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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新颖:T.S.艾略特与几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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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21  

张新颖:T.S.艾略特与几代中国人




1

  1926年6月,上海出版的《新月》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首题为《西窗(In imitation of T.S.Eliot)》的诗,作者署名仙鹤。这只仙鹤正是《新月》的核心人物徐志摩。他在自己创办的这份刊物上,文章、诗和译作,数量甚多,要么署徐志摩,要么署志摩,偏偏这首诗用了这么陌生的一个名字。我们无法还原诗人当时微妙的心理活动,但不妨做一个有趣——当然,一定也有人认为是无聊——的猜想:署名和诗题之间,或许存在一种“反向”的关系。诗题引人瞩目,关注点在特意的英文标示,“仿T.S.艾略特”;署名遮掩,不让读者一眼就看到是大名鼎鼎的“诗哲”所为。
  有意思的还有,徐志摩1931年由新月书店出版《猛虎集》,编入《西窗》,却删掉了“In imitation of T.S.Eliot”。至少从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而言,被删掉的正是最有说头的部分。
  《西窗》不是徐志摩流行风格的作品,它的异样归功或归咎于诗人有意识的“模仿”。诗的最后三行:

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
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
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


  如果熟悉T.S.艾略特的诗,你会知道“这是谁说的”。1917年的《序曲》(Preludes),最后一段是:

Wipe your hand across your mouth, and laugh;
The words revolve like ancient woman
Gathering fuel in vacant lots.


  我们可以从后来的穆旦那里,读到更准确的翻译:

用手抹一抹嘴巴而大笑吧;
众多世界旋转着好似老妇人
在空旷的荒地捡拾煤渣。

  比起徐志摩诸多名篇的风靡,《西窗》实在是受冷落的。不过,至少有一个将来的重要诗人——卞之琳——关注了它,而且关注点也正是徐志摩的“模仿”实验。很多年之后,卞之琳还多次提及此事,虽然在他看来,这个实验是失败的。他说,“一点也不像”;因为徐志摩“始终没有脱出十九世纪英国的浪漫派”,“实际上他的sensibility不是艾略特的modern sensibility,写得很不一样”。
  “浪漫”的徐志摩不够“现代”,也许正因为这个一般的、普及的印象,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敏感和涉猎才让人惊讶,倘若注意到诗人被忽略的这一面的话。徐志摩还向他的好朋友胡适推荐T.S.艾略特,以及詹姆斯·乔伊斯、E.E.卡明斯。这位中国新诗建立初期“最大的功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许我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碰巧这样的好奇心能得到满足,因为胡适自己生动记录了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式“互动”。
  1931年3月5日,胡适日记:

  晚上与志摩谈。他拿T.S.Eliot的一本诗集给我读,我读了几首,如The Hollow Men等,丝毫不懂得,并且不觉得是诗。志摩又拿Joyce等人的东西给我看,我更不懂。又看了E.E.Cummings的is 5,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
  志摩说,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我想,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
  志摩历举现代名人之推许T.S.Eliot,终不能叫我心服。我对他说:“不要忘了,小脚可以受一千年的人们的赞美,八股可以笼罩五百年的士大夫的心思!”
  孔二先生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不可磨灭的格言,可以防身。
 

  说来有意思,反对新文学的人反倒不像胡适这么“防身”:《学衡》派的吴宓,对T.S.艾略特,颇有亲近之处。比胡适这则日记略早一个多月,吴宓短暂欧游期间,在伦敦拜访了这位哈佛校友,1931年1月20日日记:“1—3 访T.S.Eliot(仍见其女书记,伤其美而作工,未嫁),邀宓步至附近之Cosmo Hotel午餐,谈。Eliot君自言与白璧德师主张相去较近,而与G.K.Chesterton较远。但以公布发表之文章观之,则似若适得其反云。又为书名片,介绍宓见英、法文士多人,不赘记。”
  1936年到1937年,吴宓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开设《文学与人生》课,保存下来的讲义提纲里,多处出现T.S.Eliot。在讲“文学与人生之关系”时,有一组例子,列的是“FromSterne, to Marcel Proust, James Joyce, Virginia Woolf, Gertrude Stein,T.S.Eliot”——如果单独看这份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斯泰因,艾略特,你也许会恍惚,吴宓是在讲现代主义文学吗?这可与安在他身上的保守印象,相去甚远。在这册讲义提纲的附录部分,还有一处列T.S.艾略特的批评文集The Sacred Wood(《圣木》),特别摘引了《传统与个人才能》和《但丁》两篇文章。

2

  倘若你以为那个年代“幼稚”的汉语新诗,一定不会出现T.S.艾略特式的创作,那就是一般推论了;实际情况的发生,时常并不理会一般推论。1930年间,孙大雨在纽约、俄亥俄的科伦布和回到中国初期的日子里,雄心勃勃地写出将近四百行长诗《自己的写照》,三个部分,分别发表于上海新月书店发行的《诗刊》1931年4月第二期、10月第三期和1935年11月8日的天津《大公报·文艺》。虽然没有完成原计划的一千余行,但已经非同凡响。徐志摩、陈梦家、梁宗岱等几位诗人很是激动,徐志摩在《诗刊》第二期的《前言》里说:“第一他的概念先就阔大,用整个纽约的城的风光形态来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的意识……单看这起势,作者的笔力的雄浑与气魄的莽苍已足使我们浅尝者惊讶。”陈梦家编《新月诗选》,1931年9月新月书店出版,《序言》中论及《自己的写照》,几乎重复了徐志摩的赞叹,称它是“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他有阔大的概念从整个的纽约城的严密深切的观感中,托出一个现代人错综的意识。新的词藻、新的想像与那雄浑的气魄,都是给人惊讶的”。
  惊讶的另一面,也即意味着这首诗出现得突然,徐志摩和陈梦家尚且如此感受,对于193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而言,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接受和理解这样令人不知所措的创作,也无足深怪。奇异的是此后,有漫长的时间,有层出不穷的文学史叙述,这首诗却鲜被提及,差不多可以说是湮没了。
  1999年,我的老师李振声撰文《孙大雨〈自己的写照〉钩沉》——“钩沉”,针对的就是长久无闻的命运:“长诗的真正主角,便是现代文明的巨子,庞杂而畸形的纽约城。下坠的堕落与向上的活力、罪孽与救度、排斥与迷惑,各种相异的力量,在诗中神奇地彼此缠绕。……它那赋予混乱的世界以一种秩序的气度,以及笼络、驾驭、吞吐、消化现代都市的雄健精力,这方面能与之相匹俦者,却是至今依然罕见其人。”长诗第一部分描述纽约日常情景,“抒写者似乎在力图暗示,现代世界真正的奇异和神秘不在别处,而就深藏活跃在日常情景之中。……诗行的推进,是对飞驰在黑暗中的地铁节奏的模拟……‘大站到了,大站到了’的地铁催促声,不由使人联想起艾略特《荒原》中的‘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二者异曲同工,泄露出川流不息的知觉所意识到的现代时间带给生命的压抑和紧张。在这个疯狂运转的都市里,人的地位已被悬置。”
  T.S.艾略特后来说他从波德莱尔那里得益,主要在于这样的启发:“他写了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境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孙大雨从T.S.艾略特那里得益,差不多也可以这样描述。当然,孙大雨不只是从T.S.艾略特一个人得到启发;我们感受到一个年轻的中国诗人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强烈回应,但这么说,我猜想诗人未必高兴,他的野心要大得多。孙大雨晚年,提起这首《自己的写照》,说“它的题目和它所咏的现象之间的哲理方面的关键”,是笛卡尔的一句妙谛:“我思维,故我存在。”“思维的初级阶段是耳闻、目睹的种种感受,即意识,用凝思和想像深入、探微、扩大、张扬而悠远之,便由遐思而变成纵贯古今,念及人生、种族与历史的大壁画和天际的云霞。这样写法我不知西方有哪一位现代诗人曾企图写作过。”话到这种程度,既见抱负,也见性格,从年轻到暮年,未尝改变。而说到这首诗的遭遇,孙大雨更是意气难平:“五十多年前发表它的片段时,能领略以及欣赏它的人恐怕只有三五人。有人因为茫然不懂它,讥之为‘炒杂烩’。我敝帚自珍,惋惜他炒不出这样的杂烩。”

3

  1931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讲浪漫主义,特别是雪莱,底下一个学生卞之琳听的感觉是,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徐志摩不幸飞机遇难,代替这门课的叶公超别开生面,大讲现代主义诗歌。卞之琳回忆学诗历程,“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   
  卞之琳诗思、诗风的复杂化,见于他自己所划分的前期的中、后两个阶段,即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前,这一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写诗的最高成就。他自己说,“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简要说来,表现为与当时新诗通常的写作方式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方面是,设置“戏剧性处境”,做“非个人化”处理,这正合卞之琳规避和隐藏自我表达的性格,也为他的自我表达提供了路径。他晚年曾向访问者解释,T.S.艾略特的“理论是主张尽量impersonal,就是摆脱个人。我是比较客观的,我也是这样,倾向于精简。虽然我写的诗有一些是关于自己的,但尽可能想摆脱个人。”“我的戏剧性,就是感到的东西,在一种情境中,英文叫situation、dramatic situation,诗里面的我不一定是我。就是设想有一个客观的人,处在某一种境界里边,他在里边不管怎么样,说话、抒情,这个东西是放在一种情境里面的。……尽可能不把自己放在里边去,即使放到里边去,我也把它客观化,比如说,我也是一个剧中人,这样子写,而不是真人真事。”
  与此相联的另一方面,是“智性”(intellectuality)、“机智”(wit)的运思。更年轻的诗人穆旦评论《鱼目集》,说:“在二十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为艾略特(T. S. Eliot)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就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鱼目集》第一辑和第五辑里的有些诗,无疑地,是给诗运的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因为我们所生活着的土地本不是草长花开牧歌飘散的原野,而是:‘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赵萝蕤也是在课堂上对T.S.艾略特发生兴趣的。她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听过美籍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详细地讲解《荒原》,1935年试译《荒原》的第一节。1936年底,在上海的戴望舒听说此事,就约她把全诗译出。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赵萝蕤在北平收到由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样书。这本书计印行简装三百本,豪华五十本。
  赵萝蕤请叶公超写了一篇序,序以《再论艾略特的诗》为题发表于1937年4月5日《北平晨报·文艺》,其中有言:“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所以是“再论”,因为三年前,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文章,题为《爱略忒的诗》,刊于1934年4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徐志摩曾经半开玩笑地称叶公超是“一个T.S.艾略特的信徒”,而叶公超自己,晚年也不无得意地回忆,早年在英国时,“常和他见面,跟他很熟。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
  1940年,赵萝蕤在昆明,应宗白华之约,为重庆《时事新报》“学灯”版撰文《艾略特与〈荒原〉》,有这样清醒的自问:“我为什么要译这首冗长艰难而晦涩的怪诗?为什么我对于艾略特最初就生了好奇的心?”她的回答是,艾略特和前人不同,“但是单是不同,还不足以使我好奇到肯下苦功夫,乃是使我感觉到这种不同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要意义,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触到我们中国新诗的过去和将来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个垂危的病夫在懊丧、懈怠、皮骨黄瘦、色情秽念趋于灭亡之时,看见了一个健壮英明而坚实的青年一样。”她急切地点明,“艾略特的处境和我们近数十年来新诗的处境颇有略同之处。”接着历数艾略特之前的诗人诗作,用“浮滑虚空”四个字直陈其弊病。赵萝蕤身受“切肤之痛”,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两段,她迫切要表达的其实正是中国的现实情境和对于中国新诗再生的呼唤:“《荒原》究竟是怎么回事,艾略特究竟在混说些什么?这是一片大的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种种不堪的磨练,全诗的最末一节不妨是诗人热切的盼望‘要把他放在烈火里烧炼他们’,也许我们再能变为燕子,无边的平安再来照顾我们。”“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因此我在译这首艰难而冗长的长诗时,时时为这种盼望所鼓舞,愿他早与读者相见。”
  1946年7月,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T.S.艾略特,打电报给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妻子赵萝蕤东行与艾略特见面。7月9日晚, T.S.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送给她两张签名照片,两本书:《1909-1935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前一本的扉页上,写着:“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晚餐后,T.S.艾略特为赵萝蕤朗读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他希望她能翻译这首诗。“在我们交谈之际,我十分留意察看这位学问十分渊博诗艺又确实精湛的奇人,他高高瘦瘦的个子,腰背微驼,声音不是清亮而是相当低沉,神色不是安详而似乎稍稍有些紧张,好像前面还有什么不能预测的东西。那年他五十八岁。” 
  ——赵萝蕤也不能预测的是,她“此后度过了忙碌的与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时光” 。

4

  从赵萝蕤和卞之琳各自初始接触现代主义作品、接受其影响从而进行研究、翻译或创作的经验,我们多少可以遥想当时清华和北大讲授西洋近现代文学的情形。后来,这样的情形就渐成气候,它把尚嫌孤立、微弱的个人经验连接起来,唤起一群青年互相呼应的现代感受和文学表达。这一时期,就是这两所学校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时期,在讲授传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面,特别应该提到英籍讲师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当代英诗》课。
  当年的学生王佐良回忆,燕卜荪讲课,“只是阐释词句,就诗论诗,而很少像一些学院派大师那样溯源流,论影响,几乎完全不征引任何第二手的批评见解”。这样做的结果,就逼迫他的学生们“不得不集中精力阅读原诗。许多诗很不好懂,但是认真阅读原诗,而且是在那样一位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的指引之下,总使我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十七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认识”。联大的青年诗人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周珏良也回忆道:“记得我们两人(另一人指穆旦——引者)都喜欢叶芝的诗,他当时的创作很受叶芝的影响。我也记得我们从燕卜荪先生处借到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爱克斯尔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圣木》(TheSacred Wood),才知道什么叫现代派,大开眼界,时常一起谈论。他特别对艾略特著名文章《传统和个人才能》有兴趣,很推崇里面表现的思想。当时他的诗创作已表现出现代派的影响。”王佐良1946年为评介他的同学穆旦的诗歌创作而写英文文章《一个中国诗人》,其中深切而动人地描述了初始接触现代主义文学时青年人那种特有的兴奋和沉迷:“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西方现代诗击中了这群青年人在动荡混乱的现实中所感受的切肤之痛,并且磨砺着他们对于当下现实的敏感,启发着他们把压抑着、郁积着的现实感受充分、深刻地表达出来。也许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些青年诗人而言,真实发生的情形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和中国现实内容的“结合”,却可能是这样的过程:他们在新诗创作上求变的心理和对于中国自身现实的个人感受,在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那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认同,进一步,那些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得他们本来已有的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感受更加深入和丰富起来,简而言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他们的现实感更加强化,而不是削弱;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自然地包含着把现实感向文学转化的方式,从而引发出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
  这群人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穆旦。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说,“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他以“非中国”的形式和品质,表达的却是中国自身的现实和痛苦,他“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又折磨人的心情”。这种奇异的对照构成了穆旦的“真正的谜”。
  1970年代中期,穆旦与一个学诗的青年的通信,解释自己年轻时候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

  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这种诗的难处,就是它没有现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诗的思想,都得要作者去现找一种形象来表达;这样表达出的思想,比较新鲜而刺人。

  “非诗意的”这几个字大有讲究。“非诗意的”辞句,从根本上讲,是源于自身经验的“非诗意”性。诗人在转达和呈现种种“非诗意的”现实经验的时候,是“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使用的,正是在这样的地方,要求现代诗的发现和创造。穆旦说,“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把穆旦的这段话和T.S.艾略特1950年一次演讲里的一段话相对照,会惊讶于两个人之间如此相通:

  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

  1949年,穆旦在经历了大学毕业后九年的各种生活之后,赴芝加哥大学读英文系研究生。我曾经特意在芝大查找并复印了穆旦的成绩单,看到成绩单上排在最前面的那门选课,我笑了:T. S. Eliot。
  1953年回国之后,穆旦当然不能再研读和创作现代派的诗歌,他变成了一个翻译家,以查良铮的本名翻译雪莱、拜伦,特别是从俄语翻译普希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大概从1973年开始,他偷偷翻译青年时代喜爱的现代诗,主要是T.S.艾略特和奥登,留下一部译稿《英国现代诗选》,迟至1985年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穆旦辞世前一年,1976年,又偷偷创作起诗来,恢复成一个诗人。我有时会想,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迸发,也许就和他翻译现代诗有着隐秘的关联,翻译启动和刺激了他重新写作的热情。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晚年的穆旦所理解的T.S.艾略特,晚年的穆旦所写的诗,已经和青年时代不同了。

5

  1950年,曾经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过的夏济安短暂栖身香港,写了一首诗,就叫《香港》,却因为不自信,锁在箱子里。时隔八年,陈世骧从美国来台湾大学讲学,演讲《时间与节律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过程中,引《荒原》中的三行讲它的节律,不意使夏济安想起自己的诗。他这才拿出来,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第四卷第六期,题目改为《香港——一九五〇》,并特意加上一个副标题:“仿T.S.Eliot的Waste Land”。
  这首诗四十四行,夏济安却写了篇约五千字的后记,对自己的作品详加解释。他说:“我是存心效学艾略忒的”,得到的启示主要在于,两种不同节律的对比运用:诗的传统节律和几乎毫不带诗意的现代人口语的节律。“我的那首《香港》所以自称是模仿《荒原》,也因为在节律的运用上是得到艾略忒的启示。”
  此外就是,动荡时世避居香港的上海人,是把香港看成“荒岛”的,可以模仿《荒原》来表现一般上海人在香港的苦闷心理。
  还有突出的一点,这首诗的“戏剧性”或称“叙事性”成分远远超过“抒情性”。这里面有故事脉络,说的是一个商人避难而来,开头日子尚可,后来经商不利,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戏剧性”意在出脱一般“抒情”的自我中心,当然有诗风上的针对性,“一般写诗的人只是对他们‘自己’的情感发生兴趣而已”。
  同期杂志还有陈世骧专门写的一篇《关于传统·创作·模仿》,说《香港——一九五〇》“所仿到的,似乎绝不是《荒原》之本身,而是《荒原》背后的诗的传统意识之应用与活用”。“用了中国旧诗的一些传统音节与字汇,加上流行歌调,以至日常家常白话,力使其无隔阂的融汇起来,从一些旧有的,不大相属的传统支流,可说由化学式的配合吧,求其得到一种新的诗的语言。”陈世骧称这是一首相当重要的诗,“其重要性在于其为一位研究文艺批评的人有特别意识的一首创作”,“明显的方法意识,在我们这一切价值标准都浮游不定的时代,总是需要的”。
  《文学杂志》的大本营是台大外文系,从1956年到1960年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大大启发了当年外文系的学子们,从中成长起一代作家和文学学者,早已书写进台湾文学的历史。1964年,白先勇尝试以意识流的方法叙述香港这座“荒岛”,题为《香港——一九六〇》,以小说的形式向他的老师夏济安的诗作致敬,隐含着的对话文本是《香港——一九五〇》,那么也就不能不和《香港——一九五〇》对话的《荒原》发生又一层对话关系。师生二人作品的关联,环环相扣,其中有《荒原》这个重要的环节。

6

  1970年代末期,随着时代的巨大变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逐渐“解禁”——在此之前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它在中国大陆几乎销声匿迹;说“几乎”,而没有完全绝迹,是因为有一种“内部发行”的出版物。T.S.艾略特也有一本,那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的《托·斯·艾略特论文选》,周煦良等译。
  到1980年代,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热情喷涌而出,这既是对过往时期难以接触的补偿,同时也因为这个过往时期使得现代主义变得容易理解、甚至感同身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年第一册、1981年第二册,1984年第三册、1985年第四册,每册都是上下两本,风行一时,特别是在年轻读者当中,造成极大而持续的影响,有人甚至称之为“启蒙之书”。第一册上本,袁可嘉选T.S.艾略特两首诗:查良铮翻译的《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赵萝蕤对旧译加以修订的《荒原》。当时急切的年轻一代读者,也许还不能意识到,来自过去时代的这两个译者和他们的译文,其实隐含着一条从1930年代、1940年代,经过“文革”,到1980年代以来的T.S.艾略特在中国的线路。
  新的译者和译作也在不断出现,其中,裘小龙译《四个四重奏》,一本相对全面的诗选,出版于1985年,是漓江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本来整体上就很受关注,这本诗集又是其中的突出者。裘小龙,这位曾经师从卞之琳攻读现代主义诗歌并开始译诗的诗人、后来留美以英语写作“陈探长系列”的小说家,前不久修订译诗,前言里不忘说一句:“说到底,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艾略特诗选《四个四重奏》的翻译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非个人化’写作的可能性。”
  如饥似渴的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约略地说,1990年代以来,到21世纪的今天,对T.S.艾略特的翻译、研究和阅读处于正常的状态。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陆建德主编的《艾略特文集》,包括诗歌、戏剧、论文,共六卷,精选各家译文,是目前规模最为完整的中文译作集。最近的一件事,201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林德尔·戈登的《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The Imperfect Life of T.S.Eliot by Lyndall Gordon),许小凡译,引起一小部分读者的特殊兴趣——这部传记上市不久就加印,可见这一小部分读者也不是特别少。
  关于T.S.艾略特与几代中国人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似乎没有必要说明,这不是讨论这位诗人和批评家在中国的论文,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不少文章,也有专门的著作。2018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展览:“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出五位英国作家的手稿,其中包括T.S.艾略特的几封信件和一篇诗作草稿。参观者如果留意同时展出的中国在翻译、介绍、评论和研究T.S.艾略特方面的文献资料,会获得丰富而直观的印象——那些不同年代的刊物、报纸和书,那些泛黄程度不一的纸张,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聚集,组合,排列,共同参与讲述这样一个文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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