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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孙丹虹:《文心雕龙·知音》篇与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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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23  

孙丹虹:《文心雕龙·知音》篇与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对作品的阐释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两大类。“以意逆志”比较偏重于客观的文学释义方式,以读者自己的思想来猜度作者的心意;而“诗无达诂”偏重于主观的文学释义方式,将作品的原意破除,让解释者积极地参与进来,达到一种“见仁见智”的效果。《孟子·万章》中就曾说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在魏晋唐代以前,人们都很重视“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孟子及其后学强调的以“己意”来臆度、推想和体味作者的意旨,是对文学释义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文学释义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但是,无论主观条件怎样,最终要达到的效果都可以归结为对作者和作品原意的探究和传达。然而,同时一些文人却发现,由于“己意”的参与,阐释者想要完全掌握作品原意实在是很难实现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到:“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也说过:“仆之为文,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欧阳修在《唐薛稷书》中也说:“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
  由此可见,要使文学释义活动正常而有效地展开,释义者必须消除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这种时间间距和文化间距,去逆作者之志,这个“逆”在《说文》注云:“逆,迎也。”后来朱熹解释的“逆”是“前去追迎之意,益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这种思想继续发展,到了清代王夫之那里提出了“诗无达诂”的理论主张,在评论杨巨源的《长安春游》诗时,王夫之认为这首诗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的朦胧意义,谁也无法从中寻找某种单一确定的原意,所以王夫之认为这首诗可以“广通诸情”,并由此总结出“诗无达诂”的释义学理论主张。
  那么在这样一个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刘勰“知音说”可以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将两种释义方法都含概进去,既注重对作品原意的探究,同时又注意到读者、阐释者个人身心素质的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的阐释结果。虽然看起来也是把作者之志即作者和作品的原意作为自己探求的目标,但在具体的释义活动中,他并没有把本文的意义牢牢地栓在作者身上,而是适当地注重对作品“意味”的探求和挖掘。

一、“披文入情”的客观释义方法

  刘勰偏重客观的批评方法在《知音》篇中可以见出一斑。“知音”二字在《列子·汤问》篇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可见,刘勰用知音来命名就是强调文本意义的独一无二性、排他性。在《知音》篇中他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清代学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序里也正是根据这一点才断定《文心雕龙》“大而全篇,小而一字,莫不以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这样的欣赏方法,正是在《文心雕龙》产生以前人们追求的阐释结果。
  此外,刘勰对怎样达到知音的效果找到了一个客观的途径,即是对文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文的各个要素进行特殊的关照,提出他的“六观说”。其一是“观位体”,《镕裁》篇云:“履端与始,则设情以位体”。观位体,即看确定文本情实义理是否繁略得当,也就是看拓情理或规范本体做的如何,是否做到了纲领昭畅或情周而不滥。其二是观置辞。在《镕裁》篇中刘勰认为文本写作是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但是有时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观置辞便是看作品文辞是否繁略得当,也就是看矫揉文采,或剪裁浮辞做的如何,是否达到了“芜秽不生,或辞运而不滥”的境界。而且谈到置辞时也离不开情理的问题,在《情采》篇里说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认为繁采寡情的作品是没有什么欣赏价值的,使人味之必厌。其三是观通变,《通变》篇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便是要在斟酌乎质文、拓乎雅俗的基础上而参伍因革,也就是要有所继承和有所创新。刘勰认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所以文要通变,即有所继承又有所新变。其四是观奇正,这是针对当时的“率好诡巧”的文风说的。《通变》篇中有:“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定势》篇中也说过:“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刘勰并不是一概反对,而是主张要把握好奇正的关系,这对鉴赏者与批评家是很重要的。其五是观事义。《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又“然则明理隐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事类是以隐乎成辞和举乎人事来明理徵义的,所以事与义紧密相连。而且运用必须恰当,做到援古以证今,用人若己,否则适得其反。其六是观宫商。宫商这里指代文本的律调声气,可以看作是指诗文声律。《声律》篇中说:“夫音律所始本与人声者也”,“声转于物,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这一观可以说是从形式美的外在来看文本是否和韵,气是否贯通。从以上六个方面来观察诗文作品,来沿波讨源,去寻找作者的感情,明了文本的义理,也足见刘勰对这一环节的重视。他的“六观”主张要对文本进行详细分析,这一点与巴尔特的“五种符码”很接近。维特根斯坦在《文化和价值》里说道:“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经错途的网状系统。……我必须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那么,刘勰的“六观”就是在这个迷宫中给人设立路标,帮助阐释者一步步走出迷宫。
  只有从这六个观察点来“披文”即感受分析文章,阅读阐释者才可以“入情”,这个“情”在刘勰看来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文本中的表现,这和他的知音题目正相对应,知音就是能够彻底了解对方心理感受、内心情感的人。所以这里也就表现出中国古代独特的鉴赏批评方法——知音的方法。刘勰对六观说的重视即对文本的重视正突出了他重视阐释的客观性。只有正确地分析阐释文本、了解其风格特点,才能更准确的明确作者的“志”。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文本中隐含的理,正所谓“情明了,理将焉匿?”然而大多数的人都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其中的原因是“识照自浅”,更有人可能是“俗鉴迷者”,只能“深废浅售”了。刘勰在这里明确意识到因阐释者主观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的阐释效果的不同。

二、“博观圆该”的主观阐释方法

  刘勰也偏重主观的阐释方法,他并没有把作品的意义完全等同于作者的原意,他认为阐释者既要追求作者的原意即“志”的那部分,同时也应该依据自己的历史境况去理解作品的“味”。他在《体性》篇中,在评价扬雄时所说的“志隐而味深”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刘勰看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作者之志通常是以暗示和象征的方式来加以表现的,所以它往往隐而不彰。在《隐秀》篇他高扬“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文风,在《练字》篇他提倡“趣幽旨深”的文趣,以及在《原道》篇讲的“符采复隐,精义监深”,都是强调文本潜藏的“味”的重要性这一点。
  由于这个味之深,所以品评它时,就需要将读者、阐释者的个人素质考虑进去。刘勰偏重主观的阐释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对阐释者本身素质的重视。对阐释者的分析,他主要通过四种不正确的阐释方法来揭示出由于个人素质的不同而导致阅读阐释结果的不同。一是贵古贱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伪迷真,四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具体来说,贵古贱今,是儒家文化思想的通病。王充说过:“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也,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于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刘勰正是继承了王充的这一思想,提出要反对贵古贱今,而秦皇汉武的“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的行为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批驳靶子。崇己抑人也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通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总是“闇于己见,谓己为贤”,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1](P13)而这一思想运用于阅读阐释的实践却是万万要不得的。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就如有人将麟凤与麏雉相混淆,将珠玉与砾石相替代,用这样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人的阅读阐释力是需要不断通过实践来提升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不断的思索,否则的话则会出现“鉴而弗精,玩而未实”的结果。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涉及个人喜好的问题,“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醖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惠者观绮而悦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由于审美对象的复杂性导致了审美关系的复杂。有人“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而不能客观地去评价作品,这只能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结果。刘勰从这四个方面来说明文章阅读阐释的“难”。那末怎样才能够达到知音效果的阅读阐释?接着刘勰又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说明阐释者如何才会具备知音阐释的能力。
  刘勰着重对阐释者的主观能力的修养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他的“博观”说。对于知音方法的探寻,对阐释者的第一个要求,刘勰指出的便是“博观”。要操千曲,观千剑,而后才会晓声,才会识器。在博观的基础上再看乔岳,才会比较分析出培的小,才会不被自身的憎爱所左右,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这样才可以顺利地将阐释者领进阐释场,才可以到达理性的层面,即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境地。这里的中介便涉及一个“圆照之象”,它是“博观”与“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中间转折点。刘勰对阐释者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培养在博观的基础上悟出一个“圆照之象”。在詹瑛的注释本中,认为圆照就是灵觉圆融澈照,圆指圆满无缺,照指洞澈内外,莹澈无隔。“圆照之象”,为文字圆明照寂中所见的形象,那么对主体的要求首先就是“博观”,逐渐训练,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进而获得“圆照之象”,在此基础上,在形象特征的归纳总结后,才会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境地。圆照之象是一个佛学用语,用在这里指阐释者在博观的基础上渐悟出的形象,进而顿悟出其中隐含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阐释的最佳境界——书亦国华,玩绎方美,这里的玩绎就是指透彻洞悉文章的情理之后的审美愉悦和自由。“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从身心两方面都达到心满意足的效果。在这里提到“玩绎”二字,玩字最初有深察洞悉之意,后逐渐有了游戏的意思;绎字是寻绎的意思,只对作品的内在意蕴探究分析的意思。二者合起来,指鉴赏分析者面对作品要用感性的方法去体会作者的感情,同时也要进行推理,这样才可以达到一种自由完满愉悦的审美境地,这与“流郑淫人,无或失听”形成太大的反差。刘勰的目的就在于希望培养出能识象、悟理,最终成为玩绎作品的人。

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刘勰这篇关于阅读阐释的作品意义重要。因为在此以前没有人太多的关注阅读阐释者的个人素质以及如何提高的问题,而刘勰则提出来,对校正当时文坛的一些弊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对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问题的校正。汉代陆贾《新语·术事》篇云:“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1](P291)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云:“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1](P529)而且汉末魏初的士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已相当高,相互间的品评阐释大量出现,其中随意褒贬的现象自然也多了起来。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的“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当然文人间相互品评优劣对促进文学的发展有好处,但要避免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以偏概全,不理解异于己的一切创作经验,于是造成了以上的情况。同时代的葛洪,在《抱朴子·辞义》中说到:“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言己,贱于殊途。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苟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鲜知忘味之九成,雅颂之风流也。所谓考盐梅之咸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飘飘之细巧,蔽于沉深之洪邃也。”[2](P299)他强调艺术作品之美有不同层次,悦目适心的俗乐因进于人情而易于得到人们的欣赏;而高雅深沉的曲调便鲜有知其美者。这个问题到了刘勰那里则从欣赏者自身去寻找答案,提出他的知音论。从此也可看出鉴赏者与批评家的自我意识有了觉醒即有意识的去克服作家批评与一般鉴赏批评的问题。刘勰的贡献在于他有意识地为人们提出一些方法,其目的在《序志》篇中已有说明:“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旸论文,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訉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韩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訉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阑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这一现象就是刘勰《知音》篇的现实背景。
  刘勰的阅读阐释方法既重视从文本入手去了解作者之志的一面,同时又重视不同读者对相同文本的阐释的不同,虽然他更侧重于前者,但实际上他在客观上也为偏重主观的阐释方法起到一种推动的作用,尤其是对文本的“味”的重视及阐释者主观条件的重视。此后的批评者大都重视对作品意味的探寻,有相当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都有过类似的见解与主张。如清人沈德潜说“读书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滞,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董之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评占笺释,皆后人方偶之见。”沈德潜在这里所说的“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与欧阳修所说的“得者各以其意”是一个意思,都是对解释者能动参与文学释义活动的一种认可。

四、知音难觅的慨叹

  像大多数的古代文论家一样,传统的言能尽意论的思想或多或少束缚了刘勰的思想,将本身复杂的阅读现象全部归咎于阐释者个人的身上,让他们博观、掌握六观的方法,最终达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至高境界。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捕获到作者的原意,这样寻求知音的阐释方法才是正确的阅读阐释方法。他千方百计地要求读者除去一己之见,力求达到“平理若衡,照此入境”的境地,达到与作者的共鸣、情感的合一,这只能是个理想。阐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给前理解和偏见以合法地位,他说“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3](P9)于是这里“前理解”构成了阅读者的特殊视野,并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的与文本中含有的作者的原初视野进行“视界融合”,这种融合所产生的新视界,超出了原来文本作者和读者自身的视界,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可见文本意义总是和阅读者的理解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因此,无所谓唯一正确的理解,只有不同的时期不同情境下的不同理解。刘勰在这方面的重视还不够,与之相比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的“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的后发,则无系于声音”的想法则进步了许多。刘勰本人也未看清他自己视野的局限,传统“以意逆志”方法以及当时文坛追求的自由与重情理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刘勰的思想中,于是他才会提出“知音”的方法。作为历史人物,历史积淀下来的合理因素已经变成人的“前理解”而存在,并且在后天的训练中,变成“视野期待”,所以刘勰已经将他的阐释方法——知音变成一种“偏见”与“误解”引导一代一代的人,成为他们的心理积淀。同时由于文本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所以想给在历史中绵延下来的文本以确定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阐释只能是将不合理的偏见变成新的合理的偏见而已。而根据文本本身的这些因素,刘勰是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将他的“知音”方法付诸实践的,这可能一直是刘勰疑惑的吧!


参考文献:
[1]魏晋南北朝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抱朴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0.
[3]夏镇平,宋建平.哲学阐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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