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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李建春:有何个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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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9-12  

李建春:有何个人可言




  如果某人宣称:他的诗写真的只关乎个人,(抛开自卫的心理,)这似乎意味着他缺乏真理或普遍性的维度,他是写一首算一首,被个人习性或外在的风吹着,既不知所从来也不关心去向;但如果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甚至不需要个人的诗学呢?或许,他竟暗自鼓劲于这样一个妄念:以为真的可以超越当代中国人的局限,而直接以诗在道义中发言?我希望我属于后一种情况,不再汲汲于虚的东西,在“技艺”、“翻译”等已成为当代诗人特有乡愿的情况下,一心只景仰那源远流长、诚挚而委婉、有情有义有品的浩荡诗风!
  或许正因为非个人和真理性的考虑过于迫切,我反而遭遇了个人的尴尬。试想:若我沿着九十年代已初具的方向磕磕巴巴走下来的话,当不会公开显出阶段性的分裂。我感到我是特别地贫乏又特别地真诚、孤寂。我实际成熟得较晚,但又“早慧”。这就奇怪了,我无法自圆其说;又何必自圆其说?能自己圆出来的,算什么呢?关于过去,不必去否定它,也不必去肯定它,过去与当下一样,与天平一样,在晃动;甚至连折中的必要也没有,如果折中可以确切的话又怎会晃动。迄今的写作,很明显是分成三个阶段了。我称之为:诗的阶段(1990-1999)、真理的阶段(2000-2013)、真理的形式阶段(2014年以后)。何谓诗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作为诗人我只关心诗,只关心诗的应然和如何,即在语言的本真或纯粹性阶段中。这些年轻时候的东西,我不想再深谈。成问题的是第二、真理的阶段。因为有了这个阶段,我才有三阶段的说法,不然的话,是自然的一路下来,不需要在这里解释。为什么说是真理的阶段呢?首先,因为我遇到了真理的问题;其次,是我解决了问题,用天主教;第三点,是真理或信仰的话语,如果你严肃对待的话,一定会对你提出一些要求,如果你不回应这些要求,就等于没信。我是严肃地回应了信仰的要求,尽我无保留的虔诚和与生俱来、或修养而备的理性,在宗教精神和世俗人文之间痛苦地游走,竭力以诗文的写作,将基督教的特殊价值纳入到中国传统和现代中,为此也提出过一些设想,大致已发表在《信仰与写作的质地》《倾诉与聆听的伦理》《福音的诗学》《我的立命,我的安身》等文章中(在信仰光照下的诗的写作,几乎包括了我这十四年的全部)。
  我感到有必要向关注我的诗友们交代清楚:我是如何归信了基督;如何在虔信十余年后,自然溢出了该宗教的范畴;我所领悟的启示,过去和将来怎样在我的灵性中起作用;以及一神、原罪说等,与中国传统的天然张力——我为此弥合了无数个日夜,最后却放下“已得救”的身份,决定:我只可作为“炎黄子孙”,而非“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从此将一种乡愿式的患得患失抛开,而欣然“归无所得”。如果救赎也成为功利的目标,必然会激起微妙的势利心和悭吝心。一个本性正直的人或许可以将天堂作为安慰,以此强化独自面对上苍、不与世俗苟合的情操;但我也见过太多的实例,有一种人他既有办法“因信称义”,又得了世俗的一切好处,回避了做一个义人的一切风险。那么真正高级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无关于得救,君子小人自然殊途,你为善或造恶,一个人归根到底,是在做他自己。我寻求宗教安慰的时候,正是中国传统已被彻底推倒、基督教神学丛书成批出版的上世纪九十年末,儒道释等所有中国自己的传统,都早已落入质疑批判的阴影之下,我分不清“精华和糟粕”(这种理论真是害人),感觉处处是陷阱,还谈何继承。基督神学在人文领域的崇高地位,本身就令人景仰,何况她是“文明人”在追寻存在中对于理性的超越。今天看来,(且不管是否一刀切了,先把话说出来,)历史唯物论、进步主义等其实是西方文化殖民最有力的武器。无神其实是一神的衍生物,意在将所有地域性的神祇推倒,到你有了寻求的冲动时,除了以色列的神、唯一神,还有什么可选择的?而东方的儒道释文化,本是一个历史的共同体,是地域性传统悠久的文化共和。当炎黄尧舜被“还原”为部落酋长,对于中国政治当然也就失去了典范的价值。基督教和其它一神教,将一切地方性神祇、崇拜统统视为虚无的看法是多么粗暴。这种排他性格如果在中国生了根,将有何等的破坏力。我不禁欣赏起中国人对于宗教的天生淡漠,并怀疑:我是否已堕入怪力乱神的恶趣中。由此而探讨君子的坦然,和被神学贬低的道德自圣(来自乾道的自强不息)。天地人为何并立,人如何顶天立地。孝、仁是否可以等同为爱。孝,一种自然肉身的、有历史纵深的人格传承。爱,第一义爱上帝,一种个人的、孤独向上的生命维度。爱,即使在爱邻人中,也是扁平的,无先也无后。因此他需要赎罪,需要技术理性。加重人与世界分离的科学活动,前提当然是人在万物之外或之上、可以主宰万物,这在《创世纪》中已被授权了。我如此亲近基督教,因而贴身体会到现代性分裂的至深根源,尽管西方自由多样的人文生态已在修补这个缺口。站在当代的视点看的话,中国传统综合体其实正是现代社会用尽了种种资源、以四分五裂的智力活动力求达到的状态,为什么一定要先破坏了再建设?原样保留就是了。平心而论,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算你直接皈依,已经是所谓不破不立,全面的破早已实现,而且是破坏无余。我属于在文革的废墟上长大,手中没有对祖宗、对人类文明的罪的第一代人(比我年长一些是红小兵,叔辈是红卫兵)。也是对中国社会在全体转入金钱膜拜和推倒开发之前的自然生活方式有切身记忆的最后一两代人。在我的少年时代,“天理”、“良知”、“如法”等具有深奥来源的概念还是鲜活的,现在,这些词正逐渐退出口语,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如今的农村,竟成为灾难和堕落的渊薮,这是三千年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要做卫道士。可别再来什么在批判中继承、免遭封建余毒,或胡说什么传统文化是专制文化,是中国人民愚昧、民主不能实现的原因。要像当年曾国藩一样奋起。像马一浮自费从事整理、刻印、流通的工作一样。当谦卑地沉下心来,读经力行,尽其形寿,重新作为伟大文明的链条。
  我想我还是秉承了福音的热情和真理自信。这个真理,在方式上明了易行,道成肉身迎面而至,直到在十字架上,无保留的相互透入,非上帝的大能而为何?或许问题只在所宣称的唯一性,在自我存在的计较中形成的神学,只要目标神圣,你就得容忍教会。基督教的救赎,是由一种荒诞、一种贫乏发动的,神圣与焦虑相伴相成,乃至于焦虑的热情就是神圣本身。她不像大乘佛教,因为久远于世,各僧团长期自由活泼地传承发明,充裕地达致完美和无限。(基督教的定型受到一个帝国干预,一些重要教义是在皇室的参与下确立的。)也不像儒教,明智地敬鬼神而远之,经过格物致知、慎思笃行等,而止于至善,圣人之学是在人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无贰尔心地与斯人同在,却也实现了对人生、甚至对于神明的超越。所以真正高级、博大、圆满的智慧还是在东方。东方智慧恰好是自由平等的,她只是缺乏一个有效地博弈的机制。
  第二阶段,就是真理的约束和撕扯。“全球看见了天主的救恩。”这个惊人事件被我见证了。我已恍然加入那个团体,挤进地下爬着乞丐、癞病人,像今天的访民似的闹轰轰的一小群人中,在罗马帝国的边陲小镇,我洗耳聆听发出微妙光环的那人宣讲,且一路陪他到骷髅地,也与圣母一道,等他复活,盼望他的精神像鸽子像火焰落在我们头顶。福音本是超历史的。信徒运用《圣经》灵修,当以想像跨越一切障碍,亲历经中场面和某种身份。我由此而大胆地相信,实际上所有真正的经典都对人提出了临于他生活中的要求,这也是读经的唯一方式。但如果只有特定的经被指为有此权力,而其他的经比如《论语》《法华经》等被排斥在外的话,这就是宗教。我从此生活在基督的目光下(现在和未来也如此)。看在他的份上,也驯服地听从教会的教导。这里面有狂喜。信徒在此状态下可以慷慨舍命,视世俗的理性为可悲可怜。但我始终有强大的理性,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现代诗人,我为我的诗、这仅有的权力与上帝讨价还价。我同意:“当以歌诗来赞美你”,可是我必须写到符合一定标准,兼顾现代和人文。这个撕扯,发生在《四福音书》与《二十五史》的后人之间,这个民族认为唯有书写才是不可避免的审判,甚至像刘少奇、彭德怀这些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也相信,并为了这个信念而丧命。因此我从未轻浮到脱离真实的经验,过久停留在非时间的超越感中。相反,我力图以天国的和谐照亮现实或记忆,以至于让诗行不合时宜地押韵。这些尝试无疑会削弱一部份诗的力度,将抒情主体包裹在一层恩典的保护膜内,那么无论你抒发或揭示什么,你似乎都是安全的,这是最大的不应该,因为当代艺术强调一种身体性在场;这是平民的时代,读者不会接受比他高或好的作者,除非他预先设定了,也就是说,在专业意义上,他已作好准备聆听教诲,但是文学,不,他是来寻找他自己的。基督教传统国家的文学,当为信徒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但是多半用不上,如果你超过了或不屑于从污秽中幡然悔悟,写下一大串忏悔之作的话;你也不是从祖辈无谓地接过信仰,自由地享用这份精神遗产(佛教叫福德)。其他方式中有吸引力的,比如以先知或启示录的精神,这对诗人自身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你必须真的很神圣,因为作伪的姿态极有可能自掘陷阱。
  第一步是调整重心,站好桩子,练内功,然后才逐步扩大语言的领地。我见过性急的例子,悲剧的例子,而且我自己也是,全然被恩典的感觉托着,向世界宣布——你,热情的没有保留的人哪,你渴望做殉道者!我们这代人的生命是过于贫乏,不知神明为何物,所以才如此一惊一诧!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你没有的,就是神有的;你的缺陷,彰显了神的光荣;而陷入越忧伤越赞美;若你没有这么黑暗呢,难道要寻求黑暗?你当保持敬畏,不要冒失;但有一种趋势在推动你,是该给真理更换一个形式的时候了。若你守着禁忌,禁忌会引诱你;这禁忌,是伊甸园中央的知善恶树,足以让人上钩。这个真理,或者说这一套心理,是传统中国人所陌生的,这就是文化模式。
  回顾十四年来作为基督徒的写作,我的天路历程,作为一个在信仰和诗上同样严肃的人,我从来都是迎难而上,正面遭遇和寻找问题。信主后的第一首诗,就是象征性的《街心花园祈祷》,涉及到蒙恩的晕眩感和世界的牵扯,以及信与审美的矛盾:“我学着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爱世界,就不能停下,/如你所命,我戴上了美的刺冠。”因而把九十年代激进的虚无生生地刹下来:“我低估了时代和应有的善。”随后对时代状况的反思《公路》;服从信仰的生活安排《抱怨》;单纯的赞美诗《搬家》《风吹在街上》;对未出世孩子的嘱咐;考虑到新的人际关系《阳光下的雪》;用新获得的质朴书写记忆(《歌》《田塍上的角石》《经年的情焰》《饿》等);观察文坛和政体的《晚景》;《刺》遭遇的两难是“有为-错误!无为-苟且!”,十四年后的今天,对我的诗句肯定是更好懂了。温柔地燃烧的长诗《圣诞之旅》。近千行高强度的《命运与改造》,描写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对一个家庭的持久影响,写于我父亲弥留直到死后,前后三年,我实际上是以写诗守孝。从2004年《方言的乐趣》起,我开始思考方言、一方水土入诗的方式:“颚音的悲恸/从正午开始,滚烫的水/握住稻根。渐渐地,你会喜欢/这风格:亲切,多产,有点甜。”《墙》的绝望和深度,或许可相侔于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同名专辑。《陶旗》《纸船》等试图将当代艺术的奇思引入诗写。被信仰和上述长诗提到不宜于生活的高度后的软着陆:《喀纳斯传奇》等是我出差新疆后有目的地写的一组,这已到了2006年。然后是2007年快乐的《出发遇雨》。这组诗写完后我集中精力从事当代艺术评论。直到2009年回到诗歌。发表“外儒内耶”的思想。持续到2010年底,同时展开两个组诗“祈祷诗”和“性情诗”,实际上后者是从前者的刻意溢出的,是难以保持祈祷状态的生活叙述。2011年3月《掘井之歌》以后,我不再以信仰为当代诗当背的十字架,自由地一路下来,直到2013年下半年,我开始研究佛学和新儒家,解除了作为基督徒诗人特殊的真理责任。
  第三阶段真理的形式,与真理“若相应若不相应”(语出《大般若经》)。真理的形式超越宗教,直接以诗文在道义的需要中,就是修养和积德,以质直柔软的心,无所求地、力所能及地做一点,有为和无为互为基础。既然一切都是真理的形式,(包括真理自身,)而真理和光同尘,在某种隐匿中才最彰显,如耶稣行走于世直到受难复活。对于在主内的这十四年,我心怀无限感激;在谦卑,柔顺,殉道者墓碑下的花园山,基督庇护我家人度过的纯净时光,将我的心养厚了,我成熟了,当从安全的港湾驶入浩瀚大海。如果他确是宇宙间唯一的,自然无处不在,所有的好不外于他,包括没有记在他名下的一切。而我不无眷恋地脱离他的名字,欣赏别的名字,是因为我看到了另一种好,在从未听说过他的人们中间,一种和平、一种王气若断若续。就像一个人从彼世投生此世忘却了,或月映万江;真理的风格、善的类型也是这样。真理是数学,或光对湖水的切割,从未存在,但的确存在;语言是世界,但又不是;是真理,但有交错。但诗要写下来,真理要实现;如果你直接介入实现,假装没听说过真理呢?真理就会精神抖擞地,冲出你的笔尖,弥漫于字里行间。

甲午年五月,武昌昙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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