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
回忆录《说吧，记忆》既重又轻。
重，基于他二十世纪第一代流亡者的经历，包括柏林街头射杀他父亲的子弹；轻，因为纳博科夫又是一位蝴蝶专家，那本书每一页上翩翩飞舞着绚丽的蝴蝶，其中最美的那只，正是他清澈、优雅的文学风格。
诗歌正像蝴蝶，在沉重的人生之上飞舞，保持着心灵的骄傲。
匈牙利和中国，虽然处于巨大俄国的两侧，但仿佛有一条蝴蝶迁飞的连线，让我感觉并不遥远。在一个“HUN”字里，我听到两千多年前的马蹄声在继续震响。而我们共同亲历的当代现实，更是一片风暴之海，其变幻之急速、震荡之猛烈，令人晕眩。
1989年，一位东德军官喃喃着“No Tiananmen in my hand”，打开了柏林查理检查站的大门，那标志了冷战时代的结束。可没过多久，后冷战的世界上，到处新建的“柏林墙”在关门，又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开始。但，“全球化”是什么意义？当一只苹果手机里，汇集了中国农民工血汗、台湾老板、全球巨额利润，它让冷战意识形态划分、黑白分明的群体口号，一夜间失效。今天多么逻辑化的“真实”：价值混乱——精神真空——自私自利＋玩世不恭。奥维尔式的可见的老大哥，让位给那个看不见的老大哥，把手伸进每个人欲望里，无所不在地操控我们。利益大一统中，黑暗完美无缺。
我的《一九八九年》一诗，结尾于“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那个诡谲的句子，曾令很多朋友大惑不解，如今有现实为证，还难懂吗？
问题是：诗歌蝴蝶还在吗？没有方向的大海上，她能朝哪儿飞？
幸运的是，诗歌对逆境并不陌生。恰恰相反，它从诞生之初，就在不停汲取“噩梦的灵感”。我想到两千三百年前的屈原，那汉语诗歌史上的第一个名字，他在流亡中郁郁自沉，像个谶语，说出后来一代代诗人的命运。可同时，他的巨作《天问》，从“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开始，用近二百个提问层层递进，却不予回答，一举奠定了古往今来诗人“提问者”的形象。
当今世界的大风暴，不仅对国家社会、更对每个人构成大提问、大考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专制、民主、东方、西方……以前的群体套话，已无从依托，面对最深的精神困境，诗歌的版图，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个性的天地，是在闭合，抑或在打开？头晕目眩的“变”之深处，我们能否认出一种“不变”？处境的、命运的、应对方式的不变——诗人对自我定位的加倍自觉。
“暮色垂落 反衬小小明艳的一跃”（摘自《蝴蝶——柏林》），灾难越深，蝴蝶原版的美越清晰。
今天的诗歌，是个体诗学的时代。深度，同时衡量着人与诗的个性。诗歌沉潜在海底，漆黑、冷静地审视着风波险恶的世界。请别误会，这不是“反抗”，诗歌无须反抗什么。这是诗歌的天性使然，它生而享有自身赋予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它拒绝假借任何名义的柏林墙禁锢。
今天的诗歌，在语言之内，重新发现人类文明——或甚至重新发明它。一个意象“海蝴蝶”（摘自《蝴蝶——柏林》），秉持着诗歌的逻辑，突破一切权力的、商业的、实用的逻辑。一个句子“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摘自《大海停止之处》），用诗歌的透视之眼，把所有外在漂泊，归纳进一个人（每个人）的内心之旅。一首诗，同时建构起语言和人生的形式。书写的元隐喻，越体会到佳句结尾的“不可能”——越要从那“不可能”开始。
“小小明艳的一跃”，从不是孱弱的，它照亮了无边阴郁的大海。
或许，诗歌一直在定义绝对的流亡。在这个“他者”成为套话的世界上，诗人选定了位置：作一个主动的、自觉的——诗意的他者。我们要坚守自己的选择。
笔会，是笔与人的联结体。感谢匈牙利笔会的诗歌奖，肯定了我对诗歌和对人生的责任。它跨越地理和文化，印证了那个格言：“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蝴蝶娇嫩而强大，它理应骄傲。
2018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