式和思想方式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作为风土的寒冷，其基本象乃是“雪”。雪作为寒冷地带的生活空间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事物，有力地体现出这一空间中的共属关系。雪从天而降，仿佛带来了神明的消息；雪覆盖大地，让人们在其中栖居和行走。由此，雪的空间是一个天地人神共属一体的空间。这种共属关系并不能同样从“冰”中体现出来，因而“雪”是比“冰”更能体现寒冷风土的自然—精神之象。这一基本象深深地渗透进寒冷风土上人们的语言和思想之中，这时，“雪”就成为了一个词根，其他的词语仿佛家宅一样居于被“雪”这个词所覆盖的生活土壤中。同时，“雪”作为一个基本象或词根，可以在没有雪的地方唤起人们对寒冷的感受。“雪”由此成为人的内在精神的一部分。在“雪”这个词中积着几万年中下过的雪，也积着无数文人和作品的生命气息。这个词所具有的明亮质地，与埋藏在它底部的幽暗和死亡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让诗人为之着迷。我们可以在众多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见证“雪”对诗人想象力的奠基作用。很多时候，它会与另一个代表着共属空间的基本象“火”处在一种对照关系之中——“火”的精神是家（炉火）或城邦（神庙和广场的圣火）的精神，而“雪”的精神则是田野的精神。在特拉克尔那首著名的《冬夜》中，从开篇的“雪花”到结尾处的“清澄火光”的转换，就暗示着“漫游者”从田野进入到家的空间之中。[5]而中国诗人穆旦的名篇《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则以具有同样精神力度的方式，书写了在“火”的精神与“雪”的精神之间的共属关系：
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在“炭火”中居住的，是家的精神：它曾经聚拢所有的家庭成员，照亮他们的面孔，从“火”的温暖中诞生出作为家之纽带的亲切交谈和“故事”；而那些“灰烬”，仿佛是睡着的祖先，是“故事”讲完后的静默，它是生命之火的遗留，又构成了对火种的保存和归藏。在家与田野的边界处（“门口”），所有的器具（镰刀、锄头、石磨、大车等等）安宁地承受着人世的流转变迁，它们曾经在祖先的生命中留下痕迹，现在，又与我们此世的生命形成了共属关系——这种共属关系在人间发生，却仿佛携带着来自自然和神明的消息。“雪花的飘落”是一个自然中的动态景象，它不仅加深了诗的静默，也加深了诗的神秘和温厚。家与田野和风土的至深关联，就是穆旦这首诗的奥秘所在。
因此，作为风土的寒冷，始终是一种“我们”共同感受的寒冷，而“我们”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却总是可以回到那个由“火”所打开的温暖空间中。在这里，“我们”对寒冷和温暖的经验是相互参照、相互构成的：我们一起在家里感受温暖，又一起出门感受寒冷。寒冷不仅没有把我们分离开来，相反，却促成了我们在一起相互取暖——无论是以亲切的问候、交谈、拥抱还是以在家共同烤火的方式。在寒冷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可能会更亲密。这种在生命之间形成的共属关系就是伦理精神，它被许多诗人（王国维、海子、骆一禾等）称为“北方精神”，它的品格是道路的修远和岩石的坚韧，而在这修远与坚韧下面，是深刻而温厚的情感力量。正如王家新的《北方札记》所书写的那样，北方的精神是“雪”和“火”的综合，它同时也是我们的身体与土地之间的关联：
……让我们在雪封的屋顶下，感受
来自天空的东西
这不是死。这是死
牲畜们紧挨在一起，而麦子
在寒冷的火中长出
纯粹的死是在那一片刺目的雪雾里
这无休无止的大雪
使一个从不恐惧的人，开始发慌
使一个在地里劳作了一生的人
最终如一张悬置的犁
雪呵雪，让我们穿过这茫茫的死
以我们的身体
再一次触着深埋的土地 二、作为限界境况的寒冷 在作为风土的寒冷中，是“我们”或共同体在一起经历寒冷。然而，在生命的另一些时刻（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世界中），“我”却不得不独自经受寒冷。这种个体性的寒冷之所以形成，是由于“我”被从共同体中抛离出来，来到了某种孤独的境况中。如本文开篇所说，对“个体性的寒冷”的原初经验发生在出生之时。我们从母亲的子宫中出生，就是从一个温暖的、受到庇护的空间落入一个寒冷的、需要独自呼吸和存在的空间。这一原型的实质，便是人从一种原初的共同体（母子一体）中被抛出来。被抛出共同体的人，是一个孤独的、没有庇护的存在，他处在以前的日常生命的界限之上，并经验到了许多他在以往的生活中不可能经验到的东西。在这种朝向界限的超越中，他可能会经验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或世界（如海德格尔对“畏”的说明），或者在“挫折”中经验到来自“大全”的消息。但先于这种整体或“大全”而被经验到的，是寒冷。所谓“高处不胜寒”，便是因为人是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来到生命的高处（界限）的。这便是发生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限界境况”（Grenzsituation）之中的经验。[6]我们并不能直接将这种“寒冷”等同于“孤独”，因为孤独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征，而寒冷除了具有这种自我意识的特征外，还携带着身体和皮肤的感受。
个体性的寒冷的所有基本场景和基本隐喻，都与限界境况相关。出生是第一个限界境况。第二个限界境况是黑暗。个体在黑暗中会感受到寒冷，因为它是共同体的火光没有照到的地方。黑暗是没有进入到意义秩序之中的存在，在黑暗中，如果我们不能用言谈或身体接触来建立“在一起”的微弱光亮，那么我们就都是孤独的。光明是温暖的，这一事实具有自然的和精神的双重意义，在精神的意义上，光明是共同体的敞开空间中的一种给予意义和关联的运作活动。而彻底的黑暗则在这一空间之外，个体在其中经验不到任何有意义和关联的东西。当个体处身于这种无关联、无意义的状态中时，他就是在寒冷之中。与黑暗相关的是夜晚的寒冷。这种寒冷一方面与夜间气温的下降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黑暗和孤独相关。每个人都孤独地裸露在夜晚的中心，这种孤独性使得他必须面对寒冷。为了摆脱寒冷，人就通过炉火、交谈来寻求共同体的关联和庇护，或通过睡眠来抵御和遗忘这种寒冷。
第三个限界境况是比黑暗更深的黑暗：死亡。死亡与冥界的黑暗有关。死亡将人抛到共同体的阳光之外，那里也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人去想象死亡，就会不寒而栗，因为他在想象中跑到了共同体的外部。但是，这种黑暗而寒冷的想象却有着深渊般的魅力，不仅因为它对读者具有冲击力和吸引力，而且它似乎体现着自我的深度。因此，众多的诗人沉迷于对死亡的想象，他们的诗由此笼罩着一层寒冷的色调。在中国新诗中，海子是最著名的“倾心于死亡”的例子：
在春天, 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这一个, 最后一个
这是黑夜的儿子, 沉浸于冬天, 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 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春天，十个海子》 海子的名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反复出现的旋律是对温暖和幸福的渴望。诗人渴望通过返回日常生活（“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通过与“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和“每一个亲人”重建那种共属性的关联（命名和写信），来抵制已经无法自拔的死亡想象所造成的寒冷。这种对共属空间的渴望也延伸到对“陌生人”的祝福中。然而，“黑夜的儿子”还是战胜了“春暖花开”的想象。“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自我不仅从他人和世界中孤离出来，而且从自我内在的共同体（“十个海子”）中孤离出来。这是绝对的孤独。我们甚至可以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结尾处看到这种孤独意识的无法消除的痕迹，尽管诗人在全诗中努力用温暖来覆盖这种寒冷：“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只愿”意味着“我”要独自“面朝大海”，而任何独自的、不被分享的幸福都不是真实的幸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为温暖的幻象，其实是从死亡意识的深渊中涌出；在这最后一句诗中，“坟墓”的意象已经暗现出来，“我”已经被置换为一座阳光照耀、鲜花簇拥的“坟墓”。
海子众多的模仿者们都热衷于这种对死亡的想象。但是，通过对死亡的想象来制造效果，在文学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容易导向廉价的感伤和对死亡修辞的滥用。同时，死亡也有多种样式，只热衷于想象自己的死未免过于自恋，并且根本不包含对这个世界中的死亡的真实洞察。自己的死不同于他人的死，自然的死亡不同于暴力造成的死亡，文学想象中的死亡不同于战争中对死的真实经验，而战争的暴力又不同于屠杀的暴力。最寒冷的死亡是由屠杀的暴力所造成的死亡：这是一个绝对的黑色空间。屠杀的暴力是一种撕裂机制，它在历史中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因为它以一种最为恶意的方式破坏了人类的共同生活及其可能性（战争之后人们还可能进行谈判并试着重新一起生活，但屠杀却使这种可能性、使得共同生活的意愿都不复存在）。这是一个被黑暗和寒冷完全统治的空间。幸存者和见证者对这一空间的经验，永远伴随着身体性的寒冷，如同我们在策兰和维塞尔的诗文作品所感受到的那样。
每一种限界境况都具有某种寒冷的色调，而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限界境况中的寒冷经验，最终说来都是由作品来保存的。一般来说，个体性的寒冷必须转化成语言（作品）中的寒冷，才有可能被保存下来，尽管经过语言中介的寒冷已经不再是原初的寒冷经验本身。然而，即使有着这种原初经验的不可复现性，但真正的言说和写作活动却能创造出自身特有的寒冷，来弥补它在返回原初寒冷经验时的不足。这是来自写作本身的寒冷。真正的写作，构成了一种与黑暗、夜晚和死亡都带有一定关联、但又将这一切限界境况都包含在自身之内的限界境况：写作就是独自面对黑暗和深渊，写作就是在“进入夜晚”（哪怕他是在白天写作），写作就是在理解死亡或“激怒死亡”（克里玛语）。写作是人作为纯粹的个体，主动从共同体中摆脱出来的方式。写作者必须面对寒冷，因为他是一个人在写作，他面对的是他自己，是自我的深渊和虚无。写作的这种绝对个体性质，使得它与其他的艺术活动形成了对比：例如，歌唱活动是在共同体中发生的，歌唱者要面对观众，并受到舞台灯光（来自共同体的光亮）的照射；而写作则是个体独自进行的，即使他要与想象中的读者进行交谈，那个想象中的读者其实是他的自我的投射物和变体。
在写作这种主动造成的限界境况中，人有两种可能的对待寒冷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写作来对抗寒冷、融解寒冷，或者是在写作中成为了寒冷本身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在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身上到底发生的是哪一种进程，它们往往混在一起。一个人在抵抗寒冷的时候，也很有可能成为寒冷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寒冷就不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而变成了个体的精神质地。
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最深刻地探询了写作与寒冷的关系。《务虚笔记》的全部人物和事件都诞生于“写作之夜”中“我”的心魂活动（它们是记忆还是想象其实无关紧要）。在书中，每一位人物都有着处身于限界境况之中的经验：无论这是爱和失恋的经验，是严刑拷打和背叛的经验，是被人侮辱和轻视的经验，是坐牢的经验，是残疾的经验，或者是真实的死亡。这些经验都具有寒冷的性质，而作为这一切限界境况的探询者——“写作之夜”中的“我”，则处在所有寒冷的核心。《务虚笔记》仿佛是在与字里行间散发的寒气搏斗，我们可以感受到写作者笔尖和手指的寒颤。通过将自身置入到“写作之夜”中，史铁生理解了各种形式的作为个体精神质地的寒冷，也理解了写作本身的寒冷。
在写作中，不仅个体性的寒冷可以得到保存、辨认和澄清，而且作为风土特征的寒冷也可以进入到语言中，来推动和加深作品空间中的寒冷。例如，乔伊斯《死者》结尾的著名段落就浓缩着死亡、黑暗、孤独、夜晚和雪，它将个体的寒冷和风土的寒冷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极为强烈的效果：
泪水大量地涌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泪水在他眼睛里积得更满了，在半明半暗的微光里，他在想象中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棵滴着水珠的树下的身形。其他一些身形也渐渐走近。他的灵魂已接近那个住着大批死者的领域。他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
玻璃上几下轻轻的响声吸引他把脸转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迷蒙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暗的雪花，迎着灯光在斜斜地飘落。该是他动身去西方旅行的时候了。是的，报纸说得对：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在《死者》中，主人公加里布埃尔从小说前半部分明亮热烈的公共空间（他在聚会上作了一个演说）回到幽暗孤寂的个体空间中，并在这种孤寂中洞悉了自己之前的愚蠢。这是黑暗和寒冷在教育人变得清醒和自知。但就在这种孤寂中，他想起了往昔追求过自己妻子的一位早夭的年轻人和他早夭的爱。他仿佛把自己当成了那位死掉的年轻人，因而为其感到悲伤；在这种悲伤中，他对妻子的爱又被重新唤起。正是在对爱的渴望这一点上，他的灵魂开始与那位死者接近或沟通，继而与所有的死者沟通——他们都曾经和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和爱过。于是，将生者与死者隔开的墙消失了，生与死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共属空间：“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这是一个并不明亮和热烈，但却能给人以深刻慰藉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存在融化了个体性的寒冷，并将人带到自然与历史的不息流转中，人的生命在这里才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和位置。小说的最后，是“雪”将一切覆盖。我们可以认为，主人公是从个体的寒冷重新回到了作为风土的寒冷，这也就意味着，他重新返回了伦理共同体：那由生者与死者的共同活动构成的土地的精神。
与乔伊斯相近，张曙光作为最频繁地写到“雪”的当代中国诗人之一，他对“雪”的处理也融合了风土的寒冷与个体性的寒冷。张曙光对中国东北冬季场景的书写，当然与他在那里长期生活所形成的风土感受息息相关；但他更着力的，却是在诗歌中书写那些更隐秘、更私人性的下雪场景。正如他在《得自雪中的一个思想》一诗中所写，他的诗在本质上是一种回忆，是一种“使死去的事物重新复活”的努力：“或许诗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使那些事物重新复活/死去的时间和声音，以及/那一场雪，用那些精心选择的词语/或旧事物中美丽而温暖的意象”。他对“雪”的情绪是矛盾和暧昧的：一方面，“雪”构成了他诗歌的基本场景和主要词根，下雪总是让他对生命进行思考，给他带来“惊喜、忧伤和困惑”（《得自雪中的一个思想》）；另一方面，“雪”又围困着他，并让他憎恨，“在我的诗中总是在下雪，像词语，围困着我们。/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对于冬天和雪/我充满了难以抑止的憎恶和仇恨”（《冬天》）。这种矛盾的情绪集中地体现在下面这首以《雪》为标题的诗中：
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感到
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
我想咳嗽，并想尽快地
从那里逃离。
我并没有想到很多，没有联想起
事物，声音，和一些意义。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空气中浮动
然后在纷飞的雪花中消逝
那时我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
我不知道死亡和雪
有着共同的寓意。
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抱着我，院子里有一棵树
后来我们不住在那里——
母亲在1982年死去。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冷静、节制的语调，回忆了他第一次面对“雪”时的经验。这不仅是对雪的经验，而且是对与雪相关的、一个过去世界的经验。诗的最后三行暗示出诗的真正动机——雪让诗人想起已去世的母亲，想起她抱着自己的场景。“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惊奇”——这是否意味着，诗与哲学一样始于惊奇？但事实上，诗的开端是对惊奇的回忆，以及惊奇深处的恐惧。“一个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咙里”，这是诗人用当代语言重构了他幼年时的经验。他用“哽”来说明这种想说又说不出来的状态。而当年作为孩童的我，不可能这样描述经验——“现在”的语言和修辞就这样渗透进回忆中。“我想咳嗽，并尽快地/从那里逃离。”逃离缘于恐惧。为什么雪会让他恐惧呢？这是否是在暗示，当诗人第一次看见雪的时候，就感觉到了雪和死亡的关联？在这首诗的中间部分出现了很多“没有”，那些成年人才能获得的知识、理解和意义方式，在孩童的经验中还不存在。但是，回忆是精神的活动，它总是被“语言性的此刻”所中介。比如“那时我没有读过《大屠杀》和乔伊斯的《死者》”，当诗人说“没有”的时候，这种阅读经验又以十分悖论的方式进入到了回忆之中。“雪”就这样溢出了第一次的初始经验，与诗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关联。回想自己的人生，诗人发现，周围那些陌生的面孔，像雪片一样“在空气中浮动”，然后消逝。最后三行回到了最初的场景：他作为孩子被母亲抱着。这是一个温暖的场景，他还身处于一个简单而安全的世界中。诗的最后，以母亲的死、以温暖的终结来结束。怀抱消失了。雪，成为了死亡的代称。
在诗的回忆中，寒冷与温暖、生与死、惊奇与恐惧就这样混合在一起。这首诗，始于惊奇，而终于死亡。诗人之所以想到雪，既是因为母亲的死所带来的寒冷，更是因为那已过去、却仍然滞留于记忆深处的怀抱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被雪所覆盖、抹去，却又被雪收藏和保存。不仅是陌生的脸，熟悉的脸同样会在雪花中消失，继而在诗中重现。
三、作为无关联状态的寒冷 在限界境况中，人是作为唯一性的个体在经验寒冷。这种寒冷乃是个体脱离共同体的庇护（由“火”打开的温暖或光明空间）后感受到的精神氛围。在某种意义上，个体能够感受到寒冷，表明在他的灵魂中仍然保有对温暖或共属关系的渴望（海子的诗是一个明证）。无论他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进入这种寒冷，无论他是因为共同体的压迫（这种共同体已经败坏）还是因为想要接触一些陌生的事物而进入到这个区域之中，他仍然具有重建共同体的意愿——他愿意被他人注视或爱，并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人分享和交流。然而，正如自然中的寒冷会伤害人的身体那样，这种限界境况中的寒冷也会伤害人的灵魂和精神。如果一个人长久地呆在这种寒冷之中，会使得他的心灵变得扭曲和变态：他的灵魂在寒冷中已经不只是去承受寒冷，而是自己成为了寒冷本身。
这种作为灵魂本身的构造方式的寒冷，是由于爱的渴望在爱的极度缺失下产生了变异和扭曲而形成的。灵魂本身的寒冷，按照其扭曲程度的不同，也包含着不同层次。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仇恨成为了灵魂的主导情绪；而最极端的一种，则是厌弃一切或对一切冷漠，冷嘲和无动于衷是这种寒冷者最常见的行为。从“限界境况的寒冷”向“灵魂本身即是寒冷”的过渡，是个体与共同体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和固定化的过程。当这一距离发展为一种绝对的无关联状态时，灵魂本身的寒冷化就完成了。里尔克的诗《孤寂》是对这一过渡状况的书写，其中的“雨”可以视为这一过渡地带中的寒冷的基本象：
……孤寂的雨下个不停，
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
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
失望悲哀，各奔东西；
当彼此仇恨的人们
不得不睡在一起。
每个人都被困在这“孤寂的雨”中，也就是被困在他们彼此的无关联状态中。“昏暗的黎明”，可以视为“黑暗和夜晚”这一限界境况的变体，人在其中感受到深刻的寒冷。然而，比这更寒冷的，则是那种“在一起却没有真正在一起”的状况。本来，人们靠在一起是为了相互取暖，抵御夜晚的寒冷；但当他们的生命和灵魂本身失去了温度，这种“靠在一起”并不能带来任何东西。当他们经验到了这种无关联状态，一般会因“失望悲哀”而离去，寻找其他人来重建共属关系。最可怕的，是这种无关联状态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的生活本身——“当彼此仇恨的人们/不得不睡在一起”，这时他们的灵魂就会彻底扭曲，寒冷的“雨”会下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在那里冻结成冰。
对于此种灵魂本身完全寒冷化的人，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是值得交往和珍视的，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任何爱的意愿，甚至连恨的意愿也逐渐消失（正如舍勒所说，恨是奠基于爱的，没有热烈的爱就没有激烈的恨）。极度的无关联状态是这种寒冷的本质。寒冷者不需要任何他人，也不需要任何温暖，因为他已经不再能感受到寒冷——只有他人能感受到来自他灵魂深处的寒冷。
我们可以借用舍勒的术语来形容这种灵魂状态：它是一种极端的“迷乱”。迷乱产生于灵魂中爱的秩序的紊乱。灵魂自身生来就携带着一种来自上帝或神的爱的秩序，这是一个由各种价值质或价值形式构成的等级序列，人先天地具有按这一等级序列对事物进行价值评判的能力，如果受到正确的培育和引导，他会按照这种先天秩序去意愿、认知和评价事物。爱的秩序的核心，是将神理解为爱的绝对开端和目的（亦即绝对价值），其次是将他人的人格作为目的。然而，在现实的历史世界中，人们的灵魂总是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对这一先天秩序的偏离，由此产生了灵魂秩序的紊乱或迷乱。迷乱的一般形态，是将相对性的价值置于绝对价值应在的位置之上，这种占据了绝对位置的相对性的价值就是“偶像”。[7]例如，一个吝啬鬼是以钱财为偶像的人，一个虚荣者是以他人的目光为偶像的人。而那种骨子里寒冷到底的人，他的迷乱达到了最极端的境地：他并不将某种相对性的价值当成绝对价值，而是将所有价值的位置本身从心灵中完全毁弃，他完全否定了自身中天赋的爱的能力。如果对某一事物的爱（无论是何种层面的爱）是我们与这一事物建立起关联的前提，那么，人在否弃爱的意愿的同时，也就将自己与任何事物和他人隔绝开来。
这种类型的自我主义与极端自私并不相同。自私者仍然需要他人，需要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尽管在他与其他人之间只存在利益关系；而在这种自我主义者那里，严格说来他并不愿意与任何人生活在一起（他此前就生活在绝对冰冷的虚假共同体中，因此他认为“他人”的存在本身即是对他的威胁和伤害）。如果可能，他会选择在无人的高山或孤岛之上生活，如同史铁生《务虚笔记》中的画家Z所说的（尽管Z是在强调这种生活的高度让凡人仰视）：
在旷野，在荒漠，在雪原，在林莽轰鸣的无人之域，在寂静的时间里，在只有阳光和风暴可以触及的那儿，对了，雪线之上，空气稀薄的地方，珠穆朗玛峰顶，人迹罕至，自有人类以来只有不多的几个到达过那儿……[8] 在这种极端的迷乱中，个体与共同体的距离被拉大到极点。他不愿意与任何人、甚至是任何事物建立起共属关系，他轻蔑任何一种建立关联的行动或尝试。他那扭曲的心灵使得他根本不能承受任何一种爱的关联，因为爱就意味着放弃自我的防卫，意味着将自身裸露于可能的伤害之中。这种人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在自我内部建立起了无限高、无限坚固的用来自我防卫的厚墙。我们无法与这样的人形成真正的交流，当我们注视他们的眼睛时，他们的眼睛深处是永远不化的寒冰。
结语：温暖空间的重建 在以上三种形态的寒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状况。在作为风土的寒冷中，个体并没有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他是作为“我们大家”中的一员来一起感受寒冷，并能随时通过相互取暖的方式抵御寒冷；在作为限界境况的寒冷中，个体从共同体中脱离出来，独自面对寒冷，但仍然保留着重返温暖的共属空间的渴望；而在作为无关联状态的寒冷中，个体成为了寒冷本身，因而不再能感受到寒冷，他绝对地与共同体分隔开来，不再有重建共属空间的愿望。
如果我们并不愿意成为第三种形态的寒冷者（愿意成为这种人就等于愿意放弃一切愿望，因为所有的意愿都出于爱），那么，我们就仍然活在对温暖的渴望中。对温暖的渴望是生命最初、也最深的渴望之一。正如萌萌所说：“人可以在黑暗中行走，哪怕走得艰难，却不能没有温暖。……温暖永远是比光亮更基本的需要。”[9]而温暖，只能来自于共属空间中的纽带，亦即作为“火”的精神。对于一切寒冷，我们只能通过返回或重建共属空间来抵御和化解。
在现代世界，由于共同体及其风俗礼法的解体，那种作为限界境况的寒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主导生命经验，一些人在这种长期的寒冷中变成了寒冷本身的一部分。另一些人为了逃避寒冷，躲到虚假的共同体中，全然不顾那里本来就是压抑人、因而个体要从中逃离的地方。虚假共同体的本质在于，用命令和服从取代了爱和恭顺，用机器般的体制同一性取代了真实、亲密的共属关系。因此，重返温暖空间绝不是要逃避寒冷而躲到现成的、已经败坏的共同体之中，而是对一个新的共属空间的创造。这种创造要求人既能直面个体性的寒冷，保持那种从黑暗而来的清醒精神；也能构建出一种真实的与他人的关联，让作为“火”的精神来照亮和温暖自身。唯能进入温暖者方能抵御和面对寒冷，唯能承受寒冷者方能感受真实的温暖，而非满足于虚假的温暖幻相。在寒冷与温暖、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至关重要的是保持一种自由进出的能力。
这一切都有赖于在我们的灵魂中重建“爱的秩序”。那些能创生出一个共属空间的人，必定是生命本身就具有这种共属关联的人——在他们的灵魂中有“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将全部的生命经验统一为一个整体，而这分寸就是来自神的“爱的秩序”。禀有此种秩序的灵魂就是这个世界的火种，它从生命的内在深处燃起，并寻求向更广大的境域扩展。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保存好自身的火种，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汇集在一起，共同点燃整个炉膛。
注释：
[1]“球体-空间”（Sphere）是德国当代哲学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核心词语，也是其主要著作的题目，它是对柏拉图《蒂迈欧篇》的chora、前现代的“天球”（Celestialsphere）、现代世界的“全球”（Globe）、现象学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等概念的综合、修正与改造。斯洛特戴克以Sphere的三种变式（“气泡”、“全球”、“泡沫”）为轴线，创立了一套关涉人类生活秩序及其历史变迁的独特空间-历史哲学理论。在《球体》（Spheres）第一部“气泡”（Bubbles）中，斯洛特戴克认为，人并不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而是生活于一个比“世界”小得多、有限得多的“球体-空间”之中，这个空间的最初形式是母亲的子宫。“子宫”乃是人类共同体的原型，也是人类深层记忆中最温暖、美好的生活空间。但是，母亲的分娩使胎儿不得不离开这一空间，从温暖的场所滑落到寒冷的世界中。人在降生后的主要努力，就是通过想像、行动等方式重新建立一个类似于子宫的新的球体-空间（即以“家”为代表的各种共同体，他称之为“气泡”），将自己重新包裹、庇护起来，不用直接去面对世界的寒冷。对于本文来说，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理论”很好地说明了寒冷经验的原初发生场景，也提示出了摆脱寒冷的可能路径。
[2]正如和辻哲郎所说：“我们自身关系到寒冷无非是因为我们自己已来到寒冷之中……从根源上看，‘在外界’的不是寒气这类‘物质’、‘对象’，而是我们自己。‘站出来’是我们自身结构的根本规定，意向性也是基于此的。”参见和辻哲郎《风土》，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6页。
[3]和辻哲郎：《风土》，前引书，第6~7页。
[4]和辻哲郎：《风土》，前引书，第7页。
[5]参考海德格尔对此诗的阐释。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6页。
[6]本文并不完全在雅斯贝尔斯的意义上使用“限界境况”这个词。雅斯贝尔斯使用这个词主要是为了显明，人在朝向界限超越时所遇到的“挫折”，能使人领会超越者的真谛从而获得真正的实存。而我们强调的则是限界境况中人因脱离共同体而感受到的寒冷。
[7]马克斯·舍勒：《爱的秩序》，林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52。
[8]史铁生：《务虚笔记》，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第624页。
[9]萌萌：《升腾与坠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35—1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