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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邱锋:《春秋》经传与中国古代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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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8-22  

邱锋:《春秋》经传与中国古代历史思想




  至迟在战国中叶,中国文化典籍中就已形成了所谓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它们都是关于上古三代文明成果的汇集与总结,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其中的《春秋》以及此后的“三传”,因其与历史的紧密结合,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更表现在历史思想当中。对于前者,学界已有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则主要针对后者,略述《春秋》经传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春秋》自问世以来,在战国秦汉之际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但衍生出许多相关的著述,而且对诸子的学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见,战国诸子捃摭《春秋》之文以为著述,在当时确已成为一种风气。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他们把《春秋》记载的有关成败兴衰的史事当作了可供资政的历史教训而加以阐述和发挥,如《管子》中就曾说过《春秋》“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1]《山权》。韩非也经常引用《春秋》中君权下替之例,以宣传法家的专制王权思想。①《春秋》之所以能在一个攻伐剧烈的乱世盛行,其原因正在于此。
  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这是中国先民在周初便已明确了的认识。《周书》和《诗经》中的“殷鉴”即是其最早表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认识又进一步发展而有了不同的取向。
  《楚语下》记载:“昔齐驺马繻以胡公入于具水,邴歇、阎职戗懿公于囿竹,晋长鱼矫杀三卻于榭,鲁圉人荦杀子般于次,夫是谁之故也,非唯旧怨乎?是皆子之所闻也。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今子闻而弃之,犹蒙耳也。吾语子何益,吾知逃也已。”《楚语上》:“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语七》:“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以上引述《国语》的三段文字都涉及当时人们对于历史功用的看法,从中不难看出这种认识已经明显地有了两个方向:一是注重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强调对历史作“善败”方面的考察——所谓“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就是要从历史中吸取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另一种则注重伦理教化方面的意义,强调历史对人们“德义”修养方面的教诲和约束,主张从历史中辨明善恶,行善戒恶,耸善抑恶。
  历史知识这两种功用,在孔子所作的《春秋》中都有所体现,上文所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就《春秋》“善败”方面的作用,已作了充分的说明。陆贾在《新语·术本》中更是指出:“《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而终于鲁哀公,历十二公,220余年。从孔子生活的时代来看,这段历史恰属于现代历史学科分类中近现代史的范围。孔子未曾远求于上古之史,而是取鲁国晚近之史事以为《春秋》,可以说正是借此以资取其成败之效。此后司马迁创作《史记》便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如他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2]《六国年表序》。《史记》虽为通史,但从其着力所在与精彩之笔来看,却主要集中于秦汉时段,这和孔子作《春秋》述近世的主旨是一路贯通的。
  《春秋》在述“德义”方面的作用,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孟子就曾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滕文公下》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离娄下》可见《春秋》不只是为了记载历史,而且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评判和褒贬来作用于现实的社会政治。这种将历史研究的最根本目的与职责当作是为现实而服务,是为了后世的人伦、道德、政治秩序的巩固与完善而服务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说明他著《史记》正是秉承其父司马谈“继《春秋》”的遗愿而为之。在思想上,司马迁又受到其师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说的很大影响。对于《春秋》的作用,司马迁指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特别强调了《春秋》具有的“王道”与“人事”的意义。他认为《春秋》既是治国的大道、“王道之大者”,同时又是针对“人事”的纲纪,“《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这就是说《春秋》所蕴含的思想大义与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春秋》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影响和作用远不止上述这些,我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方面来加以探讨。



  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当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以人为中心来思考历史的人本主义传统。这种传统萌蘖于殷周之际,确立于司马迁的《史记》②。在此期间,孔子和《春秋》的作用当是承上启下的。《论语》曾记载孔子与鲁定公的对话:“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4]《子路》定公问孔子是否有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或丧失国家的,孔子回答说主要是要知道“为君难,为臣不易”的道理。朱熹《集注》援引谢氏释此句为:“知为君之难,则必敬谨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违,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兴丧也,而兴丧之源分于此。”可见,孔子是把人事行为上的恰当与否当作影响邦国兴丧这类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来看待的,这就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对历史的思考。虽然孔子也承认人力以外的其他力量,自然的或超自然的,都可能会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影响,但他却主张必须时刻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人而不是其他因素之上。比如在对待天与人关系的问题上,孔子从未放弃过传统的“天命”观点,但却强调尽人事的作用。他主张“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4]《宪同》,就是主张要尽力于人事。当时有人评价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4]《宪问》,正是对孔子这种尽天命以应人事态度的最好说明。在论及历史的时候,孔子更是举尧舜的事例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4]《尧日》。他一面承认尧让位给舜是“天之历数”决定的,但又要舜“允执厥中”地去尽人事,否则造成“四海困穷”,那么“天禄”也就要终止了。可见,孔子并没有否定那个超自然的“天”,而是强调了享有“天命”是以能否尽力于人事作为衡量标准的。
  这种注重人事的思想在《春秋》中当然也有所体现。与《诗经》、《尚书》以及周、齐、宋、燕等诸侯国史相比,它没有前者那样宣传天命的神秘气氛,也不同于后者那样记载了大量的神怪。它虽然也记录了许多天象和灾害,但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并未认为那些是天的惩罚或预示凶吉。[5]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说《春秋》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一部重视人事的著作,大概并非过誉之辞。
  此后的《左传》虽然并未完全割舍有关灾异、神鬼的记载,但无论从全书的文字比例还是叙述的重心来看,突出的都是社会的“人”的存在而不是神鬼的内容。作为一部“囊括古今,表里人物”[6]的史书,《左传》中出现的人物上至天子诸侯下至皂隶仆役,许多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面貌,这种成就早已被文学研究者重视。从思想上看,相对于书中神鬼的记载,《左传》更是着力表现了人力、人事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清代学者姜炳章早已注意到《左传》中关于神鬼的记载,却论“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7]。汪中更是指出《左传》言天道、神鬼、灾祥、卜筮、梦“皆未尝废人事也”[8]。他们都看到《左传》在记载天道神鬼的同时,也强调了人事的重要。在对待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左传》更是通过大量历史人物言语和作者本人的评价表达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人事在历史中作用的认识。如,书中记载郑国执政子产所说的“天道远,人道迩”便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当然,限于时代条件和认识上的局限,《左传》在对待天命、鬼神等问题上,只是抱有一定的怀疑,不能也不可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可贵的是,它在言及天命、鬼神的同时,更加强调的是“人事”的因素,特别突出了“人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看似有点矛盾的态度,正说明《左传》在对历史动因问题所作的思考上,存在着一个不断认识的复杂过程。而这种矛盾恰恰也反映出先秦时期人们对历史的思考由重视“天命”和“神意”转而向重视“人事”迈进的一种曲折过程。可以说,《春秋》经传所体现的正是先秦史学当中历史思想从重视天命到重视人事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思想也为后来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史学家所继承,从而对中国史学上人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与这种注重人事思想相关的是《春秋》中所体现出的褒贬与惩劝意识。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撰述不仅只是一种记事的行为,更涉及对历史与现实的评判及对社会伦理道德的维护。虽然这种褒贬原则并不首创于《春秋》,而是有其久远的渊源③,但将这种源自史官记录的职责加以发挥从而使史学得以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却是来自于孔子及其后学的努力。《礼记·经解》记载孔子的话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连缀文辞,“比事”是排比史事,这涉及历史记述中“文”与“事”两方面的要素。但《春秋》毕竟只是一部记载简略的书,按照“文”与“事”的要求来衡量它,很难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孔子作《春秋》的目的绝不只是要记述历史,而是要通过“文”和“事”来表达其中蕴含着的“义”。对此,孟子曾有过恰当的说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离娄下》可见,在事、文、义这三者之间,孔子显然更重视“义”。《庄子·天下》说“《春秋》以道名分”,司马迁也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太史公自序》,这是对《春秋》之“义”比较集中的概括。所谓《春秋》中的“义”就是指“名分”和“礼义”而言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9]《中庸》“仁”是爱亲,“义”是尊贤,但这两个标准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时就要分出差别和等级,也就是要有“杀”和“等”,这样“礼”就出现了。所以“名分”、“礼义”与“尊贤之等”一样,都是要突出一种社会的等级秩序,这其中就寄托了孔子维护传统礼制的政治理想。他也曾经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太史公自序》“空言”就是“义”,而这种“空言”只有结合具体历史才能深切著明,所以孔子作《春秋》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褒贬和评判来作用于现实的社会政治。
  当然,这种讲究微言大义,对历史人物作褒贬的《春秋》笔法,也给中国传统史学蒙上了一层浓厚的伦理色彩,颇为近代史家所诟病——认为正是这种讲道德多于讲历史的倾向,使得中国传统史学沦为儒家教条的工具,而缺乏其所应有的独立性意识与客观性。这样的评价自是基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史学标准,用此来反观和评判中国传统史学,难免有以今苛古之嫌。首先要看到的是,主张褒贬作用的《春秋》笔法对以后中国历代史书撰写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中国史家对于是否能用春秋笔法撰写历史,本有不同的看法。如,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就曾批评《春秋》的“未谕”与“虚美”,清代史家如王鸣盛和赵翼等人更直接指出写史不宜效仿《春秋》笔法。就实际的撰史来说,中国史学传统从司马迁开始,也很少采用纯粹的《春秋》笔法,大概只有宋代如欧阳修、朱熹一些史家属于例外,这是当时盛行的理学思想对史学作用后的产物。其次,就史学要求的真实记录(求真)与《春秋》的褒贬惩劝(致用)而言,二者之间的确存在一些矛盾。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春秋》确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记载。如,“天王狩于河阳”,以天子巡狩,实际则讳其为晋文公所召。以求真的要求来看,这些记载的确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但《春秋》毕竟只是一部简单的编年史,离开了“三传”的辅翼,很难看明其中的道理。这类隐晦的笔法在《公羊传》、《榖梁传》中得以揭示,而“以史解经”的《左传》更是用丰富的史事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春秋》经传并未掩盖历史的真相,而是在保存历史真相的前提下,作为道德与治乱的教训维护了儒家伦理。追寻历史之纯客观,只是近代西方历史学的提法,而现代以来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早已阐明,历史撰述所能反应的事实之真本来就有其界限,史家在撰述历史的时候绝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不带任何主观的色彩,关于政治的、道德的诸因素也不可能完全摈除于史学之外。从今人的角度来看,《春秋》笔法中最具价值的正是其政治批判意识。
  《左传》曾称赞《春秋》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10]《成公十四年》蕴含于《春秋》书法中的这种原则不但涉及对于社会历史中“人”之实在性的探讨,更开启了中国史学批判意识的先河。孟子就曾说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滕文公下》司马迁在阐述孔子作《春秋》的意旨时更是引其师董仲舒的话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太史公自序》这段话不但说明了《春秋》的思想,也反映出司马迁《史记》的撰述旨趣。因为和《春秋》一样,《史记》也是一部具有强烈评判意识的史书。在书中,司马迁不但运用了各种技巧评判了古今人物,甚至对于自刘邦以来的西汉天子,特别是汉武帝本人也加以针砭。正因为如此,它在后世也背负了所谓“谤书”④的指责。
  对于这种批判意识,《礼记·经解》有一句很好的评论:“《春秋》之失,乱”。对此“乱”字,历代注解不同,而以陈澔《礼记集说》引方氏“属辞比事而作法,则失于犯上矣”[9]421之说最为恰当。《春秋》笔法中所具有的褒贬原则如果发挥得过了头,就容易遭致犯上之祸,这在专制统治的社会中当然是极为危险的。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不难看到,史家所遭受的迫害,如春秋齐太史兄弟的被杀、西汉司马迁的受刑、东汉蔡邕的被诛、北魏崔浩国史案,以及清初的文字狱,等等,许多都是因为涉及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因“乱”而蒙受其难。对此,韩愈早已有过“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11]的感叹。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史家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而言,其为史的坚定信念也并未有所动摇。如,针对韩愈所说的话,柳宗元就曾有过激烈的回应。他在致韩愈的信中明显地表达出这种信念:“退之以为纪录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又言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如亟去其位。”[12]可以说,即使是在不利和危险的情况下,中国历代史家一直都在遵循着这种源自《春秋》的批判精神,这种“思直其道,虽死不可回”的为史信念,正是为中国传统史家所特有的一种宝贵精神。



  对社会历史变化及其内在之理的探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思想渊源上看,《周易》与《春秋》是中国古代历史通变思想的两个重要来源,不过二者在表达形式上又有不同。《周易》对历史之“变”主要重在哲理上的抽象与思辨,而《春秋》之“变”则贯穿于对世事变迁的记载与议论当中。清人唐晏曾经指出:“夫《春秋》,孔子所以纪世变之书也。春秋以前,尧、舜、殷、周,大异乎春秋也。春秋以后,七雄争王,亦异乎春秋也。而其致变之枢,则在春秋之代。故孔子作《春秋》,上起自隐,下逮乎哀。即一部《春秋》,而已守末不同矣。故世无《春秋》,则后世不解三王之何由以成为战国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本义也。”[13]这段话是否真的能够说明孔子作《春秋》的本义,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从一定意义上说,《春秋》确是一部“纪世变”之书。通过对各诸侯国史事的记载,反映的恰是春秋时期礼乐征伐从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政归大夫、陪臣执国命这样的一个历史变化过程。而此后的《左传》更是通过大量的史料,详尽、深刻且生动地记述了春秋时期200多年来社会的变迁,它所宣扬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10]《昭公二十八车》的历史变易思想,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变革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时代精神。
  《春秋》的历史变易思想在《公羊传》和其后的公羊学中又有独特的发展。在《公羊传》中三次提到了《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已经揭示出《春秋》的文辞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道理。此后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等人的不断发挥,这种思想最终发展成为一套由“衰乱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的三世递进的历史学说,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历史哲学。虽然公羊学自何休以后,研究者甚少,几近于湮没无闻,但在沉寂了近1500年之后,于清代乾嘉时期开始,经常州今文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祖孙的阐发与提倡,又经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发扬光大,至康有为而达于极盛,成为维新变法中有力的思想武器。公羊学之所以能够自晚清以来在思想、文化、政治领域发挥出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与它求变、求新的历史变易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榖梁传》中,对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也提出了“贵时”与“顺势”的独到看法。《春秋·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楚泓之战,对于宋襄公贻误战机导致惨败的行为,《榖梁传》评价说,“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宋襄公“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的作法似乎是恪守信义的表现,但却背离了“道”的要求,所以这种“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至于“道”,遵循的是一种“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的原则。范宁注引范凯曰:“道有时,事有势,何贵于道?贵于时。何贵于时?贵顺于势。”[14]这就是说,“道”最终要归结到“贵于时”和“顺于势”的要求上,也就是要顺应时势变化的发展。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早先的时代,宋襄公在战争中还遵循原来的战争规则,自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势”作为哲学上的一个范畴,在先秦古籍中早已有之,主要是作为法家的政治术语和兵家的军事术语而使用,而《榖梁传》提出的“贵时”与“顺势”的思想,多少已经包含了对客观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在此后的《史记》中,司马迁便将“时”与“势”运用在历史撰述当中,用以说明历史的发展。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则明确地用“势”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清初学者王夫之又进一步对“势”作了阐述,提出“势”与“理”的对应关系,从而对历史变化原因作了更高层次的概括。[15]此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也用“势”来解释“道”的历史演化。可以说,从司马迁到章学诚,中国古代的史家关于“势”的观念经历了漫长而有意义的发展过程。如果沿着这一过程向上追溯,对于“时势”的认识与把握,在《榖梁传》中就已露出了萌芽,这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中是值得注意的。


注释:
①如《备内》引《桃左春秋》,《外储说右上》、《奸劫弑臣》等都提到了“春秋之记”。沈钦韩《汉书疏证》指出:“然战国诸子又尝睹《春秋传》而成书,如韩非《奸劫弑臣篇》:‘春秋之记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云云。此全依《左氏传》也。”
②如梁启超指出:《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16页)。钱穆指出:“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该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第70页)。瞿林东先生也认为:“一部史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则自《史记》开始”(《简明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
③《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1980年陕西长安县出土的西周晚期彝器史惠鼎中也有“惠其日就月将,察化恶臧”的铭文,其意为史惠日有所成,月有所兴,能知以善恶教人,可见周代的史官早有褒贬惩劝的职责。此外《左传》所记载春秋时期齐太史、晋董狐的事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④《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王允语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为谤书,流于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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