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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赵飞:王东东:反抗与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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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3-29  

赵飞:王东东:反抗与圆融



 
  王东东是反抗意识极强的诗人,这是一种强劲的生命力。在现实中,这样的诗人往往表现为一只刺猬,其实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据加缪思想,所谓反抗,就是“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1]。王东东其人其诗,皆表现为对这种对抗的敏感与真诚,并体现为一种“经过淬炼的反抗精神”。当然,对抗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终极意图,还是自由与幸福:
 
在抗争和忍耐之后
我开始属于中国人的幸福
 
  在这首从日常的温度切入的诗歌《饺子颂》中,即可看到,王东东对那平常的幸福的诉求。而为什么这种“中国人的幸福”,却又被诗人认为是“难得的幸福”呢?因为这是需要“抗争和忍耐”的幸福,“只因为它,我愿意做一个中国人,/忘掉了耻辱和失败。”这是一个警醒的中国人,一个诗人,面对“母亲”对于只吃饺子馅不吃饺子皮的指责,他争辩说:“可我不——/是那挑剔的、不成器的孩子。”没错,诗人并非鸡蛋里挑骨头,他只是更纯粹、更尖锐,更难以忍受生存和现实的种种问题,这并非意味着诗人更脆弱更无能。因为洞察更多荒诞,诗人就须承担更多——一种义不容辞的捍卫人类精神的责任。王东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诗人,他的写作,也可以称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
  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和作家这两个词汇归为一类,并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若干年里,作家在各种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反抗特征,比如,对权势说真话,成为迫害和苦难的见证者[2]。作家表达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发声成为基本行动。这一使命最根本的旨归是捍卫自由,而“自由必须包括提供文化、政治、知识和经济发展的整个一系列选择的权利,这一事实将会使人产生表达的欲望(而不是沉默)。”[3]这个和胡适所说的现代自由相呼应,即“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4]可见,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必定与权利联系在一起,这和古典意义上那种绝对的、无待的精神自由和内心境界不一样。这正如现代女性要求自由解放必定与女权相关,必须有经济自主权和身体权利。娜拉出走后没有经济自主权依然要回去,萧红早年逃婚,之后也是一路困窘,从一个虎穴跳入另一个泥潭,一次次追逐自由,却只有在日本留学时,才一刹那醒悟:“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5]尽管,因了感情的变异与人生导师鲁迅的逝去,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但却是回到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与隐喻意义。基于物质与形式的权利就是基于身体的权利,也就是身体的自由,这就像一个人被开水烫到必然大叫一样。
  王东东是拒绝沉默的,虽然这看起来是被逼的——他进到了“坑”里,并承受了这些“坑”所带来的一些后果。这使他逐渐强大起来。一开始他在宽容、平安的心灵中沉思,也即“沉湎于哲学之诗”研究自我意识与诗,以此表达自我自由:
 
所谓自由,就是
与一朵云同寝,被其无故压伤
  ——《诗》
 
  但,这轻飘飘的、闲云野鹤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诗是我的疾病”)的自由是稀缺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没有任何文学可以在政治阅读面前具有豁免权。对于诗人,哪怕是最隐逸的诗人,也会因其对诗之自由的坚持而产生与政治的斡旋,在看似缺席的写作中,语言的真理对历史的干预无所不在——想想“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6]吧,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政治、历史面前取得免疫力与豁免权。这里所说的政治,乃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历史现实,在其中,公平正义自由与平庸压迫沉默总是构成紧张关系。王东东近年来的写作,就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如何与社会打交道并追求解放自己的表达,这种孜孜不倦的表达又体现了他与人类普遍的、普世的原则打交道的责任意识。
  这种个体追求与责任意识的纠缠集中体现在他的长诗《西山》中。在这首以咏叹调一样开篇的诗中,有一个主旋律一直在回响:西山在变低。西山越来越低,它正在下沉,在“我”心里坠落:西山与“我”融为一体。西山是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座山岭,是诗人在北京求学时每天可以眺望的一座山。就是这座逐渐沉入诗人内心的山,在诗中,化为了“我”的一个镜像:
 
步行去对面书店,在天桥上就会瞥见西山:它就像
一个面善的书生,面色温润,有着怎样的心思?
偶尔头发凌乱,不过是忘了取走草图上的铅笔。
 
一旦被劲风微微吹动,它最清晰的头脑在街市
也会变得神色凝重,像预感到什么不祥的消息。
它的智慧带来史前的喧嚣。
通常,它在西方沉迷于暂时的观看,
一种姿态,倦怠的目光让夕阳下沉。
 
  西山见证着历史和纷纭世态,也受到来自历史的挤压和胁迫:“曾经,西山也这样被人摁倒,开发成崩溃的香坛/的香灰。”却终究维持着自我的重量,以及这种维持的艰辛。这何尝不是意喻“我”的成长?
 
而我仍感到我仍然滞留在峰顶
午夜仍难以下来,头顶疼痛欲裂。
搬动着太空,一个乞丐缓慢地
跪倒在山脚下,轻松的定格。
一个男童几乎要哭了,吃重地啜着
Dandy dad劝他丢进垃圾箱的一朵棉花糖,
在白色的甜味宇宙面前压痛自己。
行走在街面上,我突然看到
他长大后的身影在山腰迅猛上升。
 
  压制与反抗,就必会产生激情,对于诗人来说即是言说的激情:
 
突然想指着西山
突然沉默,有西山作为背景
一时语塞也指着西山,突然言辞喷涌,花木震动,野兽奔跑,
知道自己天生是一个教师。
指着西山,仿佛这是唯一逃脱的途径,
也是唯一明确的表意。
语言模糊,有西山作为症状。
阳台让西山缓缓沉落,从客厅走过去
会加重石头上的黑暗。交谈仍在继续。
“我从来都在秘密地生活。”辩护也是声张?
“要达到具体的崇高。”共勉还是对攻?
“我们都生活在教育的反面。”犬儒只是乡愿?
 
而遍布四野也是一种对抗。
 
  西山作为物体或一个地点、一种背景,指向了自由的言说,或者说抗辩的自由,这是无比重要的。联系王东东另一首关于谈话的诗《土城——对一个亭子的渴望》,就更明了了:
 
我们从山坡下来,又上了石桥
四处寻找可以停下来谈话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一个亭子可以容纳我们?
站在里面,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谈话?
停止谈话,从亭子眺望落雨的河水?
甚至拍一拍栏杆?怃然?默然?慨然?
……
 
没有亭子,是不是也就没有了沉醉?
没有了布景?游人和市民彼此勾兑?
没有抒情的地方,也就没有了士大夫?
这样没有亭子,也就永远没有了民主?
 
  国家、民主、善恶、人民、民族、文明、忧郁共和国,这些词语在王东东诗歌中的高调出现,表明他执意要将自己的写作引向一种毫不妥协的“诗的见证”。臧棣认为王东东“更倾向于以诗人的平民身份重新建构一种诗的见证”。这或许是因为王东东诗中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想象,因为民主的便是平民的。然而,应该理解王东东关于诗歌的民主理想:“民主文化”或“民主诗歌”的本质是诗性正义,这是诗与民主最为基本的关系。[7]这意味着,诗人的民主在意的仍然是也只能是“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有公民的平等尊严——以及在更为神秘的图景中,情欲的渴望和个人的自由。”[8]这是因为,诗歌总是人类感受力和情感的守护与见证。如果说民主政治需在民智开化的基础上来谈论,历史正义也总是难以实现,那么诗歌民主就成为一种柔和的暖色,一种基于爱的无功利的神秘。因而,诗性正义成为诗人的寄托,民主理想就是诗性正义的结果和对应物。对此,耿占春说得更彻底:“自由与民主的人是一个诗学的人,即为着意义的可能性、为着自由的可能性而创造生存希望的人。”[9]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为现实驯服,也不会甘愿如沉默的尘土般被抹去。“一个面无表情的人淹没在人群,/犹如一个国家干巴巴的形象。/我竭力避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将我的脸与他们的脸混淆。”(《在郑州,堵车时的诗》)“失去了美,人也变得荒诞。”(《荒诞国》)“这一片喧嚣的土地有何用?/如果不能安顿我们的灵魂。//文明比我们更有耐心,/让我们暂时等于野蛮。”(《冬日》)这种尖锐的不谐和音,在王东东的诗中很容易辨别。而他也一再提醒我们,他是在与真实的东西打交道,而不是与某种幻觉,我注意到《西山》中的这个画面:
 
在圆明园,福海边,我遇见
一个脸部烧伤的行人迎面向我走来,
脸上还带着炭黑。但你们都在
驰心看湖,我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但,如何向你们说明这不是幻觉?
 
  这个画面也出现在《圆明园》一诗中:
 
但在椅子旁,道路上迎面跑过来
一个脸部烧伤的人,五官如焦炭……
 
我看见。但如何向你们诉说
这并非我的虚构?但又不忍心
打扰你们,轻闲而又清静的样子,
哪怕你们钓上来一条美味的僵尸鱼。
 
  当时代有一种奇异的满足,诗人并非刻意打搅清净,他必须发出自己的反对声。在所有意识形态梦幻中,诗人必须清醒,对边边角角的苦难与黑暗予以公开:“通常我由于失望才开口”(《教室里的蛐蛐》)。作为学者、知识分子的诗人,王东东格外自觉到一种使命:服务真理的使命,以及一个学者作为“人类的教师”[10]的使命,就像他在《教室里的蛐蛐》这首诗里写到的:“但讲桌并非一张床,让我在上面睡大觉/虽然我力求降低谎言/而想要他们注意窗外的真实:不仅仅是窗外——//而且还在窗内,哪怕就在这只/葱绿色的蛐蛐儿身上/你们要小心别把它踩死”。而“我注视着我的学生,多么想让他们/开口说话”又表明“我”对说话的执着。“常常,我沉醉于一场对话,为了/理智的清明。”把“对话”与“理智的清明”划为因果,可见诗人对于苏格拉底式的开智多么重视,“自由意志的表达就是自由的证明过程。”[11]写诗与读诗,难道不是人的灵魂所能参与的最高级的对话?
  在纪念江绪林的《对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哀悼》这首长诗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种对话。王东东直觉到江绪林先生的自杀意义重大,“江绪林的实例显示了,致力于寻找一个在社会上可以成长的自由主义的中心难题,已经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退化为不可能。”[12]这首诗代入了江绪林的灵魂,以江绪林的口吻自述,通篇可见诗人与江绪林的精神亲缘性,也因此,后者的死才能震撼他。在一种饱满、绵长的唱诵中,这首诗有古希腊悲剧的味道,像现代的歌剧。幽深而真切的内部声音,贯穿了众多实在的细节;一种盘旋上升的语言结构,对应着在内在的辩证中逐步清晰的精神结构。也即,王东东最终在写作中获得了对话性的反思,包括自我疗救。结合他悼念江绪林之死的另一篇随笔,就更清楚了。江绪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身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挫败中,这种挫败当然来自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行动的追求,甚至是这二者的合一,他是一个反抗者——虽然没有坚持到底,他必然遭遇荒诞。加缪曾将“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判定为“荒诞”的三个结果。那么问题来了:在荒诞生存中,自杀还是反抗?王东东代江绪林写到:
 
“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
也许只有反抗
我才能肯定上海的繁华?
 
  江绪林的自杀是否是最后的反抗,这不是本文在这里要探讨的。加缪曾言:“自杀,恰如跳跃,是对自身局限的承受。”[13]江绪林上无父母,下无妻儿,生活中无依无靠,没有家庭责任,没有值得爱恋的人,可以说是超验精神世界和尘世生活的失衡使他坠入了绝境。生活,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但凡俗生活有其生命依据的深刻性,从事精神活动的人,重要的往往是不要忽视日常的温度和力量,与生活的离异常会导致这类知识分子堕入空茫,肉身无处扎根,直接结果是厌弃肉身,视其为累赘。江绪林曾在《生命的厚度》一文中写到:“生命或灵性并不仅仅只有其在历史政治中展现的那个维度。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性的强调能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际遇从而免于受伤。”换个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认为那另一个维度即是生命的温度,温暖对一个生命来说是太重要了,那是生命起源处的拥抱。诗歌民主所捍卫的也恰恰是这种温暖。江绪林却恰恰太缺少这种温暖了,他是生活与爱的孤儿。他付出爱,却没有得到能量回馈:
 
你,热衷于对弱者进行法律援助,却无人援助你。
正义感让我不胜重负,让我衰落,最终死亡。
我亲爱的朋友,你可想到苏格拉底的温柔?
 
  尤其应该注意《哀悼》一诗的最后一节:
 
忽然,远方传来一阵喧哗,
一只海豚搁浅在海滩,
家庭妇女带着刚放学的小女孩去运水
洒在海豚的眼睛里
直到它流出眼泪,可谁又知道
在海豚的肚子里藏着一颗炸弹
它流出鄙夷的眼泪,可卑微的人类又让它感动
 
  可以把这只搁浅的海豚看成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他批判愚蠢的人世,“肚子里藏着一颗炸弹”,却又为卑微的人类感动。这就是生命的荒诞,反抗者既拒绝它,又眷恋它。这里,就涉及到反抗的艺术了。
 
你告诉我,没有行动,就只能听任迫害妄想症在人民中间流行。
但是要练就行动的本领,我们不是要第二次革命。
 
  王东东把这种反抗的艺术称作“练就行动的本领”,极致处就是他所期待的自由主义上升至政治实践的层面。或至少,在个人生活中,诉诸公共正义,将触角伸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类经验,更多世俗层面的活动。无论是生活技术的磨炼,还是诗歌技艺的修炼,都是为了练习自由,为了美不会被轻易删除。诚如诗人的领悟,为了品尝智慧的标本,他也不再像小时候把核桃在门缝里挤碎,
 
而现在,时代的巨锤已然倾斜。
弃置不顾,我已慢慢熟悉
女性的核桃夹子温柔的姿势
慢慢加强力量,直到它迸裂。
  ——《核桃颂》
 
  这种“慢慢加强的力量”也正是王东东近年来写诗优游不迫的底气,他诗歌中已全无仅仅倚仗才华的羞涩和局促,而渐显老成与豁达,不拘小节。他的语言甚至有种浑朴的率直,这些概皆源于内心的自信与笃定,正如他在世事纠缠中毫不避退的狂飙突进与奋起作为。必须注意王东东诗歌中的,请看这样的诗句:“我愿饮尽你黑夜的泪水,如甘露/并珍藏你偶尔转身的悲伤。”(《给菩萨的献诗》)“在山中,我追寻着自己/太多的念头。眼前浮现出一张脸,有时高兴有时嗔怒;/不发呆的时候,它慢慢变成一个平和的圆满的佛,/我突然感到它不可能是我自己,但又只能是我自己。”(《行车记——或:旅行的意义》)“佛不是求静止,也非痛苦的运动。”(《讲经》)“很久以来,我坚信自己/不念诵,也能获得心灵的平静。”(《隧道中的佛》)这岂不是表明对佛教“大悲大愿、大勇大行”的向往。佛法对真理的追寻与热情,它清朗圆明的境界,实在需要我们“离佛更近”。
  王东东在诗中的思考表明,诗人的创造性的才能比其他人在命运与现实面前更有出口,因为诗人创造语言和认知模型——诚如莱考夫们的研究所表明的,一个隐喻就是一种认知模型——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一种救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的象征角色——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从而赋予那种经验一种公共的身份认同,永久题写在漫无边际的全球记事册之中。”[14]“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和时间,挑战并且战胜看不见的权势强迫之下的沉默和整齐划一的平静。”[15]更何况当诗人下定决心和世俗层面打交道,在诗中这被比喻为“与魔鬼周旋”,他就会穷尽一生去追求生命价值与幸福圆满,在这中间不断修炼他的技艺:“身体技术与生活技术,包括美的技艺和善的技艺。”[16]可惜江绪林不是诗人,他虽然意识到了生命的灵性可以保护生命免于受伤——这是诗的核心,可他终究没有在一种形式中扎下根来,从而也就无法对生命保持足够的耐心。如果他是诗人,他就能理解王东东的“逍遥”与“欢乐”,从而让自己的精神与生命获得一种纯粹的保护,这是诗作为终极对抗(也即圆融)的意义:
 
而西山在减小。
每一个消失都是突兀的。
在此之前我独自逍遥。
 
在此之前我欢乐。
 


注释:
[1][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丁世中、沈志明、吕永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2][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6页。
[3][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5页。
[4]胡适:《自由主义》,《容忍与自由》,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5]萧红:《生死场》,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页。
[6][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王东东:《穆旦诗歌: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江汉学术》,2017年第6期。
[8][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171页。
[9]耿占春:《论民主与诗歌》。
[10][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外国散文随笔》,北京:同心出版社2001年。
[11]耿占春:《论民主与诗歌》。
[12]王东东:《自由主义的忧郁:纪念江绪林先生》。
[13][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丁世中、沈志明、吕永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14][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7页。
[15][美]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6页。
[16]王东东:《纪念江绪林:自由主义的忧郁与学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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