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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陈建华:欧阳修:词的桃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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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07  

陈建华:欧阳修:词的桃花运




  欧阳修的《诉衷情》一词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这首词描写一位歌女,在清晨开始梳妆,卷起带有薄霜的帘幕,时值冬季。手指不灵活,她呵气使之暖和,若身边有个“卷帘人”(李清照《如梦令》),还不至于这么孤独而凄凉。她试作一种美艳的梅花妆,却想起久别的情人,因此把眉毛画得长长的,犹如远山一般,寄托其一腔离情别绪。“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意谓追忆似水年华,韶光流逝,美颜难再,由是满怀伤感。这三句引申她的“离恨”,句式短促,流畅而直率,而音韵上在“事”的仄声之后连用“芳”和“伤”的平声韵,在延绵的心理时空中跌宕起伏,使得“离恨”更显得悠长而深沉。
  这样的句式与修辞有利于直接、自由的抒情表现。从结构方面看,由于分上下两阕,与绝句或律诗比较产生一种间隙,起承转合不必一气贯注,使作者对情绪掌控更有张弛回旋的空间;同样在实际演唱中这种间隙伴随过场音乐,让歌者能调适其情绪的表演。这首词的上下阕之间,场景的切换殊为明显,由实景转为虚写,且由客观描写转向歌女的内心告白,其主体得到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像这类涉及歌女的词作与宴会吟咏的场合相联系,多少带有逢场作戏性质,整首词或可视作歌女的自白,有可能叙事者在完全模仿其声口,然而如果考虑到性别差异,会发现其中隐藏的男性的声音、描写与抒情各具功能,而男女视角的转换带来复杂层次,使阅读更具张力。如第一、第二句是客观描绘,第三、第四句的“都”和“故”含有因果链的揣想,叙事中含有主观评论。下阕的“思往事,惜流芳”则出于歌女的视角与口吻,而“易成伤”又含有叙事者的评论。
  最后三句切换到筵席歌场,“拟歌先敛,欲笑还颦”如近距离快镜,摄下歌女在临唱之际局促不安、强颜欢笑的神态。结句“最断人肠”点出其内心的煎熬痛苦,这一叙事者的总结点评,在知晓她的“离恨”故事的读者心头,自然产生同情。这首词不止是抒情之作,而以表演性叙事手法呈现了这一歌女形象,在卖笑生涯中被迫埋藏其爱的渴念,更遭受自我撕裂的痛苦。而叙事者在描绘中不断掺入主观判断,对阅读起诱导作用,臻至最后预期的深刻共鸣。
  开头写清晨梳妆,宛现温庭筠《菩萨蛮》第一首的母题,似与《花间集》有亲缘关系。的确,一般认为北宋词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艳词”风气。晚清陈廷焯把晏殊与欧阳修都看作“艳词”(《白雨斋词话》),甚至认为:“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尽后人伪作也。”(《词坛丛话》)这涉及欧阳修词作真伪的复杂情况,下面再讲。从欧词的主要风格来说,与《花间集》的浓艳风格不尽相同,也不走温庭筠客观描写的一路,基本上遵循的是情景交融的抒情传统,这方面五代时期冯延巳的词作清丽蕴藉,被一致尊为楷模,如刘熙载《艺概》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意谓欧词传承了冯词深沉的风格,这见解颇具代表性。在王国维看来,冯延巳“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则),且认为:“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人间词话》,第22则)
  且不论是否“专学”,这首《诉衷情》另有玄机,极为含蓄窈眇。晓妆情景不见周围景色的描写的常套,而“轻霜”与“呵手”则指涉季节环境,暗示女主的凄凉心境。另外也运用典故,就不像王国维说的那么“自然”了。如“梅妆”语出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的“梅花妆”(《太平御览·杂五行书》),这隐喻歌女的美颜,而梅花有关寒冬,试妆为其应召侍客作铺垫,含冷若冰霜之意。此外“远山长”出自葛洪《西京杂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而化用在“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的情节中,也隐喻美貌,尤其传神的是其“画”的动作,令人想起温庭筠的“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这首《诉衷情》有个“眉意”的标题,在北宋词中略为特别,似刻意表明“诗眼”所在。陈廷焯尽管恶评欧词,但对这首词青眼有加,所谓“纵画长眉,能解离恨否?笔妙,能于无理中传出痴女子心肠”(《白雨斋词话》)。这两个典故巧妙织入文本肌理之中,不但不生违和感,且使词意愈加丰富。
  今见欧阳修词作,据唐圭璋《全宋词》所收,计有二百六十余首。这首《诉衷情》曾被收入黄庭坚文集中,但宋元以来的《欧阳文忠公集》通行本、清代毛晋的《六一词》以及近代各种宋词选本皆置于欧公名下。这首词篇什短小,倚声填词,具备北宋词的基本特征,而与歌女有关的作品则与当时繁盛的城市经济及其民间文化土壤连成一片。正是在流行新声的冲击下,文学传统出现历史性分化,一代文士才女无不为靡靡之音所倾倒,其大量创作带着新形式的原始活力,为抒情传统开创新局,也确定了词的独立地位及其发展方向。所谓“艳词”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摆脱了“文以载道”的轨辙,大大拓展了个人情感的表现空间,为“纯文学”语言艺术建储了愈益丰富的宝矿。
  欧阳修晚年退休之后自称“六一居士”,有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一生为“轩裳珪组”之类的“世事”所驱役,已经形劳神疲,身心憔悴;退休之后能够与万卷书、金石遗文、琴、棋与酒为伍,所谓“六一居士”就是自居老六享受清闲的意思。(《六一居士传》,《欧阳文忠公集》,卷44)其实欧阳修仕途多舛,屡生退隐之想,如在滁州任上写有《郡斋闻啼鸟》一诗:“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笼中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欧阳文忠公集》,卷11)古代士大夫感叹人生如隙、倦于宦途的诗文作品不算少,但以笼中鸟自喻,那种公私对立的意识就显得出格。如果从公共与私人的不同领域来看欧阳修的写作,《欧阳文忠公集》卷帙浩繁,共有一百五十三卷,其中十四卷为诗集,三卷《近体乐府》即为词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著述与“轩裳珪组”的公共领域有关,另外由于诗词分家,诗的实用功能大为增强,因此这三卷词集相对于载道言志的传统,属于个人情感表现领域,也最具文学性。当然如所周知,他的不少诗文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某些词作也有公共应用的成分。
  历史地看,欧阳修不愧为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在政治、历史、学术与文学方面颇多开创性贡献。他恪守儒家“正统”,却在《诗本义》中以“人情”观念重新诠释《诗经》,与他的金石学研究一起,开启了历史疑古思潮。在政治与社会走向“世俗化”的“唐宋转型”时期,他的“人情”立场富于革新的象征意义,由是不妨称他为“人情主义”者。他参与编撰《新唐史》,又撰《新五代史》,在史学方面有所建树。他在《纵囚论》中主张善待囚犯,提出“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或《朋党论》中不惮君子结党之论,皆为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典范。可贵的是,尽管仕途屡遭挫折,历尽艰辛,却始终不懈贯彻其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实践精神。欧阳修引领苏氏父子、曾巩、王安石等,完成了通俗载道的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这一页不可或缺。欧阳修的散文成就得到一致的称道,诚如朱自清指出“欧文最以言情见长”(《经典常谈》),一语道出其“人情”底蕴的风格特色。
  正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浣溪沙》),对于欧阳修来说,词仿佛为他开辟了另一个世界。往往是公务繁忙的间歇,或寄情山水,闲适自如,或宾朋宴享,花前月下,偎红倚翠——常有歌妓在场。如《近体乐府》中不乏她们的身影,“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与细”“慢撚轻笼,玉指纤纤嫩剥葱”(《减字木兰花》),“好妓好歌喉,不醉难休”(《浪淘沙》)之类,皆表达其赏心悦目、流连光景的情态。事实上,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等书记载,宋代的开封、杭州等城市,勾栏酒楼鳞次栉比,歌舞妓乐发达。而宋初朝野相对安逸,从京师到州府皆有官办的乐府机构,应官府之需派遣歌妓与乐工,侍候官员的公务应酬。其实乐府制度因袭前朝而来,恰逢词这一新体方兴未艾,文学似乎从未交过这种集体性的桃花运。按理说,歌妓与词人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然而从晏殊、张先、欧阳修、柳永、秦观到苏轼、辛弃疾、周邦彦等,他们的无数浪漫故事记载于各种诗词文集、词话和笔记之中,犹如一道炫丽的文学风景。
  欧阳修多次离开京师在各地任职,送往迎来,处处可见官妓侍候,留下不少风流话题。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大臣有少时虽修谨,然亦性通侻,有数小词传于世,可见矣。庆历中,签书滑州节度判官,行县至韦城,饮于县令家,复以邑倡自随。逮晓,畏人知,以金钗赠倡,期缄口,亦终不能秘也。”据考证,“大臣”即欧阳修,此事发生在庆历之前,在康定元年,其时他三十四岁(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113)。所谓“邑倡”似当地妓女,欧阳修跟她一夜情之后,酬之以金钗,希望她保密,结果还是纸包不住火。有趣的是,在此前一年,他在给孙侔的信中说:“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则以布出而不可追矣。”(《答孙正之第二书》,同上书,页112)在“悔其往咎”之后,仍放荡不羁。魏泰说他“少时虽修谨,然亦性通侻”,是蛮有分寸的,只是“有数小词传于世,可见矣”。谓其“艳词”播之人口,人品有问题就不足为奇了。有人说欧阳修是“两重人格”,不过从这件事看,他明知故犯,却小心“修谨”,所以能在两重世界之间游走,不像柳永公然声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真的把自己的官运给断送了。
  庆历五年发生“张甥”案。十余年前欧阳修收留过已故妹夫的女儿,此案涉及是否对她有不轨行为,他的政敌乘机穷究严查,最终以查无实据而被贬谪到安徽滁州,“龙图阁直学士”的衔头也被削落。这对他无疑是重大打击,来到滁州之后深感苦闷,在《啼鸟》诗中写道:“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由于“遭谗”而愤愤不平,而且喝酒没女人作陪,更觉得落寞。大约地方偏僻,没有官办的乐府机构。说起欧阳修的家庭情感生活,非常悲惨,自二十五岁娶妻以来,死了两位妻子和一子一女,而这一年他的八岁长女也夭亡。其“哭诗”写道:“吾年未四十,三断哭子肠。一割痛莫忍,屡痛谁能当?”(《白发丧女师作》)然而尽管处于人生低谷,他在滁州勤勉律己,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文中的“醉翁”滑稽可亲,忧患之中还不失幽默,确实不容易。
  过了两三年他得到升迁,做了扬州太守。叶梦得《避暑录话》曰:“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试想千年前的扬州平山堂,官妓满堂穿梭,把荷花传给宾客,谁拿到空枝儿就罚酒;百来盆千余朵荷花要传多久?难怪要从凌晨喝到入夜,当然少不了有歌吹弹唱的。这个段子称“欧阳文忠公”,他已不在世了,其风流韵事依旧为人们津津乐道。
  词在宋初交上了桃花运,但温柔乡并非桃花源。作为一种另类新体,犹如文坛上一匹黑马,开拓出一片令人惊艳的情感的象征世界,给文学才能带来新的桂冠,也使词人付出代价。欧阳修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卷入政坛风云、朋党斗争、官场恩仇,而在他身上表现得异常尖锐而吊诡。写词给他招来麻烦,而他的词作被仇家拿来当作中伤他的武器,从中可见伴随词成长的文化生态。钱愐《钱氏私志》曰: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曰:“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杆倚遍,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偿欧,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当少戢,不惟不恤,翻以为怨。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  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欧后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云:“年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欧知贡举时,落第举人作《醉蓬莱》词以讥之,词极丑诋,今不录。(《古今说海》,集成图书公司1909年)

  钱愐讲了欧阳修的两件事,意在丑化与报复。“文僖”即钱惟演,天圣年间出掌河南府,欧阳修在其属下任推官。有一回钱召集文士雅宴,欧阳与他喜欢的妓女姗姗来迟,坐下后俩人还眉来眼去。钱责问妓女为何迟到,她说天热不觉睡着了,醒来发现遗失金钗,要找没找到。钱惟演非但不生气,还让欧阳修当场作词炫技,用公款补偿妓女,又对他加以劝诫。钱愐这么翻出欧阳修早年荒唐的旧账,意在表明钱惟演惜才,对他爱护有加。然而,欧阳修不知恩图报,反而在其著作中一再讲钱家坏话。原来在五代十国,钱镠独霸吴越一方,直到吴越王钱俶归顺宋朝,其子钱惟演官至龙图阁学士,名重一时,到钱愐已是孙甥辈了。欧阳修在《五代史》中说“吴越世家”有“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等语,把钱家都抹黑了。又在《归田录》中记载了钱惟演的趣事:“在西洛时,尝与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欧阳文忠公集》,卷127)这一条很有价值。钱惟演不光读经史,也读小说与小辞,颇能反映宋初文人的趣尚。其实他与杨亿等人鼓吹李商隐式“艳诗”倾向的“西昆体”,在当时名噪一时。这一点也可说明他为何欣赏以“小辞”见称的欧阳修。至于他在不同场合阅读经史、小说与小辞,含有对文类高下品位的偏见,却能说明他很懂得具体场景中不同文类的阅读体验与感情互动。欧阳修接着说自己的“三上”创作经验,显然受到钱氏的影响,因此不见得有存心嘲笑或贬低他的意思。但在钱愐眼中,大约“上厕则阅小辞”令人产生不雅的联想,有损其祖辈的名声。
  另一件事即“张甥”案。所谓“盗甥表”是欧阳修的自辩词,言及当时收留妹夫的七岁孤女的情况。“簸钱”是源自宫中的一种女子游戏,撒钱于地,依正反面数量决定输赢。这首词模拟欧阳修口吻,说他看到张氏在玩“簸钱”时,早已有图谋之心。值得注意的是,词中的张氏“十四五”岁,但通过“内翰伯”之口,说“七岁”正是玩“簸钱”的年纪。因此钱愐不仅要坐实欧阳修“张甥”案,还说他诱奸七岁童女,手法十分卑劣。
  这条笔记具词的“本事”意味,可读作文学掌故,虽然不无虚构八卦,然作为历史文本,考察作者及其时地背景,也具参考价值。宋朝兴衰与朋党斗争息息相关,如苏轼“乌台诗案”,诗成为攻击政敌的武器。欧阳修与钱惟演尚不属朋党之争,而钱家后人利用欧词作人身攻击,怨毒之深寒气逼人。值得注意的是,《宋史》言及吴越王之后“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钱氏一家而已”,可见其家族势力的强盛。钱愐文中提及的“从祖希白”即钱易,与钱惟演同辈,另一个“内翰伯”即钱勰,是钱易之孙,皆为龙图阁学士。所以在钱愐笔下不啻结集了整个家族的怨气,也可见由人际关系构成的政治生态的复杂与险恶。
  欧阳修生前身后发生其词作的真伪问题,这条笔记中的两首词也牵涉其中。第一首题为《临江仙》,见于欧阳修词集中。如“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之语不啻印证了他与妓女的私情,而钱惟演及其幕僚都是喜欢“艳词”的。这则笔记富于戏剧性,不过《宋史》说钱惟演“奖励后进”,从这故事可见一斑。关于词的影射大致有两种方式,这首《临江仙》是依照词的内容设置现实场景。如后来有人根据周邦彦的《少年游》一词制造了周与宋徽宗、李师师的故事,便属这种方式,子虚乌有而活灵活现,广为流传。另一种与此相反,即关于“张甥”案那首题为《望江南》,是根据实际案情而想象编造出来的,读来好似欧阳修的变态心理与犯罪动机的独白。一般认为这首词是落第举子刘煇伪作的,因为欧阳修做主考官时没录取他,因此他怀恨在心,写了一些词来诬蔑欧阳修,此词是其中之一。
  北宋初年的词,作者署名混淆的情况较明显,如晏殊与欧阳修的一些作品互见于各自集子里,这不仅因为风格相近,也跟许多作品产生于酒席歌场,即兴填写而被坊间拿去刊印流行有关,作者自己也不那么在意。如果需要鉴别真伪,就会发生争议,但是发生在欧阳修身上的复杂程度,词人中谁也没得比,我们甚至会面对欧阳修的两副面孔,面面相觑,颇为尴尬。
  南宋时期周必大鉴于世上欧阳修文集版本庞杂,问题多多,决定加以整理,终于在庆元二年(1196)编就并出版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即所谓“祖本”而流传至今。其中三卷《近体乐府》即为词集。罗泌的跋语说欧公“吟咏之余,溢为歌词,有《平山堂》集盛传于世,曾慥《雅词》不尽收也。今定为三卷且载乐语于首,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煇伪作,故削之。”原来早先曾慥编过《乐府雅词》,就宣称:“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这表明在南宋对欧词在作一种清洁工作,删去“艳曲”或“浅近”之作,应当是受了愈趋兴盛的道学思想的影响,为使欧阳修更合乎“一代儒宗”的形象。不过虽经删削,在《近体乐府》中仍可看到许多“艳词”,罗泌说:“则此三卷,或甚浮艳者,殆非公之少作,疑以传疑可也。”大约删不胜删,也只好留着了。此后有人觉得删得不够,也有人觉得可惜。当初欧阳修自己在扬州编刊了《平山集》,退休后又有《六一词》,都已失传,因此他到底作了多少词,被删去哪些“艳曲”与“浅近”之作,只能悬之想象了。
  直到《醉翁琴趣外篇》浮出水面,遂一石激起三尺浪。它曾有清代抄本,至近代张元济觅得宋刻本,一九一七年收入《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中方广为流传。《醉翁琴趣外篇》共六卷,每卷首均有“文忠公欧阳修永叔”字样,共二百零三首词,其中一百二十五首与《近体乐府》重见,此外七十八首则属初次曝光,几乎清一色“浅近”“艳曲”!如一首《南乡子》:
 
  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  刬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怀。

  
此词写男女之情不腻不熟,一派真率,元气充盈。题材有所本,李后主《子夜啼》:“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李词的意象惊艳,以朦胧气息与幽艳色调来衬托女子热情而颤凛的神态,殊为精妙。同样写幽会,欧词写女子逃逸又“刬袜重来”,多了一层曲折,也多了男女之间的互动。王国维说李后主“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第15则),说得不差,但这首欧词却介于伶工与士大夫之间,带点民歌风、口语化,尤其是“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如在目前,如闻其声,那种风情与节奏,发挥了词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此词不完全像民间创作,又有文人讲究修辞的特点,用典或化用前人字句不光表示博学,也是作家影响与焦虑的表现。与“手提金缕鞋”相比,“遗下弓弓小绣鞋”显得更为灵巧(今天看来不免恶趣),叠字“弓弓”兼有视觉与音感之妙。如王楙指出,上述《临江仙》一词中“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之句乃从李商隐《偶题》中“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化出(《欧阳修纪年录》,页40)。
  《醉翁琴趣外篇》中描写男欢女爱,如“不知不觉上心头,悄一霎身心也没处顿”(《怨春郎》)、“翠鬟斜亸语声低,娇羞云雨时”(《阮郎归》)、“曲屏深幌解香罗,花灯彻透”(《滴滴金》)等,不乏色相直露、语俗意浅甚至被斥为“鄙亵”。这些作品比《近体乐府》中的欧词大胆得多,却给词学研究带来兴奋,仿佛注入了荷尔蒙,如胡适等大多持接受态度,具象征意义的是唐圭璋的《全宋词》将这些词全数收入,并指明《醉翁琴趣外篇》的各卷出处。
  正是基于对欧阳修的新认识,夏承焘把他与柳永并称为宋词“大家”。从欧阳修比柳永更为多元复杂这一点来说,他对宋词的贡献仍是被低估了的。当然这带来新的问题,作品真伪之争仍是焦点,争论没有结束。我们好像看到了欧阳修的两副面孔,一个是《近体乐府》所塑造的,显得温柔宽厚,蕴藉深沉;而从《醉翁琴趣外篇》则跳出另一副率真放浪,不无轻佻浮滑的面孔。如郑振铎经过两相对照,认为:“显然不是出于同一个词人的手笔。”(《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古籍社1959年,页481)也有学者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通过版本与篇目比勘而断言:“就《外篇》的风格与词旨而言,它都不可能是欧公作的。”(谢桃坊《欧阳修词集考》,《文献》1986年第2期)遂主张全部剔除这些词作。
  不同的词集面貌迥异,其实在双重世界之间常常陈仓暗渡,《近体乐府》毕竟属于“艳科”,如“身似何郎权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予轻狂”(《望江南》)、“风和月好,办得黄金须买笑”(《减字木兰花》)、“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等,在在皆为其放达倜傥的表白,因此认为《醉翁琴趣外篇》完全不是欧阳修所作似过于决断。上文引陈廷焯说“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也可成立。与此相应的在《欧阳文忠公集》中有早年所作七首《拟玉台体》的乐府诗(卷51),模仿民歌风“艳诗”。另一方面,从《醉翁琴趣外篇》标明“文忠公”这一点来看,显然属于其身后出现的坊间流行刊本,是否皆为欧词也存在疑问。而且把《临江仙》与《望江南》这两首伪作也收入,更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众传播角度看两副面孔。如《时贤本事曲子集》之类的商业性词集相当流行,收入当世学士名公的作品,不乏当场吟咏或口头相传之作,为歌妓于樽前花间佐觞娱宾提供手本。《醉翁琴趣外篇》即属这种性质,入选的曲词只要好听,或早已播之人口,至于真伪倒在其次。然而既以“文忠公”作招牌,毋宁照映出一个活在大众心目中的欧阳修,比《近体乐府》中更多元、更多情的欧阳修,词也因此负载血肉生命而长流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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