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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炜:两次帝国之间——读黎幺译《东西谣曲:吉卜林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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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9-13  

王炜:两次帝国之间——读黎幺译《东西谣曲:吉卜林诗选》


  

  过去我曾听到一种观点,认为把诗和小说都写好的作家寥寥无几,两项中必有其一是“业余的”,继而引述(如非曲解)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中的说法,认为诗人不必或应拒绝写散文(布罗茨基本人显然违反了禁令),由此无视诗人往往是多体裁创作者的事实(许多诗人在剧作、批评、杂文政论和非虚构作品等方面均有成就)。为了反驳这种观点——如果不称为谬见——我所举例常见如歌德、普希金、雨果被认为太古典,安德烈·别雷、泰戈尔太前现代,均不被考虑。博尔赫斯则不被视为一流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不被视为一流小说家。中文诗人对梅尔维尔和斯蒂芬·克莱恩的诗作所知甚少。近、现代英国文学中同步致力于诗与小说的人物,尚有司各特、切斯特顿、D.H.劳伦斯和罗伯特·格雷夫斯,但人们例举双体裁均成就可观者,仍首先会提到符号化了的托马斯·哈代,之后,也许会提起鲁迪亚德·吉卜林。
  因为黎幺的翻译,诗人吉卜林的诗作首次结集于现代汉语。在这本《东西谣曲》出版后的长时间里,吉卜林也许不会得到汉语读者、写作者对数十位西方20世纪诗人的那种关注。也许,那种关注已经过份具有“诗人身份”的标识上的意义。如果在汉语出版物中搜寻散见的评价,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记得的有乔治·摩尔的评论《地方色彩与艺术》①,但并不关于诗。博尔赫斯对诗集《七海》略有概述②。近期出版的奥登《序跋集》中,则有一篇为1941年T.S.艾略特选编版《吉卜林诗选》写的序言《被包围的诗人》。这份贫乏的清单肯定无力于稍微改变吉卜林在汉语的处境。关于“重新理解吉卜林”,2002年,传记作家戴维·吉尔摩(David Gilmour)的吉卜林传记《长长的退场诗》在英国评论界引发争论,但也好像与我们无关。《丛林之书》中译本过多,迄今没有一部全面译介的小说集,数量繁多的诗作仅以《If》略略代表。
  首先是一位优异的汉语小说家的黎幺,一直喜爱吉卜林的短篇《国王迷》(潘庆舲译)。黎幺出生、成长于新疆。我也曾于12年前在新疆工作时,读完当时能找到的汉译吉卜林作品,最喜欢的短篇也是潘译《国王迷》。在黎幺、童末和我构成的“营地文学小组”中共同讨论吉卜林,促使黎幺决心翻译一本吉卜林诗集。正因为人生莫测,我从不低估友人的才能,但黎幺译诗行文造句的隽雅练达仍超出我预期,而且我必须提到,他的这次翻译劳作给予过我一次馈赠。
  2016年冬天,我开始写一首长诗《哈吉穆拉特的幽灵》,当时已经写出大部分片段,想好了结尾,苦于找不到开头。在出发去上海参与《语言营地的一夜》的前一个晚上,黎幺在微信里邀我与他斟酌《懦夫》(The Coward)的译文,这是《战争墓志铭集》中的一首仅有两行的诗: 
 
I could not look on Death,which being known,
Men led me to him,blindfold and alone。 
 
  黎幺译为:  

我不能旁观死亡,他正显身以示众人
他们领我走向他,蒙上双眼孑然一身。
 
 
  在上海的几天,这两行诗一直闪现于脑海,如同一扇反转不断,我不知道它是在关闭什么还是打开什么的门。那个胆怯而又绝对的“Coward”则站在门槛上——站在他与这褶子般的两行诗、与“显身以示众人”的死亡的同一性之中——我不知道他是在走进,还是走出什么。诗句微妙、凝练之至。黎幺和我都同意,我们都是这个“Coward”,并且,我们甚至在自己的恐惧中也没有企及他。在那一周,这首墓志铭诗促使我写出了《哈吉穆拉特的幽灵》的开头,给与我贯穿全篇的动力词汇“Coward”。迄今我仍未想出《哈吉穆拉特的幽灵》如不被《懦夫》启发,是否会有个更好的样子。感谢吉卜林和黎幺。
  我没有告诉黎幺的是——因为当时我对此还没有清楚的想法可同他交流——这首《懦夫》唤起了我一种复杂的感受:我感到这首诗与那首最为公众所知的《If》之间,构成了隐秘的对称。我最近一次看到《If》是在动作电影《碟中谍》第5部中:被特工下药的英国首相——也是一个“蒙上双眼”被“带领”的人——打开机密文件的声音密码,即朗声背诵《If》。我第一次注意到《If》也是因为电影。1997年夏天,我在北京一个小书店里观看一部小范围放映的影片:导演Lindsay Anderson拍摄于1968年的《If》,一个关于英国少年寄宿生对抗教育机器的故事。当时我只有很少的一点吉卜林阅读经验,刚刚够我意识到,电影的名字讽刺性地与那首诗同题。
  我不引用《If》的诗句做一番细读,而是尝试以《懦夫》为对比,提出些微总体的理解。
  《If》以一个父辈训导者的口吻对下一代人而写,因此,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首写给将来之人的诗。我们被告知,那个将来之人是一位“俊杰”——他是否只是将来的英国人,还是吉卜林关于新世纪人类品格的建言呢?吉卜林本人好像很喜欢《If》,取其诗句作为《国王迷》的题辞:“凡和王孙公子称兄道弟,或与贫丐莫逆交者,则为俊杰”(潘庆舲译文)。《If》列出的各项“俊杰守则”,何种程度上能够被今天的我们所接受?批评《If》的父权口吻是最容易的,可能也最无意义。由于《If》显然关于“品格的技艺”,当然也可将它置于福柯所关切的“主体解释学”的语境。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有可能成为《If》所呼唤的那种人吗?成为那样的人,是否要牺牲我们身上的“Coward”,并且封闭“Coward”所体认到的那个世界?或者——换一个角度——如果那样的人来统治我们,我们能够接受吗?如果“Coward”无意识指出的处境,其实超越了《If》中的“俊杰”所能指出的范围,那么“Coward”是对那个作为将来之人的“俊杰”的制衡,意味着一种更为本质的政治潜力吗?
  我们不知道吉卜林的儿子的命运,不知道他是否成为了父亲所期望的那种人。《If》中的自我期许,恐怕多于对儿子的期许,那么,吉卜林本人是一个那样的人吗?如果不是,《If》是否只是暴露了诗人因为难以达到的过高自我要求而暗自陷入的焦虑?这是否意味着,《If》实际上成为了一幅不能被实现之人的肖像?至少今天,在21世纪的现实世界生活的我们,无法在当代权贵与当代乞丐之间达到吉卜林所呼吁的那种兼容性,我们的理想自我设计——我们的“自我技术”——会被任何一方摧毁,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对“Coward”的卷入都可能是灾难。在今天,重读《If》仍然带给我一种不无痛苦的感受:诗中所呼唤的那个将来之人,其实已经消逝了,这并非“Coward”的胜利,而是《If》中所称的“所有人”的胜利。那个将来之人不可能再产生,世间已无“俊杰”。这不仅是“Coward”的,也是“所有人”的损失。
  着重于辨析《If》,并非因其是吉卜林“名篇”中广为人知者。其一,诗人的“名篇”有时标志着诗人的损失——如吉卜林《白人的责任》,《If》则是一个平衡。也许《白人的责任》只是吉卜林在《If》式修辞中尝到甜头之后的一首衍生、升级的诗。
  其二,《If》代表了吉卜林诗篇的一大类型(海洋传奇诗、战争诗是另一些类型),由于“行文生动有力”——乔治·摩尔、博尔赫斯对此均有专门评价——《If》把通常的“格言”置于前途未卜的实践带来的危机之中,所以,《If》的“箴言”话语并不能等同于教条。这是诗人是否在写“格言”——这显然容易招致现代诗人指责——还是在写一种对既有经验造成危机的警句的重要区别。由此《If》还促使我们理解,何种程度上“行文生动有力”不能脱离俊杰意识,乃至是后者的专有风格。其三,与其说吉卜林时代是英帝国在扩张运动中完成自我认识的时代,不如说是这一运动的末期。并不在英帝国本土,而是在其主要的东方殖民地出生成长的诗人吉卜林,在形成自我认识的同时,也感受到英帝国的危机。
  我认为,吉卜林诗艺中最令人惋惜的现象,是诗人在允许自己“非借鉴的”(乔治·摩尔语)③声音进入战争状态的同时,却将其主权让位给权威,而非他作为诗人曾看见过的那个世界——不论它是宏伟的、“偏爱原始性”的还是变形的。但是,也许《If》和那些以战争和死亡为主题的诗一样,都是一些恐惧的诗。诗人成为“懦夫”与“俊杰”之外的“可疑的第三方”——一如《国王迷》中那个第一人称的、聆听并记录下了两个冒险家故事的“我”。死亡意识是令“懦夫”、“俊杰”、作为“可疑的第三方”的诗人自我,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东西,不论吉卜林多么想迫使这一切居于次要地位,从而昂首与帝国的旗帜保持高度一致性——但他是诗人,因此克制不住在注视旗帜的时候不感到荒谬。当然,辩证法有理由让我们认为,这种荒谬感无非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自我平衡,而且是一种被他们所独占的感觉,在他们之外,并不允许他人对其产生荒谬感。但我不认为吉卜林如此武断。我没有更多的理由为吉卜林辩护。我的理由仅仅是相信那不稳定的、“可疑的第三方”对诗人的影响,仍然会胜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当那些更应在政治学、科学领域出现的词汇涌入文学,不妨区别那是想象性的用词还是理解性的用词。如果评估后者,需要考察词语在上下文中是否参与产生一个“更新了的”理解,这些理解现象在诗行的运动进行中,构成了大大小小的漩涡。
  如果词语已在上下文中参与构成了这样的理解——不论是熟悉的还是异常的理解、以何种变化中的句法说出——那么词语的使用就已经开始成为历史性的,也即说它的显现具有历史维度。
  今天,重读吉卜林,也意味着“帝国”一词再一次成为理解吉卜林的紧要之事。这并非是指,我们要参阅一个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英帝国殖民史以为依据。我们更需要理解的是,作为核心词语的“帝国”如何在吉卜林诗中成为一个意义的大漩涡。可以把《深海锚索》、《死者的歌》这一类悲怆诗篇,视为吉卜林的理想——不论作为诗人的还是将来之英国人的——在那个大漩涡中沦陷裂灭的证据。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战争为世人带来了崩溃与转变并存的感受。一战和二战不仅深刻影响,乃至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何以如此的直接原因。彼时,人们认为世界从此跨入“现代”的大门,但也有诸多意见认为,这一启示录时代是世界瓦解的开始。诗人吉卜林——他不是唯一的一个——的敏感表现为,认为时势的洪流将会产生全新的人格。这个“新人格”需要被东、西方之间的那些暂时无主之地——那些一战前后的、事实上也是最后的“空白地带”所激发,但是,最终要服务于一个不再有歧义的、“一”的帝国(《深海锚索》:“让我们成为一”;《东西谣曲》:“二合不成一”)。我不知道吉卜林本人有多么相信这一点。《白人的责任》的错误,其一,在于过高估计了他用“帝国”这个词语所能够做的事。这个词,或者成为一个“帝国诗人”、一个新的维吉尔的雄心,实际上戗害而非发展了诗人的想象力,即使这种戗害以能够激发人的形式表现,但依然是戗害,一如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激发力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白人的责任》的主要过错并非政治上的,而是因为立场的清晰化从而失去了诗人吉卜林对世界的独特感觉。
  把吉卜林的“帝国”视为一个准国家,会得到怎样的观察呢?那些“空白地带”——《国王迷》中的无主之地——是吉卜林的准国家吗?《If》是这个准国家的人格准备吗?虽然,事实上是“懦夫”带着“俊杰”的头颅回到殖民地,为吉卜林讲述了那个故事。但另一方面,当“空白地带”与“帝国”相遇时,在诗人心中所激起的自信,我并不认为是一种白人自信,这可能是对吉卜林的误解原因之一。我更愿意认为那是一种文学自信,因为它激起了一种文学视力。这种视力——或可称为“格列弗视力”——不论对于英帝国本土的王孙公子还是贫丐而言,都只能是错觉。当吉卜林成为《白人的责任》的作者时,他失去了这种错觉。《白人的责任》及其一系列国家主义之诗并非吉卜林陷入错觉,而是失去了错觉——他作为作家的真正视力。
  吉卜林的另一种“名篇”,书写大海意象的《白马》是这种视力的代表,这首诗无法概述。吉卜林诗作音律的运动性与他的政治观念的关系,是一个殊为有趣的话题。首先,只要“运动”——源于自然界的“运动”之意象、与从属于亚里士多德纪律的诗之动力观的结合——与吉卜林在《白人的责任》这类国家主义诗章中达到高清晰度的政治观相合一,这种运动性就无法被分配给他者,只能专属于这种政治观。也许诗人吉卜林希望其诗艺抵达这种专属性,可矛盾的是,诗人吉卜林的海洋仿佛具有大脑的属性,在《海夫人》、《海的礼物》这些传奇谣曲诗中,海洋自身仿佛具有意识——并非未来主义的,而是神话的——这使诗的力量又往往立足于国家主义激情所无法统辖的潜意识领域。
  另一方面,吉卜林诗作的概括力并不主要通过主题,往往更多是通过节奏而达成。在颂扬机械/现代武器的诗中,诗的节奏概括力的表现是击打性的,这些诗被视为吉卜林对军事纪律、步伐、机械/武器的模仿和赞美,诗本身成为了军事机器。从第一行诗开始,节奏即仿佛开始进入发射与爆破的读秒时间中。历史学者W.D.汉森试图在《杀戮与文明》中论证,屠戮天下的西方军事机器恰好也产生于自持进步观的西方文化,其后果包括法西斯的崛起。吉卜林所处的时代,也是现代武器第一次大升级的时代。也许诗人对此激动异常,允许它成为语言机器的激发机制,从中看到了一个从维吉尔跃向荷马的机会,却并不想在逻辑上给出一个政治正确的理由。
  一战前后,英诗不乏“战争诗人”。吉卜林是罗伯特·格雷夫斯和西格弗里·萨松的上一代人,后者——大学才子和战争颓废主义者群体,以其善感、怒气和具有讽刺意味的萎靡,也许是英诗在告别维多利亚时代之后通向菲利普·拉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环节。他们可能不像吉卜林那样重视军国气概,即使吉卜林同样诚实说出战士身后永恒的阴郁现实,但他们可能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另一方面,吉卜林是T.H.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伟大的散文作家,也是荷马史诗的英译者之一)的上一代人,后者——可称“俊杰”者——的东方经历虽迥异于吉卜林,但他们同样是“不完美的英国人”。自拜伦、雪莱到威廉·燕卜荪,英国文学中的一个现象可称为“格列弗传统”,即那些离散于日不落帝国本土及其主流价值观的逆子怪人们,帝国利用其“俊杰”形象宣传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但隐匿于帝国深处的“完美的英国人”们可能并不愿承认他们。也许,并非英国人没有用好吉卜林的“示儿”之诗,而是只能有导演Lindsay Anderson在1968年的那种反讽性的使用,一如中国人只能将《论语》作为符号来背诵,而反讽与死记硬背均为“活的意义”僵化为符号的表现。
  乔治·摩尔称吉卜林为“地方色彩的作家”,相对而言,较为接近的命名或应是“空白地带”的作家,幽居埃伯利街的文人大概很难理解吉卜林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那个《东西谣曲》中的“二合不成一”的暂时无主之地。相比这一“空白地带”,“懦夫”则指出了另一种“空白地带”。无主之地并非没有主人,“显身以示众人”的死神是它的主人。哈得斯的王国是必然王国,而“帝国”是另一个必然王国,无主之地是两者中间“短暂”的不稳定状态——两种必然王国均不允许其持久。吉卜林从第一种必然王国——死亡——中获得了抒情力量,对第二种必然王国——“帝国”——的想象是失败的。真正决定他的文学价值的,是“懦夫”与“俊杰”之间的那“可疑的第三方”。英诗中有一种意味深长的自相矛盾现象,弥尔顿的自我矛盾是最著名的一种,也即他“站在撒旦的一边”。拜伦是另一种,当他反出英国主流政界在希腊行动,无意中却成为了西方自我意识的意义扩张者。吉卜林的自相矛盾则表现为,当他想要成为确定性(“帝国”)的诗人,却站在错觉——不稳定的第三方——的一边,后者是他的真正国度。
  吉卜林于1865年出生于孟买,自传《从大海到大海》和《谈我自己》中叙述的人生坎坷说明,他本人若以《If》中的各条来要求自己,情况也并不会顺利。《从大海到大海》中书写的那个新旧交替的世界(全书终止于对马克·吐温的访问)给予我的印象之一是,关于吉卜林是一位世界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者,我倾向于认为前者的比重更大。吉卜林与T.H.劳伦斯的共同点也许在于,其远东经验,都使之不能将西方的他者简化为野蛮人,由于T.H.劳伦斯深陷实务,也承受了更多扩张所带来的道德压力,而诗人吉卜林的代价则是放弃错觉。进一步,帝国主义者一面的吉卜林并没有“等待野蛮人”的耐心,他想要生产新的野蛮人。吉卜林是一战前后活动于远东,关注“空白地带”的典型作家,同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哈代也许不需要像吉卜林那样跨过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相比而言,他们有各自的安全地带。莫格里(吉卜林的“新野蛮人”)、《国王迷》中的两个英国记者、《懦夫》中的士兵,这些谜一般的形象,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不稳定地带,他们迫使诗人不会顺利走向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判然划分,并继续逡巡于这一不稳定地带,对那些晦暗、不确定的人物进行探索。活动于“空白地带”的那些“懦夫”与“俊杰”之间的不确定人物,也随着“空白地带”的不可能而消逝,这是诗人和小说家吉卜林的独特感觉,但这首先是一种对寓言的直觉,不一定能从逻辑上给出政治含义。这种独特感觉,是作家吉卜林具有原创力量的错觉,是他的文学创造的真正激发性条件。这些人物只是出现在泰戈尔的火车上,与后者短短相遇。E.M.福斯特《印度之旅》中的洞穴错觉则是窄化的,并且因为孟买骚乱中降临的多义之神而稍显踪迹,但总体而言,E.M.福斯特并不真正踏足错觉的领域。安德烈·马尔罗在东南亚世界急不可耐地照射他那自我中心和有目的性的太阳光,以致他作为作家,几乎从未企及过这种错觉。我读马尔罗时感受到一种不信任,正是来自他那始终稳定的意义目的性,他从未写出过不稳定的第三方,也许这正是作家的悲哀。也许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安德烈·马尔罗对原始艺术和超现实主义的那种即强有力、又不无自我弥补意味的再创造性质的关注。吉卜林不需要超现实主义,也能呈现对世界的深刻错觉,也许这正是令博尔赫斯终生钦服的原因。仅仅把吉卜林理解为一个在新旧交替中不够保守、又不够激进的诗人是不够的,他只是一个进入到了新、旧世界所不能将其纳入各自时间的错觉的诗人。当我们仅仅从亚洲政治、殖民主义和东方学的目光来测评吉卜林这样的作家,我们也许失去了对他们所致力于呈现的那个错觉世界的感觉,我们甚至会认为,错觉世界并不是一个创造,而恰好是主人意识内化于这些作家的结果。不再有可疑的、不稳定的第三方动摇我们的认识,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一如不再有“俊杰”。这一错觉世界是诗人、小说家吉卜林在一战前后真正贡献给文学的东西。
  然后,并非其他,促使这一错觉世界彻底消灭的,正是“帝国”。“帝国”的重返或正在以怎样的现实运作重返,是一些当代政治学者的迷思。也许,更是一种英式迷思。思想史和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其杰作《新的旧世界》中的阐述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而他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度过婴儿期(其著名的兄长出生于昆明),同样怀有对亚洲的关切。在我们这个“真假欧洲论”④的时代,东、西方之间的“天平颤动不已”——黑格尔的比喻仍是对的⑤,这位国家主义哲人所站的高度使他在即使不是超越了国家主义、也是在国家主义视角的最敏感处看到了天平的颤动。天平的颤动也贯穿在吉卜林的诗篇中。
  我一直喜爱吉卜林。由于好奇吉卜林风格会在汉语里刺激出怎样的东西,我幻想有朝一日在中文里阅读全集。吉卜林那构思精巧、将传奇歌曲结构与行军般的节奏熔于一种奇异的兼容性的诗,骤然降临的死亡阴影下的抒情力量,小说家的精炼叙事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力,伶俐的口语——如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言的“世界的绰号部分”⑥,行文风度的果断练达,只要沉浸于一切,就会促使读者心中油然涌现一个朴素的赞扬:他真的很会写。当然,要感谢黎幺的遣词造句,他使吉卜林诗作呈现为生动警练的汉语。
  一位多面手作家被简化是文学理解力衰微的表现。一位诗人被简化,不在于诗作被裁定为哪些是“代表作”而哪些可以忽略,在于一种仅仅源于他/她的启发被失落了。并非只有公众造成了这种简化,从事文学者尤其诗人仍须负首要责任,因为后者既是激活文学以抵抗遗忘的人,也可以是僵化文学并助力遗忘的人。今天,我们的简化可能表现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一种对“文学性”的习惯认知模式中,对与之殊异的作家——包括历史中的文学创造者——失认。可能正是这一文学认知模式使我们不求甚解,以致对各不相同、乃至彼此冲突和斗争的文学特质视而不见。但是,也许没有一个语种的创造实践不经历在接受外来材料方面的疲惫期,而中文诗也许正处于这一时期(与出版的活跃相反)。现代汉语中对罗伯特·勃朗宁的讨论和理解几近空白。哈代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奥登、拉金和布罗茨基推崇他。由于迟迟没有哈代的“史诗剧”《列王》的中译本,我们这些“中国特色读译文者”们便无法比较,哈代与吉卜林在以英帝国的军事活动为题材时,对意义的不同看法。如果不想抱怨中文诗人对世界诗歌的探索似已停止,不如设想,我们有可能被认知上的时差——例如直到2018年才得以通读完整的《匙河集》译本——造就了一种波折的命运。我很愿意认为,中文诗人对世界诗歌的过去和未来的双重保守是暂时的。正因为没有一种“传统”曾顺理成章地抵达过我们,在与理想的接受时间不一致的实际接受时间中,仍然默默吸收了种种的中文诗,意味着怎样一种特殊的未来?
  那会是一个《If》式的未来吗? 
 

注释:
① 见乔治·摩尔《一个青年的自白》。
② 见博尔赫斯《序言集》。
③ 乔治·摩尔在《地方色彩与艺术》中写道:“节奏强劲,也许缺乏灵巧,就像警察的脚步声一样,但却是一种壮观的节奏。这就是吉卜林先生独有的节奏,他并非借鉴于他人,读或者听这些并非借鉴的文学作品总是一种快乐。再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广阔的篇章之中……”
④ 见2017年10月十位欧洲知识分子联合发表的《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巴黎声明》一文,文中区分了“普世主义滥情”的“虚假的欧洲”,以及保守主义倾向且“以基督教为标记”的“真实的欧洲”。
⑤ 黑格尔《历史哲学》:“在世界历史上,利害关系的重量使得胜负的天平颤动不已。东方式的专制统治模式在天平的一端,这种模式由一个君主独断专行,一统天下;天平的另一端则是些分散的小国,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源都显得微不足道,但这些国家因为自由个性而充满活力……”。
⑥ 见米哈伊尔巴赫金《1943年12月12日笔记》(黄玫译):“每件东西都有两个称名——崇高的名称和粗俗的名称。绰号。……世界的两个称呼,同一个世界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来说明。……要给事物或人取第二个名称,须到杂语的狎昵层面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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