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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希姆博尔斯卡:诗人与世界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2-02-05  

希姆博尔斯卡:诗人与世界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

李以亮 译



  一般说,任何演说第一句总是最难的。无论如何,这第一句我算是讲了……但我觉得接下来,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如此直到最后一句,也会一样困难,因为我要谈的是诗。关于这个题目我谈得很少,事实上,可以说几乎从来没有谈过。不论何时,当我谈了什么,总会产生私下的怀疑,即我并不擅长于此。这也就是我的演说将会相当简短的原因。所有不尽人意都比较容易忍受,如果不“上”那么多的话。
  当今诗人都是怀疑论者,甚至怀疑——或许首先对他们自己。他们都不大情愿公开承认自己是诗人,仿佛他们为此感到那么一点羞愧。但是,在我们这个喧嚣尘上的时代,知道自己的缺点却容易得多,至少当它们显目地被包裹起来的时候;而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却困难得多,因为它们往往隐藏得更深,自己不大容易相信……当诗人们在填写各种问卷表,或者与陌生人交谈时,如果,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暴露他们的职业,诗人们宁可使用一个大致的名称“作家”,或者以任何一个写作之外所从事的工作来代替“诗人”这一称号。公务员和公汽乘客,当他们正在和一个诗人打交道,其反应总是有些不相信或者惊讶。我想,哲学家也会遇到类似的反应。但他们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正如经常看到的,他们可以某种学者的头衔来装点一下。哲学教授——这就听起来更能受人尊敬。
  但是没有诗歌教授。如果有,则意味着,诗歌是一种职业,需要专业学习,正规考试,需要提交附有大量参考书目和脚注的学术文章,最后还得通过仪式获取文凭。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写了一堆诗稿,即便上面不乏精湛的诗作,作为一个诗人也是不够的。让我们想想吧,俄国诗歌的骄傲、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正是因此被判流放。他们叫他“寄生虫”,因为他缺少一份官方证明赋予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权利……
  几年前,我高兴并很荣幸地遇见了他本人。我注意到,在我知道的诗人中,他是唯一一个爱称自己是“诗人”的人。他说诗人这个词的时候,并无阻碍。相反——他讲它时带着一种挑衅的自如。这似乎使我认为,他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记得年轻时所遭受过的那些粗暴侮辱。
  在更为幸运的一些国家,人的尊严不致被轻易受到侵犯,诗人们当然希望自己的诗作能够发表,被人阅读,理解,但他们并不做什么,或者很少做什么,让自己高于普通人和日常行为。而就在不久以前,即在本世纪最初的几个十年里,诗人们喜着奇装异服,或者以某些古怪行为,令人震惊。但这些在当时,仅仅是出于公开展览的原因。更为通常的时刻是:诗人们不得不关在门后面,脱去他们身上的行头,装饰,以及其它一些诗的道具,静静地、耐心地等待他们自己——面对一张静止不动的白纸。唯此,他们最终可以指靠。
  现在经常有一些关于大科学家和大艺术家的传记电影产生,实非偶然。那些富于抱负的导演试图令人信服地再现某些重大科学发现或杰作出现的创造性过程。一般总可以成功地描绘出某些科学工作的情形。实验室、各种仪器、运行的机器:这样一些画面通常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吸引观众的兴趣。而且那些不确定的时刻——经过一千次的、做出微小修改的实验,最终会取得理想的效果吗?——都可以拍得富于戏剧性。
  关于画家的电影也可以引人注目:他们创作一幅著名作品的各个阶段,从第一次线描到最后的收笔。关于作曲家的音乐更是可以在影片里无处不在:从萦绕音乐家耳边的最初节奏,到最后作为成熟交响作品的出现。当然,这些还是非常单纯的,并不能解释普遍所认为的那种精神的灵感状态,但至少还是可以看、可以听的。
  最糟的是诗人这方面。他们的工作根本没法拍。一个人坐在桌子前或躺在沙发上,毫无动静地盯着墙壁或者天花板,时不时,这个人写上七行诗,等上15分钟再划掉其中一行,如此一小时就过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谁能受得了看这样的电影?
  我提到了灵感。当被问到灵感是什么的时候,当今诗人们的回答都是闪烁其辞的——如果真有灵感存在。这不是说他们没有感受过这种内在冲动的神赐,只是不太容易向人解释一个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罢了。
  不时我被问及这个问题,我也会首鼠两端。我的回答是:一般说来,灵感并非诗人或艺术家们的特权。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有一些人为灵感光顾。这些人包括所有那些自觉选择符合其需要并富有热情和想象力地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是医生,教师,园艺师,——如此我可以罗列出一百种职业或者更多。只要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发现新的挑战,他们的工作就会成为一种持续的冒险。困难和挫折从来不会消除他们的好奇心。从他们已解决的问题,必会冒出一堆新的问题。无论灵感如何定义,它都是来自于不断的“我不知道”。问题不断得到解决,他们又会遇到一大堆新的问题。灵感,它究竟是什么?回答将是不断出现的“我不知道”。
  这样的人不会太多。这地球的大多数居民都只是为了过得去在工作。他们工作因为他们不得不工作。他们干这或者干那并非出于激情;他们生活的环境为他们做出了选择。不喜欢的工作,枯燥乏味的工作,不管多不喜欢多讨厌,仅仅因为别人还没有得到,才把它看得有价值——这是人类最沉重的不幸之一。如此下去,这种不幸在未来的世纪里不会出现改善的迹象。
  因此,尽管我可能否认了诗人对灵感的垄断权,但我把他们放在挑选的、为命运宠幸的行列之中。然而,这一点可能在我的听众里激起某些怀疑。各种施虐狂、独裁者、宗教狂热分子和蛊惑家,为了权力斗争,常常大力叫卖一些口号,他们也会以创造性的热情履行他们的职责。的确如此,但是,他们“知道”。不论他们知道的是什么,他们只要知道一次,然后就一切照旧了。他们不想再去发现什么别的,因为那会消除他们立论的力量。而任何不能提出新问题的知识很快就会死去:因为它不能保持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温度。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情况常见于古代和现代的历史,甚至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不知道”这个小词如此珍视的原因。该词很小,却有一幅强有力的翅膀。它扩展了我们内心生活的范围,以及我们这个小小、悬置起来的星球的外在空间。假如艾萨克·牛顿没有对自己说“我不知道”,在他的小果园掉下的苹果只会像一块冰雹,他最多会弯腰去拣起来,然后大口吃下去。假如我的同胞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没有对自己说“我不知道”,她很可能会在某个私人中学做一名化学教师,教那些出生良好的年轻姑娘,如此结束一生——这样,做得好当然也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她不断地对自己说了“我不知道”,它们就把她她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在此,那些永不停息、执着探索的精神不时得到诺贝尔奖的嘉奖。
  诗人,如果名副其实,他们也应该不断重复“我不知道”。每首诗都标志他对这一陈述做出回答的努力,每当最后的答案似乎来到了纸面上,诗人就会开始踌躇,重又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权宜之技,绝对是不够的。于是他继续尝试,或迟或早,就会由那些文学史家将那些诗人们自己都不算满意的一切努力成果弄到一块,并宣称这就是他们的“全集”……
  有时我会梦想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情形。比如,我会大胆想象我得到和《传道书》(《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作者佚名,犹太教和基督教历来认为乃所罗门所作。——译者)的作者闲谈的机会,这位作者动人地哀叹过人类一切努力的虚荣,我会在他面前深深鞠躬,因为至少在我看来,这毕竟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然后,我会抓住他的手。“太阳底下无新事”:这是您写的,先知。但您本人就是太阳底下新生的一位。您所创作的诗篇也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因为那些生活在您之前的人就没读过您的诗。而您坐于其下的那棵柏树在创世之时还没有长出来。它的出现,是以和您那棵柏树相似的方式,但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先知,我想知道,现在您计划完成什么样太阳底下的新作品?您是准备进一步充实您那些已经表达过的思想,还是忍不住想要反驳其中一些?我怀疑您也许不会说:“我已将一切写完,没有什么要增加的。”世界上没有哪个诗人可以这样说,更何况如您这样伟大的诗人。
  这个世界——当它的巨大和我们自己的无力使我们感到不安,或者为其对个体遭受的不幸表现出的冷漠感到痛苦时,我们会想到什么,对于那些人,那些动物,甚至植物,我们如何肯定它们不会感到痛苦?我们会想到什么,对这个被星光包围的世界,其中有的星球才为我们发现,它们已经死了?死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会想到什么,对于这个我们已得到订票而进入的不可测度的剧场,而以两个有关生死的随机日子所决定的戏票,其使用寿命是多么可笑地短暂;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还会想到什么别的呢——它令人惊奇。
  但“令人惊奇”这一修饰语隐藏着一个逻辑的陷阱。毕竟,只有那些摆脱了司空见惯和为人熟知范畴的事物才使我们惊奇。如是,我们的观点就是:没有这么一个显在的世界。我们的惊奇存在于本身,而不是建立在与别的事物对比基础之上。
  通常,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我们并非仔细考虑过每一个词,如“平凡世界”、“平凡生活”、“事物的平凡进程”……但是在诗歌的语言中,每一个词都有分量,没有什么是普通或常见的。没有独自存在的一块石头或一片云,没有独自存在的一个白天或其后的一个晚上。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独自的存在,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的独自存在。
  看起来,于此,诗人总会有许多工作可做。

1996年12月10日 瑞典 斯德哥尔摩音乐会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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