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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刘立杆:沉着的自我放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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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10-27  

刘立杆:沉着的自我放逐者




蚂蚁
朱朱

你要那些该死的力量做什么?
拿去,我给你一个人的力量,
一个男人的力量,
一个年轻男人的力量,

一支军队的力量
隐藏在你颤抖的躯体里。
但谁敢承受你的抚摸呢?
谁能想象那种密度与浓缩,
谁能保证它不会突然爆炸,
为了失去?

你用该死的力量
在夏日午后的沉沉睡意中
翻过一座山丘,
遗弃了同类。



岬角

  在朱朱新近的诗《时光的支流》里,我们再次邂逅了一位在他诗中旅行的少女:她是《排水》中手牵手趟过小溪的女孩,《悲伤》里的洛丽塔和癫狂的城市灯柱,或是在《新泽西的月亮》上生活优渥的美国中产家庭主妇……这些在迁徙中不断变化的形象如同垂直雨幕中的归燕,每根淋湿的羽毛都携带了“有关时光的秘密”;但真正吸引我的,并非这位似乎从巴尔蒂斯画中出走后变老的卡佳,而是那间他亲戚家的小阁楼:“墙头悬挂着/嘉宝的头像,衣服和书堆得同样凌乱”——如同一架望远镜的调节钮,这个平淡无奇的句子瞬间把一些过去生活的场景推到了我眼前。
   隔了二十多年看去,小阁楼墙头悬挂的嘉宝如今早已换成这位诗人年轻时代的素描:消瘦,沉默寡言,神情矜持,又多少流露出一丝紧张和冷淡。在这帧潦草的素描背面,落着一行刚刚添加的附注:“现在你的生活如同一条转过了岬角的河流/航道变阔,裹挟更多的泥沙与船”——相形船到江心的舒缓和空阔感,我更偏爱“岬角”这个词,它的冷峻和紧张感,以及一份类似灯塔看守人的孤独的自适。至少,它让我想起了朱朱在《夏特勒》中的自白:“我曾经是那样的礁石,耽搁在那里,一点也不好笑”。

小阁楼之夏

  我和朱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2年夏天,在南京城东三条巷,他在亲戚家临时寄宿的小阁楼上。那间小阁楼低矮、狭小,仅容一张钢丝床和一张旧写字桌,半敞的门外是一个同样局促的晒台——巧合的是,五年后我就搬进了街对面的公寓楼。在俯瞰的视角下,法桐树荫里的那间阁楼连同临街的那排房屋已荡然无存,盖起了一间幼儿园和一家发型培训学校。
  在这次见面半年前,我就已经听说这位刚来南京的年轻诗人——他的不苟言笑,敏感,他的拘谨和矜持。我在南京的朋友里,只有留校读硕士并且在写小说的李冯和他保持了较为频密的联系。对此,李冯的解释是,朱朱“很怪,很有趣”。这个敷衍的解释听起来,就好像他在短篇《过江》里不惜笔墨大段引述的,是后者的随笔——后来我才从一本打印小册子读到朱朱那篇《石象》——其中即兴的“姆姆姆”小调,显然暗合了那位古典文学硕士对冯·尼古特的喜爱。这年夏天,李冯毕业回南宁教书,我恰好从苏州重返南京。他的含糊其辞连同小说中的引文就像章回小说的入话诗,勾起了我对朱朱更多的好奇。
  此时,在“夏日南京的屋顶”下,一架老旧的台式电扇像喷火的窑炉不断布散着酷热。二十年后,我再次辨认出了这台电扇:“带着关节的疼痛/和嗡嗡的电流声,摇摆在桌边”(《两个记忆》)。我们坐在两张小板凳上,抽着烟,汗流浃背。陌生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加上主人内向的性格,使我们断续的交谈变得异常艰难。而当我提议脱下汗湿的圆领衫打赤膊时,朱朱竟然面露难色,犹豫了将近半个小时。
  这次短暂的见面,如今只剩下一座不存在的阁楼和这个打赤膊的细节——也许对朱朱,这只不过是当他试图融入本地生活时,遭遇的无数次尴尬中的一次。从上海到南京,他似乎不得不从一种优雅、暧昧、克制的时态,转向飘荡着市井气的,粗陋的,一只塑料拖鞋式的拖沓步调。作为一个在这里厮混了四年、早已满口南京粗话的苏州人,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地乐见他的尴尬。
  直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京依然保持了过去很多年惯有的缓慢节奏。在城中骑自行车半小时,就可以抵达明代城墙围合的老城内任意地点。这种城市格局也决定了,他在上海习惯的疏淡、有距离的人际往来,在这里完全行不通。
  南京对当时的朱朱,就像他那份在司法局的沉闷工作,惟有说不出的别扭和不适:“半仆从的一天/黄昏时你思考如何将你还给自己”(《公务员》)——写下这首诗时已是1998年,以一种他特有的内敛和缓慢释放的方式,一份混杂了自省和谨慎的自我确认——但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并不知道为这份迟延的再确认,还需要在孤独中等待数年。

自我沉溺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朱朱的拘谨和不适还有着另一层意味。他早期诗中的矫饰成分和唯美倾向,对幻觉和想象的倚重,相形本地的诗歌氛围和写作观念显得如此突兀,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逐渐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淡淡的敌意。同样的,当他不情愿地出门,在城中寻觅可能的朋友,每个人也很容易从他的谨慎里看出某种怀疑和戒备的成分。他似乎有意划出一道界线,以维持审美的自适,并保证自己不至落入观念盲区或风格的漩涡。
  数年后,在一篇题为《遮阳篷》的诗歌笔记中,他清晰表述了对风格的疑虑——尽管文中延续了他的习惯做法,谨慎地回避了过于明确的指向。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位“空降”本地的年轻人脸上天然地刻着“风格”的黥记;甚至,这个戳印还代表了游离于某种诗学观念之外的风格总和。
  在“小阁楼”时期,朱朱的冷淡和矜持,内省和充满幻觉的沉思,既使他的诗免疫于喧哗众声,保证了一个诗人在青年时代可贵的精神自治,也使他完全隔绝于这座城市——这种与自我沉溺相随的疏离感似乎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即他诗歌的声音越清晰,现实中的面孔就越显得暧昧和奇怪。此时的朱朱,远非《法律课》中描述的那个“沉着的自我放逐者”,更像身披一副由自负和焦虑淬炼而成的铠甲。这个自相矛盾的主题似乎不断纠缠着他,在不同的文体中互为补白或回声:“这个人生长着,渴望和拒绝着”——这个短句沿着随笔《晕眩》的抛物线飞行着,当我们在短诗《蚂蚁》的末尾重新拾捡起来,已经固化成一条大自然里的边界:“在夏日午后的沉沉睡意中翻过一座山丘,遗弃了同类”。
  到南京没几年,朱朱就辞去司法局的工作,去河海大学教起了法律。这个变动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因为此前他留给人的印象,分明是一个在现实层面近乎无能的人——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很多年后,在他的散文《秘密游戏》和组诗《七岁》中,我才惊诧地看见了几乎和自己一样的童年经历和回忆:邮包似的辗转于平原上数个家,乡村教师宿舍和小镇时光,从乡村到小镇直至县城的不断迁徙——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很小远离同为乡村教师的母亲,我因祖父母的宠溺变得格外顽劣,他则始终处于严格的家庭管束下:“我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我闪避到一棵树下,是的,我把自己藏起来了;我宁愿他是一个陌生人。我向家中走去,但犹豫不决——还有一条路就是走到街上去,去那家租书的小店,虽然我还没有去过,我接受了当时流行在学校里的一条分界线般的规律,凡是去过那里的孩子,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坏孩子。”
  我觉得,正是少年时代这种隐晦、迂回的反抗,做一个隐形人的渴望,决定了他此后观看事物的方式,也使他的叛逆期和同龄人相比,内敛得似乎可以忽略——至少,当我们陶醉于“打死父亲”的兴奋,或热衷于对权力世界各种恶作剧式的挑衅,他已经尝试在可控范围内建立自己的规则。这种内敛和早熟决定了他在那个年纪谈及家人时异乎寻常的语调,并且多少是弗洛伊德式的:“我的母亲始终意味着另一座世界,积年的疲劳从没有减弱她的天真、美丽和脸上迷惘的神情。”
  很少有人会用“天真”、“迷惘的神情”之类的词语来谈论母亲。这完全是西方式的表达,其中的情感潜流因为修辞的抑制稍显别扭,却不可否认其中的真挚和陌生经验的震惊。这类从不吝啬的赞美表明,女性作为他诗歌的主题和原型,也构成了隐藏于现实粗糙表层下的“另一座世界”。他对童年的回眺从未中断,直到后来在《皮箱》中陡然敞亮起来:“成年了,骄傲就像越过岩壑的潮水/淌向平原;被一份在颠簸中不断减轻的重量/压迫着,压迫着,这压迫/甚至让我惬意于/温暖的血液。”
  小阁楼的生活转瞬即逝。在父母资助下,朱朱很快在长江路上买下了一间旧屋。那所多少有些寒酸的小房子位于邓府巷的一个大杂院内,正对院子的小窗终日下着窗帘,关上门后,采光就只剩下屋顶的天窗——给人的感觉又暗又潮湿,就像置身于一艘轮船的底舱。我去过两次邓府巷,两次印象都有些奇特。
  第一次他不在家,我顺便拐到附近的省立美术馆打发时间,结果他和女友恰好在那里参观一个糟糕的画展——其实,我完全想不起来那是个怎样的展览了——他们倚着楼梯的姿态,显然要比印象里的那个画展有趣得多:朱朱穿着一件暗红色丝绸衬衫,手抄裤兜,眼睛警觉地斜睨着;旁边那位娴雅的女人,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王静则更为慵懒,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她轻挽的发髻和墨绿色曳地长裙,使我很快和朱朱随笔中“喝茶的马蒂斯夫人”对上了号。
  也许,我的朋友会更正说,他并没有这样一件红衬衫——我坚持认为,这件鲜艳的衬衫对于一只求偶中的大公鸡再合适不过了。在这方面我们都有相似的虚荣或偏见,即我们都不相信那些夹着公文包,黑皮鞋白袜子,看上去形同大队支书或保险推销员的诗人,会在诗歌上有多少见地。至少在着装方面,朱朱始终颇为自得:剪裁合体的外套,黑色的亚麻或毛料的长裤——除了他还没有蓄起后来招牌式的长发,除了当时他还不熟悉城中那些卖“老鼠货”的服装店、纽约郊外的奥特莱斯或伦敦邦德街,他那个类似雅痞的形象从没变过——我的一位女友曾开玩笑地表示,朱朱“天生是一个衣服架子”。就像对美国诗歌兴味索然一样,他并不怎么热衷工装外套和牛仔裤。
  记忆在这里出现了小小的混乱。因为我分明记得,在此之前和朱朱在市政府大院的一次偶遇。当他委婉地透露来自总机接线员的好感,恰逢那位容貌呆板的姑娘从岔路上经过——
  而无论她的瞥视还是下意识挺起的平胸,都与他多情的描述大相径庭。这让我预感,他在本地姑娘中的前景同样未见多么乐观——但美术馆的那一幕说明,也许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位年轻诗人的磁场。至少,相对于所谓男子气概,他身上那种梦幻、含蓄而阴柔的气息对女孩们有着同样致命的吸引力。
  在南京的头几年,朱朱拘谨的形象和现实处境之间似乎始终存在一个落差,让人不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或直觉出了问题。在他身上似乎隐藏着某种迷一样的悖论:理性思维和对感官的耽迷,暧昧和性格中的倔犟,谨慎克制和他的原则性——彼此之间既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也使他的姿态愈加复杂。假使有过那么一两次,他毫不设防地袒露了什么,那么出于矜持和谨慎,他显然隐藏了更多。
  对邓府巷的第二次拜访同样是下午。房间里陈设简单,略显凌乱。我们盘腿坐在一块色泽黯淡的小地毯上,周围是堆摞的书,乱糟糟的衣服和什物。朱朱告诉我,他正在筹办一本名为《联系》的刊物。那本打印诗刊的命运相形他每年精心编印的诗歌小册子要短暂得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大概编到第二期就结束了——现在看来《联系》就像一个谶语,一个隐约的征兆,提前预告了此后数年,他与外界切断联系的沉寂。
  但这次见面的奇特并不在此。告别时,像往常一样朱朱礼貌地把我送到路口,仿佛在长时间沉默后有了一个决定,他突然抬过头,严肃地说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城市。”在傍晚临时、匆促的气氛里,这个呓语般的抒情短句就像目睹一次梦游,令人感到错愕、尴尬,又不敢惊扰——多年后,直到在《眩晕》自序的末尾再次读到这个记忆犹新的句子,我才恍然:这并非一段滑稽的间奏,而是回声的回声——而此时,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那座想象和幻觉的城市仍在上空盘旋不去,等待着安放它的基座。

帷幔内外


在沙洲
朱朱

  ——纪念谢灵运


在沙洲上
我望见夜幕下的石头城
是一座发亮的棺材,摆放在
铆钉般的星辰和灯光里。
一生的日历即将撕尽。
(北风呜呜吹过光秃秃的桑树枝桠),我望见
一颗彗星拖着几十年长的尾巴滑落。
江面宽得可以让彗星葬身。水
嗤地一声响。
狼群般的卫队在城中逡巡。
一个疯女人在这午夜的肉铺里揪住猪腿荡秋千。
到处有镣铐声以致你不知道哪里是监狱。
山边的冰棱像矛戟在军械库中鸣响。
人们早早就上床睡了。俑。
闭起的眼脸有一点微弱的脉搏。


江面宽如四
万道月光的条文缎带。
沙洲岬角处
一棵柳树以冤魂的姿态打上了死结。
我捞起一条缎带察看上面的纹理:
多么高古的记载。
沙滩上,更多的树在走向江心,
它们的须发飞舞,死结看似已经
打开。


沙洲如此安宁;
这就是为什么在此处你能分辨空虚和安宁。
一座熄灯的村庄通过犬吠声把它的整个轮廓
在大小森林的黑影里标明,
藏匿的水洼在风掀开的灌木丛里
白兔般一窜,或者像睡莲一朵朵
翕动。
这会儿我走得更快。
我走在不断下沉的堤坝上,我走在
沙沙作响的草丛里,
我的眼角捕捉着最远的、一两点闪光。

2001年2月 

  大约是在1998年暮春或夏初,南京文艺圈组建了一支足球队。那支业余球队很像那么回事,有赞助商,有全套簇新的行头,也踢过一些表演赛。朱朱欣然加入并很快成为主力,一个跑位飘忽的边锋。当年他是坚定的阿根廷拥趸,因此像“风之子”卡尼吉亚那样留起长发,踢球时就在脑后扎成一个小鬏——我们后来参加南京业余杯比赛,经常能听见对方教练和替补在场边大喊:“盯死那个小辫子!”
  像朱朱这样极度敏感和自矜的人,会迷恋一项非常依赖集体和纪律性的团队运动,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足球场很像一部宽银幕电影,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限内剪辑并浓缩了最富戏剧性的日常生活片段:对手粗野的侵犯,斗气时的咒骂,队友的埋怨以及看台上的起哄、喝彩或嘲弄——而朱朱毫不介意,对这一切应裕自如。看起来,他非常享受直接的对抗和胜负刺激。面对挑衅他会更加得意地卖弄球技,甚至还学会了用自嘲来化解尴尬。
  搬到天堂村以后,他的生活圈似乎一下子比过去扩大了许多倍:遛狗时结交的同好,周末的牌友,做陶艺或摄影的邻居——这些友好的联系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后来,我们那支松散的球队也因为他的缘故,吸纳了不少好手:黄金押运员,男模特,大学生,公司职员或贸易行老板——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是退役的前职业球员。
  我不清楚对于他来说,缓慢的日常节奏,西藏或云南的旅行,写作与沉思,虚度时光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构成一份生活礼物——但这种由衷的放松和自如感,如同房屋上梁时的欢快碎步,显然有助一座城市的建立,并在他不同时期的诗中留下明显的痕迹——那是他的诗歌里最为平淡、轻柔的部分,或许毫不起眼,却是我作为朋友而非对弈者,尤为关注的情感脚注,比如《厨房之歌》,或者那首《细雪》:“上午的细雪,/已经很久没有什么/这样温柔地/来到你的生活。”他“开始跑出那个模壳”(《青烟》),铠甲在消融,他的写作原则不再混同于生活的原则。他越来越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乐于寻找共同的话题,并谨慎地回避分歧。
  不久,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个学画画的江阴女孩要和他、唐丹鸿一起去西藏旅行,临行前把一条刚出生的猎犬托付给了王静——出于对西藏的热爱,他回来后为它起了一个比成都更远的名字:尼玛。尼玛的出现让我明白,人在世上还有另一种分类法;而我恰好属于生来惧怕小动物的那种——无关勇气或慈悲,那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本能反应,一种悲哀的基因,就像有人看到蛇,或肩膀上落下只飞蛾就会尖叫不迭。
  朱朱和王静爱极了家里这位新成员。“人和动物在一起生活有多么好,迟早他们会找到一种语言。”在随笔中他坚持用“她”而不是“它”,来称呼这位郊游或散步的伙伴——尼玛,这条体形硕大、性情温和的小母狗,真是让我出尽了洋相。我在他们家做客的每一分钟都变得异常紧张。而朱朱一改挑剔,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甚至教我当尼玛试图凑近表示亲昵时,把烟头悄悄挡在身前——这办法非常管用:小尼玛闻到烟味,立即厌恶地跑开了。
  有一次尼玛独自外出,误食了街边的耗子药。我赶到朱朱家时,尼玛已经从诊所接回,被安顿在卧室中间的地板上,但仍处于危险中,每隔半小时就抽搐不停。朱朱彻夜未眠,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整个下午他无心待客,垂着泪,独自呆在尼玛旁边。每当它的抽搐开始,卧室里就会传来他手足失措的惊叫,而王静就丢下我们,立即匆匆跑过去。
  那是我见过的朱朱最伤心的一次。我至今记得从敞开的卧室房门看见的那一幕:他和王静跪在地上,一边对尼玛低语着什么,一边竭力按住她颤抖的身体,似乎想以此来减轻它的痛苦。而抽搐在弯撬起拱的地板上不断持续,使他们悲伤又徒劳的努力看上去就像是一种奇特的祈祷仪式——那微弱的颤动在空气中传导,仿佛来自日常之爱最深处的浩瀚,使整个房间、整栋单元楼,乃至窗外绵延起伏的山峦,全都摇撼于汹涌起伏的波涛之上。
  度过极其艰难的一周后,危险解除了。半年后,尼玛怀孕并一下生了七胎。朱朱和王静极其挑剔,掐着手指逐个为它们挑选好人家。他们留下了一条毛色黑亮的小公狗,取名“六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尼玛和六子始终是他们餐桌上兴味不减的话题。为了方便家里多出来的两位新成员,朱朱很快卖掉了天堂村公寓,在紫金山北麓的仙林买下了现在的联排别墅。六子小时候活泼好动,极为顽皮。它总有办法拨开窗销,溜出去玩耍——在对付机械方面,看起来他比朱朱要机灵得多。
  当年的仙林大学城遥远又荒凉,交通和生活也极为不便,他们那所房子虽然宽敞,价格却和原先的小公寓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出租车车程,且回程多半是漫天要价的黑车,使我们随后几年的交往逐渐稀疏起来——当时朱朱还没有考驾照,通常我们只能在他偶尔进城时,相约在酒吧见上一面。在情感方式上,他多少有些偏于传统和恋旧。我甚至觉得,孤独和家人的宠溺也多少助长了他的情感依赖。他对我们之间毫无预兆的疏远非常不满,以至于有一次,他在见面时唐突地抱怨说,我们是“见一次疏远一次”。
  假如将诗歌视为一种情感方式,至少我和朱朱在某些方面极为相似,即我们都很难处理那些瞬间汹涌的情绪激流。那段时间,我同样遭遇了生活和写作的危机——只不过比他慢了一拍。其中婚姻和生活的压力自不必说,真正构成重击的,是至亲的离世和夭亡——对我来说,这种惨痛如同永远失去一座城市。在写作上各种警告同样接踵而至。我在南京朋友圈里赢得的持久友谊,似乎仅仅来自日常交往,而非诗歌上的认同——即便我极为信任的少数人,态度同样飘忽不定。不管我如何再佯装粗鲁,夸张敷衍,那些看得见的分歧也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拍桌搥胸的厉喝。我惶然于生命之重和文学之轻,有一年多时间写不出一行诗来。
  回过头看,这些冲突似乎也烙印了一个年代的特征。假如说过去我和朱朱在写作上都比较信奉专业精神,并竭力维持和生活的平衡,以使两者不至互相损伤,那么置身于那场惊惶如烈焰焚心的“惨烈迁徙”,似乎每个人都不得不被迫“晃动起自己沉闷的身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们周围很多朋友的生活轨迹逐渐发生了偏转:李冯写起了剧本,朱文北上筹拍电影,楚尘放弃小说转向出版。当我从诗歌暂时抽身,操持起小说,朱朱也开始了他认为恰当的调整。他的尝试包括根据卡尔维诺的《面包店盗窃案》改编的一个小剧场话剧,数个精致的短篇,以及酝酿了数年、后来尘封在电脑里的长篇小说《秦淮河传》。
  或许,在每个人都热衷于谈论“挺住意味着一切”的年代,“挺住”本身就成了一个奇怪的诅咒。事实上,那也是当代诗歌经历内在巨变的时期,不仅在方式上更加个人化,也变得愈加沉寂并趋于复杂。从好的一面看,这种沉寂在无形中屏蔽了八十年代的集体咆哮,形成一个喇叭状的入海口——而清醒的写作意识则构成了肉眼可辨的分界。在那个浊浪拍击的岬角上,经过最初短暂的摇晃后,一座恍若梦境的城市又对他变得具体可触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此处你能分辨空虚和安宁。/一座熄灯的村庄通过犬吠声把它的整个轮廓/在大小森林的黑影里标明”——不仅如此,现实的边界也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廊清:“我的眼角捕捉着最远的、一两点闪光。”(《在沙洲》)
  十年后重新检视那个年代,最远的闪光赋予了他更为开阔的视野:“它是伟大的——从未来某一天来做回顾的话,也是残忍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像湍流里的小船般永无宁日”。这种动荡直接将现实变成了一段神话,一部“离乱的史诗”,既意味着对亲历者天赋和耐心的挑战,也隐含了机遇:“我还悲哀于你错失了一场史诗般的变迁,/一个在现实中被颠倒的时间神话:/你在这里的每一年,/是我们在故乡度过的每一天”(《新泽西的月亮》)。
  而它的残忍,则转化为《灯蛾》对命运的省察和观照:“那些我不想在第一时间带走的/东西将陪伴我,/成为爱与诅咒的化身”。自《灯蛾》开始,他逐渐摆脱以往诗中明显的自传性,或者说彻底“还赎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风格的预设之债”。在我看来,趋于墓穴微光的灯蛾与“地上的日全蚀”代表了想象的熔炼和现实的渗入,两者互为幻象,直接投射在经验底层,并为他的诗注入新的能量。
  大约在2002年前后,我读到了过去二十年来,朱朱最为出色和整齐的一批诗歌新作,包括《皮箱》、《鲁滨逊》、《清河县》、《青烟》、《合葬》,以及前面提及的《灯蛾》等,它们后来全都被收入诗集《皮箱》,并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一点都不感到奇怪;通过长期克制的工作和艰辛的锤炼,他有些幸运地搭上一趟延迟的班轮。
  毫无疑问,组诗《清河县》已经被视为朱朱诗歌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界石”;而其中隐含的一个自我扩展的主题也为他自己所珍爱:“在它之后,我的写作也许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有了一个可触的境界。”
  直到最近,我才陆续读到一些有关《清河县》的评论。坦率地说,我对那些依托诗歌史景观和批评体系的文本分析兴趣不大。在我看来,这块界石标志着,他不仅“开始抖落周身的芒刺”,也将过去倚重的想象力对现实的重组,历史境遇的多重折射,巧妙地置换成对于人性的复杂性与相对性的自我理解。而看似如孤峰突起的《清河县》恰好指出了一条想象和迷思编织的清晰脉络,它们如同滚烫的熔岩,早已汹涌于一座休眠火山之下。
  或许因为过于熟悉他的写作脉络,我反而更加喜爱他在诸如《鲁滨逊》那个向度上的写作,那些意外的分岔——那种现实审视就像“对自我的一次施暴”,打破了微妙的平衡,并触及了一个逼出来的底线。通常,他会竭力回避这类应激反应和过于明确的指令;而显然,“忘掉任何诗的看法和修养”就像球场上报复的一肘,从来不是他习惯和放心的方式。
  当我在电话中概略地说到这些,朱朱略带失望地“哦”了一声。这个有趣的“哦”,当然,很像我们在生活和写作上的不同态度:他那种学究式的考究,得体和挑剔,相对我的卤莽、直接和漫不经心——这也构成了我们关系的基本模型,正如他“在不少的夜晚都会渴求着山脉那边灯火明亮的城区”,他的存在对我嘈杂、喧闹的日常也构成了一个隐逸之地。那时,我似乎忙碌于一个诗歌网站的日常维护,寻乐似的参与各种无谓的口水战。当我有些兴奋地谈论网络的刺激性,他也同样礼貌地“哦”了一声。
  在所有事情上,朱朱都十分厌恶粗糙和低劣,自娱式的轻浮和狂热。当然,有时他也会像一个卡尔维诺笔下贝尔萨贝阿城的居民那样,疑惑“那个充斥着废弃物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天堂之城”。而最终,他宁愿“回到自身经常去操持的一些东西里,即使看起来脆弱、黯淡、无力得多,也别无它求。”我觉得“黯淡”和“无力”的说辞似乎过于谦逊了。至少面对现实之难,他的机敏和韧性越来越让人刮目相看——出于骄傲或某种老派的习惯,他并不愿意谈及自己的现实处境。
  辞职后有将近十年时间,他过着相当俭省的生活,并努力维持必要的体面和尊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时他的全部经济来源包括非常有限的稿费,家人的支持,朋友偶尔介绍的零活——其中最稳定的一笔收入,来自一份书评杂志的兼职编辑,那份工作他前后做了两年。在他看来,对于赚取的自由感,辞职的代价小得可以忽略,“我没有一分钟后悔过。”
  我记得小时候,祖父母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做一个体面人——但在普通话语境里,不知怎的,“体面”一词似乎总脱不了某种虚荣或装腔作势的嫌疑。我们的公共话语似乎始终有着一个强大的乡村抒情背景,并使粗陋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朱朱相对拮据的生活和认真维持的体面,在当时招致了不少嘲弄。他对猎犬的偏爱,他的法国情结,衣着和谈吐甚至餐桌上的格子桌布,无一不成为背后嘲弄的对象——颇为讽刺的是,当年那些指责他贵族化倾向的人,先于他过上了他们指责过的中产生活。
  我并不完全认同朱朱的美学和生活趣味。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坚持自有令人动容之处。美以其虚无,构成了一道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力深渊,也使他的念兹在兹格外微弱、羞怯和无用——而这,不就是我们认为的诗歌的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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