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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约瑟夫·布罗茨基: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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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9-16  

约瑟夫·布罗茨基:涛声

黄灿然



  由于文明是有限的,因此每个文明的生命中都会有中心停止维系的时刻。这些时候,使中心不至于分崩离析的,并非军团,而是语言。罗马如此,罗马之前的古希腊也是如此。这些时候,维系的工作落到来自外省、来自外围的人身上。与流行看法相反,外围不是世界终结之处——而恰恰是世界铺开之处。这影响语言不亚于影响眼睛。
  德里克·沃尔科特生于圣卢西亚岛,在“太阳,厌倦于帝国,于是衰落”的地区。然而,在这太阳衰落的时候,它为之加热的种族和文化的坩埚,远大于赤道以北任何熔炉。这位诗人所来自的地方,是真正的原生巴别塔;然而,英语是其语言。如果有时候沃尔科特用克里奥耳方言写作,那也不是为了展示他的风格肌肉,或为了扩大他的读众,而是为了向他孩提时也即他以螺旋形攀登那座高塔之前所讲的语言致敬。
  诗人的真实传记,如同鸟儿的传记,几乎都是相同的——他们真正的数据,是他们发声的方式。一个诗人的传记是在他的元音和咝音中,在他的格律、韵脚和隐喻中。作为对存在的奇迹的见证,一个人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是一部福音书,其文句改变作家信仰的程度,远比改变他的读者的信仰更为剧烈。在诗人那里,词语的选择总是比故事情节更显著;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诗人一想到有人正在写他们的传记,就惶恐不安。如果要了解沃尔科特的本源,则这本诗选就是最佳指南。这里是他笔下一个人物讲述自己,而这也完全可以视为作者本人的自画像:

我只是一个热爱大海的红种黑人,
我受过良好的殖民地教育,
我身上有荷兰、黑人和英国血统,
所以我要么不是任何人,要么是一个民族。


  这首轻松活泼的四行诗,告诉我们有关作者的信息,真确如一首歌告诉你那里有一只鸟儿──省去你望出窗外。那方言的“热爱”(这里love是第三人称动词,原应在词尾加“s”,没加表示说话者没有文化,不按语法,或使用当地习惯用语。——译注)告诉我们,当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红种黑人”时,他是实话实说。“良好的殖民地教育”很有可能指的是西印度群岛大学,沃尔科特1953年从那里毕业,尽管这行诗中所蕴含的远不止于此,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至少可以说,我们从中既听到对优等民族典型的语言风格的不屑,又听到原居民对接受那种教育所感到的自豪。说“荷兰”,是因为沃尔科特确实有一半荷兰一半英国血统。不过,鉴于那个王国的性质,我们想到的更多是语言而不是血统。如果不是——或者说除了——“荷兰(语)”,也完全有可能是法语、印度语、克里奥耳方言、斯瓦希里语、日语、带有某个拉美国家名称的西班牙语,如此等等——你在摇篮里或街头听到的任何东西。但重要的是,有英语。
  第三行“我身上有英国(语)”出现的方式,其微妙性是瞩目的。在“我有荷兰”之后,沃尔科特扔进了“黑人”,把整行诗送入爵士乐式的遽降,这样一来,当它向上升至“和英国(语)”时,我们便获得了一种无比的自豪感,应该说是一种宏伟感,它被“英国(语)”(English)和“我身上”(in me)之间这种切分音的强烈颠簸所加强。他的声音带着不大情愿的谦逊,然而又带着确信的节奏,爬上了“有英国(语)”(having English)这个高度,而正是从这个高度,诗人释放了他在“我要么不是任何人,要么是一个民族”那慷慨激昂的力量。这个声明所包含的尊严和骇人的语言表达力量,是与他以其名义说话的那个王国和围绕着那个王国的海洋之无限性成正比的。当你听到这样的声音时,你就心照:世界铺开。当作者说他“热爱大海”时,就是这个意思。
  在近四十年中,沃尔科特一直都在忙个不休,忙于热爱这大海,而这大海两边的批评家把他称为“西印度群岛诗人”或“来自加勒比海的黑人诗人”。这些定义之短视和误导,就如同把救世主称为加利利人。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原因之一是每一种简化的倾向,都源自同一种对无限的恐惧心态;而一涉及对无限的胃口,诗歌常常胜于信条。这些旨在把这位诗人变成地方性作家的企图,很明显是思维上以及精神上的怯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怯懦是因为批评界不愿意承认这位伟大的英语诗人是一个黑人。这也可以归因于耳轮彻底爆裂,或视网膜排满咸肉片。不过,最仁慈的解释当然是地理知识的贫乏。
  因为西印度群岛是一个庞大的群岛,大约是希腊群岛的五倍。如果诗歌仅仅由题材来定义,则沃尔科特先生的材料就要比那个以爱奥尼亚方言写诗的吟游诗人优越五倍,后者也同样热爱大海。事实上,如果说有一个诗人与沃尔科特有颇多共同点的话,那将不是任何英语诗人,而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要不就是《物性论》的作者。因为沃尔科特的描述力量是真正史诗式的;不过,使他免于相应之冗长的,乃是那个王国缺乏实际历史和他对英语分寸的把握,而英语的感受力本身就是一部历史。
  沃尔科特的诗歌之所以如此富于共鸣和立体感,除了他本人独一无二的才能之外,恰恰还因为这部“历史”的变故是够多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史诗式的装置。这位诗人触及的一切,都激起呈蘑菇状扩散的反响和眼界,如同磁波,其音质是心理的,其含意是回声式的。当然,在他那个王国,也即西印度群岛,可触及的东西非常多——单单是自然王国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新鲜材料。但这里不妨举个例子,说明这位诗人如何处理最常见的诗歌题材——月亮——并使它自己说话:

慢慢地我的身体生长一个声音,
慢慢地我变成
一个钟,
一个椭圆形、无实质的元音,
我生长,一只猫头鹰,
一个光晕,白色的火。
  (摘自《变形记,我/月亮》)


  不妨再看看他本人如何讲述这个最不可触摸的诗歌题材——或毋宁说,看看是什么使他讲述它:

一个月亮气球般从无线电站升起。哦,
镜子,那里一代人渴望
白色,渴望坦率,没回报。
  (摘自《另一种生命》)


  这种心理上的头韵法几乎强迫读者去看“月亮”(moon)一词中那两个“o”,它不仅暗示这个景色反复出现的性质,而且也暗示了观月的重复特性。后者是一种人类现象,对这位诗人来说更意味深长,而他对观月者和观月理由的描述,则以真正天文学等式来使黑色椭圆形等同于白色椭圆形而震惊读者。(黑色椭圆形指“月亮”(moon)一词中的两个的“o”,白色椭圆形指月亮本身。——译注)我们在这里感到,月亮的两个“o”已经通过气球(balloon)的两个“l”而发生突变,变成“哦,镜子”(O mirror)中的两个“r”,而这两个“r”充分体现它们作为子音的美德,代表着“抗拒反映”(resisting reflection);我们还感到,应因此而受责备的,既不是自然,也不是人,而是语言和时间。正是语言和时间的冗赘,而不是作者的选择,造成了这种黑与白的等式——这等式很好地照顾到诗人生下来就置身的种族两极分化,而这照顾远远不是批评家能做到的,尽管他们宣称自己不偏不倚。
  简单地说,虽然在种族问题上作自我维护,无疑将使他的敌人和拥戴者都感到快慰,但是沃尔科特不这样做,而是认同他那个等式的两边都共享的语言之“无实质的元音”。再次,这个选择所包含的智慧,与其说是他自己的智慧,不如说是他的语言的智慧——或更准确些,语言的字母的智慧:白纸黑字的智慧。他无非是一支意识到自己的移动的笔,正是这种自我意识迫使他的诗行变成生动的滔滔雄辩:

贞女与猿,侍女与坏心肠的摩尔人,
他们不朽的配对至今还在把我们这世界分成两半。
他是你献祭的野兽,号叫着,被用棒驱赶,
一头被纠缠在血淋淋丝带中的黑公牛。
然而,无论那藏红色落日般的缠头巾上
包裹着什么样的愤怒,他那种族的、豹般黑的复仇,
那使她的寝室搏动着生麝香、流着汗的,
并不是月亮形的剑,
而是月亮那变化的恐怖,
绝对性被腐蚀的恐怖,
如同一个白色水果
被抚弄得烂熟但加倍地甜美。
  (摘自《山羊与猴子》)

  这就是“良好的殖民地教育”所指的;这就是“我身上有英国(语)”所意味的一切。沃尔科特同样有权宣称他身上有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因为荷马、卢克莱修、奥维德、但丁、里尔克、马查多、洛尔迦、聂鲁达、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波德莱尔、瓦莱里、阿波利奈尔的缘故。这些都不是影响——它们是他血液中的细胞,不亚于莎士比亚或爱德华·托马斯是他血液中的细胞,因为诗歌是世界文化的精华。而如果世界文化在因被尿尿而发育不全的树林中更可感可触,而树林中有“一条泥泞小路蜿蜒如疾逃的蛇”的话,那就让我们为泥泞小路欢呼吧。
  而这也正是沃尔科特的抒情主人公所做的。他是那个其中心日益变空的文明的唯一守护者,站在这条泥泞小路上观看“鱼儿扑通一声,制造一圈圈涟漪/把宽阔的海港”与上空“如烧剩边缘的纸般卷曲的云联结”,与“那从杆到杆一路歌唱/戏仿远景的电话线”联结。在尖锐视力方面,这位诗人很像约瑟夫·班克斯[(1743—1820):英国博物学家。 ——译注],不同之处是当他把目光锁定在一株“被自己的露珠铐着”的植物或某个物体上时,他完成了没有任何博物学家能够完成的事情——使它们生机勃勃地活起来。无疑,那个王国需要这视力,不亚于诗人为了在那个王国生存下来而需要它。不管怎样,那个王国给予报答,于是有了这样的句子:

那河鼠慢慢地拿起它的芦苇笔
悠闲地涂写起来,那白鹭
在泥块上踩出它的象形文字……

  这不只是在命名乐园里的事物——就连命名乐园里的事物也是稍后的事情。沃尔科特的诗歌是亚当式的,因为他和他的世界都已离开那乐园——他,因为品尝了知识的果实;他的世界,因为政治历史。
  “啊,美丽的第三世界!”他在别处惊叹,还有更多东西包含在这惊叹中,而不只是简单的痛苦或恼怒。这是语言对远不只是纯粹的局部神经故障和想象力故障的评论;是语义学对无意义而广阔的现实的回答,这现实之衣衫褴褛是史诗式的。废弃、杂草丛生的停机坪,退休公务员破旧不堪的大宅,覆盖着波状铁皮的棚屋,发出噗噗声、如同“康拉德小说中的残迹”的单排气管近岸船只,逃出废品墓场、撑着骨架咔嚓咔嚓驶过金字塔式公寓楼的四轮驱动汽车尸身,无助或腐败的政客和取代他们、乱喊着垃圾革命的新一代无知好斗者,如同“有着熨平的鳍的鲨鱼/用剃刀的龇牙咧嘴把我们这些小鱼苗撕掉”;那是一个“你绞尽脑汁才找到一本书”的王国,在那里,如果你扭开收音机,你可能会听到一艘白色游轮的船长坚持某个遭飓风袭击的岛屿无论如何必须重开免税店,那里“穷人依然是穷人,不管他们干什么屁活”,那里你给那个王国所获得的待遇下结论,说“我们戴着镣铐,但镣铐使我们团结,/现在谁有钱,那很好,谁完蛋,那就完蛋呗”,那里“在他们之外是火光照耀的红树沼泽,/朱鹭在为印邮票做练习”。(朱鹭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官方象征,并多次成为邮票图像。——译注
  不管是接受还是拒绝,殖民地遗产在西印度群岛依然维持一种令人着迷的存在。沃尔科特寻求祛魅,但既不是通过陷入对不存在的过去的“胡乱怀旧”,也不是通过使自己在离去的主人的文化中增加一个刻度(于此,他首先就不适合,因为他的才华太洋溢了)。他的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信仰,也即语言比其主人或其仆人都要伟大,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是两者自我改进的工具;也就是说,语言是获得一种超越阶级、种族、自我等樊笼的身份的途径。这只是简单的常识而已;这也是可能有的最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但话说回来,诗歌是最民主的艺术──它永远从零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确实像一只鸟儿,无论栖息在什么树枝上,它都可以鸣啭,希望有听众,哪怕听众只是一群树叶。
  关于这些“树叶”——这些生命——无论是哑默或沙沙作响,枯萎或一动不动,关于他们的无能和屈从,沃尔科特对他们的了解都足以使你从包含下列诗句的书页上斜眼向外望一望:

悲哀的是重罪犯对那刮破的墙的爱,
美丽的是旧毛巾的耗尽,
而凹陷的平底深锅的耐性
看上去致命地滑稽……


  于是你把视线移回来,一下子读到:

……我知道一块餐巾折叠的样式有多深刻,
当它出自一个头发将渐白的女人之手……

  虽然这种了解有着令人沮丧的精确,但它完全没有现代主义的绝望(这绝望往往隐瞒你那成问题的优越感),并且是以一种平淡如其来源的语调传达的。使沃尔科特的诗歌免于升上歇斯底里高调的,乃是他这样一个信念:

……那把我们当作对象的时间,繁殖
我们天生的孤独感……


  并导致以下的“异端邪说”:

……上帝的孤独感在他最小的创造物里移动。

  不管是这里还是在热带,都没有“树叶”愿意听到这类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少为这只鸟儿的歌声鼓掌。接着甚至注定要有更大的寂然无声:

所有史诗都随着树叶吹走,
随着褐色纸上精心的计算吹开,
这些是仅有的史诗:树叶……


  反应的缺席发生在很多诗人身上,而且以很多方式,净结果就是因果之间那个臭名昭著的均势——或同义反复:无声。就沃尔科特而言,使他免于摆出一个超出合适的悲剧姿态的,并非他的野心,而是他的谦逊,这谦逊把他和这些“树叶”装订成一本结实的书:“……然而我是谁……在那一千人的脚下,他们全速奔向他们唯一的名字的惊呼:索特尔!……”(索特尔:意为“跃下者”。引诗来自《另一种生命》,诗中写到1651年格林纳达的加勒比印第安人在英军包围下,跳崖自杀。那座悬崖后来被称作索特尔山,意为“跃下者之山”。——译注
  沃尔科特既不是传统主义者,也不是现代主义者。任何现有的主义和随之而来的主义者都不适合他。他不属于任何“群”:加勒比海没有什么群,除了鱼群。你会情不自禁要把他称为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者,但话说回来,现实主义本来就是形而上学的,相反亦然。此外,那会有点儿散文味。他可以是自然主义的、表现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意象主义的、隐逸派的、自白派的——随便你怎么说。他把北半球能提供的所有文体用语都吸纳尽了,如同鲸鱼吸纳浮游生物或画笔吸纳调色板上的颜料;现在他自成一家,并且是大家。
  他在韵律和体裁方面的多才多艺令人羡慕。然而,总的来说,他侧重于一种抒情性的独白和侧重于叙述。这,加上写组诗的倾向,再加上他的诗剧,都再次表明这位诗人的史诗气质,而现在也许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时候了。在将近四十年中,他那些有节奏地跳动和不歇不懈的诗歌,如滔天巨浪般不断地抵达英语,凝结成一个诗歌群岛,没有这个群岛,现代文学的地图实际上将与墙纸没有什么差别。他给予我们的,不只是他自己或“一个世界”;他给予我们一种无限感,这种无限感既体现于语言中,也体现于总是起伏在他诗里的海洋中:作为它们的背景或前景,作为它们的题材,或作为它们的韵律。
  换一个角度说,这些诗体现了无限的两个版本的融合:语言与海洋。不应忘记,这两大元素的共同父母是时间。如果进化理论,尤其是进化理论中认为我们来自大海的那部分说法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可以说,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诗歌在主题上和风格上就是人类最高和最符合逻辑的进化。他出生在这个外围,在英语与大西洋的交叉点,无疑是幸运的,两者夹着滔滔巨浪抵达这里,都只是为了向后反冲。同样的运动模式──涌向海岸然后退回地平线——都在沃尔科特的诗歌中、思想中和生命中持续着。
  不妨打开这本书,读一读“……铁灰色的海港/张开在一只海鸥锈迹斑斑的铰链上”,听一听“……天空的窗户格格作响/在突然倒挡的变速器上”,请打起精神,因为“在这个句子结束时,就会开始下雨。/在雨的边缘,一张帆……”这就是西印度群岛,这就是那个一度在其对历史的一无所知中把快帆船的灯笼误为隧道尽头的灯光——那实际是隧道入口的灯光——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王国。这类事情经常发生,不仅发生在群岛身上,而且发生在个人身上;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岛。不过,如果我们非要把这种经验说成是西印度群岛的,并把这个王国称为西印度群岛,那我们不妨这样做,但同时也让我们澄清一下,也即我们不应忘记那地方被哥伦布发现,被英国殖民,再被沃尔科特不朽化。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赋予某个地方一种抒情的现实,乃是比发现或开发某个已被创造的地方更富想象力也更慷慨的行为。

1983年


*本文原为德里克·沃尔科特《加勒比海之诗》的序言(限定版俱乐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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