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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周星月:布罗茨基:坟冢之诗——哀歌,从《诗悼托·斯·艾略特》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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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月:布罗茨基:坟冢之诗——哀歌,从《诗悼托·斯·艾略特》读起

 


      每一座坟冢都是地球的界沿。 
    

  作为一个把时间和死亡当作基本母题的诗人,布罗茨基有充足的理由偏爱“哀歌”(Elegy)这一诗歌类型。而在他的大量充满哀歌气氛的诗中,“悼亡诗”(In Memoriam)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著名的篇目如《诗悼托·斯·艾略特》、《挽歌:献给罗伯特·洛厄尔》、《朱可夫之死》、《悼念一位朋友》①,都是由具体人物之死而即时引发的哀歌。此外,各种风格的悼念诗散布在布罗茨基每个时期的创作里,荣获这一待遇的甚至还有他的爱狗鲍波②。布罗茨基不断为逝去的友人写悼亡诗这一行为,在一些人眼里甚至是有些过度的,其同时代的俄语诗人亚历山大·库什那(Aleksandr Kushner)就不那么看好这些“专为种种熟人之死而作的诗”,这几乎使他感觉“布罗茨基在每每得知他人死讯时便会兴奋起来,如同一匹战马听到了踏靴和跨鞍的声音”(Polukhina 105)。相比库什那最喜爱的那种“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出死亡意念的布罗茨基”③ ,这里的布罗茨基是直面具体的死亡;不仅如此,这种由社会人物之死而引发的哀歌更具有时效性和公众性,亦可属于一种类型的“场合诗”(Occasional Poem)。这样的诗行不仅需要诗人超越对死亡和时间的独自沉思,更需要诗人相信诗歌的公众力量,以对逝者之嗟来向大众呼唤和传达其所信奉的价值,在面对死亡的同时它也同样面对诸生。拥有限定性和目的性的场合诗并不好写,悼亡诗相比那些可以自由随想的诗,也仅有有限的发挥空间。它还具有看似和纯粹诗意相悖的讨巧意识,而对布罗茨基来说,他的哀歌是要“取悦一个影子。”④
  但“诗人之死”这一情境本身所具有的诗性,使其在每一次出现时都会“给死亡这一古老的主题增加新鲜的变化”(Polukhina 105),它本身背景深厚,如同另一层“形式的外衣”,在束缚的同时也可传达出文字意义之外的诸多信息。对于“形式主义者”布罗茨基来说,运用古老严格的诗歌形式是一个“高贵的工作”,“诗歌可以是赤裸的,但我们有时喜欢看到它们装扮起来”(Conversations 27)。在仪式化的镣铐中,悼亡诗对于真正的诗人也绝不只是过度的悲痛或无尽的赞颂,这一古老的题材和古老的形式一样,是给予诗歌的华美的文明外衣,而诗艺在不断地克制和试穿中成长为其中丰腴的躯体。如若说布罗茨基好似战马一样为每一次死讯而动,那是因为他在个人与公众、悲痛与克制等各种张力间敏锐地嗅到了一片可能去开辟的疆域;而他所想要“取悦”的影子,本身亦代表着高度的诗歌标准和极好的诗歌趣味。
  布罗茨基在很早时便开始关注哀歌,23岁便写出使其同时成名于俄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挽约翰·邓恩》(“The Great Elegy for John Donne,” “Большая элегия Джону Донну”)一诗,然而对其影响深远的对哀歌形式顿悟的瞬间则是在他初次读到奥登的《悼念叶芝》(“In Memory of W. B. Yeats”)时。那时的布罗茨基因“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迫在苏联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劳教,在那样的环境下布罗茨基拿起了一本友人从莫斯科寄来的英诗选集:
  纯属巧合地,书翻开在奥登的《悼念叶芝》一页。我当时很年轻,对哀歌作为一种类型尤其关注,周围却没有去世的人可供创作一首。所以我贪婪地阅读哀歌要胜过任何其他类型,并常常想哀歌最有意思的特点在于作者不自知地自我描绘,这几乎是所有“悼念诗”都沾染上的习性。这样的趋势虽可理解,但却时常将诗变成作者关于死亡主题的沉思,从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作者自己,而不是逝者。但奥登的诗却没有一点这样的特征;不仅如此,我马上发现甚至它的结构本身也是在向死去的诗人致敬,它逆向地模仿了这位伟大爱尔兰人本人格律变化的风格,从后期一直到他的最早期:这首诗第三(最后)部分的四音步诗行。(Less Than One 361)
  尚在很年轻时,在可能还未接触到英语现代诗歌中的种种探讨感情中立、隐匿个人性的言论之前,布罗茨基便从哀歌中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过分自我化和感情化的特征。同一论述在布罗茨基评论茨维塔耶娃为里尔克⑤所作《悼亡信》的文章中也谈到,在诗人为同道诗人写作悼亡诗时,更难避免可能会陷入自我哀怜甚至自我崇拜的境地。尤其是“在俄语诗歌内部,悲剧一直发生,而自怜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大,随着诗人的逝去而产生的孤独意识也内在于作者的心里”(Less Than One 196)。在俄语诗人中,布罗茨基向来以语言的“中立性”而著称。哀歌这一最具情感性也最易流于情感泛滥的题材,是对诗人语言控制力的一个极好的残酷考验。布罗茨基有意识地通过此检验和磨练自己的技艺,他隐藏了个人感情,以取悦一个尊贵逝者和一份崇高诗艺。
  俄语诗人库布拉诺夫斯基(Yury Kublanovsky)认为,“如果没有布罗茨基,就不可能想象得出当代俄语诗歌的景象”(Polukhina 205)。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布罗茨基从现代英语诗歌中所学到的情感克制与“非个人”写作。这在当时常常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俄语诗歌中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诗人奥尔加·谢达科娃(Olga Sedakova)这样谈到: 
 
  我们的诗歌中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角色。在莱蒙托夫、勃洛克、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都能找到,在叶赛宁那儿减少了一些。他们是传记性的诗人,是他们自己戏剧中的主角。也有非个人的诗人,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追求的那样,个性在创造性狂喜的热度中消失。但对布罗茨基来说诗人就是非个人的,却不同于丘特切夫或曼德尔施塔姆的方式:他是所有人,与此同时,他又有非常具体的个人形象。(Polukhina 248) 
 
  俄语诗歌亦有深厚的哀歌传统,但它的不足也“从一开始便显露了出来,这体现在它有限的表达词汇和诗歌中程式化的主人公”(Wachtel 75)。 而布罗茨基刚好在这两方面也是俄语诗人创新的代表。在《一首诗的注脚》中他进一步谈到,当为一个外国诗人之死而作哀歌时,情况或许会有所不一样。那样作者的自我描绘或许会减轻,由于距离感的存在,死亡更会显出其本身的意义(Less Than One 197)。这一距离感对于当时尚在苏联北部信息封闭的小村里二十出头的布罗茨基来说,是确实强烈存在的。借此存在,年轻的布罗茨基有机会通过与当时社会背景完全疏离的遥远事件,去触碰死亡的主题本身。而随着逐步成为世界公民的他视野的愈加开阔,涌入到他哀歌中的事物也愈加丰富。他用俄语描写美国、伦敦、罗马的地貌,怀念爵士乐小号手,随意涉及日常场景或现代绘画。布罗茨基带给俄语哀歌的新元素,也是他带给俄语诗歌的。但在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背后,甚至就在这一为外国诗人写作哀歌的行为背后,流亡的阴影也可能一直存在。如学者大卫·贝思(David M. Bethea)所敏锐指出的:叶芝作为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直用英文写作;艾略特一个美国人,移民到了英国并信奉了英国国教;奥登在叶芝去世时动乱的时代里,刚刚移民到美国;而布罗茨基在创作《诗悼托·斯·艾略特》时,正处在他的国内流亡时期,这个说俄语的犹太人正开始向英美诗歌传统移民(234)。
  奥登是对布罗茨基影响至深的诗人,如说布罗茨基天生具有了与英诗现代主义相符的克制气质,奥登则是他邂逅的第一个在诗艺的诸多方面都很值得参考和模仿的榜样。在诗歌态度和语气上,奥登教导了布罗茨基如何运用“客观的、冷静的”语言表达出“压抑不住”的情绪。“对客观性和干涩语气的需要,既是现代诗歌的克星,也是它的福星”,“奥登的长处之一便是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个需要并使之服务于抒情的目的”(布罗茨基 504)。这种“客观”和“非个人”并不只是直接的描绘或冷酷的报道,罗伊·费什尔(Roy Fisher),布罗茨基重要的英语评论者之一,认为奥登的诗恰恰具有“严格的审判性”,而正是奥登这种在不动声色中添进道德、在温和描述中夹杂判断的方式,可能使发现此的布罗茨基为之振奋。同样对布罗茨基来说,奥登“比叶芝或艾略特都更为谦逊”(Less Than One 364)。当奥登说“诗无济于事”⑥,“即使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莫扎特、米开朗基罗等人都未存在过,人们也只是少了些许乐趣,历史并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⑦时,奥登本人亦正在用这样的诗行来做一点事,以诗歌在表达自己对历史、社会、以及诗歌的态度。奥登也常作场合诗,也同样写就了许多悼亡诗,除最为突出的《悼念叶芝》外,也有《悼念弗洛伊德》(“In Memory of Sigmund Freud”)、《悼念托勒》(“In Memory of Ernst Toller”)等一系列佳作。二人在其他诗歌类型的尝试和创作中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所谈到的“颂诗、抒情诗、哀歌、描述诗、诗句故事等”(23)。而在当时布罗茨基兴奋地发现了奥登的哀歌特色后,他很快地以自己的哀歌加入了这场诗人间隐秘的形式对话。
  在拿起那本英诗选集时,布罗茨基本打算读艾略特,却不经意地撞见了奥登。更为巧合的是,艾略特很快地在1965年1月4日逝世,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哀歌练笔机会。布罗茨基在一星期后才得到死讯,却在一天之内作成《诗悼托·斯·艾略特》(“Verses on the Death of T. S. Eliot,” “На смерть Т. С. Элиота”)。面对当时诗坛最重要的诗人的离世,世界上(或许只)有一个24岁的年轻诗人在苏联农舍里为其写出了俄语的悼亡诗。布罗茨基在创作这首诗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模仿了《悼念叶芝》,关于两诗的一些明显相似之处,贝思甚至条分缕析地总结出以下五点: 
 
  一、两诗都分为三部分,每部分诗行都有独特的行进方式;二、都写的是另一位诗人之死,都在一月;三、都用韵的方式来挽回一些丧失感;四、都将传统的田园哀歌和抒情诗融入到现代城市景象的描述中;五、都自觉地抵御民族诗人的观念和民族哀歌的传统。(235) 
 
  布罗茨基从奥登那儿看到,诗的结构和韵律不是内容的附加品,形式本身就在叙述。四音步诗是重韵律的叶芝所惯用的格律之一,而《悼念叶芝》的第三部分,可能会使许多人直接联想到叶芝晚年的《班磅礴山麓下》(“Under Ben Bulben”)一诗的韵律,这不仅是由于二者都用扬抑格四音步的对句写成⑧,更有在主题上的接近,叶芝此诗最后的双音节简短诗行成为了他死后的墓志铭,而整首诗亦可以看作是晚年的叶芝为自己立下的一座“纪念碑”(Weiner 40)。奥登用典型的叶芝式的韵律和结构写作他的哀歌,诗中多处急促的祈使字词更可看作是和叶芝诗中字词的呼应(Weiner 38),通过这样一种无言的,也是诗人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奥登讥诮地隐匿了自己,表达了对叶芝的敬意,甚至更多。布罗茨基在诗的前两部分使用了比奥登诗句更为严格的韵律,而在最为精妙的第三部分,布罗茨基几乎用俄语复制了奥登的(以及叶芝的)“四音步诗行”:严格工整的四行诗、两对句、四音步形式。这一别致形式的抑扬和韵脚所带来的节奏感都非常强烈,却能沉稳下来而少给人轻浮之感。置于英诗传统之下,这一形式亦可使人直接联系到同为对句形式的五音步四行诗,以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为代表的哀歌诗体(Elegiac Stanza);以及同为四音步四行诗的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的伟大悼亡长诗《哀歌集》(“In Memoriam A. H. H.”)。正移民向英语诗歌的布罗茨基,最终又将这一丰厚的形式传统给与了沉郁的俄语,并使这一诗歌形式本身变奏出另一种音质。
  其中可以联系的另一条关于诗歌形式不朽的传统也同样清晰,它直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⑨。这首由工整的四行诗所组成的诗歌从字面形式上看便显森严肃穆,如同立下的一座石碑。这一经典诗歌观念及其形式为后辈诗人所继承,被看作是诗人用语言及其组成的形式对抗时间的一种突出的方式。布罗茨基对这一切非常清楚。普希金曾在他的最后生涯中直接以《“纪念碑”》⑩(“Exegi monumentum”)为题、以四行诗的形式写作了一首相似主题的诗。而在《诗悼托·斯·艾略特》的第三部分: 
 
山和谷赋予他荣誉,
风神将守卫他的芳名,
草叶将记下他的姓氏
正如贺拉斯所预示。
 
 
  可直接看作是对贺拉斯诗中“我来自底层,首先把爱奥尼亚⑪诗歌引进意大利”的呼应。而“草叶”这一意象,直接引申于普希金诗中的“我为自己树起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它和人民款通的路径将不会荒芜”。译者王希苏的译注中同样解释到:“草叶将保存诗人的记忆,因为晋谒者的脚步在墓冢四周的草间践踏出一条小路”(布罗茨基 90)。布罗茨基对普希金的熟读自不必细说,而他对贺拉斯也同样敬重有加,在他的生命晚期还曾给阴间的贺拉斯写了一封颇具“挽歌气质”的长信(On Grief and Reason 428-458),其中着重赞颂着诗人运用格律的诗艺。布罗茨基还将奥登暗喻为两千纪年后的贺拉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同样将奥登称作“横渡大西洋的贺拉斯”(Less Than One 382)。以库切(J. M. Coetzee)的话来概括:“布罗茨基做了这样一个奇想的游戏:贺拉斯刚在世间用奥登作为伪装完成一个符咒,因而贺拉斯、奥登和布罗茨基自己拥有的同样的诗歌气质(如果说不是同一个人)在一个持续的毕达格拉斯式的变形中重生。”⑫
  这是布罗茨基钟爱古老诗体的原因,这里形式本身可能包含着单纯的内容所无法企及的寓意。这一点对许多注重传统形式的现代派诗人来说都非常宝贵。奥登曾说“一首诗的形式结构和意义并不是分离的,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如肉体和灵魂”(Brodsky and Walcott, 187)。 在给贺拉斯的长信里,布罗茨基表达出的观念仍然是,“诗人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之中,特别是他们所运用和创造的格律之中”(Hofmeister, 81),而他也正是通过这一四行诗形式的诗句,使至贺拉斯始的气质在不同的时空中流传。布罗茨基进一步谈到在现代诗歌中,传统形式所带来的历史更会使一首诗在形式和内容间产生一种张力,甚至得到比诗人能说的更多的东西(Conversations 27)。在好的语言驾驭者那里,严格的形式不仅不是束缚,还可以产生出许多创作前所无法预料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诗人从一种被驱使去言说艰难事实的责任中解放出来,让厚重的形式去分担这一沉重⑬。同样,在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哀歌诗行中,诗人的个人情感得以被解救(或隐匿),并用诗歌的历史和语言的公正,来哀悼那些最配得上这份诗碑的逝去的诗人。
  这亦和布罗茨基对语言的崇拜一脉相承。作为一个从苏联制下流亡的犹太人,布罗茨基说:“如果对我来说有一个神,那就是语言”(Conversations 90)。面对语言,他如同在形式面前一样谦卑地隐匿了自我:“我没有任何特殊贡献,一切都已存在于俄语之中”(Polukhina 52)。而诗歌对于布罗茨基,就是“语言存在的最高级形式”(Shtern 68)。在初读到《悼念叶芝》中“时间……却崇拜语言”时,布罗茨基完全被奥登这个大胆的观念震撼了,他逐字逐句地查英语字典,直到完全确定奥登说的就是“时间崇拜语言”。在之后的采访中,布罗茨基仍对这句诗句不吝赞美之词,说它是“至深的洞察力、发现、和肯定,诗歌中特别深邃和重要的一点”⑭(Sverdlov and Staf’eva, 60)。对布罗茨基而言,这意味着在语言中可以贮存时间,而诗歌用它的韵律和停歇重塑时间,而那些在语言中生活的诗人,也会一直生活在时间之中(Less Than One 363)。那么哀歌从各个意义上来说,都是诗人运用语言克服时间、克服死亡的方式。这既是悲悼和哀叹,又充满了诗人最为凝聚和乐观的信念。
  在另一首诗中布罗茨基说,是“死亡创造了时间”⑮,《诗悼托·斯·艾略特》的最主要问题,亦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在诗的第一部分尤为明显,诗句中不断出现“岁月”、“日子”、“时间”、“时光”等字词。面对时间和死亡,这首哀歌从一开始便进入一种飞升的希望,通过布罗茨基对语言的信心,给予了艾略特作为诗人的绝对主体性。是“他向细链似的岁月扣起房门”,是“他遗留给我们的日子”,是他“以充沛的力量”“朗声地笑”,这一切都证明着诗人之死不是终结。“不是上帝而是时间,时间将他召唤”⑯,可以一直生活在文字中的诗人,这一次亦不过是回到了时间的怀抱。全诗的第一句“他谢世于一年之始,一月。”在终结与开始的矛盾中,既是一个沉重的遗憾,又预示着新生的可能,它还直接让人联想到艾略特自己关于时间的思索:“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⑰ 
 
不是上帝而是时间,时间
将他召唤。滔天的大浪
将承载他飞升的重负,直至
抵达盛开着鲜花、遥远的地界,
缓缓地道一声告别,撞碎在
地球的界沿。以充沛的力量,
他朗声地笑,我们居住的
干旱的时光大地上出现了一月的海湾。
 
 
  在这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布罗茨基以壮阔的语言使人体验到生死之界。布罗茨基曾谈到他主要的兴趣便是时间的本质,而对他来说,水是“时间的另一种形式”(布罗茨基 561), 布罗茨基的哀歌不是独自沉思死亡,而是同逝者一起前行向临界,这本身就是一种贴近时间和死亡的方式,因逝者是更了解它们的人。在语言变成浪花、托着逝者、撞碎在地球的界沿的时刻,跟随语言的诗人和读者亦能感受这一超越。而浪花平静后的海湾出现在干旱的时光大地,正如语言之后的文字所组成的诗的墓碑,矗立在地球的界沿。 
 
每一座坟冢都是地球的界沿。 
 
  这一独行构成了诗第二部分的最后一节,不仅和第一部分呼应,亦属于庄严厚重的压阵结尾。而这一行也是突兀短促的,有如突然遭遇的边界,或死亡。逝者似已超脱了地界和坟冢,而留在世上的文字的墓碑,将作为边界,永远地对世人展示出那飞升的一瞬。
  在这之后便是在音上如颂歌,在形上如墓碑的第三部分。在传统的田园哀歌中出场时便会有的对神灵的召唤,也直到这时才出现。通过对太阳神阿波罗和风神埃俄罗斯这两位诗人的守护神的呼唤,诗句不是在祈求哀思和怜悯,而是再次强调给予诗人“不朽的保证”。诗歌也从开始时冷静的描述语气逐步升级,慢慢变为了呼唤语气,而对逝去诗人的呼语也由“他”变为了“你”,当对不朽和永生的高调赞颂达到顶点时,全诗以一个异常温柔的句子收尾。 
 
树和田野不会忘记。
凡来这世上的人将知道你——
犹如身体在心中珍藏着
失去的唇和手臂的拥抱。
 
 
  这也是诗中第一次出现如此具体的属于生命的身体气息,但伴随着“唇”和“手臂”的是“失去的”一词,这仅是给予生者的遗憾,而逝者本人带着为人知晓的温度离去。这一如此晚来的柔情又如此快速而平静地溜走,为全诗作了最后一次不动声色的哀婉流露。
  相比布罗茨基之后的悼亡诗,《诗悼托·斯·艾略特》在语气上最为庄严,在修辞上也最为古典,仍是一首建立在传统田园哀歌范式上的作品。但在此之外,这首有着早期练笔特征的哀歌仍有各种可为探讨的方面。如贝思所指出的同《悼念叶芝》类似的现代场景的“感情误置”⑱;以及可以同艾略特本人的英国国教背景相联系的宗教隐射。后期的布罗茨基哀歌可能在语气上更为舒缓老练,在意象和修辞上也更加丰富多样,但对于诗人年轻时这一次遭遇奥登、尝试为艾略特写悼亡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刻。那时的布罗茨基或许还尚未深入领会艾略特的诗歌及其在现代主义中的地位,却冥冥中与之的观念契合,通过为其写作哀歌的方式,年轻的布罗茨基亦使自己与素未谋面的大诗人建立起诗之友谊,更重要的是,通过主题与形式的多重呼应,将自己置入英语现代主义诗歌的场域之中,最终通过其独特的身份和方式与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同时创新和丰富着俄语诗歌与英语诗歌。
  在为他人写尽哀歌之后,布罗茨基过早地于1996年1月28日去世,同样是一月,正好与叶芝的忌日同日。这位具有世界气质的俄语诗人最终葬于威尼斯,在他所热爱的文明的土地里。在叶芝死的那一年出生的另一位爱尔兰大诗人、布罗茨基的好友西默斯·希尼为他写下了哀歌:《奥登式——纪念布罗茨基》。哀歌正是运用的经典四行诗、两对句、扬抑格四音步形式。在强烈的节奏下,悉尼顺着诗行一面回转这一格律,一面追寻布罗茨基对这一形式和诗歌的态度;一面叙述布罗茨基与叶芝和奥登的这段传承的佳话,一面延续和形成着这段传统新的诗章。通过语言的声音、意义和其组成形式的完美结合,以布罗茨基最为相信的诗歌应具备的力量,来保存他们的友谊,并使人相信,逝去的诗人将一直活在他所运用和创造的诗歌形式之中。用这样一种诗人间对话的方式,希尼忠于了所有人:叶芝、奥登、布罗茨基。而形式本身,就是他们超越时空对话的语言。 
 

引用文献:
Bethea, David M. “Exile, Elegy, and Auden in Brodsky’s ‘Verses on the Death of T. S. Elio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Vol. 107, No. 2 (March 1992).
Brodsky, Joseph. Collected Poems in English.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Brodsky, Joseph. From Petersburg To Stockholm. Trans. Wang Xisu and Chang Hui. Guilin: Lijiang Press, 1990.
[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年。]
Brodsky, Joseph. Joseph Brodsky: Conversations. Ed. Cynthia L. Have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3.
Brodsky, Joseph. Less Than On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1986.
Brodsky, Joseph. On Grief and Rea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Brodsky, Joseph and Derek Walcott. “Form in Poetry.” The Kenyon Review New Series Vol. 23, No. 2, Cultures of Creativity: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the Nobel Prizes (Spring 2001).
Coetzee, J. M.. “Speaking For Languag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 February 1996.
Dacey, Philip and David Jauss, ed. Strong Measures: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in Traditional Form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6.
Hofmeister, Timothy P.. “Joseph Brodsky’s Roman Bo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Vol. 12, No. 1, Summer 2005.
Milosz, Czeslaw. “A Struggle against Suffoca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 August 1980.
Polukhina, Valentina, ed. Brodsky through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Shtern, Liudmila. Brodsky: a personal memoir. Dallas: Baskerville Publishers, 2004.
Sverdlov, S. and E. Staf’eva. “A Poem on the Death of a Poet: Brodsky and Auden.” Russian Studies in Literature Vol. 42, No. 3 (Summer 2006).
Wachtel, Michael.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Po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Weiner, Adam. “Influence As Tribute in Joseph Brodsky’s Occasional Poems: A Study of His Links to Modern English-Language Poets.” Russian Review Vol. 53, No. 1 (Jan., 1994). 
 
注释:
①《悼念一位朋友》尚无中文译本,可参考原诗“На смерть друга”,和布罗茨基自己的英文译文“To a Friend: In Memoriam”(Brodsky, Collected Poems 212),诗因被误报的莫斯科诗人楚达科夫(Sergei Chudakov)的死讯而作。其余几首中文译本皆收录于《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一书中。
②见《鲍波的葬礼》(布罗茨基 226)。
③ 本文所引英文材料皆为笔者意译,以下不注。
④ “取悦一个影子”(“please a shadow”)这一短语为布罗茨基多次提及,他评论奥登的文章以”To Please a Shadow”(Brodsky, Less Than One 357-383) 为题,而在谈到用英文创作给洛厄尔的哀歌时,他也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please the shadow”(Brodsky, Conversations 98)。
 ⑤布罗茨基:《一首诗的注脚》(“Footnote to a Poem”)。茨维塔耶娃的诗“Новогоднее”是为里尔克之死而作,但原作在中文译文中被处理成为了书信体。可见《三诗人书简》,刘文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局,1999年,第216-217页。
⑥出自奥登:《悼念叶芝》。见《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8页。
⑦ 出自音频Nicolas Jenkins on W. H. Auden (Sep. 30, 2008.) 中的一段奥登访谈。<http://www.stanford.edu/dept/fren-ital/opinions/>
⑧ 叶芝全诗并非皆为扬抑格而有一定变化,突出的比如第二部分和第六部分的抑扬格。
⑨拉丁原文为“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译文可见贺拉斯:《我立了一座纪念碑》,王焕生译,《外国文学欣赏》1985年3月。
⑩可参考普希金:《普希金诗选》,查良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322页。
⑪爱奥尼亚(Aeolian)亦即“风神(Aeolus)的”。风神也常常被看作是诗人灵感的赐予者。对此亚当·魏纳(Adam Weiner)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在布罗茨基的诗中,Aeolus的俄语为Эол(Eol),与艾略特(Eliot)的名字有一种隐含的联系(40)。
⑫ 此处引用王敖的翻译《为语言说话——布罗茨基的随笔》。见哈罗德·布鲁姆等:《读诗的艺术》,王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 – 148页。
⑬此处的两种诗歌形式的可能性分别参考理查德·韦尔伯(Richard Wilbur)和玛克辛·库明(Maxine Kumin)的言论(Darcy and Jauss, 3)。
⑭ 此处是对Bol’shaia kniga interv’iu (Moscow: Zakharov, 2000) 一书内容英文转引的翻译。但一个小小的悖论是,布罗茨基所大力赞美的这几行诗,奥登却在1966年的《短诗结集》(Collected Shorter Poems)中删除了。虽然主要是去除这三段诗句中的对其他作家的价值判断,但也不能说之后的奥登对时间和语言问题(诗歌作用问题)没有重新的看法。
⑮出自诗集《一个美丽纪元的结束》。Konets prekrasnoy epokhi: stikhotvoreniia 1964-71, Ann Arbor, Mich.: Ardis, 1977, p. 59.
⑯在俄文原诗中,“上帝”(Бог)和“时间”(Время)的首字母都用了大写。
⑰出自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东库克》。可参考《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202页。
⑱“感情误置”(Pathetic fallacy),指赋予无生命物以人的情感。对于《悼念叶芝》中的这一特点,特里·伊格尔顿也有所探讨,祥见How to Read a Po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p. 8.
⑲英文原诗题为 “Audenesque (In Memory of Joseph Brodsky)”。见Heaney, Seamus and Max Neumann, Audenesque, Paris: Maeght éditeu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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