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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丹尼斯·奥德里斯科尔:《踏脚石》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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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8-12-24  

丹尼斯·奥德里斯科尔:《踏脚石》前言

雷武铃



  “一个智者的智慧需要强索出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这首诗写的是智者老子欲偷渡出关归隐,被守关的关令截住,强求他写出《道德经》。2001年9月9日,希尼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我的办公室在爱尔兰海关国际部,就在都柏林城堡的转角处,这里曾经是英国在爱尔兰的权力中心,现在是爱尔兰税务和海关总署。我狭小的办公室在一条长而低的昏暗的走廊尽头——更像是一条走私者偷渡的地下通道,而不是一栋现代办公楼五楼的过道。希尼原则上同意我在给他的信中提出的给他做一部访谈录的建议(在信中我引用了那些成功的先例:《切斯瓦夫·米沃什谈话录》,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扰乱和平》,尤金·基耶维克的《活在诗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他对这个项目的想法。要面对一系列广泛的访谈对他来说很不容易,要知道这将会给他的生活添加更多的压力,在他的生活中,和文学声望相伴而来的是占用他大量时间的各种事务。
  要是他倾向拒绝的话,我不会去力劝他接受这事。我自己目睹了每天随绿色邮政车送来的一大袋的请求、邀请、清样、学术请教、私人信件、写作中的手稿和鲜亮的新书,送进一座电话和传真整天响个不停的房子里,我知道他有充足的理由犹豫。他要在新书的发布会上现身,他要在美术馆的开馆仪式上讲话,他要坐在周五晚宴的桌边,他要朗读,要演讲,要写评论、写新书推荐语,要发言,要参加提名,要对一些公共事件作出反应——每个人都计划把他从他的诗歌中抓走。
  现在我开始着手一个将会侵占他更多时间的项目。我宽慰自己,我希望这本书将证明,一部与谢默斯·希尼相关的访谈录将是他作品集的重要附录,而不会仅仅是一种搭头或消遣。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要为这本书的完成设定——更不用说强加——任何期限。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诗歌,必须由诗歌来决定日程和指定期限。让人高兴的是,在这本书进行的几年里,希尼差不多写出了他收在《区线与环线》中的所有诗。一些诗歌(比如《阿纳霍瑞什,1944》《泰特街》和《家庭帮手》)是从正在进行的访谈中获得最初的灵感的;另一些是直接从第八篇摘选出来,作为《翻找出来的散文》和《在此世界之外》的开头部分。随着近来更多诗也开始从这些访谈中涌现出来,希尼把这本书称为“一次记忆的强烈挑动”。诗歌之外,他以《忒拜的葬礼》之名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安提戈涅》,也于2004年在都柏林的阿贝剧院上演了。《谁找到归谁》,一本从他发表的所有传记性和批评性散文中遴选出来的厚重的文集,也在2002年出版。翻译作品、文章和演讲稿继续出现。毫不奇怪,有很长时间这本书毫无进展。
  应谢默斯·希尼自己的要求,访谈主要是通过书面和邮递进行的。但是——冒着与前面的篇章会有一小部分重叠的风险(它们本身并非没有无法避免的重叠)——第十五篇是由两次访谈的录音记录组合而成(一次公开的,一次私下的),那是2003年10月,在圣塔菲,在蓝南基金的赞助下。第十三篇中与《区线与环线》有关的几处谈话出自伦敦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宽阔的舞台,2006年4月,在那儿我在观众面前和希尼做过一次访谈。我最初的计划是在每周特定的一天去拜访诗人,录下访谈的材料然后我再加以整理。但是,考虑到他已经面临的严酷的要求——在2006年病倒前,他经常不在家里,在国外进行文学和学术旅行——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因此我开始准备书面问题和评论,它们构成了这部访谈录的基础。这些问题提供了“多选”的选项,希尼可以决定哪些问题予以回答,哪些问题则予忽略,也可以按照他的回应重新安排顺序。指望这无数的问题全部都得到回答是不现实的:我的第一批问题,只限于童年和早期的写作,一共写了满满的62页纸。还有好几百页纸——和问号交织在一起——最终到达诗人手中,尽管他对这个项目有着无穷的耐心,他肯定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是否明智,把自己敞开,面对这么多的探问。
  在通向最后定稿的过程中——重读回答,填补裂缝,弥补缺欠,增加叙述性连接,增强连接部分——材料的对话性虽然已经很显著了(特别是在开篇定位的部分之后),但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每组问题要么由主题线索串联,要么——更常用——围绕着希尼的一部诗集。我想避免一种机械的编年方式,围绕诗集提出的问题助长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允许对当前问题的评论和回溯性的记忆混合一体。如果这导致了一些反常——比如很多希尼对中学的回忆要先于他对小学的集中回忆(在关于《斯泰森岛》的那一篇中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背景)——这个离奇的代价似乎值得付出。特别是因为它得到的是一种更真实的形态,那种正常谈话中的绕来绕去,闲聊漫谈,一会说前一会说后。这种真实超出了任何严格的编年体叙述所能企望达到的。
  虽然这本书因此没有遵照传记的惯例,但是谢默斯·希尼从未成为一本传记的传主这一事实本身是这本书的一个激发因素。然而著名作家的编年体传记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像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程序一样可预料,一旦作者的天才被认可,他或她就被纳入一个充满了荣誉、奖项和洲际文学旅行的世界。采用以诗集为基础的方式给我留下了自由的余地,可以在任何时候询问希尼(他的诗集全都包含了对童年时代异常清晰的描写)他的成长和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发展方面的问题。避免失去与本质而内在的诗人的联系是一个经常性的目标,特别是当我们涉及“一个微笑的公众人物”(语出W.B.叶芝的诗《在学童中间》)开始在文学世界昂首阔步的那些时期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谢默斯·希尼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童年——尽管有着“悲伤”的一面,这本书中也讨论到了——有着伊甸园般的维度:可靠和安全,年历上的风俗和宗教节日,农耕周期和教会仪式。从那个尝试过的、检验过的、可信赖的世界里被驱逐出来的创伤,使他伤心得去写召唤的、渴望的和哀歌性的诗。
  伊恩·汉密尔顿,英国批评家和诗人,认为希尼是“最被过度访谈的在世诗人”。然而,最先促使我来做这本书的恰好是与此相反的看法:他在不止一种意义上属于访谈不足的诗人。在我看来一个经常接受文学访谈的大诗人,应该鼓励他详细阐述他的观念,扩展他的回忆,超出那些新闻报纸或文学杂志小气的字数算计。还有,应该探讨范围更广的主题而不是过去通常问的那些(希尼最新出版诗集的内容,或阿尔斯特大骚乱对他作品的影响,是提问的内容主食)。除了少数的例外——包括他的朋友卡尔·米勒给他做的访谈(字里行间出版社,2000年)和他的诗人同伴亨利·科尔做的刊登在《巴黎评论》上(1997年秋天)的访谈——希尼的访谈录,虽然本身引人入胜,范围都太狭小,无法展示一幅个人和他的时代的完整画像。
  作家不会只因为语言是他们的本钱就必然口齿清楚。如果诗人出口就是诗,那他们就不需要写它了。如果他们在创作热情中写下的诗一下就达到了完美,那他们就无需一再修改、再思考和重写了。但谢默斯·希尼——如任何一个在广播中听过他的访谈的人,或那些有幸收到过他手写的信或明信片的人都知道的——有一种罕见的能力,随口说出的句子都同时既属自发又富有条理,既活泼又深刻,既优美又真实。同样的即兴妙语也是这些访谈录的特征。
  尽管这本书作为整体花了好些年才累积而成,但单独的篇章往往都完成得非常快。任何时候,当安静地回忆的机会不期而现时,希尼都能集中精力在格兰摩尔村舍几天就完成一篇。他的语言把那种口头访谈的敏捷与即时,和那种优秀传记写作的连贯与深思融合到了一起。帕特里克·卡瓦纳——谢默斯·希尼早期的诗人榜样之一——作为口头访谈者总是受不住引诱(确实如此,在诽谤案审判期间的法庭交叉讯问阶段,他被逼问得说话很不明智)很冲动地夸夸其谈和无所顾忌地评论一切。即使这个任性无常的卡瓦纳也体会到了深思熟虑的回应的重要性:“当我们——或至少是当我——即兴说话时,我们往往说些很表面的话,表达一些当时表层的愤怒。真理发源于平心静气。”对于访谈,更慎重的J.M.库切提出了一个与此相似的观点:“真实是和沉默、反思、写作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讲话并不是真实的源泉而只是写作的一个苍白的、临时的版本。”
  我自己在这里充任的角色是激发者而不是讯问者——这本书没有一点想要成为一种希尼生活的“全盘托出”的意思。我想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作家为什么应该觉得有义务公开谈论他们生活中更私人的亲密的细节,或传播那些他们打算以艺术的方式探索的内容。但是在我的访谈期间,我从未感觉到他克制或压抑任何对读者可能会很重要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本为他作品的读者而写的书。我希望为他们问了那些他们自己可能想要提出的问题。
  在一开始,诗人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他将不对一首具体的诗进行详细的分析讨论。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会想起J.M.库切,还有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治·塞菲里斯。后者的译者埃德蒙·基利提到他的时候说:“一个诗人对一个学生、批评家或访谈者无论感觉多么随和亲切,如果他像乔治·塞菲里斯一样明智的话,他就不会允许由于对具体诗作的一种详细评论似乎盖上了诗人认可的印章,而使得他作品的丰富性受到限制,特别是如果这种评论是用于大众消费的话……”J.M.库切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他小说的作者“在更深的意义上要么不是我要么是我,相比于我现在说的话就是我这点”,警告说他对自己作品可能作出的任何评论都会是“从外围的位置说的,从事后的位置说的,相对于这本书写作时所处的那个永远无法再重获的位置”。
  这本书并没有假冒是一本被授权的希尼诗歌的“读者指南”,它是对他生活的一种概述,经常把诗歌用作参照点。它为诗歌提供了一个传记背景和一个以诗歌为基础的生平叙述。它以希尼年近七十的视角回头再看的方式谈论了他的生活,一种其本身也被监察的生活——有时候细致得几乎就像他的诗歌所受到的评论一样——被批评家和记者们审视。谢默斯·迪恩,他学生时代结交的朋友,回忆——在他发表于《纽约客》的关于希尼的回忆录中——他曾给诗人寄过一封信,“在信封上给他的名字加上了引号——‘谢默斯·希尼’”。迪恩说“他很喜欢这玩笑”。“但是希尼也意识到了那种化学变化,那种把一个获得名声的作家从他所是的人转化为他的名声所是的人的神秘变化”。我希望这部对话录将在一定程度上抖落诗人身上的引号,把他释放,让他回到一种他自己的毫无限制的生活中:

我在那里,难以置信的就我自己,
在那些太热切而不相信我和我故事的
人们中间,即使我说的全是真话。


  一点也不奇怪谢默斯·希尼很认同博尔赫斯写的一篇“寓言”《博尔赫斯和我》。它是这样开头的:“那是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他发生的事情……博尔赫斯的新闻是通过邮件送达我的,我在教授选举人中或在一本名人词典上看到他的名字。”在这本书中,那“另一个”希尼,那个成了神话的公众人物,和这个第一人称单数的希尼重新融合在一起。那个“执着于成就的完全的”诗人坐下来和那个丈夫与户主一起共进早餐;写《田野工作》的艺术家证明也掌握了收干草的手艺。我们看到了一个无需在象牙塔中隔绝自己的诗人,他的写作过程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看到了写作必须如何去和生存与谋生竞争。
  谢默斯·希尼把自己送往了通向智慧的质问之路,既在散文中也在诗歌中,从不怯于谈论重大的存在问题。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深刻性的最深的来源之一,以及他和切斯瓦夫·米沃什——一个他认为是“我肩膀上的巨人”的诗人——的共有特征之一(连同让童年重新显现的才能),是回应一个持续不断的内在声音的需求,这个声音追问“你要拿你的一生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在诗集《酒精水准仪》中他对一个先辈,《在巴纳格》中的那个“学徒期满的裁缝”,疑惑地问道:“他曾问过这一切加起来是什么吗?/或者他会问吗?”同样地,他想象他弟弟追问:“这就是全部吗?如同/开始时曾是的那样,现在和将来也是那样?”盘旋在其他诗集之上的追问包括:“我们还要多说什么/去求得我们世上的盐”;“精神居住在哪里”;“谁会知道/如何正确地理解悲痛,或完全无视”。希尼努力的核心一直就是“全神贯注地追问”,也就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专心致志》的第一页提出的问题:“一个诗人应该怎么正确地生活和写作?他和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地方,他的文学传统和他同时代的世界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都包括在这本书反复探讨的问题之中,或明确或含蓄,在我们跟随谢默斯·希尼的脚步,走在他在诺贝尔奖受奖词中所称的,“一条通向语言之广阔的旅途,一条其中的每一个到达点——无论是在一个人的诗歌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转变成为踏脚石而不是目的终点的旅途”。这本书的目标是一次存货盘点,而不是一次总结归纳:它原路返回那些踏脚石,但溪水自己在迅疾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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