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晗生 译
诗人的唯一希望是无限敏感于他的天赋是什么，而这本身似乎是少数诗人才拥有的另一种天赋。根据这种敏感性，以及他对它的信仰，他将作为一个诗人不断发展，如同叶芝，进行其天赋想要的那些历险，内心的，精神的，肉体的，不管它们是什么。要不它会失去它的指引，失去它在内心中触及的感觉，然后不久他被他的天赋不感兴趣的、无人情味的重大事件的隆隆声所吸引，这是一种自杀的形式，在柯尔律治身上是隐喻性的，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是真实的。
许多顾虑攻击着他对天赋的结果、智慧和充足的信心。天赋的运作不仅仅朦胧不清和不可思议，而且断断续续。天赋一点也不明显依附于那些在舆论上令人激动且似乎重要的、为他其它的精神活动所持有的、所有聪明的同代人如此自信的事务，因此，他没有受到直接的鼓励——或者那种最可疑的鼓励，如一个质疑自己所受的启示的自笞者[1]，所获得的一群疯狂的老女人和其他血淋淋的半死的自笞者的鼓励。它探访他，当他只是对它半信半疑时；他不确信它已探访过他，直到一些天或几个月后；而作为一个明智的人，了解更早的诗人们的实例，了解自我欺骗的魔鬼们的实例，了解发生在一代代人身上种种欺骗的实例，可能他从来不能确信。
柯尔律治本身是一个既真实又错误的诗人的好例子，这个人信赖他的天赋并产生了真正的东西，这个人在更加大众和公众的事业中寻求满足。他生动的诗歌是一个好的例子，阐明诗歌的意义怎样依赖于在它的精神中的想象、深度、宽广、强烈和口音的品质，而不是与许多重大事件相关。
有人会说，在英格兰，法国大革命之后二十年的重要论题，是压倒一切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布莱克，是那时伟大的英语诗人，在心智上卷入那些问题，如同任何人很可能地那样，但那似乎与他们的诗的直接相关度微乎其微。从他们独自留下来的诗歌，人们或许猜想华兹华斯本会做得更好，离开他的群山，稍微拓宽他生命的心胸；以及诗人柯勒律治应当为他的时代所惊醒，从那些黑暗年代中走出来，离开南极的那些雾[2]；还有布莱克需要一些朋友，进行一种更为世俗和自由主义的对话。这朵花，这个小女孩，这只鸟，这个在池中划桨的老女人，这次偷船和捕捉鸟鹬，这些观山者的灵魂笔记，这些魔力森林里有魔力的未婚少女，这个与死鸟一起飞行的梦，这些天使和黑人男孩和玫瑰和石南，所有这种对婴儿期和天真的迷恋，这些事物与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有何关系？无论如何没有，直到穿过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布莱克的精神选择它们作为它的寓言。而现在往回看，如果我们希望看到那二十年的重要论题，我们发现最令我们很多人信服和受启示的，反而是那种似乎通过这些诗公开触及我们并且直接跟我们对话的精神。被柏拉图征引的戴蒙说，理想国的根本大法不变，音乐风貌就没有什么地方改变[3]。那么，一个音乐家应听从他的天赋，还是研究立法？感觉需要把他的诗和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结合起来，或者把他的诗抛进那个时代刺激人心的公众事件中的诗人，应该记起这种奇怪的评论。
他的天赋不是乐于助人之物。他可以研究他的艺术，经验，运用他的心智，按他的意愿生活。但在写作的瞬间来不及进一步的改善或调整。一些记忆、图像、声音、感觉、思想以及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由于某种原因已在他的心灵内核熠熠发光：正是在这种无损伤地、把它们带出来、进入一个相对黑暗的世界的尝试中，他写作诗歌。在写作的瞬间，诗歌是他所是的一切的一种混合体，或一个生成物——它自己的，或间接地，他自己的无可指责的证明——在写作之时他只能接受它。如果他不认可正在出现的东西，总有很多途径去伪造或“改善”它，总有很多方式使它看上去像这样或那样，使它更容易被接受，更“有趣”，他的其它能力都巴不得给它塞满它们的东西，如此一来他不再是一个写作他能写作的诗歌的诗人，而成为某类产生混乱的骗子。
注释： [1]指鞭打自己（或者让别人鞭打）以求赎罪的宗教徒。
[2]柯尔律治的名诗《老水手谣》中写一个老水手，其所在的船被风暴吹到南极附近的凛寒地带。
[3]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歌手们吟唱最新的歌时，他们应担心，人们可能会理解为，诗人称誉的不是新歌，而是新花样的歌，所以领袖们自己应当不去称赞这种东西，而且应当指出这不是诗人的用意所在。因为音乐的任何翻新对整个国家是充满危险的，应该预先防止。因为，若非国家根本大法有所变动，音乐风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这是戴蒙这样说的，我相信他这话。”（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