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坪：通过北京青年诗会的活动我们相识，我一直对你充满好奇，特别想了解你是如何认识自我的？
刘年久：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读完大学毕业，因工作原因，去了兰州，工作到年末，我递交了辞职申请。我的工作单位是一家北京国企，做建筑工程，分公司在甘肃有两个项目部。平时，我在总部与其他十来个人一起工作生活，有时陪同领导去一下建筑工地。我是党员，入职时岗位是党委干事。按公司领导的说法，相当于要把我作为公司党口的接班人培养。那时，我工作任务很轻，除了写写稿子，午饭、晚饭时帮一下厨，十来个人在公司做饭吃，其余大量时间我都用来看书学习。但可交流的对象很少，除了一个同事，多数情况是在网上与朋友交流。当时兰州成立了一个民间读书组织——陌上书会，我有时周末和同事一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地，我发现生活的天地太小了，某种狭窄的封闭性正在限制我，而国企里体制性的生存规则，又使我极为不愿意去适应它，最后因为有了继续考研的想法，使我暂时得到庇护，并且有了这个想法在我最终做出辞职决定时变得更为坚定。我当时写了两篇文章，分别是《我的五个矛盾》和《像盲人一样，走在盲道上》，其中的纠结、迷茫和青涩，现在想来就是生活里确定性的突然丧失，个人必须通过认清处境来缓解那种对未知的恐惧。
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没有任何比较，现在回顾起来，当时的处境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糟。反倒是由于决绝地辞了工作，使我一时失去了可以依傍的根基。过年回家，父母显示出明显的不高兴。父亲说，你那个工作别人花10万元也不一定能买下来，他觉得这是一个铁饭碗，我不该这么草率丢掉。他们一度问我对未来生活的打算，我支支吾吾，大概说了一下准备考研的想法。他们并未责备我，也不会直接干预我的决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办法，他们的生活经验和认知视野对于我要进入其中的那个复杂的现代世界几乎是无效的。他们只能提供情感支持，但我的做法无疑削弱了他们的积极性。
2015年春天，我回到北京，住在大学同学的出租房里，待了两个星期，又迅速回到西安，并把毕业时寄存在朋友那里的500多本书籍运了回去，决定花一年时间复习考研。当时主要还是从生活成本考虑，并未想得很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仓促间顺着本能的惯性迅速下滑的。考研决心下得很快，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中途由于经济拮据，又做了两份工作，加起来有3个月时间。那一年过得相当快，算起来我在西安待了10个多月，换了两个住处。第二次住在一户两层楼民居顶部的彩钢房，夏天酷热，冬天寒冷，吃足了苦头。那年冬天，由于在网上结识了广东的前辈诗人维鹿延，经他推荐给刘年，我的一组诗发表在了《诗刊》上，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次书面发表作品。后来，我去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报的北京某高校现代文学。那一年，我断断续续地阅读考研专业书籍，几乎没怎么复习，最后硬着头皮去考，只能算“试水”。所有无法把握的坠落都发生在那一年，那是怎样的一年呢？我意识到，那是因为做错了一个决定，而后发生的一切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势不可挡地垮塌下来，个人根本没有能力使它停住，“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只能被动地承受一连串小失败产下的苦果。
但我那些有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同学，却可以三番五次地折腾，最后仍有不错的落脚处，父母可以操纵和安排一切，帮助他们把走弯的路重新掰直，迅速步入社会化的正轨。这一年的挫折给了我沉痛的教训，那就是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以及家庭背景对一个人成长的限制。正视那些限制，并尽力承担建设家庭的责任，让自己的亲人生活得更好更美，可能是一件极富正义感和道德心的崇高的事情。但我的自私并不接受这样正统正确的价值观，隐忍苟活和委曲求全固然可以得到许多现实的利益，但我始终认为对自己成材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这样做自然是考虑了背叛的最小代价的，也就是说，我的亲人尽管没有生活得格外好，但也没有特别糟，他们还可以按其本性保持生活本质的连续性，而不因我的忤逆而偏离原本的日常生活。
2016年初，我早早回到北京，寄居在一个大学校友兼老乡的住处。北京对我有一种召唤，那是文化上的归属与认同。找了两个月工作后，最终我去了一家能把“反腐倡廉”教育做成一门生意的文化展览公司。在我的个人生涯中，我一直是比较沉默和内敛的性情，不会主动与人交际，缺乏一个可以随时交流诗歌写作的朋友圈子。我的确缺少一个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有效管理的办法，日子过得随性而散漫，虽然有着模糊的目标感，但始终不能做一个稳定的筹划，按照这个筹划的规定性进行有条理的生活。我似乎非常善变，擅长半途而废，擅长放弃，擅长失败，擅长不从一而终。毕业以后，一连串生活的小失败一浪接一浪推着我向前走，反复冲刷记忆，而我对“好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上进心和进取心，缺乏热情，消极应对，还常常把某种强烈的进取心误认作急功近利的表现。无论是读书生活，还是工作写诗，我自己总是被某种强大的外力占据着，挪用着，分割着，撕裂着，因此无法一心一意地专注在一件特别能做好的事情上。我在一个光滑的平面上反复失足，踉跄，蹉跎，来不及回头，也无暇张望。即使现在，毕业已经五年，我仍不断地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断地张皇失措，进退失据，无法正视那些迎面而来的或者默默关注的希冀的目光，无法为绵延的生活建立起稳固的、坚强的内在秩序。
在经历了几年的内心动荡、紧张不安和自我压抑之后，现在我可以较为从容地应对工作，学习与人相处，正确对待异性，和恰当地表达自己。我的面相上逐渐浮现出某种可以被看出来的沉稳气质。可以被信任，被看得起，被承认，这升华了我的存在感。今后我将怎样生活，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行笔至此，我想起陈家映老师在《何为良好生活·序言》里的教诲，既是我常常回想的人生信条，也是某种坚定笃行的人生信念：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实践智慧）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陈老师所说的“自身通透”，在我看来，就是认识自己的命运并跟着命运走，认识自己的天性并按照天性的要求行事。我真实地愿望我的人生之路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的努力。
陈家坪：党员与诗人，这也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它的确是有一种特殊性，也许我们不必用先入为主的看法去定性，而应该具体的去体会这种关系对你的思想和写作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刘年久：哈哈！党员这一重身份，在我身上来得过于早了。我是在高二的时候就跟另一个朋友一起参加了当时学校组织的党课培训，后来写了申请书，在高三毕业时就已经成为了预备党员，上大学后，大一如期转正成为正式党员。但我的思想启蒙和心智觉醒大约正是从步入大学后才开始的，通过阅读，上网，听一些有良知和责任心而非被污名为“愤青”老师的课，朋友们之间互相影响，眼界大开。我自己的思想观念在大二、大三时已经完成了自我清洗，获得更新。从那时起，我对政治的黑暗尤为失望。有几个事情让我加深了这种看法：一个是读到许多建国后迫害知识分子和右派的书籍，让我对“政治迫害”非常反感，那些人对国家命运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但最后的下场却非常凄惨，这是不公平的；还有就是三十年前夏天的那个事件，无论怎么说，那种做法是反人性的、违背人道的，并且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在承受严厉的惩罚，在每年的那一天被押解到别处，看管起来，接受监视，在大陆不允许任何公开的悼念活动，甚至没有在网络上谈论的自由。“舌头的管辖”（希尼语）一直存在。还有一件事是2014年的时候，余英时先生和一批学者、作家的书突然被强制下架，那时我非常愤慨，几乎是报复性地立即购买了网上可见的余先生的著作，并四处收集余先生在网上的文章和视频进行学习。余先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思想界泰斗式人物，他的著作启迪和哺育了许多知识人，但遗憾的是，从其书被下架直到今天仍不能在图书市场流通。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这些抽象的概念，在青年时期一旦接触就会上瘾，并终生受到它们的驱动。此外，在我的母校也有一位极富个性的老师，从前是党员，后来以连续三个月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名义自动退党，随夫人一起信了基督教，服侍上帝。他是离我最近的榜样，可是我还没有效法他。
在我粗糙、肤浅的阅读史中，有许多人影响了我的“精神成人”过程：曼德拉、鲁迅、高行健、余英时、陈寅恪、布罗茨基、陈嘉映，还有一些身边的朋友，让我由衷的敬佩，他们坚守住了理想的正确方向，并且成为了别人想要成为的人。这些人中，有的深具反叛气质，有的高扬批判精神，有的捍卫精神自由，有的追求人生卓越，他们引领我们上升。我想，已经勾勒的这条草蛇灰线般的精神谱系可以表明，我所追认的价值传统。
因此，可以说党员这个身份与我的诗歌写作没有任何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而且，由于对现实政治的观察，以及在工作过程中与官员打交道留下的印象，更使我从内心里彻底远离这一群体。我的党员的身份基本上是消极的、不发生作用的。我对官僚化、操纵性政治、腐败是彻底厌恶的，但不因此就偏激地否定一切来自那个体制的做法。我不会为现实政治辩护，但会服从一切正义的行动。现实政治对我的精神刺激很弱，这让我怀疑自己是一个犬儒派。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让我坚持在诡谲、芜杂的现实面前采取客观公正的心态。但我很理解那些热切的人，激进的人，急迫地想把自己的国家改造得更完美一些的愿望和行动。也可能政治问题是一切现实问题的总根源，政治斗争需要更多的智慧、策略和方法，我比较认同温和的、韧性的战斗精神，这也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或许正是坚持这一点，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言行一致，成为一个人格完整而不分裂的人。
陈家坪：看来你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同时也有些放任，这种状态似乎是比较适于吸取知识，因为没有具体的约束。事实上，你的知识兴趣也比较宽泛，你还接触到哪些知识呢？具体地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对身边的写作者你有些什么样的关注？
刘年久：我有求知冲动，最重要的是求真，对确定性知识有一种执着。我宽泛的阅读兴趣，跟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有关。我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师范类院校主要培养政治教师的职能，我们学校这个专业实验性更强一些，设置的课程比较多元，几乎所有人文社科专业的基础课程都包容进来了。比如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等，这些学科的一些经典名著反复被老师们在课堂上提及，有些书当时就产生了兴趣，这为我的阅读泛滥埋下了种子。究其原因，还在于这个专业不够专业，没有受人认可的成熟度，它不能提供可以在文凭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绝对价值或是有门槛的专业技术技能。有一次在返乡列车上，无意中谈及这个专业，身边的乘客戏谑地说，那你是“共产党的传教士”啊！当初，报考这个专业几乎是因为无知和信息的封闭，以及对政治的盲目热情。因为这个专业，我无法像许多朋友一样，在一个领域依托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学术训练而拓展出一个持续的生长学科。
现在，我的更多阅读兴趣集中在哲学史、诗集、批评著作方面。哲学史里的哲学洞见非常令人着迷，而且会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梳理他们各自理论的内在理路，从而理解他们每个人思想的合理之处。哲学为我们的观念寻找合理的普遍基础，哲学的功能是治疗思想中的疾病，哲学是对世界观、价值观等人生根本问题的本质化、体系化的思考。此外，阅读哲学史也是对自我思考能力、思考方法的培养和训练，对提升问题意识有帮助。哲学批判，是非常有力量的理论武器。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根本无法拒绝人类文明思想史上那些最卓越、最智慧的人的洞见，你必须想方设法去领略和够到他们思想的边界和深度。否则，你在人世上走一遭就是白活了。有了对这些精神传统背景的认知和准备，写作的基本坐标就建立起来了。我变得非常谨慎，非常克制，表达时不会无所顾忌、放任个性。在这方面，歌德是一个榜样，但却是难以企及的。他在《歌德谈话录》里对艾克曼的教诲，正是我醉心和倾心的教导。
至于诗人诗集和批评著作阅读，自然是与写作更直接地相联系。现代派以来的二十世纪诗人是我目前的阅读重点，波德莱尔、里尔克、艾略特、庞德、希尼、拉金、布罗茨基、米沃什、巴列霍、曼德尔施塔姆等，这些诗人的作品我都匆匆翻过，但没对我的写作发生直接作用。因为阅读他们是有难度的，并不容易懂。遗憾的是，我对他们的阅读还远没有达到深入了解的程度，更达不到学者型研究的水平。他们对我的影响更多是精神感召和行动指引，在诗歌道路上树立了某种典范。我会很耻于将自己与我所喜欢的大诗人相提并论，或者将自己的写作实践指认为是受了他们作品的直接影响。大师的作品和理论经常可以互相印证，以此证明他们的言行一致。而我的愿望与现实表现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别人称呼我为青年诗人会让我很不安，觉得不配。
我应该是在2013年上大三的时候，开始留意到学校里一年一度的“五月诗会”。那时候，碰巧认识一个师弟在写现代诗，海子、顾城、北岛以及稍后的西川等，这些本土的诗人作品对我进行了最初的诗歌启蒙。其中有许多人的诗和评论一样杰出，折服人心。然后就开始陆续读一些国内70后、80后一些前辈诗人的作品，令我受益。我的写作也在阅读中时断时续进行着，充分体现了不连续、无计划、散漫的特征。即使如此，我自觉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没有与诗脱钩。直到现在，工作带来的困扰和浮躁，仍未被克服，我的写作状态随时可能被中断，没有制定明确的写作计划。散漫害了我。虽然我的基本价值观是稳定的，但是，外界的力量还是很容易就摧毁我内心确立的秩序，让我反复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浪荡子。有许多无意义的耗费，分散了我的精力，欲望让我愚蠢，现实让我毫无办法，时间的劫掠让我在专注和聚焦上难以持久。最近，我每日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出租屋，开着空调，躺在单人床上休息，觉得很惬意。有时望着卧室里满眼的书籍，我觉得人生真是无望啊，这么多浩瀚的智慧得需要多么幽深广大的愿力才能读完啊！那一刻，这些书籍仿佛都长着眼睛，张着大口，随时准备吃掉我。我不禁觉得个人的渺小，心里恐惧，感到万分的无力！
经常有朋友觉得我不够自信，其实是我比较自知。不属于个人的、不符合个人的评价，落在自己身上会不适。我经常陷入蝴蝶与梦的迷惑，觉得知识幻觉这个东西很难破除。有时，在一个场合我们会明显觉得自己高明，而别人居然还堂而皇之地发表那种陋见，甚至从那个人身上认出了以前的自己；有时，我们自己会发现曾经的幼稚，觉得那时的看法实在太肤浅了。因此，我需要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去追求深刻真实的东西。这里引用一下黑格尔的“扬弃”概念，或许更清楚:“‘扬弃’（‘aufheben’）这个词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有多种意思。它部分是指对一个立场中有缺陷方面的废弃，部分是指对那些并非缺陷方面的保存。最后，它还指把那个立场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对一个有缺陷立场的辩证的扬弃因此并不是对那个立场的否定的废弃，而是对它的批判的保存，保存在另一个更高的立场之中。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否定地’思考的意思：寻找出目前立场的缺陷，以便将我们推进到更高的洞见。‘积极地’思考是把目前的情形当作是完备的、自足的系统。否定地思考是批判地、进步地思考。”
我迄今没有写出代表作，没有写出可以放在诗集正文第一页的诗！这多少让人感到沮丧和痛苦。我的写作之路才刚刚起步，对诗歌本质的理解，诗歌观念的初步形成，诗歌主题的逐渐明朗，诗歌技巧的有意识钻研，诗歌语言风格的主动构造，自觉地开始处理一些熟悉的题材，开始认真重读一些经典作品，这让我有种羽翼渐丰的充实感。
对诗歌认识的深化，与我2016年来北京后对北京青年诗会的接触和阅读密切相关，我参与了他们的许多活动，作为旁观者和参与者，我对他们之间友谊的生成方式和维系方式很感兴趣。他们中有人的作品直接启发了我。他们作为诗人的状态非常良好，诗里的经验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大部分我都能够感同身受，产生很强的共鸣。由于个性怯弱的原因，我并没有与诗会的朋友真正地深交，但精神上的联系从未阙如。
我对同龄诗人有一些选择性关注，并不全面。有的诗人我虽然写过评论，但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关注点也不甚清楚。大致印象是诗人非常之多，各种路数的写法都有，但论及精神强度和独创价值，则较少见，这是由于他们的诗歌生命还没有充分地、完全地展开之故。大部分人还是沿着某种旧的写作套路一直熟练地写下来，写作本身与现实问题脱节，记录的都是些个人琐事，要么是官方版的现实主义，热衷于投稿和中奖，要么是小文青的精致呻吟，总之诗歌软塌塌的，毫无激动人心、发人猛省的道德力量。也有许多诗人写作观念日益成熟，诗歌语言成熟，修辞精湛，技巧丰富，他们大多受过很好的学院诗歌教育，可以亲炙成名诗人，也有交流空间广阔的亲密的写作团体和朋友，他们无疑是欣欣向荣的。作为新一代青年诗人，我们可能需要自作主张，开辟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不是照搬某种现成的写作模式或陷入前辈们留下的写作窠臼，做一个无所谓的、自顾自的小诗人。同龄人起步时的写作路径可能各不相同，但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不可能在中国写关于外国的诗歌，也不可能在21世纪还写20世纪的诗歌，我们身处的时空决定了我们的写作必定会留下当代的印记。关于同龄人的写作，我想以大家熟知却未必了解其中三昧的那句但丁名言作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陈家坪：在《理解》这首诗中，其中有一句诗“友谊在刀上碰出火花，但并不伤害握刀的手”，感觉在你的诗里有一种辩论的声音和逻辑，这是否跟你的哲学和历史兴趣有关？
刘年久：其实《理解》这首诗本身不足观，但“理解”这个词我很喜欢，并一直想把它作为我诗歌的基本主题。里尔克说，诗是经验。但我想给这句话做个脚注，诗也是理解。既是对内在经验的理解，也是对万事万物首先进行倾听、感受和把握的一个前提。理解是为了判断的公正和行动的准确。对于诗人来说，持有一个理解的心灵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何以如此？我为何从未想过放弃成为一个好诗人的追求而加入买房大军？为什么人群如此糟糕，大家乐于毫无目的地生活？我可不可以有不追求成功、不想成功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和“虔诚的理解”连在一起，与我一直对人性的关注和探索休戚相关。人性的复杂、社会的繁芜，又与我们的基本存在境遇缠绕纠葛，我们所写的东西更是以这些时代境况为基本背景，所表达的也无非是此时此地一己的感受和理解。
这里，“理解”一词与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牵涉一起，学者汪丁丁在《什么才是一流的知识？》一文提到，在怀特海晚年的演讲文集《思维的方式》这本书中，前三章的标题依次为‘重要性’、‘表达’、‘理解’，并且由这三章构成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创造性冲动’。汪丁丁认为这意味着，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个“三位一体”的结构非常具有哲学洞见，完美地描述了“理解”的发生过程。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这一点也颇有启发。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最值得表达的？诗歌的内核或精神，怎样才能被表达出来，怎样才能得到真实恰当的理解？当然了，这三个短语的顺序也可以是：理解、表达、重要性。回到正题，就我的阅读兴趣而言，并不限于哲学、历史或任一门学科，一切真正诚实的思考、富有洞见的学术，我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爱思想，爱智慧，爱真理。我自己可能没有健全的现实感，没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我希望通过阅读充实自己，借助这些智者的慧眼看清世界人生。
关于我诗歌中是否有“一种辩证的声音和逻辑”，我想这很可能是模仿而来的语言策略，是诗人在语言使用上不成熟的表现，有时并非自己实际想表达的内容，或许根本就没想清楚。这种在诗歌上模棱两可的做法，以后会尽量避免。我记得诗人孙磊善于在诗歌中表达悖论，但是悖论并不容易弄懂。对我来说，诗歌表达的清晰性非常重要，我现在尽量使表达可控，尽量把思考的重任留给自己，而不是任由读者去瞎猜。
陈家坪：经验与理解，事实上，人在完成的过程中，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始终要面对一个未完成状态，以至于无暇顾及是否完美，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些具体的着力点上。把这些着力点表述准确是第一位的，尽管其中也会有判断，但最终得忠实于生命的本能？
刘年久：我能听出这里面有你对年轻人的敦促和鼓舞，这跟你我在交往的过程中，你对我的一些了解有关。我的生命状态其实是很被动的，不太愿意主动去追求什么，跟别人抢什么，甚至是在公平的竞争面前，我往往也会表现出退缩。对我来说，角落，或许是最适合我的存在位置。“角落”这个词似乎也是昆鸟所钟爱的。我一向惧怕中心，害怕成为焦点，害怕被领导关注，当然也讨厌被人领导。在角落，我是安心的、自在的、自如的。我热衷于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哪怕是在朋友们中间，在两个人的谈话里。我并不急于参与进去，坐到一个事物的核心位置。我不觉得这种状态是一种边缘，因为这是我自由的选择，不是任何人强制干预的结果。我喜欢去理解观察的过程，别人的表现和反应，以及那个“场”中所拢集起来的智性的、激动的氛围。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理想是某种冷静的东西。一座教堂，为各种激情提供环境，但不掺入其中。”这个“教堂”的意象，可谓我整个精神的上层建筑模样。
这种“无为而治”的状态，大概确实与道家哲学、佛教思想有关。我的心性确实被接触到的书籍、因缘际会的体验洗礼过、变革过。这种状况也确实削弱了我在世俗事务面前积极进取的雄心，但这只是我在强大现实力量面前的消极陈述。作为一个个体小我，更经常地、更现实地被充斥在生活各种矛盾蹂躏中。首先是生存的压力，这与工作挣钱相连，短时期无可避免。而工作，以及职场，总是直接带来许多的痛苦。对于个人来说，与同事和领导恰如其分的相处，十分困难。我们的关系总是在敌友之间，属于剥削和压迫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及熟络后表面上的朋友关系。但是，无法深交，大家各自带着职业角色面具，说着角色让他说的话，做着角色让他做的事。每个人都成为公司制度链条上被统治、被压迫的一个环节，他本身承担着责任和压力，因此按照基本的趋利避害原则和职场生存法则，他会将压力和责任本能地传导给下面的一些人，作为同级关系的人则努力划清彼此的权界，同时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和上级或同事处好关系。整个秩序和节奏依靠利益的链条运行起来。人与人之间那种古老的敌意，萨特的“他者即地狱”，人们骨子里的不信任，以及固化的面孔背后对个人绝对片面的理解，都让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基本相处变得特别困难。在企业，人会变得政治化，变成政治动物。人与人的斗争，就像是霍布斯笔下描绘的“自然状态”——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并且，你会发现公司的制度跟整个国家的体制那么相似，公司在模仿国家的体制，它们具有特别亲缘的家族相似性。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打交道，似乎在加剧一个“互害型社会”的形成。
职场的生存，让人想要逃逸、脱离、解放、游牧。但职场也是一个熔炉，让人理解人，理解人的行为，理解人性的变坏和堕落。作为一个青年诗人，我暂时不太想脱离公司这种拘囿人性的组织；通过在公司上班，我想与这个社会建立真实的联系，与它的复杂性和谬误打最深的交道。现实的困扰自然还有很多，比如大龄问题，单身问题，自我实现的责任问题。尤其是自我实现的责任，构成了我最深的焦虑。这里的责任正是“天才之为责任”的那个“责任”，尽管我罕有天才 。也是魏宁格所说的：“逻辑和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一如上面提到的，我关心的不是我是什么人，而是我将成为什么人。将要成为的那个人，是我现在所有的付出与其维系的理由。
所以，我想自己大概是说清楚了，我服从理性，也顺从生命里流露出的本能，但它肯定是要接受理性的约束和引导。以前有位老纪检干部给我们讲课，其中最深入我心的一句话是：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这话也许我会一辈子记住。
陈家坪：你对北京这个政治文化环境有些什么样的体会与认识？你是否感受到某种时代气息？最终，你的写作主题会是什么？你怎样去完善你的写作人生？
刘年久：从2010年秋天来北京上学，我在这里学习生活已经8年了（其中2015年在西安）。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北漂，不觉得在这里生活有多委屈。虽然高昂的房租和生活成本，让我曾多次想要返乡，但我还是留了下来。我对北京的归属和认同主要是建立在广阔的文化空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上。就此而言，我对北京怀有一种乡愁。这里是一个特别适宜读书学习的地方，有知名的高等学府，有高端学术讲座，有密集的学术活动、读书分享会，还有各种令人流连忘返的书店。只要你勤于奔走，你便可以不受阻拦地参加这些“流动的盛宴”，感受不同人身上散发的强烈的精神力量。各式各样的青年空间异常活跃。这些文化资源是公开的、便利的、可共享的。
对北京政治环境的理解，可能最直观的就是敏感日大街上和地铁里的哨兵数量，去天安门广场时经常被查验身份证，重要活动时的临时戒严和场馆闭馆，以及网络上轰轰烈烈对维权事件的响应。这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朋友们聚会时也会谈论最时尚、最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小道消息。这里的政治行动坚决有力，无论是政府的“露出天际线”行动，摘掉高楼广告牌；还是“非首都功能疏解”，驱逐低端人口，我们看到的是某种简单粗暴、不顾百姓疾苦的强制力的后果。对政治力量的感受，牵动着我们敏感的心灵，有时是愤怒，有时是恐惧。这里强大而稳固的秩序，透出了某种帝王般的威严气息，有时透过城市繁华和冷漠的夜景，我会有一种一切突然崩溃的想象。
作为一个农村背景出身的人，我在许多方面都比别人觉醒得晚，甚至是太晚了。和许多朋友一样，我也不善言辞，在当今这种格外强调沟通和交流的社会里常常觉得与人愉快相处是困难的，这在交友、择偶、工作、生活的不同方面都造成了麻烦。不想与人打交道，害怕与人打交道，讨厌人群，喜欢独处，我为自己的生活构筑了坚实的封闭性。城市生活的孤独性特征，很容易让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的生活变得精神化。另一方面讲，除了日常上班，周六、日在家读书休息或者外出参加活动，我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精心服侍文学爱好。被困在工作上或者出租房里，一个人的视界越来越小，与其他人的关系变得机械而非活泼。
经过了这么久的练习之后，我最近才开始梳理出一些写作主题。我可能会重点考虑“历史”“权力”“伦理”相关的问题。今天人与人的相处有很大问题，夫妻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我们看到越来越重的戾气，危险的愤怒，狂欢化的恶搞，越来越凶险的相处关系。无论是网络上、媒体上的报道，还是我们自己的亲身感受，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就能从中看到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看出许多极端行为正在蚕食我们的伦理底线。大多数写作者只注意到权力对我们的统治和影响，已经深入到身体的毛细血管的地步，因此主张诗歌要介入现实，干预政治。但却忽视了经济因素和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和腐蚀，对道德人情的蔑视和抛弃。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糟糕的人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出现了严重的紊乱和破坏。中华文明固有的美德和品格，未在我们身上扎下根基。我们如何抢救性地善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发掘传统智慧治疗我们的精神疾病，如何向传统学习，这些问题越来越切身地折磨着我。之前看到一个关于诗人西川的访谈，他说他心中最高的诗歌标准是百家争鸣时代先秦诸子的散文，他为诸子处理时代问题的能力和担当折服。而另一位诗歌前辈李建春近来的写作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汲取智慧，身心合一地践行到写作中，而不是像大多数当代诗人那样仅仅从陶渊明、杜甫或李商隐、周邦彦的诗作中进行学习。李建春的取径可以说是“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他是直接进入到古代诗人精神传统的哲学背景的源头里去了。这些前辈诗人的探索，正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
我们还看到对历史的强制遗忘，看到有些历史仍被遮蔽，不能见天日，不能被光明正大地谈论，甚至是研究禁区。还有许多伪造窜改的历史，连同意识形态教育一起强制灌输和渗透给我们。这让我想起著名历史学者罗新对历史学家责任的独特看法：“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本质上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这种质疑、反抗和抵制的历史态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副清凉的解毒剂。时间记忆和历史感，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会更有危机感地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关系，我们的位置感将更加清晰。宇宙，AI，人类的未来，文明的冲突，这些笼罩性的、决定性的力量，正在要求我们的回应。我们不可能视若无睹，还安心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未来，我想更深入地理解生活，克服道德洁癖，走进热闹而冷寂的人群世界。我设想某种理想的游历，如庄子笔下的大鹏鸟一样逍遥。我会关注和思考“时代精神”，面对中西方文明传统，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传统，进行一种寻根式的、溯源式的把握。以及有选择地反复研究重要诗人的文本，自觉地寻求伟大诗人的影响。我的诗歌写作也会试图去揭示和处理当今人们普遍面临的困境，以诗歌方式唤醒昏聩的无用道德，以诗性正义修复狼藉的人性图景，重建道德力量的秩序威严。对于诗歌写作，我非得足够努力和刻苦才能有所长进。现行许多诗歌写作通则和弊端，正是需要智慧加以弥合与平衡的。我在考虑投入到改造现实的行动中去，从而与时代水深火热的艰难困境交织在一起。某种剧烈的变革正在我体内发作，有许多不能自抑的冲动总是令人担忧的存在。对我来说，写诗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保持“智性的诚实”，“远离颠倒梦想”，“侍奉不自由而成熟”，以及真实而不失理性地进行思考与表达。
2019.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