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钰 译
任何人，在他读过令他眼花缭乱的《草叶集》之后，再细心研读任何一篇关于作者的传记时，都会感到失望。诗集令他们想像作者应是一位半神半人似的流浪者；但是，人们在发灰的、平凡的生平传记里，找来找去却找不到这样一个流浪诗人。这至少是我个人和我所有朋友们的体会。我这篇序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释—下，或者说是，尝试着解释一下这个叫人迷惑的巨大差异。
1855年有两部值得记忆的书出现在纽约，它们很不同，但都具试验性质。第一部是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它立马就火了起来，现在已凉了，已退居学院文选之中，供孩子们看着玩，或是供学者们收藏。朗费罗是打算用英语为原来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红种人，写下一篇预言式的神话史诗的。他为了使诗的格律不同一般，让它带上某种土著色彩，参考了伊莱亚斯·兰罗特编写的（或曰恢复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的韵律。另一部书，当时不为人知，现在却变得不朽了，它就是《草叶集》。
我刚才说这两部书不同。它们确实不同。《海华沙之歌》是一位优秀诗人深思熟虑的作品，他为写作跑遍了大小图书馆，到处踏访，靠耳听笔录，也靠想像力。《草叶集》则是破天荒地推出一位天才。两者的差别如此显著，真难以想像它们会是同时期的作品。然而，有一个事实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它们都是美国史诗。
美国在当时是理想的象征，远近闻名，现在由于滥用选举票箱和蛊惑人心的辞令，已经不那么象征了，尽管数百万人曾经为这个理想奉献出他们的鲜血，并且还在继续奉献着。那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美国和美国的“竞技民主”。证据多得不可胜数，我只需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美国，你的效率是最棒的……”）来提醒读者就够了。爱默生差不多一直是惠特曼的老师，在爱默生的影响下，惠特曼肩负起了为美国民主这个新的历史事件撰写一部史诗的任务。我们不应忘记，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场革命，引起法国和我们各国革命的第一场革命，是美国革命，而民主就是美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怎样充分地讲述人类这个新的信仰呢？方法明晃晃地摆在那里；换了别的作家，要么图方便，要么是随习惯，几乎谁都会采用。东拼西凑编一支赞歌，或者是寓言故事，加上些“噢”“啊”的感叹词和大写字母，就得了。幸好，惠特曼没有这样做。
他认为民主是个新事物，颂扬民主也应采用新方法。
我提到史诗。在年轻的惠特曼所熟悉的，被他称为封建时代的著名的典范史诗中，每篇都有一个中心人物：阿喀琉斯、尤利西斯、埃涅阿斯、奥兰多、熙德、齐格弗里德、基督。这个中心人物的形象比其他人物要高大，其他人物都隶属于他。惠特曼觉得这种突出个人的写法属于已经被推翻的，或者说是，我们想推翻的那个世界——贵族世界。他想，我的史诗不能是这样的；它应该是多元的，应该公开宣扬所有的人无可比拟地绝对平等，并以此为基点。这样的要求似乎注定了要导致纷繁的堆砌和混乱；可惠特曼是个真正的天才，他神奇地避开了这种危险。他进行了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胆、最艰巨的试验，而且成功了。
说到文学创作上的试验，一般是指影响比较大的失败的实践，如像贡戈拉的《孤独》和乔伊斯的作品。惠特曼的试验结果非常成功，使我们忘记了那是一次试验。
惠特曼在他书中的一首诗里提到许多人物，有些还是头上有光环的、杰出的人物，令人想起中世纪的画卷。他说他要画一幅无限长的画卷，画上无数的人物，每个人头上都要带着他的光环。这么雄心勃勃，怎么能做得到呢？惠特曼令人难以置信地做到了。
他像拜伦一样需要一位英雄，但是他的英雄，作为大众民主的象征，必须像会分身的斯宾诺莎的神一样，数不胜数、无处不在。他创造了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奇特人物，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沃尔特·惠特曼。这个人一身二形；他是生于长岛的普通记者沃尔特·惠特曼，走在曼哈锁大街上会有某个来去匆匆的朋友跟他打招呼；同时他又是另一个他曾想当而未当成的人，一个冷漠、敢干、无所顾忌、闯荡过美国各地的风流人物。这样一来，在书中某些地方，惠特曼出生在长岛；在另一些地方，他又出生在南方。在最为真实的《自我之歌》中，他讲述了墨西哥战争中的一段英雄事迹，他说他是在得克萨斯州听人家讲的，可他又从未到过那里。他还宣称他曾亲眼目睹处决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场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几乎没有哪一页，他没把真实的惠特曼，和他曾想成为、现在在想像中，在对世世代代人们的热爱中已经成为的惠特曼，混在一起。
惠特曼已成为多元的；作者决心使他成为一个无限人物。他还要给《草叶集》的主人公再增添一个身份，从而变得三位一体，这第三个身份就是读者，一个不断变换的读者。读者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等同于作品的主人公，读《麦克白》，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当一回麦克白。雨果有一本书，题目就叫《雨果生活的见证人讲述雨果》。据我们所知，惠特曼是把这种暂时的等同利用到极致，利用到永无完结的复杂的终点的第一人。一开始，他运用对话：读者同诗人交谈，问他听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或者是向他倾诉未能早些认识他、爱他，心里有多么难过。惠特曼对读者问题的回答是：
我看到高乔人越过平川，
看到举世无双的骑手驰骋草原，
他手执套索紧紧追赶，不容野马逃窜。 还有：
这些思想并非我个人独出心裁，
它们实际上为一切人所共有，不分国家和时代。
要不为你我共有，它们就要淘汰，或近乎淘汰；
如果它们不是谜与谜底，那它们就得淘汰；
倘若不是既近又远，那它们必定淘汰。
它们像草，哪儿有土有水，就会长起来，
它们是大家共有的空气，把我们的星球覆盖。 摹拟惠特曼语气的，大有人在，也各有千秋，像桑德堡、马斯特斯、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等，都曾这样做过。但是，除了确实解不开、读不懂的《为芬尼根守灵》的作者外，谁也没再去尝试创造一个多元人物。我再说一遍，惠特曼是生于1819年到1892年间的一个普通人，又是那个他想当却未当成的人，也是我们和将要来到世上的人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惠特曼史诗中的主人公是个三重身份的惠特曼——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这样设想并不是自不量力地试图抹杀，或者以某种方式削弱他的作品的神奇之处。恰恰相反，是要升华它。设计一个双重、三重，直至无限重身份的人物，只能是真正的天才文学家的雄心；实现这个雄心，是惠特曼成就的伟业，而且至今尚无人企及。在一次咖啡俱乐部关于艺术沿革史的辩论中，人们提到教育、种族、环境等等对艺术的影响，而画家惠斯勒只说了一句：艺术是偶然发生的，这等于承认美学实践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解释的。希伯来人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讲神灵天助；古希腊人也这样想，他们说是文艺女神缪斯使然。
至于说到我的译文……正如瓦莱里所说的，谁也没有比一件成品的制作者本人更深刻地了解该成品的缺欠。商业炒作总是宣称，新的译者已经把以前那些不称职的译者远远地抛在了后头，我可不敢说我的译文一定比别人的好。而且我不曾无视它们的存在；我参考了弗朗西斯科·亚历山大的译本（基多，1956），而且获益匪浅。我至今仍觉得他的译本是最好的，虽然他有时过于直译了一点，其原因可能是出于尊重原作，也有可能是由于过分依从英-西词典。
惠特曼的语言是现代语言；要过上数百年才会成为该废弃的语言。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对惠特曼的作品自由自在地进行翻译和再创作了。就像豪雷吉翻译《法萨利亚》，查普曼、蒲柏和劳伦斯翻译《奥德赛》那样。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看惟一的可能就是像我现在这样，采取一种介于个人的翻译和勉为其难的硬译之间的译法。
有件往事令我稍感心安。记得许多年前看过一次《麦克白》的演出，无论是对白的译文，还是演员的表演和那糊涂乱抹的舞台，都够差劲；尽管如此，当我离开剧场来到大街上时，依然唏嘘不已。是莎士比亚打下来了基础；惠特曼也会是这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