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如果活到今天，就会是一个98岁的老人了。
正如她那部以自然宿命的眼光展示的北方农民悲凉命运的小说《生死场》，人生从纯生物的意义上看就是一个轮回的生死场。但萧红依然还是三十岁，莫名的女人的幽香环绕在由萧红这个名字所暗示的身体周围。
我现在就在她的气息里，最后一次离开这里她是20岁。人们把这里名命为萧红故居。
二十年前我来到这里时，破旧的房屋和土墙或许还保留着当年萧红的某些残迹，现在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可供游览的过往时代象征性的庄园，被仿古的青砖圈起。砖墙外是被车流不断扬起灰尘的柏油马路和高楼。
萧红所命名为生死场的这片土地，多少往事和面影已经沉湮。
“山羊嘴嚼榆树皮，粘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被刮起的这些粘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像粗重浮游着的丝条；粘沫挂满羊腿。”（《生死场》开头的一个片段。）这些句子与土地一样原始和原生，它们是从一个23岁的女子的笔下流出来的。无法想象那握笔的手，但墨迹就在眼下，隔着一层玻璃。那因收敛而逸出的劲秀让人想到游寿——另一个带着震颤空间的女子的名字。
当年鲁迅被《生死场》吸引，称誉萧红：“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上面引述的一节，可以看到萧红的现实感受力与鲁迅是比较接近的，为女性作家所罕见。但另一方面，萧红的小说在骨子里又绝对是女性的，更沉迷于感官印象，小说里的人物大都限于印象层面，而不似鲁迅笔下的人物成为某种特定文化意识中的冷峻客体。
“……口笛不住的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静静的河湾有水湿的气味，男人等在那里。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这是从一个貌似漠然的眼睛里呈现出的风俗图，“生死场”中被自然和宿命催逼着的草芥一样的生命的情爱。《生死场》是当年最早涉及当年东北沦陷地区百姓的小说，今天看来，这部小说的主题并不聚焦在民族危亡的抗战，而是被中国农民的宿命式的命运所笼罩，日本人进入这片麻木的土地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对于这些草芥一般的生命，亡国似不能增或减他们生存性的悲凉。当年，评论者多认为这是小说的某种不足。但正是这种女性触物的本真，使萧红作品的耐久性远高于当年同样以刻写沦陷区闻名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有这样怀襟的女子，当她以自己的面目出现时是什么样子的呢：
春曲（三）
你美好的处子诗人，
来坐在我的身边，
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
你的唇任意我怎样吻，
你不敢来在我的身边吗？
诗人啊，迟早你是逃不了女人！
如此恣纵的情语，堪与当年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相颉颃。这两个升起于当年文坛的女星都以自己觉醒的个性与天姿与才情，不断陷入情与爱的涡漩，总是逃不了男人。而她们的耀目也在于混融于被文化定义的所谓革命洪流中的女性魅力。在救亡与革命的尺度下，她们的生存被称之为处于激流中，尤其是丁玲后期不觉中同化为权力阴影中的某种符号。在现代所谓女权的尺度下，她们的生存则承载着“五四”所标出的民主与自由中的“自由”两字。即便是在当下，体现在她们身上的女性本位的自由，也依然扩散着某种巨大的磁力。若从时下流行的俗世眼光看，则有这类字眼：漂泊，坎坷，从异地到异地等等，这也是近期出版的一本又一本萧红传的书名所沾染的字眼。这类字眼都含藏的另一个不能直呼其名的“浪漫”二字。萧红同时代的文人谈萧红，多用“孤独”和“寂寞”两个字眼，茅盾1946年写的《呼兰河传》的序里，一再用“寂寞”来形容萧红创作的心境乃至身世，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这样的字眼流露着一种感伤和自怜的美。或许这就是当年被漠视甚至贬低的“人性”的辉光吧。
上面一直把萧红与丁玲并列在一起，实事上两人在性格与信念方面相去甚远。萧红活得更本真（她只活了31岁），而丁玲的耀眼迷人处也只停留在她的花季年华，若将她整个一生连在一起，人们不仅会把她的衰老，而且会把某种浊气附着在曾是那么动人的身体上。
萧红的某些本真的文字，如她的呼吸一样环绕着我们，与她的青春的身世叠印在一起，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个想象空间里的形体。萧红出生在呼兰的一个大户人家，从小受诗书熏陶，一些传记作者过度渲染了她在这样的家中成长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相对于被自然和这样的大户人家压迫下的普通农民来说，这不幸或许只能称之为矫情。“矫情”可能正是一个人得以超越自身的个别境遇，触及文学这类形而上世界的基础。即《生死场》中对挣扎在自然轮回中的农人的刻画，只能出自这样一个矫情的旁观者之手。因为生存中的苦难并不那么深重地存在在生存的混沌中，如同习惯于轭下的牲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在类似的轮回中。鲁迅和萧红的作品都有这样的主题。
二十岁时萧红离家出走，并与家庭绝裂。情境类似巴金小说《家》中的觉慧，只是萧红不是投身于革命，而是投身于自由。自由，在这里具体为抗婚求学，另一方面也是情与爱的抉择。在后人纷纭的解说里，萧红处在第一个“三角”关系里：她和被家庭许配的未婚夫汪恩甲，及她投奔到北京共同读书的表兄陆振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萧红终止了北京的读书，与汪恩甲回到哈尔滨，同居在道外东顺旅馆。萧红的叛逆不能得到家庭的原谅，汪恩甲也屈服家庭压力，将怀孕的萧红弃于东顺旅馆。萧军于此时出现，此后五年她与萧军同居，共同进入文坛。五年后，萧红难以忍受萧军的外遇和脾气，怀着萧军的身孕与萧军共同的朋友端木蕻良同居。这是后人众说纷纭的第二个“三角”关系。最后一个“三角”关系，是陪伴在她病榻前最后44天的骆宾基和这44天经常不在她身边的端木蕻良。萧红病逝后，骆宾基出版了萧红临终口述的一篇小说《红玻璃的故事》。他的《萧红小传》也影响很大，其中对端木蕻良多有影射之语。
萧红的戏剧化一生，应该说是环绕现代中国孕育的第一代女作家这一全新身分而产生光环的，此前并无这样走向社会的女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文学者的演进，鲁迅曾有一篇讲演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该文对上海产生新小说的几个阶段及过往文人的为人为文，做了漫画式的概括，将“才子+流氓”贯穿为一类文人的始终。这种将文人提升为某种国民性的内省和洞视的言说，至今读来振聋发聩。
上海的文人最初是从旧读书人中的君子和才子分化出的才子，才子遇婊子便有了终成佳偶的传奇。但这种“才子+呆子”盛行几年后便被“才子+流氓”似的与婊子的关系所取代，才子所面对的冷酷现实使然。后来婊子变成了良家妇女，便有了新的才子＋佳人小说鸳鸯胡蝶派，直到《新青年》盛行起来，这一流脉被“为艺术而艺术”的新才子派所取代。上述不过是这篇文章的序曲，其重心在于鲁迅眼里的所谓才子是怎样将流氓的品质结合在各种潮流中的，他指说的是文人没有灵魂的机会主义：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审视萧红的作品和为文的立场，可以看到她与鲁迅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萧红是以小说《生死场》登上文坛的，这是当年最早涉及东北沦陷地区百姓的小说。今天看来，这部小说的主题并不主要聚焦在民族危亡的抗战，而是被中国农民的宿命式的命运所笼罩，这是萧红体验最深切和本真的部分，因此，这部小说的个人性是凝聚在民族的命运中的。这一点在女性作家中是罕见的。萧红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异的，她在抗战的局面下，写了一个生存在后方的“愚弱”国民的代表，（阿Q的另一个变形吧？）他集看客、洋奴、寄生虫、守财奴、精神胜利与精神失败于一身。用一个评论者的话说，《马伯乐》是由一个游离于抗战主流阵营之外的文化游民写另一个文化游民（就生活遭遇而言，萧红比马伯乐更糟糕、更没保障、更多一重为人妻母的麻烦），是抗战时期文学中的属于少数的另类作品。如果说，《马伯乐》在今天看来，可以归于“改造国民性”这一重大主题，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文学主题在五四初期获得发展，但在三十年代后就受到阻挠，最后到四十年代末就根本中断了。萧红是在这个主题趋于衰落的时期写出她的一系列代表作的，而这些作品都贯穿了揭示国民性真相的努力。《马伯乐》是萧红在写作上有意坚持个人立场的一个证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萧红和鲁迅一样被聚焦到了有关现代文人的文化立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上，即源于西方的文人理性自觉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