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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姜涛:“第五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家奖”答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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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1-11  

姜涛:“第五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家奖”答谢辞




“第五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家奖”授奖辞

  在1990年代中期以降的中国诗界,姜涛除了是一位优秀诗人外,还以其稳健而充满活力的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令人瞩目。他在基于诗歌史的学术研究和立足诗歌现场的批评这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富于开拓性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体现出值得称誉的独创性;它们一方面有着扎实的文献基础和清醒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显出源于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写作实践的通透。他的诗歌研究和批评视野宏阔,融开放与精微于一炉,兼具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和敏锐的现实针对性,且行文严谨而不失灵动。鉴于姜涛先生在诗歌研究和批评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特将第五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家奖颁予他以示敬意。



答谢辞:激发新诗之“新”的路径

  在当下诗坛,各种诗歌奖项层出不穷,似乎代表了当代诗隐隐然一股复兴之势。在如此热闹、繁盛的现场,“东荡子诗歌奖”独具一格,一直秉承专业的诗歌理念,致力挖掘当代诗写作与批评深远、绵长的努力,评委会诸君的用心,实在令人感佩。前面几届获奖的批评家——耿占春、西渡、钟鸣、朱大可、敬文东,都是我所敬重的诗歌前辈、兄长,能追随他们的步履,加入到这个阵列,对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鼓励和荣幸,同时也略略安心,感觉自己选择的路径虽不一定平坦,却也并未太过偏离批评的正途。
  从百年新诗的角度看,新诗从发生之日起,就卷入重重的矛盾、争议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锋、“中国性”与“非中国性”的冲突,仿佛挥之不去的“应力结构”,时至今日,仍潜在制约了当代诗自我意识的养成。因而,相对于新文艺的其他部门,新诗的独特性之一,就表现在它是一种特别需要自我说明、阐释、乃至自我辩护的文体,这也决定了批评的位置、功能,有效的批评高度内化于新诗的写作,一直起到了说明辩护、保驾护航的作用。在当代先锋诗歌的历史展开,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与既有文学体制、美学趣味、社会习尚的对抗中,诗人和批评家,像一对难兄难弟,一同摸爬滚打,在时代的磨砺中成长。
  我自己的批评写作,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空气中。80—90年之交代社会文化转轨释放的心理及知识“势能”,强劲塑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尚,我最初的尝试,是为了加入其中并澄清写作中遭遇的困惑、激情。后来,朦朦胧胧,感觉被前辈诗人及批评家建构出的“90年代诗歌”论述,在廓清写作前景的同时,似乎也有逐渐固化的可能,因而内在体认的同时,也试图有所质询。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获得者、诗人批评家钟鸣20多年前在其卓越的批评文章《笼子里的鸟和外面的俄尔甫斯》中,曾借解读张枣的诗歌,提出作为“笼中之鸟”,诗人只有在无边的系统内部“保持持续的警觉”,才不致被历史与语言的惯性吞噬。在我心目中,批评的位置与此类似,除了回应、肃清笼外的嘈杂非议,也有责任维护笼内一个“警觉”的位置。
  从这一点觉悟出发,回看自己的批评轨迹,除了细读文本、褒奖强力诗人、阐发其写作的诗学意涵等“本分”之外,大致也在两个向度上有所用心:其一,对于当代诗的若干美学前提,在体认其活力的同时,试图予以“问题化”;其二,稍稍挣脱“内部”的分析视角,在稍宽阔一些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现当代诗的可能性和限度,这或许也造成了一种“历史—修辞学综合批评”的风格。这个说法由已故批评家陈超提出,而他从“历史想象力”的角度,对于当代诗的纵深观察,也为我特别关注。从某个角度说,前些年有限的批评实践,大致围绕了对这一命题的接续检讨而展开。最近编订的一本批评小集的后记,对此关注有所说明,不妨引用如下:

  历史的“个人化”,抑或“稗史化”,之所以能成为诗坛上持久的风尚、乃至一种原则,仍不过是“时代精神”一种症候式的显现,也配和了当代文化消费的多样性需求。诗人在历史面前,扮演一种“异端”角色,这没什么不好。问题是,时间久了,“异端”的位置安全又自洽,“人性的,太人性”差不多也就成了“任性的,太任性”,免不了会造成心智的偏枯与文化整合力的缩减。一种可能的表现是,抽离了个我、他者与社会关系的艰苦辨认,缺失了内在的结构性感受,飘飘洒洒的“个人”,反倒容易被成规吸附,落入各种伦理、情感、风格的套路中。这情形,正如钟鸣解读张枣时提到的:要破笼而出的鸟儿,最后被一只只隐蔽的笼子又装了进去。这样看来,能否在社会情感的内部、在与人文思潮、公共领域的联动中,重新安排、强有力地想象“个人”,甚或决定了当代诗的前途可否长远。

  这段“碎碎念”与其说讲给旁人,毋宁说是一种自我的提醒、勉励。现代诗学一直致力于挖掘“震惊”的美学,为现代社会提供特殊的、有关想象力的知识,但浪漫的人文主义传统静水深流、依旧在场,审美批评最终也并非隔绝于伦理批评。如何不止于“现代性”、“美学正确性”的自我玩赏,而是培养一种更广博、丰厚的心智,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批评的前景是否能多层次地铺展。
  简言之,在百年新诗的传统内部,去说明、辩护、检讨,这是研究、批评为新诗“服务”的一种方式,在我理解中,更好的“服务”方式,不只是“生产”安全的知识,而更在于主动去生产关于危机和可能性的知识,在于通过诚恳、勤勉的工作,为新诗写作创造一种浓郁、紧张、热烈的思想氛围,这可能是百年之际维护、激发新诗之“新”的路径之一。感谢诗歌奖评委会,也让我有机会能借“东荡子诗歌奖”这个平台,将这一点点个人感受,就正于更多的诗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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