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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吕布布:我掂量着我的运气——《别》创作谈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09-14  

吕布布:我掂量着我的运气——《别》创作谈





编者按:

  我常常被年轻诗人的才华所吸引,也许因为此前见过太多的同伴半途而废、离我而去,后来格外珍视陌生的年轻人的来到,我不希望在寻觅诗神的路上辜负初心,并陷入一种无可分享的畏途,即便从未谋面的诗人,只要他们在诗学观念上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有一股韧劲,我都会利索地认同其同行的身份,这也是诗坛的一种生态平衡。当我读到比我年轻的诗人吕布布几首诗——尽管它们可能写于几年前——就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就好像她从远处分担了我一个人无法完成的诗神下达的任务,于是,我邀请她为其中一首诗写一篇创作谈,而她爽快答应了。她写得跟我预想的一样好。“创作谈”并不是为了更利于读者了解一首诗,不是提供一个帮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始发于诗事开端的观念渊薮,它的深情同步发生于诗的产地,不应被忘却,同时,约一位出色的同行写一篇创作谈,得到足够棒的响应,这种互动方式,我称之为诗人之间的温情。





旅途低沉的村舍涌出几个诀别。
石坡镇,我们遇见失落的金矿
一百码的力回到疲乏的靠背上
来不及想,你与黑夜交辉的话语
  
快走吧——走,突然成了一种娱乐
告别宴刚刚结束,下一个阴天又在
招集,蹊跷的粽子在你和我之间
递来递去,难受隐匿在失眠的角落。
  
从寺耳到胭脂河这片亲切的浓荫
知己寥寥,凉风中饮酒的琰珺兄
抬平了脸往上看,若该有什么顿悟
恐怕就是此时了。一群做梦的对手
  
视觉中易燃的洋樱桃不得不骤降
镜头之下。度外置之的时光显得
虚假。我看见被山巅和麦田定住的
老房子,用石头立栽起来的门廊
  
当年欢然又孤寂的天井,都陪我
度过了今年最长的春天。记忆
远非黑白,相机羽化了现实的蝴蝶
还有那在水库洗车的吝啬鬼,浪笑
  
——或者风景,或者乡愁这种东西。
作为香樟树和凉粉店之间的夏,我
知道,真正的别离,凭玩笑顺利地
说出,消退那悲哀,翻倍唱片的密纹。


  就像加缪在《重返蒂巴萨》中写的那样——“我掂量着我的运气,终于明白了,在我们的疯狂肆虐的那些年里,对于这一片天空的回忆从未离开过我。是这回忆最终使我不绝望。我一直清楚蒂巴萨的废墟比我们的工地和瓦砾都年轻。在这里,世界每天都在一片常新的光明中重新开始。”我没有加缪这样的运气。商州从没有带给我精神上的希望。作为一个常年为南方沿海城市贡献青春GDP的北方人,这种关乎两地分别的小诗和诗中那次重温过去的度假同样犹如梦境,也同样带来成年的警醒。当我们与今天的新人举杯,说出我是陕西人、我是江西人、我是安徽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忘了我们是陕西人、江西人、安徽人,我们说的是一个符号、一句带过的话,我们说的是面前的城市、面前的时光;我们实际上没有在这美好的酒杯中嵌入昨天和明天,我们忘记了旧的图景,也没有顾及到新的图景,而生活并不会因我们的忘记而减少问题的出现。我们已经为当下付出了代价,对于时间来说,我们即是消耗品。但我们就是在抵抗消耗的时间中从事写作。
  当我应木朵兄邀请,试图谈谈四年前自己是如何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却发现它成形得如此轻易,以至于从第一句跳至最后一句,发现诗只是由各种细节加以完善:你,或你们。夏初郊游。胭脂河。洋樱桃。端午。老房子。水库。凉粉店。以及南方的香樟树。但,对于距离商州50公里的洛南县,那里鸡犬自在的村庄我只写它夜晚的低沉,以此为辞别的预告;我将最具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写出失落苍白的前景;我也不喜欢具体指出是哪几个朋友,我称他们为一群做梦的对手……还有那在水库洗车的吝啬鬼,我喜欢这种随意却有着人生况味的玩笑话!既熟悉又能领悟,就像回家一样自然。如此种种——或者风景,或者乡愁这种东西,若不是回到过去,就不会生出对过去的感慨。翻倍唱片的密纹,其实来自于我的童年印象——总是一幅夏天的样子,总是在静谧的中午,我躺在床上,听见窗外飘来邻家的音乐,《来生缘》或是《粉红色的回忆》。对,就是这样简单,时间总会造成悲哀,它粉碎了我柔软的内在底色。对语言的敏感使我不可能伪心地去写,而理性又使我与时间抗争——挑最重要的去写!
  如今,我写诗的激情在写与写什么之间达到最高。准备写什么比写出了什么还重要。我不知道有多少诗人和我一样,已经从写作词典中删除了“故乡”和“异乡”这两个词?亦或还有哪些诗人固执地保留了这两个词?在好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在车辆人流密集的往返路上,忙碌与各种黯然的消息已经稀释了我巨大的感情,只有在干净落满书籍阴影的家中,一些念头开始变得缓慢,它们每日都在冲刷我的内心。我对写作认知的改变使我的写作变得必要:静止大于激动,力量大于静止。我对写作全然的爱就在于这改变前的紧张,紧张带来严肃与正义,也带来迷人的敬意与爱,我喜欢的诗人、哲学家都带有这一迷人的特质,比如荷尔德林、加缪、维特根斯坦、本雅明、阿伦特、布朗肖等,他们研究心灵,也研究人造的世界,任何具体的或虚幻的人类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纯粹的知识——极有可能都在他们理性而又动人的笔调中。甚至加缪又进一步说:“我不是哲学家。我对理性的信仰不够坚定,以至于无法信赖任何体系。我关心的问题只是如何行动,特别是在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况下如何行动。”
  写作不可定义,而行动必须明晰。我所理解的行动,是心的变化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心的矢量是行动的证明,心的满溢又终结了行动,这不断变化中的生命就是我最重要的文本所写下的内容。在像是窃取的写作时光中,并非我有意取消了次要写作,而是我清楚地知道,细节是没有限制的,如果我能写一切,那写出它们而不是它们又有什么关系。在过去几乎每天可以写一首诗,从早上开始我就依稀画出它的轮廓,现在,我再也画不出它了,无疑,没有什么是更重要的了。也因此我能等到这最重要的火焰。这个时刻总会来临。在近年来的诗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不同的诗人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并非彼此调校的受益,而是在秉持和开化间明确出限定的部分,在诗的变化过程中,随其边界的不断变化,诗的承受范围、长度和厚度都在移动。这不断移动中的诗艺就是我们将理性转变为行动的前趋力。因此,我说诗是行动的开端,如果它产生了供我们消费的情感或矛盾,目的就是让我们丧失行动的前趋力。
  很多不同意这一点的诗人,他们也写出了好诗。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问题,包括我以上所谈都可忽略不计。我实际关心的是,在现世,如何能做个正直善良的人,并能走运地过好这一生?除非一厢情愿地将你心比我心,每个人像苏格拉底一样拥有前后一致的品德,或者想象自己的确与众不同,否则很难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句话。今天,社会主流在提携我们,反过来又限定了我们。商业策划人吴声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不惜一切代价进入last mile的时代,但是,除却个体经验和人性,脱离了政治、经济和历史等现实因素,我们又怎么定义何为最后一英里的胜利?何为胜利?难道我们仅能定义出真空中的“美好生活”、真空中的“善”?只有写作最为现实,但写作不能调校我们自己的愚蠢。面对天然劫难、人为灾害,或是来自自身欲望失控的打击,写作唯一能做的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身的愚蠢和贪婪,可以提醒我们警惕不断趋于真空化的“美好生活”。这种预言的能力刺激我们感知痛苦的能力,让我们竭力去创造、发明一个纸本化的未来,它成为一封召告信,它让我们真切地呼吸下去。它不需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生活”的结局。也就是说,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也许在今天这个中心不断变化的宇宙中,这个问题已经失去意义;而这个问题之于写作的意义,就是它一直在促使新文化的到来。
  就这样,我们一遍遍地更改自己对诗人的定义,在过去与未来扬起的大帆中跌宕起伏,我们相信诗人是我们的姓和名,我们本身就扮演着未来的角色。无论是忧愁还是热烈的乡愁,还有纠结纷乱的追寻和确认,它们率领我们迈向那个我们从未到过却似曾相识的地方。捍卫、学习、实践,我们心目中的出生地并不是记忆中的情感地理,而是一个无法指认的幻景。故乡成为一个虚构的地理。那一群做梦的对手,他们曾带给我强烈的乡愁和诗意,一旦感受过,就将双倍地去与之抗衡。“真正的别离,凭玩笑顺利地说出”——生即告别。因此,在我打算写《别》这首诗时,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无数类似题材的种种感伤,诗就这样被重写。当你们在读到它的时候,你们读到的不再是我本人的《别》,而是互联网时代的《别》,2000年以后的《别》,是银行职员、快递员、地产开发商、餐馆老板的《别》……这是一种以无效量级不断扩充的阅读趋势,唯一的方法就是作者不再写这样的诗,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运气。这也是写作的痛点,而不仅仅是凭靠写作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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